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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旧事：戴季陶公开鼓动杀国家总统和总理只判罚30块大洋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天仇”的短文，题曰《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民权报》是戴季陶于1912年3月才在上海租界创办的，有人评论他“日作千言，洋洋洒洒”，“措词激烈，读之令人兴奋”。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12年4月16日起，他在《民权报》上接连发表数十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如《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而当时，大多人都知道戴天仇即为戴季陶。因此，（1912年）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但仅过了一天，戴季陶就被保释了。
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1912年）5月23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了此事。
更为有意思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因此，尽管后来公共租界巡捕房也没尚罢甘休，另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1912年）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作出宣判也只是：“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戴天仇文中所骂的唐绍仪，职位国务总理；戴天仇文中所骂的袁世凯是国家总统，他们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那时候的章太炎，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民权报》是上海的一家不算很大的报纸，似乎也没什么靠山后台，没有和海外反华势力勾结。
戴季陶是一个只有２３岁的民间媒体工作者，社会地位大概相当于今日的网络政论写手、专栏作家。
戴季陶被保释后，立马在《民权报》的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但是他没有入狱，而是被判罚款３０元，罪名是鼓吹杀人，而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更不是反革命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