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蜇：达尔文主义与军国梦
《中国改革》 2010年第6期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学说，不是主义。百年来国人拿科学当主义，不是达尔文的错
一
达尔文主义的引进，主要应归功于严复，他“译作”的《天演论》是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主要范本。之所以说“译作”，是因为严复不仅删除了达尔文的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中伦理学的部分，并且以误读了的斯宾塞的观点对这一部分进行了批判。人类本是朝着道德的方向进化的，即所谓“德即适”。而斯宾塞却以为人类与自然界的进化是一致的，所以“适即德”—如此一来，严复就一笔勾销了原著所依据的义理世界。
赫胥黎把进化论分为两半，一半是所谓“天演之公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之类的“丛林法则”；另一半则是“世界之公理”—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民权互助等普世价值。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前者是过程或手段，后者是目的，即为了公理而行公例。
严复之所以如此“译作”《天演论》，也是因为现实的冷酷。列强对于中国的瓜分，使所谓“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都不灵了，严复以为这都是因为“力”的作用。所以，当斯宾塞把教育的目标定为智、德、力时，严复干脆把这一顺序改为力、智、德。如此崇尚力而贬低德，除了情绪上的因素，大概也有“不矫枉不能过正”的意思吧。不管是不是他的本意，严复都是军国梦的始作踊者。
蔡元培等组成“军国民教育会”，提倡“养成尚武之精神，实行民族主义”的同时，亦认为这并非是一种理想教育，却是中国当时“所不能不采者”，这是先公例而后公理；而“内抗专制，外御强敌”，则是内公理而外公例。换言之，他们既想强国，也承认公理，却殊不知这已经和赫氏进化论相去甚远了。
军国梦效仿的对象是德日俄。在以民权为标准的公理序列，它们的排序靠后；但在以效率和强大为准的公例序列，它们似乎靠前。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君主专制或半专制的国家。这就似乎在独裁与效率之间划了等号，并且给走投无路的清廷提供了一条出路。自此，以德日俄为师就成了国人的选择，并且左右了中国以后的走向。
“一战”的结果使德国的榜样破产。公理战胜了强权，互助取代了竞争。进化论的面貌变得和善起来。撇开义或不义，战争的结果似乎表明，追求公理的民权制度比单纯追求效率的专制制度更有效。于是“醒人”代替了“醒狮”（朱执信），“解决武力”代替了“武力解决”（胡适）。
但巴黎和会屈从日本出卖中国，又一次粉碎了国人的希望，进化论又变回那副冷酷的嘴脸，“强权即公理”的丛林原则又成了世界的主导，“大好人”威尔逊也变成了“威大炮”（陈独秀）。
当有人把“五四”与新文化连接起来，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与“科学、民主”的口号联系起来，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轮廓：反帝和反封建。一方面对外，另一方面对过去。中国的“现在”，正是由过去与现在这二者规定的。而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也受到了质疑，这场战争不再是“公理战胜”，而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是建立在进化论竞争原则上的西方“物质文明”失败的明证。同时，西方社会内部的失败也被揭示出来：社会不公导致革命迫在眉睫。西方社会变得既没有“公理”，也不合“公例”，与其说是先进榜样，倒不如说是前车之鉴。
达尔文主义的声誉就这样一落千丈，他的学说不但是西方的罪恶和失败的祸根，而且还暗含着一个可耻的推论：按照自然进化中的人优于猿，岂不得推出在社会进化中的西优于中？这有悖于“人人平等”之“公理”。况且，“互助论”也无法解释“公理”一方干下的出卖中国的勾当。
然而，公理并没有完全破灭。巴黎和会上遭到嘲笑的威尔逊主义四律令（道德、多边、民主与民族自决）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申，一战的教训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宣告了老式殖民主义的过时。对于中国而言，一个重要的结果是让日本把吞并的山东吐了出来。在革命时代轰轰烈烈开始的同时，美国世纪也悄悄开始了。
在时局剧烈动荡和社会改造的要求急遽升高的情形下，达尔文主义面临挑战。达尔文主义作为一门实证科学，仅止于观察和描述，并且“新陈代谢”固然是“天演之公例”（见陈独秀《敬告青年》），但既然它是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就排除了人为干涉的可能。进化论既然不能给人的意志提供支持，于是各种“能动性”的学说被引进，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穆勒的功利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等。这些思想的共同特点是：都建立在对西方启蒙主义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或反动之上，都是有关“能动性”的哲学。
而达尔文主义本身也开始变异。生存互助取代了生存竞争，而互助的一端分为两派，一派是互助论的无政府主义，一派是为了互助而竞争的马克思主义。这两派都是“公理至上”主义者，而后者最终主宰了中国的命运。
二
