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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一）


金唢呐


说起中国的政治派别，我不太赞成左派、右派的分法，这容易造成误会，和西方的左派右派进行比较。最近性学专家李银河发表了一篇博文《我看左右派》（注1），里面提到：

“从老一辈共产党人建国的理想出发，绝对不是要建立一个独裁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宪法是最高法律，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在这个基础之上，左右两派所主张的不过是略微不同的政策：左派更多社会主义成分，如减少贫富分化，救济穷人，多搞福利制度；右派则更多资本主义成分，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护私有财产，调动人们生产致富的积极性。”

我说这位李研究员（还是教授？）老老实实研究你的性学比什么不好，有时间写两本王小波回忆录也行啊，干吗非说些外行话露怯献丑。这昏话一看就知道是照抄西方左右派的定义，岂不知中国的左右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国外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完全是两回事儿。我在前边文章里说过，80年代末某中国代表团访问瑞典时，看到人家福利这么好，就称呼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方马上脸色大变，要求中国同志用全称“民主社会主义”，请务必加上“民主”二字，如果不加民主，宁可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这可是大是大非问题，省略不得。

西方的左右，是在认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普世价值的前提下（具体说就是我前边说的那几条：多党制、两院制、私有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有一些“略微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是加税还是减税？是竞争优先还是福利优先？是自由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国有化企业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二次分配国家应该干预到什么程度？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那只应该更硬些？其他还包括传统价值观应不应恪守？同性恋是不是应该受到尊重？堕胎是不是合法？私人是否可以拥有枪支？吸毒该不该合法化？我想到的就是这些了，其他请诸位海内外大虾补充吧。

不同时期、在不同的经济状况下，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于是就出现了左右轮流执政，相互纠偏，相互制衡。像北欧国家，资源丰富、人口稀少，又不需要承担什么国际责任和义务，只要把选民大爷伺候舒坦就行，所以左派力量强大些。而美国需要充当世界警察、自由世界的领袖，就必须在军事、科技、文化等诸领域全面领先才行，所以要强调竞争，因而美国左翼势力远不如欧洲强大，美国民主党的主张中的那点社会主义因素也远远比不上欧洲的社会民主党。

最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科学家，一种是中国科学家；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是哲学家，一种是中国哲学家；……。那么也可以说世界上有两种左派，一种是左派、右派，一种是中国的左派、右派。我看中国的政治派别实际上是三种：民主派、特色派和左派。

通常说的中国右派实际上就是民主派或自由派，这没什么好说的，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是希望最终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也就是我前边说的那几条。区别无非就是主张渐进还是激进，和平手段还是暴力手段，在终极目标上没什么区别。他们很多人希望中国成为民主国家恰恰是出于李银河说中国左派时的那些话：“减少贫富分化，救济穷人，多搞福利制度”。比如说被左派们痛骂的“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土地私有化”之类的右派主张，就是因为看到了弱势农民受到政策上的歧视，农村土地大量被廉价强征，而唯一能够保护农民利益不受侵犯的手段就是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认为这是一种最靠得住的方法。

八十年代的所谓改革派从本质上说也是属于民主派。不管改革派的初衷是什么，如果不加控制，改来改去最终的结果是把共产党改下台，苏联和东欧就是例子。而当今中国已根本不存在什么改革派，不光是在政界，在知识界也同样不存在改革派。他们只能空喊口号，拿不出任何一条政治主张来。这道理很简单，该改的、能改的都已经让老邓改完了，上面那几条哪一条都动不得，再退一步共产党就全完了，吴邦国的“五不宣言”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所谓特色派实际上就是“政左经右派”，在紧握社会主义二杆子的前提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你说它是“权贵资本主义”也勉强说得过去，只是不知道世界上哪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曾经的和现存的），能够像中国这样把权钱结合这么牢固密切的。不过，即使是权贵资本主义也比毛式社会主义强一百倍。这一派必须左右逢源，利用左派的力量来紧握二杆子，利用民主派的力量来颠覆马列毛理论，搞市场经济和私有化。

在邓小平时代，这一派的态度正如邓小平所言，“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江泽民时代，是“左右平衡”：“要警惕左，但也要防止‘右’”；
而到了胡锦涛时代则是“要团结利用左、打击右”。

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邓小平要搞市场经济，必然要解散人民公社、引进外资、搞私有经济，不借助民主派的力量压制左派是根本办不到的。这种借钟馗打鬼是我党的一贯做法，三年内战期间，我党曾与对老蒋不满的民主党派和自由派教授们一起开辟第二战场，城市里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示威，弄得老蒋民心丧尽、狼狈不堪。一旦上台后最先收拾的就是这帮人，狡兔死而猎狗烹，让人好不寒心。

老邓这种借钟馗打鬼做法，对当年打压极左势力确实见效。根本用不着中央说话，只要放开舆论就足够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完全可以把左派们搞定。我记得在八九十年代有那么几年，最狠的骂人话就是“这小子真左！”，成了政治道德败坏或智力低下的代名词。忘了是哪一年了，被称为左王、左后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在一次投票中分别倒数第一和第二。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说是当年罗隆基在大英百科全书看到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其中还提到：“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他爹激动彻夜，认为自己将来能在历史留名，从长远看比当个部长合算多了。

章诒和所说的情况我在改革开放后也遇到过。新入学的大学生说起自己毕业的中学校长当过右派，都透着一种得意。大学里的五七年挨过整的老教师，都以当年戴过右派帽子、给党提过意见（特别是跟民主、分权相关的意见）为荣，威信也要比别人高一截。我们学校有个教师57年的时候曾经挨点批，但最后并没有带帽，也没有受什么处分。可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总是夸大这段光荣历史，自称是57年的右派，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文革后被“改正”。以后被仇家戳穿，羞得无地自容。人们背后指指点点，“就他那德行、那水平，还想当右派，他倒是也配！”

到了胡锦涛这代，政治上该改的、能改的都已经改完了，再改就是拿一党制开刀，最后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下台，这当然是官僚集团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扬左抑右”成了基本对策。不信你看看毛左们发表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里面甚至公开提出推翻现政权，可那些人屁事没有，还被很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请去作报告，签字的不少还是现任官员。而刘晓波那个零八宪章，温和委婉，又肉又面，连大纪元都看不下去了，都要与之划清界限。就这么个人物，愣是给判了十一年。当局这么做有它的考虑：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形成的东西早已不可逆转，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没有谁能把魔鬼再放回去。左派虽然咋呼的厉害，但绝无可能再在中国搞什么计划经济、纯粹公有制，更不用说什么文革、人民公社了。但民主派可不同了，从天鹅绒到茉莉花，那可是刀刀见血、招招致命，不得有丝毫疏忽，开不得半点玩笑。

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我们每年都要请国内政治高官和学术大腕来做几场报告。二十年前请的那些作报告的大腕都是些有自由化倾向的头面人物，就是找左派来讲，上台开场白往往也得先反思一下毛主席的错误和教训，夸几句西方民主和福利，然后再贩卖自己的私货。政治课上课老师说话也得倍加小心，社会主义、毛泽东的马屁话说的多了，学生就要给你起哄架秧子、喝倒彩，弄得你下不来台。可后来慢慢地中性的比较多，都是些两手都要硬、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没人敢再数落毛泽东了。

而这几年情况完全逆转，大腕们做报告，往往是一上台先把美国和普世价值骂个溜够，大谈反修防修，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类的话都敢堂而皇之地说出。大学生课堂也差不多，中国高校现在必修的政治课包括“马哲、毛概、邓论、江三、胡八”，从我掌握的情况看，学生最受欢迎、老师最愿意讲的课就是“毛概”，起码大部分高校是这样，而且越是等级低的高校越是这样。因为能讲出彩来，能够和学生共鸣互动，能说到学生们的心坎上，有时候课堂上还可以听到鼓掌声。

中国的左派我看又可以分为中左、新左和毛左。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智商低、易冲动、警惕性高、立场坚定、特别能战斗！就顺序看，从中左到毛左依次增强，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头面人物，概莫能外。比如就智商而言，到了毛左这一层面，则是根本不能与之讨论问题的弱智种群。

从政治主张看，他们对毛泽东的认可程度也是依次增强：毛左是原教旨主义的毛派，连大跃进、反右和文革都持肯定态度，希望“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步退到改革前”，完全回到毛时代去。萧功秦说毛左不过1%，我看差不多，在中国真正想回到毛时代的人数恐怕不会超过这个比例。而新左实际上是希望中国进入类似勃列日涅夫苏联那样的时代，认可没有“阶级斗争学说”的毛泽东思想，不搞政治运动的毛泽东；而中左对改革开放部分认可，只是认为走资太过分了，应该借钟馗打鬼，用毛泽东的做法予以纠偏。

唉，说着说着又跑题了，跟延安朝圣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诸位凑合看吧，理解万岁，万万岁！


【未完待续】
注释
注1：李银河《我看左右派》

最近，读到张木生的一篇访谈录，其中提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共产党。张是我的同龄人，早在年轻时代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观点我基本赞成。

国内知识界目前有两派，一派是左派，以“乌有之乡”为代表；另一派是右派，以《炎黄春秋》为代表。我的观点更接近右派，但是并不完全否定左派，比如对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颇有好感。据张说，两派有一个共同接受的底线，就是新民主主义。我认为很有道理。从老一辈共产党人建国的理想出发，绝对不是要建立一个独裁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宪法是最高法律，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在这个基础之上，左右两派所主张的不过是略微不同的政策：左派更多社会主义成分，如减少贫富分化，救济穷人，多搞福利制度；右派则更多资本主义成分，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护私有财产，调动人们生产致富的积极性。

正如张木生所说，共产党的成功是历史，没有“如果”和“假如”。记得当初听过一件事：熊蕾的父亲熊向晖在国民党阵营做间谍，因有私交，上司对他深信不疑，可是有人还是怀疑他是共产党，原因是这个人过于正派，从不吃喝嫖赌、贪污腐败。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腐败到什么程度，一个人如果过于正派就不像国民党，而像个共产党了。这就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必然性。我们的父兄当年都是这样的热血青年，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是人民的福祉，是一个独立、民主、富裕的社会。这就是左右两派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共同底线。

[ 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11-9-12 10: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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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二）


金唢呐


原本在胡扯几句就把这个“延安朝圣”系列给结束了，但看到本坛网友热议，知道大家对中国社会政治现状这类话题比较感兴趣，索性就改个题目，继续聊下去。从上一篇开始，改成现在这个题目，虽也不一定贴切，不过也想不出更好的题目来，就是它吧。

我所以在上篇提出“中国徘徊论”，说中国近十年内，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或退步，主要还是基于我对中国各政治派别、官僚集团、各阶层民众的政治立场和力量的观察和分析。无论进步还是后退（此处分别指民主化和复辟毛式社会主义），吴法宪的两个兄弟“无法弄”和“无法捞”都会出来作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吴氏兄弟！

说起这吴氏兄弟，我还得跟老芦解释一下，免得日后有人打假说我剽窃。这歇后语的原创不是我，我这方面的能力不像看上去那么强，只不过对民间文化的吸收消化、提高改造还是有点心得。这话最初出自官场，比方到衙门去找人办事，想给子女找份工作，他如果无能为力的话，会把两手一摊，做幽默状：这事儿太难了，吴法宪他弟弟——无法弄。甚至开会也这么说，去年我们学校分房子打成了一锅粥，要照顾的领导专家太多，后勤处长在分房会议上把桌子一拍，愤愤地说：“要说咱们单位的事情，那是“吴法宪他弟弟——无法弄！”后来不知哪个大淫棍又把这歇后语改成了：吴法宪的妹妹——无法弄，在民间也有流传。不过，“吴法宪他二弟——无法捞”是我首创，未见其他人用过。

我之所以说吴法宪的两个兄弟会阻碍中国政治的变化，主要是指左派和民主派的那些政治主张，抛开正义邪恶不说，都不具备可操作性，也就是“无法弄”，除非爆发了战争。这里说到的没有可操作性，是指根本无法被官僚集团所接受，要受到来自官僚集团的顽强抵抗（当然，左右两派也没有任何共识），原因是无论复辟毛式社会主义还是实行民主宪政，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法捞”。而且不仅仅是官僚集团，像这样一种重大的变革一定会引起社会短期或长期的动荡和混乱，也就是说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任何阶层的利益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对于一个目光短浅、看重眼前利益的民族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三年内战期间不知“为何扛枪为何打仗”的国军，遇到了“打倒地主分田地”的共军，在军力大致相等的情况下，即使是没有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很难取胜。而改革开放提出的“奔小康”、“富裕起来”的口号，再加上打开国门后民众所看到西方国家的富裕生活，也让左派无以招架，最后只好乖乖认输。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近现代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就认为中国人没有智慧。其实中国人是有大智慧的民族，这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着、混着，说好听点就是安身立命。电影《芙蓉镇》里那句经典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实际上就是本民族的座右铭。中国人不大会为那些空洞的理想去奋斗献身。我周围很多人一方面笑话那些左派，另一方面也不理解甚至鄙视东欧苏联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和改革家，认为中国就这么混下去挺好的，没必要强调什么“权利”，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够多的了。也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没有宗教，便没有了信仰，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比谁都坚定，这就是权力和金钱。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出自一个藏族导游之口（注1）。起因是汉人同胞看到藏人对藏传佛教的执着（尤其是五体投地式的磕长头）不理解，认为是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表现。后来藏胞反唇相讥，喃喃地说你们汉人其实比我们的信仰更执着，以后在杨均恒的追问下说了四个字：权力、金钱。我想大概不光是藏族同胞，世界各地人民对中国人都是这个印象。