公理的再次破灭是因上世纪20年代末那场世界大萧条。欧美民主国家和由它们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受到重创，而一战后被迫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并加入世界体系的德意日三国随之陷入绝境。唯独苏俄因与世隔绝而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它的“五年计划”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民主国家的失败和极权国家的成功这二者之间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失去信誉的除了民主，还有资本主义和它的国际条约体制，而极权、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似乎成了更好的选择。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本来就因后发而薄弱的德意日三国的民主宪政的政府先后垮台，人民为寻求安全和生计选择了独裁者。这种严酷的举国体制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耀眼的成功，这不能不给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而中国也因经济不发达和与世界体系联系不紧密而受的影响很小，全国的初步统一也使专制的国民政府在十年内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顺理成章地，法西斯主义成了一直都在“以德为师”（顾问和军火）的蒋介石的选择，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信念，认为如果从效率上考虑，“新式独裁”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战国策派的出现正值二战开始的国难深重之日。当时，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们创办《战国策》半月刊，鼓吹“大战国时代”，要求重评一切价值，改造中国文化，并以此作为抗战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要求中华民族经此“刀兵水火的洗礼”，创造自己的新生等等。他们的思想来源于德国。一如歌德的浮士德，先是“太初有道”被改成“太初有为”，继而书斋与现实之间的禁忌被打破，内圣要成为外王。但是要有一个手续需要履行，就是跟魔鬼签约，抵压自己的灵魂。于是，恶（否定的精神）就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黑格尔）。
而在实际过程中则走得更远。那个最后拯救了浮士德灵魂的上帝死了，道统被颠覆，价值被重估，强悍勇武的主人道德取代了顺从虔敬的奴隶道德，高贵和勇武是主人和征服者的道德，征服者的道德则是世界上最高的道德。但正如罗素所说，如此这般的逻辑，最终只会剩下一个征服者。这个“大写的我”“惟一者”“绝对理念的化身”“超人”将成为世界最后的主人。这个人神一体的怪物简直就是历代极权主义者活生生的写照。终于，尼采从浮士德的书斋里走出，化身为现实的希特勒，世界陷入了浩劫。
这种思辨／辩证的逻辑过程却是以实证主义的进化论为背景，即假定这个世界为丛林世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这个丛林世界的法则。这就是战国策派的思想来源。当他们用德国思想的牛头对中国现实的马嘴的时候，种种排异反应随之出现—当然，更多是在他们自己身上。
从另一方面看，战国策派是清末民初军国梦的再现，只不过其场景从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转换为汤因比、斯本格勒戏剧性的宏观历史舞台。角色在德日之外加上了意大利。他们并且预言，正如战国七雄最终归于秦，经此次大战（所谓第三周），世界也要“定于一”。
循着德国的路数，先要“重估价值”，颠覆道统。中国的道统就是儒家思想。但此时的儒家思想虽然已经是落水狗，但正被蒋委员长当作“中国本位文化”加以提倡，所以“颠覆”被弱化为“改造”。比如将“孝为先”改为“忠为先”，并将忠的对象从君、友改为国族；或者将“文德”改为“武德”。
在改造中国道统的同时，还要颠覆普世价值。因此，正如尼采将历史追溯到“异教时期”，战国策派也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于是林同济说：“本国与他国冲突时，即使在伦理上本国未必是，他国未必非，我们为履行政治道德的需求，必须为本国作战，与他国相拼杀。我们为求对得住国家，有时乃对不住人类。”“国家的利害，变成伦理是非的标准。这在往时超然的伦理眼光看之，是何等的‘不道德’、‘反道德’。然而大政治时代需要大政治的立场。国力竞争局面，需要政治化伦理，不要伦理化政治。”林同济毕竟是穿长衫的中国文士，没有全然否定是非的存在。
三
矛盾之处在于，你搞的那一套，正是你的敌人的那一套。你就不能在身处同盟国的同时，精神上却属于轴心国。因为很显然，轴心各国有着相似的制度并且秉持着相似的观念；而同盟各国除苏联和中国外，也大体如此。此次战争不仅是“生存空间”之争，而且是制度之争，观念之争，也是义与不义之争。
中国的等级制是权力与文化等级，而形不成种族血统上的。于是潘光旦就把阶级差异当作优生的标准：“遗传良好端赖民族中中上分子能维持与增加他们的数量，此外更没有二条路径。”他大概把阶级差异当作了自然选择的结果。林同济则并不认可：中国的中上阶级、大人先生们多是姨太太的产品，“不是豚犬，便是豺狼。到了近年来，十之八九却都做成鸦片王了。”
与此同时，“民族文学”却呈现出食洋不化的面貌：上帝死了，巴克斯复活了，醇酒美人、迷醉人生、肉的冲动，本能发泄，高贵的野人等等，“子不语”的“怪力乱神”全齐了。
随着盟国的胜利，公理似乎再次取胜。浪子浮士德终因上帝的仁慈而获救，而半个德意志也因重归普世价值获得新生。在中国，战国策派也偃旗息鼓了。林同济们在经历了国内的“战国时期”之后，迎来了“定于一”的局面。他们终于尝到了“惟一者”、“超人”的滋味。这些自命为“征服者”的书生们在“规训与惩罚”之后，信奉了新的“奴隶之道德”，正应了罗素先生的推论。
历史地看，战国策派这类思潮往往盛行于礼崩乐坏、王纲解纽之时。无论是周朝的灭亡、罗马帝国的崩溃、基督教的衰落、儒教的式微，国际条约的解体，普世价值的失效之际。其间，纵横家、刑名家、阴阳家、唯意志论、超人哲学、民族至上论四起。但这些论调不是事实，只是迹象，像风向标一样预示着灾难将至。但灾难终将过去，世界将复归和平，复归人类进化的正途。
笔者宁愿相信赫胥黎关于人类向道德进化的说法—这就是世界历史和两次大战告诉我们的。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果希特勒不对外扩张，而是和平崛起，丛林法则限于国内，那会是什么局面？这还真是个问题。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学说，不是主义。百年来国人拿科学当主义，不是达尔文的错。在此，向达尔文先生致歉！
老蜇为作家
PS：很多人脑子还真是停留在适者生不适者死的政治原始丛林阶段。但，中级5毛润花反而不是。他知道，但是他需要的是愚弄，而不是什么狗屁探讨问题，言论自由这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