先说说我为什么认为左派提出的二杆子社会主义复辟没戏。这里所说的二杆子社会主义，就是政治教科书中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二杆子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我首先使用的，来源于林副主席的一段精辟语录：“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我认为这句话道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此处“两”等于“二”，就有了二杆子社会主义的说法，以此区别“民主社会主义”、“国大党社会主义”、“复兴党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查韦斯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与毛时代的“二杆子社会主义”有些不一样的，至少还多了个“钱袋子”。市场经济（自由经济）从来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说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也可，说是特色资本主义也无大错。

二杆子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斯大林式和毛式两种亚型，前者血腥僵化，但短期内高效、特殊时期有奇效，而长期则难以运转；毛主席又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胡闹的成分，按老芦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烂污”，尽管丢失了高效，但不乏浪漫搞笑，令人回味无穷。我曾经说过，论治国的成就，毛主席不及斯大林的万分之一，而论美学价值，毛主席却是无人能及，谁也没有像毛主席一样创造出那么多流芳百世的胡闹经典来。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即使没有牛顿，三大定律一样早晚要被发现；但是没有贝多芬、达芬奇，人类可能永远也不会欣赏到“命运交响曲”和“蒙娜丽莎”这样的艺术奇葩。斯大林式的人物，至少是理论上还有可能出现，但毛主席乃人类历史的绝唱，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分店还没开张就倒闭了），是上帝送给中国和世界的一份最特殊礼物。

我认为，如果二杆子社会主义复辟，只有在国家发生了对外战争，而且打得不顺利的情况下，由百年一遇的天才按照列宁同志原创、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夺权战争”的策略，利用政府狼狈不堪、人民怒火燃烧、国力消耗殆尽的大好形势，提出若干响亮口号，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最后夺取政权，才能再复制出一个二杆子社会主义制度来。从曾经出现过和现存的二杆子社会主义国家来看，无一例外走得都是这个道路。斯大林和毛主席都非常痛恨议会道路，原因就是议会道路毫无可能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人力资源，根本走不出二杆子社会主义政权来。

日本共产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五十年代初，日共就因推行议会道路被斯大林痛骂是“右倾投降主义”。到了文革初期1966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四个敌人”的概念：“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充分表达了“修正主义是比帝国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思想：苏修排在美帝前面，日修排在日本反动内阁前边。只要是文革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日本“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的。实践证明，日共是在野共产党对形势看得最透彻的，从来不理睬斯大林、毛泽东忽悠，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不干印尼共产党那种傻事。日共所坚持的修正主义主张（国内走议会道路，对外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行为），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据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是否唯一，待考）在议会里有席位的共产党。当然，也是永远不可能执政的“千年在野党”，除非像东欧下台的那些共产党一样改名重建。

而民主宪政的建立，恐怕靠和平手段也没戏。诸位不要把中国的情况跟台湾东欧苏联比，依我看根本没什么可比性。现在台湾不少统派人士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们自己还觉得很得意，认为找到了台海两地都认可的统一方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发表在《环球时报》的那篇文章（注2），他认为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不认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既然大陆现在已经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也就没什么不同了。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孙中山与马克思真正不同的地方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是不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力？孙中山认为不是，阶级斗争破坏人类文明，所以他在革命时期就强调，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延误国家建设，损害国家力量。邓小平执政后，大陆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今天也不讲阶级斗争了，这与孙中山并无不同。”

其实台湾人不知道，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和共产党“一党永久专政”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孙中山确实在近代史上干了很多搅屎的事儿，国民党更不用说，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干了很多烂事、蠢事、坏事。不但在大陆干，在台湾也是一样。国民党也搞独裁，不但在台湾搞，当年在大陆时也搞。但是国民党的革命是一种“国民革命或民权革命”，独裁专制不过是个过渡性政策，是一种“良性独裁”，国民党的终极目标是要还政于民。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是写在建国大纲里的，实行民主宪政是早晚的事儿。这也是为什么老蒋搞起独裁来总是缩手缩脚，像是带着镣铐跳舞，丢掉大陆后被人痛骂和鄙视“独裁无胆”的原因。蒋经国到底是在苏联受过训练的，知道怎么跟美国人斗、跟自由派斗、跟共产党斗，也知道应该如何在独裁专制下训政，就像蒋经国说的，“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

中国现在和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各国也不一样，那时候这些国家的民主形势基本上是“上面放，下边望，中间横着顶门杠”，如果中国真要是走到这一步，民主宪政也就有点盼头了。而现在中国的形势是“上面顶，下面抗，中间横着顶门杠”，看不到任何希望。

【未完待续】



注释

注1
杨恒均：一藏族青年说：汉人对信仰比藏人更执着（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1172194928525/）

“走遍中国”的西藏之旅即将结束，原本以为体壮如（西藏牦）牛的我，征服一个雪域高原不在话下，没想到，让人呼吸困难的高原反应差一点把我给征服了，当然，让我喘不过气的（breathtaking) 还有那里美如仙境的白皑皑的雪山和碧绿的高山镜湖，以及和谐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善良、淳朴、充满信仰的藏民……

刚从美国与希腊回来，又马不停蹄地前往西藏，如果调整不好心态，那种反差会不会比高原反应还让人不知所措？令人惊讶的是，拥有西方文明最古老历史的希腊，以及西方国家成员中历史最短的美国，他们刻意追求的理念，竟然能够在中国的西藏寻得蛛丝马迹。我说的是人类的信仰，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有信仰的民族给世界留下了最伟大的建筑物

到世界各国观光，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神殿、教堂、清真寺、佛庙等等信仰场所，世界各地能最宏大的建筑，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供人们朝圣、祭拜的场所，尤其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这类建筑物更多。原因倒也简单，只有这种地方，才值得人们花费时间与金钱精雕细琢。欧洲很多教堂都是穷尽几代人的智慧与财力打造的，有些建筑物从奠基到完工竟然跨越几百年。不管你信仰什么，这种承载你信仰的建筑物一旦落成，不但是人类建筑史，也会是人类宗教与文化史上的经典。信仰有了承载场所而得也传播，建筑物因为信仰而几近永存。

在希腊与罗马这种古文明的土地上，供人们信仰的场所比比皆是，相比而言，中华文明拥有更多的是华丽的皇宫、供皇帝避暑的“圣地”、名人故居与大运河、长城之类的。好在历史是公平的，凡是建立起富丽堂皇宫殿的王朝，几乎一个都不存在了；反而是各种朝圣与表达信仰的建筑物，依然烟火撩人、人声鼎沸。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足迹几乎遍布了世界各地神殿、寺庙的我，总会觉得有些郁闷，有点无聊，有些自卑，很多时候，在那些巍峨的殿堂庙宇外，举步不前。

这次行走到中国的青海、西藏，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那里有值得世人骄傲的藏传佛教寺庙与宫殿（还有道观与清真寺），虽然绝大多数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少数还是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加上改革开放后也恢复了一些。这些宫殿与寺庙成为前往青海、西藏旅游的必到之地。

现在总结一下，这次行走雪域高原，固然有见所未见的雪域美景、美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原生态，还有中国其它省市并不多见的群集寺庙，可最吸引我眼球，给我带来心灵震撼的，还是与这些景色和谐相处的善良、朴实的藏民，尤其是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神圣感情，以及对信仰的执着，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可我也能够感觉到，这是我与同行的汉人朋友，以及我这次接触的绝大部分已经移居西藏生活的汉人同胞们不太一样的感受。


藏族同胞对信仰的执着震撼了我……

在青海西宁的塔尔寺、拉萨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等寺庙，我把目光从观音菩萨、释迦牟尼、达赖、班禅的佛身上移开，刻意观察随导游到处游走的汉人旅行团。我发现这些汉人中绝大多数对藏人的信仰不以为然。就在我们参观西宁塔尔寺时，一位汉人游客被寺僧当场揪出来，移送到派出所，要求惩处，原来这位汉人在藏人朝拜的塔尔寺里大声侮辱、嘲笑供奉在上的菩萨们，说现在的佛教徒都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也许这个汉人游客只是无意间冒犯了他人的宗教信仰，也许他所在地区的和尚们确实如此，但藏传佛教徒中鲜少（甚至没有听说过）出现这种违背信仰的事，而且，我最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全民信仰佛教的藏民们，无论是生活在西藏、青海，还是生活在海外，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几乎没有发生过贪污腐败现象的。极少数个别出事的，据说也是那些被彻底汉化了的藏人，包括一些领导人。

无论是在塔尔寺，还是大昭寺，汉人对藏人信仰的的态度与评价，都被藏传佛教中一个磕长头的仪式引领到高潮。磕长头是一种全身伏地的朝拜方式。导游说，虔诚的藏民，磕长头的总数可以达到10万个，如果每天不停地做，需要半年时间。很多住在拉萨以外的藏民，以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为单位，倾家荡产，供奉几位代表去朝拜，被选上的教徒，就是以这种三步一个全身伏地的磕头，从家乡一路磕到拉萨（大昭寺），有时历时几年甚至十年，其中一些就在严酷的高原气候中，在漫漫长路中，在经过可可西里无人区、翻越高海拔的唐古拉山时离开人世……

从西藏乘车到林芝地区，需要整整一天时间，路况不好，颠簸得很厉害，但全车的乘客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两边的景象实在太美了，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地球还没有被人类开发与破坏的时代，大家甚至舍不得合上眼睛休息一会，担心错过了绿树雪峰、如洁白的哈达缠绕在巍峨山峰上的白云和蓝天，大家还不时停车下来照相……可说实话，最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人间美境，反而是路上不时出现的磕长头的藏民同胞。

我虽然无法理解这种磕长头行为的具体宗教涵义，但他们那种虔诚，那种对信仰的执着，深深的震撼了我，有好几次，我想下车同他们一起磕一次长头，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是想体会他们的感受，想表达我对他们信仰的仰慕，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挚爱。也许，只有这样的民族，才配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有那么一瞬间，我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我默念道，要像藏民一样热爱这片土地，要像热爱这片土地一样热爱藏民……

我们对“信仰”的执着远远超过藏族同胞！

与我的想法迥异，通过在几个寺庙里的观察，我发现前来观光的汉人同胞，几乎都对藏人对信仰的执着不能完全理解，有些甚至当场嘲讽、口出秽语。有几位上海过来的游客，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藏民太愚昧。另外一群从广东过来的游客围着一位西藏青年导游，问他有没有信仰，是否磕长头，当这位青年说他有信仰，也会磕长头，但不会达到十万个的时候，那群广东游客又进一步问道，那些（指那些正在磕长头）藏民为什么要磕那么多长头？有什么用处？花这么多时间磕长头，难道不影响工作、生活？影响家庭？谁来赚钱养活他？这样做，是不是太傻、太愚昧了？

这后面几个问题显然让那位藏族导游很不自在，反复说，那是信仰，那是信仰，你们应该懂的，那是信仰……可那几位汉人显然没有搞懂，还在追问，而且，口气中越来越多的不以为然与嘲讽。这时，那位藏族青年有些不耐烦了，反问道：你们怎么会不理解？难道你们汉人就没有信仰？其实，你们每一位汉人也都有信仰，而且比藏人更执着……

藏族青年说这几句话时，脸上鲜有地出现了一种这些天我从没在藏人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嘲讽。我想，这也许是他在汉人学校里学到的一种态度与表情，或者他接触了太多嘲讽他信仰的汉人而被感染了。就我的观察，原本的藏人实在太淳朴太老实，或者“天真与愚昧”得连玩世不恭与嘲讽这些现代人用来躲避俗世的态度都不会。

不过，青年藏人脸上的嘲讽一闪而过，也许是回归了本性，也许是不愿意与顾客争吵。而那些顾客显然误会了这位导游的意思，其中一位说，是啊，我们汉人中有信仰基督教、佛教与伊斯兰教的，还有信奉真善美的，但没看到这么执着的……

这段争论由于下一个需要介绍的景点的到来而结束，但我却知道，那位看上去只有20岁左右的藏族青年导游的话没有被理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找了一个机会与他聊天，我说，你刚才说，汉人都有信仰，并不是说的宗教信仰，对不对？

他一开始有些犹豫，随后（在我说了一番让他立即信任我的话后）才告诉我，我的理解是对的，他说，每个人都有追求，都有信仰，这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只是当有些信仰成为一个人的一部分时，那个人自己可能并不觉得而已，就像院子里那些磕长头的藏人，在你们汉人看来，他们是那么的固执，很傻很天真，甚至很愚昧，但在我们这些拥有同一种信仰的人看来，那不过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他们是有福的。这就是信仰。

我打断他说，你刚才既然不是在说汉人的宗教信仰，那么，你认为汉人还有什么“信仰”是他们自己不觉得，但在你们看来，却是那么执着，甚至比你们藏人更加执着？

他笑了笑，简单的回答了四个字：权力，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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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各位，这种“信仰”你我并不陌生吧？那么多“德高望重”发誓终身为人民服务的人紧紧抓住权力，到死都不愿意放手。为了一人一己之权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将功成万骨枯，害死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请问，藏民们“愚昧的”宗教信仰比这种对权力的信仰更加难以理解吗？


注2
台湾统派学者王晓波：除了台湾 三民主义精神已深入全中国
（http://taiwan.huanqiu.com/opinion/2011-07/1826547.html ）

环球时报

摘要：王晓波表示，“我在大陆践行孙中山思想的同时，台湾的许多政治人士却早已将孙中山“和平统一”的革命遗愿抛在一边，“统独划界”成为党派竞争操弄的话题，连国民党亦不敢轻言国家统一”。

　　回顾百年前那场辛亥革命，会发现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路线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竟如此相似。可以说，三民主义精神已深入全中国，除了台湾地区。

　　以民族主义来讲，孙中山对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五族共和；对外，决不重蹈帝国主义的覆辙，而是主张和平。以今天中国大陆来讲，至少在宪法上、理论上做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关系上来讲，也在讲和平发展，绝不称霸，也不当头。由此看，我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理想正在实践中。

　　以民权主义来看，很多人误解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不同于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的民主自由。孙中山讲得很清楚，自由不可以用到个人身上，用在个人身上国家就没有力量了，自由要用到团体身上。他的自由是有纪律、有规范、有组织的，而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散漫的个体自由。

　　以人权来讲，孙中山不赞成有所谓天赋人权，他认为只有革命民权。孙中山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乌托邦式的民主政治，而是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步步训练人民来行使民权。

　　以民生主义来讲，孙中山主张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比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及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等等。很重要的一条是，他说我们讲共产，不是共今天而是共明天，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大富人，只有“小贫”与“大贫”的区别，我们要共同创造财富然后来共产。我们看到后来邓小平的路线，也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慢慢来处理贫富差距的问题。

　　还有一点，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有何不同？孙中山批评马克思主义有三条，第一条是他的唯物史观，坦白地说，孙中山可能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读得很清楚，孙中山所说的民生史观难道不就是唯物史观吗？第二，孙中山批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其实我看他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也是有所误解，马克思没有那么蠢，以为唯一的价值就是劳动价值，马克思也没那么笨，他是读过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三，孙中山与马克思真正不同的地方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是不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力？孙中山认为不是，阶级斗争破坏人类文明，所以他在革命时期就强调，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延误国家建设，损害国家力量。邓小平执政后，大陆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今天也不讲阶级斗争了，这与孙中山并无不同。另外，孙中山《实业计划》一文题目的英译是《国际资本共同开发中国计划》。所以，邓小平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思路与孙中山的思路是一致的。

　　令人错愕的是，在大陆践行孙中山思想的同时，台湾的许多政治人士却早已将孙中山“和平统一”的革命遗愿抛在一边，“统独划界”成为党派竞争操弄的话题，连国民党亦不敢轻言国家统一。

　　值此两岸中国人都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时，我们要研究发扬理解孙中山的思想及其理想，研究如何来找出一条我们两岸和平统一的道路。▲（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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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三）


金唢呐


我前面说过，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中国在近十年内不会发生什么政治体制的转型。复辟毛时代不可能，因为用和平手段无法像毛那样控制所用的资源。民主宪政也没什么希望，因为就我所见所闻，感觉不到中国近期内有实现民主宪政的条件。台湾为什么不能比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国民党性质所决定的，东欧苏联虽然和中国一样，也同为共产党国家，但人家还是和咱不一样，“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那时苏东波的民主形势是“上面放，下边望，中间横着顶门杠”，什么时候中国也走到这一步，实现民主宪政就有点希望了。

一、上面放：我不认为东欧的民主完全是自己争取来的，没有“上面放”，有多少民主斗士也得被苏联坦克像碾蚂蚁一样碾死。东欧各国的最高领导实际上不过是苏共的支部书记，总书记在莫斯科，决定权在克里姆林宫。没有苏联的指令，本国首脑一兵一卒也指挥不动。当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明确放弃了对东欧各国统治，即使群众闹事，苏联坦克也不会上街镇压。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东欧人民完全是白忙活，有多少瓦文萨也不够收拾的。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柏林墙倒塌前夜，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在东德的驻军不要“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亲自劝告东德领导人昂纳克“支持国内的‘民主改革’”，迫使昂纳克辞职。当东德的新任领导人莫德罗跑到莫斯科求救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冷淡之极，表示支持两德统一。

所以俄罗斯国内对老戈有褒有贬，而且是贬多褒少，我想主要还是与苏联解体、帝国崩溃有关吧。苏联人的扩张欲望、称霸情结是刻在骨子里、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不会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而马上消失的；中国对老戈恨得咬牙切齿，不管是官方还是爱党爱国的革命群众，态度都一样。甚至还拿人家的生理缺陷开玩笑，“两个秃子毁掉了社会主义大业”。我想可能是怕党内高官有人依法炮制，毁了社会主义大业吧；但东欧各国都把老戈视为恩人救星，威望出奇的高。

道理明摆着：赤手空拳的群众干不过苏军的坦克，来自西方国家外部支持只不过是道义上支持。老欧洲根本不敢和具有可以毁灭人类N次核力量的苏联撕破脸、真刀实枪地对抗。而且关键时刻当缩头乌龟、玩绥靖主义，是老欧洲历来的传统。至于1987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东西德交界的柏林高呼“推倒柏林墙”，尽管被人吹到了天上，我觉得更像是政治家作秀，最多也就是个催化剂的作用，如果没有老戈对东欧控制的松动，恐怕墙那边根本就不知道有过这码事儿。

二、下面望：胡适曾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东欧各种民间组织（如团结工会）在剧变前已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几年了，如果从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算起，各国已经“春雨细无声”地搞了几十年的民运，下面百姓对民主自由的诉求非常强烈。而且东欧很多国家在二战前就已经形成了公民社会，有的甚至是工业化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很多工业产品在国际上都很有名望，像精密仪器，还有中国军迷们熟悉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是在苏联人统治之前的事情。

我认为苏东剧变不完全是因为经济问题，或许经济状况不好只是一个导火索，而更多的是追求精神自由、摆脱专制奴役。他们把民主自由看得很神圣，把民主运动当成是灵魂的救赎。就拿波兰来说，剧变前波兰物价上涨两位数，团结工会掌权后物价上涨四位数，但无论剧变后经济形势怎样恶化，发牢骚归发牢骚，骂街归骂街，并没有人想倒退回二杆子社会主义时代。苏联也是一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跟改善生活一点鸟关系没有。对于没有什么精神追求，仅仅满足于“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民族来说，很难迈出这一步去，甚至都很难理解。

无论苏联东欧如何极权，如何进行监视和窃听，始终都没有消灭“知识分子”，起码斯大林之后是这样。这里说的知识分子就是通常人们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有知识、有分析能力，同时又具有独立性、反抗性和社会责任感的才能叫知识分子。仅有知识可以叫专家、学者、教授，但只有代表社会发言、批判政府的才能叫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出于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身具有的社会良知，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权力欲望无关。绝大多数在民主转型后并没有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跟信奉“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民主人士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按照法国哲学家萨特说法：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个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个知识分子。俄罗斯体制外知识分子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捷克的哈维尔、昆德拉，波兰有米奇尼克，这些人都对本国的民主进程做出了贡献。在这种环境里有不少知识分子团体，甚至波兰的团结工会都有些知识分子团体的属性（米奇尼克：共产主义是由团结工会所埋葬的，它的独一无二性在于，将电工和出租车司机变成了知识分子，比如弗莱谢尼乌克和布亚克）。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稀缺之物，知识愤青就成了替代品。前几年受西方的影响，知识分子多少有点模样了，我党立刻警觉起来，专门召开了“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座谈会，商量对策，《光明日报》还刊登了座谈纪要（http://www.people.com.cn/GB/lilun/40551/3053088.html）

三、中间横着顶门杠：就像当年中国搞联产承包一样，有了上面放、下面望，中间的顶门杠是根本顶不住的。当时东欧各国的利益集团倒是反对民主改革、坚决维护既得利益。但是顶门杠的作用有限，除了齐奥塞斯库吃了豹子胆、敢派军队镇压外，其他各国都是能顶就顶、能拖就拖，顶不住拖不了就拉JB倒，生怕自己手上沾上腥。反正自己也没什么血债，所有屎盆子尿罐子都可以扣在苏联人头上。事实也是这样，东欧很多共产党在民主转型后纷纷改头换面，以第二国际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之类的身份出现，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摇身一变为欧洲左翼政党。由于组织健全、有执政经验，而且党内斗争那一套在竞选时照样用得上，所以有的还得以上台执政。我看中国也是一样，民主后一旦稳定下来，真要是那帮党棍官僚们出来搞竞选肯定会比各类民运组织得票多，那些人连个“两春”杂志编辑部都搞不定，还能有什么执政能力。

苏联的情况也差不多，只不过俄共不愿意改名重建，叶利钦时代苏联刚解体，经济状况也差，还可以利用人们的帝国情结打打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牌，再加上当时俄共领导人经常反思错误，宣布放弃马列主义中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遗产，并表示赞成“混合经济”、多党制、政治多元等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一举夺得议会中450个议席中的157个，比在它之后的另外三大党议席的总和还要多，党员也发展到了几十万，人们惊呼“俄共的异军突起”。以后俄罗斯渐入正轨，因为俄共死抱着共产党的名头不放，又不能像中国一样挂羊头卖狗肉，所以每况愈下，党员从几十万到如今的十几万。我看前几天CCTV播放俄共举着锤子镰刀党旗在红场游行的镜头，队伍里好像都是些白发老头老太，连我这个年龄的人都不多见，遑论年轻人。

中国的情况看不到什么希望。从高层看，现在执政的相当部分是工农兵学员或是党二代，他们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情可不是一般的深，绝无可能再出什么异类，出什么改革派。中层基层干部也是一个比一个坚定，不是左派就是特色派，我还没有遇到什么有民主宪政主张的。中国实现民主对他们意味着剥夺，连开公车去看丈母娘还有人监督，简直是官不聊生。所以对现有的政治框架，他们会用鲜血和生命去保护的。

底层对社会不满的人虽然也不少，以后我将专门就“底层的愤怒”谈谈自己的看法。不过看看那些举着毛主席像反对拆迁的钉子户，就知道这种愤怒和不满对民主化进程只能是绊脚石。我听某官员说过，我看到底层群众举着毛主席像抗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群众是拥护党的，对我们党是有感情的。只要毛主席这面旗帜不倒，共产党就不会下台。不得不承认，人家可不是盲目乐观，说的非常有道理。无论是官僚集团、底层民众还是中产阶级或知识阶层，都看不到有什么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冲动。我觉得这是事实，是事实咱就得承认。即使是丑陋的事实、可怕的事实、令人难堪的事实那也是事实，也得承认。

当年苏东波剧变，实际上是那里的民众对二杆子社会主义和一党专制已经厌烦透了，而不是针对哪个领导、哪项具体政策有意见。全国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彻底告别二杆子社会主义。1991年苏共在总书记的“建议”下黯然解散，全国从中央到基层没有发生一次有组织的抗议。当时作为人民代表第一个起来抨击叶利钦“禁共令”是曾因持不同政见被开除出党、此时恢复党籍不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梅德维杰夫。他后来沉痛地提到：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然而他们不是去捍卫党，而是争着向离开大厦的苏共人员吐唾沫的。若不是当局组织了警察线拦住群众，保护他们撤离，他们就可能受到人身伤害”。梅德维杰夫叹道：党已经被人民抛弃了。

中国的情况完全则相反。只要颅腔里盛的不是猪油而是灰白质的人（甚至连灰白质量的多少都可以忽略不计），都应该承认，在现在的政治框架里中国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没解的。比如贪污腐败，通过权力来反腐败，无论是封建皇帝的杀无赦斩立决，还是毛泽东的政治运动，都只适用于开国君主使用，根本不具备可持续性。但若真改变这个政治框架，从目前情况看，会遭到全国大多数人的反对。“拿三百万人头来”恐怕是中华民族发出的共同吼声。如果霸王硬上弓，发生旨在告别一党执政的政变，我想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成千上万的左派群众也会列队两边，手里举着党旗或（和）毛主席像，有的给官员递水，有的往口袋里塞鸡蛋。最后出来的领导人站在台阶上学着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样子挥挥巨手：“同志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我们不是还有知识分子么？这三十年来，中国的读书人不仅数量世界最多，知识水平也不差啊，至少知识容量不是那些民国海龟们可以想象的。但这些人分析能力弱不说，最主要的是没有、而且也不想有当年苏东波知识分子那种独立性、反抗性和社会责任感。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说法，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当局收拾或收买了。今天的党中央，基本上做到了毛主席当年说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一共抓了几个人是扳着指头数的过来的。说被收买恐怕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大学教师工资连个平均值都未必到得了，真正一次讲座10万元的大腕还是极少数。当然，我也不否认尽管被收拾或被收买的只是少数人，但示范效应不可低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认为更主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中国的事儿，甚至连想都懒得去想，“活JB该”、“拉JB倒”，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最好写照。这些人我熟悉，休息几天，再把我所见所闻跟大家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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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四）


金唢呐


“拉JB倒”与“活JB该”

“拉JB倒”、“活JB该”，这粗话是我一个中学同学经常说的口头语。他是北方人，说话爱“带把”（即带脏话，常与生殖器有关）。这话听着虽糙，但话糙理不糙。而且有些话非糙着说不可，不糙不足以说明一部分有民主宪政主张，又不愿意为之奋斗人们的心态。

说这粗话的中学同学毕业后经历和我差不多，先是上山下乡，回城后在一家街道工厂当了工人，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我们班五六十人，改革开放后正经考上大学的就我们两个，剩下的虽然不少也混了学历，大都是“五大”的文凭。不过人家比我强多了，不仅嘴皮子好使、头脑灵活，实际水平也确实高。他本科学的是历史，毕业后先是留校任教，几年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了学运，整日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奔走呼号。以后他又出了国，据说因为在国外老板逼得太紧，读书给读伤着了，以后发誓不再跟本专业发生任何关系，没有再回到学校去。

回国后他的学运背景使得像点样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不敢要他，一般单位他又不愿意去，典型的“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晃荡两年后就在国外注册了个公司，好像跟文化还有点关系，在中国干起了投机倒把的买卖。按他自己的话说，生意是“马马虎虎”，还过得去，但还进入不了当今大款的行列。他不承认自己窝囊，认为主要是如今中国大款的门槛太高。

几周前他来找我咨询孩子考博的事儿，请我吃饭。我们找了家中档饭店，分宾主坐下，按常规点了饭菜酒水，然后开聊。先是嘘唏胖瘦，感叹岁月，互嘲白发残鬓。然后询问嫂夫人可好，弟妹是否还忙，尊堂大人身子骨是否还那么结实之类的，之后就进入了正题。考博那点破事也没什么可说的，几句话就什么都明白了。三杯酒下肚，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老金啊，我活到这份上算是明白了，中国的事儿，也就这么回事吧，爱谁谁吧，别JB那么认真。” 他这时候说话带把并不是骂人，“把”在这里的作用只是强调。

“从国外回来后，就不想瞎折腾了。我是学历史的，有时候也想学着唐德刚写口述史之类的东西。这十几年我也私下搜集了不少资料，也非正式采访了不少人。咱们这代人经历的事算是够多的了，比国外那些同龄人经历丰富多了。他们经历过什么啊，嬉皮士、性解放，顶多还有反战游行，实际聊一聊，那水平可是差多了” 他说的我信，这小子是出了名的侃大山，屁股特沉，到我这一来就是半天，轰都轰不走，估计在国外也爱瞎聊。

“你说中国人在和平年代还要经受这么多苦难，凭什么啊？五七年反右，呼啦啦整了五六十万右派，后来死了不少，即使不死，也过着猪狗不如的屈辱生活。知识分子不是要面子嘛，我就非整你个威风扫地，连后代也别想逃过。六十年代三年灾害又饿死三四千万贫苦农民，那些人就跟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一样，说抹去就给抹去了，连个姓名都没留下。还是斯大林说的深刻啊，‘死一个人是生命，死一百万就是数据’。” 他上中学数学就比我好，不知为什么后来学了文科。小时候背圆周率，我顶多到“3.14159”，他能一口气说到小数点后面二十几位。

“文革更不用说，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按叶剑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你看看咱们那些同学，一个比一个混得惨，要不是文革也不至于这样。我在国外时就计划把这段历史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写出来，也算是给历史有个交代。现在咱们孩子一提起文革，就是唱唱歌、跳跳舞，红卫兵够酷够潮够萌够卡哇伊，我本身就是学历史的，不能让发生在眼前的历史就这么给篡改、给遗忘了。回国后经历的事情多了，就没有了这个心气，拉JB倒吧。” 他以前给我说过这事儿，这小子思路清晰，文笔也不错，写出来一定很好看，不写真是可惜了。

“前几年我回徐水丈母娘家，正好赶上八月四号，你猜猜我看到了什么？” 河北保定的徐水县在五八年大跃进时可是出尽了风头，那年的八月四日，毛主席视察了大寺各庄，以后这个村就改名为八四村。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好”、“粮食太多怎么办？一天可以吃五顿嘛”都是在徐水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狗肉汤浇灌小麦”也都是典出徐水。后来也发生了大饥荒，因为徐水瞎折腾的厉害，据说饿死人也比邻县多。

“当地正在组织毛主席视察徐水10xN周年纪念活动，是半官方性质，那个热闹劲儿跟过年差不多，里面还有不少被饿死的亲属。八四明明是TMD灾难纪念日，说是大屠杀纪念日也不过分，至少也是段不光彩的历史吧，结果倒成了人民群众怀念领袖造孽的纪念活动。后来我还去过河南，那也是当年饿死人多的地方，情况也和徐水差不多，一球样。我到重庆出差，原来还打算到红卫兵墓看看，可看到解放广场上唱红歌跳红舞的人，那些红卫兵不死也是这个年龄，想了想，拉JB倒吧。越是当年给狠狠收拾过的地方，人民群众的感情越深，如今就越左越革命，各种怀念活动也就越轰轰烈烈、扎扎实实。”

“我还接触过不少文革挨过整的人，被剃过阴阳头的，挨过红卫兵皮鞭的，坐过喷气式飞机的，甚至还有亲人被整死的，可人家谈起文革来都很淡定，有的还对‘十年浩劫’的提法有意见，觉得文革不过是有些过火，或者说文革除了整我整错了，其他都是对的。那感觉确实就像亲娘错打了孩子，孩子小时不懂事儿，跟娘记仇，孩子长大成熟了，当娘的一片苦心也就理解了。”

“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我中间给他插了句嘴，NND，我们这代人背语录和鲁迅可是过得硬，《狂人日记》是几十年前看的，不少段落还记得，脱口而出。

“对！‘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我观察了一下，建国后无论是毛时代还是现在，中国人只有为自己活着，才会活得充实，活得快乐，活得踏实，活得放心，而且才会永远不犯政治错误。我打交道的官员海的去了，TMD个个都是贪官污吏，可是只要为人不张扬，搂钱别太过分，什么JB纪委，根本没人查，哪些狗官们哪个不是活得有滋有味的。一开始我还愤愤不平，凭什么那些打工仔打工妹的血汗钱，就这么轻易让这些乌龟王八蛋搂走了？仔细一想，拉JB倒吧。中国民主了又怎么样？我向官员行贿的开支可能会减少点，照章纳税又得增加支出，算下来还不如现在这样。全国人民都不着急，我有什么可急的。” 他说的不错，我不也是一样？说实话，今天的共产党待俺可是不薄，连大学教师还过教师节，从个人利益出发，还闹什么闹！

“中国的事儿不就这么回事儿吗：奴才嫌屋子黑，聪明人在一旁安慰，傻子去凿窗户，结果奴才给主人报案，傻子挨了顿痛打（注1）。这种事情经历多了，谁还去凿窗户？谁比谁傻啊。当年我掺和什么‘反腐败、要民主’，现在想起来真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对啊，谁是傻子、谁是聪明人，确实是个说不清的问题。我觉得莎翁的名言“傻子自以为聪明，但聪明人知道他自己是个傻子”应该比什么“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流传更广泛才对。

“我接触过一个老艺术家的后代，他爹是五七年定了右派，文革给整死了。人家衣领上还别着毛主席像章，一问才知道，因为人家崇拜毛主席是因为喜欢毛主席诗词和书法！对这么个不讲原则、不识好歹、不明是非、记吃不记打的民族你还能怎么样？我现在看控诉文革迫害老干部、揪斗黑八类、武斗流血之类的文章和访谈，心情一点也不沉痛，反而觉得特过瘾，活JB该。人民群众说的对，毛主席老人家就是手软了一点。尤其是看到老艺术家被迫害致死，一点也没有怜悯同情。如果他们活下来，不就是在舞台上扯着脖子继续含泪歌颂红太阳吗？前两年有人给我推荐杨继绳的《墓碑》，我翻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才饿死这么点人，真是令人失望。还有那部写右派劳改的《夹边沟》，实在没什么意思，我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人总是要死的’嘛，没准他们的后代正在广场上唱红太阳颂歌呢。”

我略带吃惊地看着他，“嘿嘿，你可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多邪恶似的。汶川地震我可是真金白银捐了款的，希望小学我也送了钱，救助穷人的善事没少干，伤害别人的恶事我可是一件也没干过，死后下地狱轮不到我。” 估计没吹牛，牢骚归牢骚，他这人还是挺善良的。

“最近我正在看电视连续剧《永不磨灭的番号》，男主角演得真不错，你知道观众反映的是什么？——真实。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纯粹是‘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注2），你我都是人民，能写个历史出来看看？国军抗战八年确实失误不少，打得也真窝囊。说实话，我对老蒋也没什么好印象。不过人家毕竟还是硬撑了八年，大小会战无数，还组织远征军赴印度缅甸作战，跟那个牛逼哄哄的法兰西帝国比起来有霄壤之别，最后硬是打进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可最后的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了这一段，好像从来没这事儿一样。你问问普通民众，说起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比自己家的事还清楚，可有几个能说出真去抗日的出国远征军是怎么回事儿。” 他说完脸上露出无奈。

《永不磨灭的番号》这部电视剧可是在中国红透了半边天，有人评价说这可能是红色经典中永远无法超越的里程碑。这部电视剧确实很吸引人，我看过半集，就是县大队长遇到鬼子精锐骑兵的那集，演员非常出色，看得出来是在拼命表演，套用国足输球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已经尽力了”。因为想看下去，就从网上把海报翻出来看了看（注3）。原来这部电视剧一反传统抗战题材文艺作品的路数，不再是“国军正面战场，我军敌后游击”，而是讲了一个临时拼凑的县大队，真枪实弹地阻击日军三万精锐部队的故事。看来如果没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破坏，抗战根本不用八年，小兵张嘎可以干掉一个小队，县大队可以阻击三万精锐，日本鬼子八天就得滚蛋。

喝着喝着，他喝高了；说着说着，他把矛头对准了我：“老金啊，这年头国家大事咱最好还是少管，就跟现在看到老太太摔倒不能去扶、否则日后会被人算计讹钱一样。人还得学会为自己活着，能捞就捞点，该享受就得享受。你身上这件t恤衫都多少年了？上次同学聚会你就是穿它去的，怎么现在还穿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是早就不流行了。要不我给你找份差事兼着？” “我可不能跟你比啊，您是做事业的，我是混日子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空城记》里诸葛亮的这句唱腔虽然被我唱得荒腔走板，不过老同学好赖也能听出我唱得是什么。

中国的事儿越想头越大，NND，还是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来得爽快。以后我也喝得头重脚轻，想不起那天晚上他还说了些什么了。只是朦胧记得：什么政治改革——拉JB倒，操那份儿心干吗，有时间吃点喝点玩点捞点比什么不强；有人倒霉——活JB该。遇到娘错打孩子时千万别管，不能说、更不能去拦，不然的话不光当娘的不依不饶，孩子长大后还要找你拼命。最好是在一旁拍手叫好，或者上去和娘一起打，照准要害部位，往死里揍。

“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酒醒之后，我又把“拉JB倒”与“活JB该”之间的逻辑关系厘清了一下：

中国上上下下都并不想过一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干干净净的生活，对民主宪政之类的东西毫无兴趣。而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搞民主宪政，本来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艰巨工程，即使大多数人达成共识，自上而下有序地进行，暂时的政局混乱、经济倒退尚不可避免，况且现在是“上面顶，下面抗，中间横着顶门杠”，所以，还是“拉JB倒”吧。既然大家都高兴这样，“痛并快乐着”，那就这样吧。套用一句港台电视剧里香港老伯经常说的话就是：“只要大家开心就好”。在目前的政治框架内，由于没有制约机制，像贪污腐败之类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只好眼睁睁看着劳苦大众的血汗钱流进了贪官污吏的腰包。不过既然是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可这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那也没什么可说的，谁摊上谁认账，谁碰到谁倒霉，“活JB该”！若嫌这话粗，何祚庥教授这句文雅：“谁让你生在了中国”。


【未完待续】

注释
注1：鲁迅小说《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主要故事情节。
注2：典出纪晓岚趣事：纪晓岚组织编写四库全书的时候，他的学生问他：先生这么大的学问，怎么不写点东西呢？纪晓岚答道：前人之述已备矣，还用得着我来写吗？他有个高足呈上一篇文章请老师批阅，纪晓岚在其文上批了三个字：放狗屁。学生不解。毕竟也是花了心思写出来的文章啊，再怎么说好歹也是一个翰林啊，一篇文章怎么就是“放狗屁”呢？纪晓岚笑着回答道：我给你这个评语就是比较好的啦，次一点就是“狗放屁”，最差的就是“放屁狗”。我不是狗放屁，也不是放屁狗。就满足了。

注3：热播电视连续剧《永不磨灭的番号》内容简介
http://bbs.tiexue.net/post_5177912_1.html
一次突发的阻击战，将民兵队长李赤水推上了前线。为了当好县大队的队长，他绞尽脑汁，招兵买马，锻炼队伍。终于，队伍慢慢成熟起来。席卷华北的大扫荡开始了。县大队的任务，是阻击三万多日军精锐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后方的八路军总部。面对生死任务，李赤水提出了一个要求——一个正规主力部队的番号。县大队的弟兄们带着首长的承诺上了战场，仗打了几天几夜，县大队拼光了最后一滴血。一个多月后，首长重返战场，在一个又一个坟堆面前，履行了他的承诺——“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八路军的尊严！今天我授予的这个番号，将永远不会消失，一代代流传下去！为了中华民族，我们可以和任何敌人血战到底！”

《永不磨灭的番号》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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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2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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