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怎麽不是癌
恐怖的形式有很多種，而紅色暴君史達林的，恰恰是最恐怖的一種……
史達林式鎮治可以歸結爲以下幾點：（1）以目的和意願定罪，而並不是以罪行定罪；（2）對於“一小撮”的鎮壓，其目的在於對大多數的震懾：（3）鼓勵告密；（4）以謊言對恐怖手段加以掩飾，以終極目的標榜恐怖的合法性。（5）大規模的社會動蕩。（6）利用戶籍制度進行社會控制。
而這一切加諸於社會的傷害不僅僅在於鎮治時期的對社會體系的顯性破壞，其對於社會環境的潛在敗壞更是無窮的。這種敗壞不僅僅在於鎮治實施之時，而更是在於鎮治解凍之後，也就是哈維爾所說的後極權社會時期。
當人們已經習慣了在恐怖與謊言的雙重壓制下生活——就如同索爾仁尼琴將勞改營制度形象的比喻爲俄羅斯民族之癌，當這種癌細胞慢慢擴散之後，受到危害的並不僅僅是癌細胞所在之地、之时，而是整個社會長此以往的同質化和犬儒化。
在群島上産生的人與人的關係、風習、觀點和語言等方面一切最有傳染性的東西，按照世界上植物和動物組織滲透的普遍規律，首先滲出到這個傳送區，然後擴散到全國。勞改營思想和文化中的那些值得進入全國文化的成份正是在這個傳送區裏自動地受到核對和挑選。當莫斯科大學新樓的走廊裏哇哩哇啦地傳出了勞改營裏的用語，當一位首都的自食其力的婦女對生活的實質說出和勞改犯完全一致的見解，請你不要奇怪：這是通過傳送區、通過營旁世界到達這裏的。♂
如霍布斯所言，當社會動蕩演變爲“所有人與所有人的戰爭”，今天是你死，明天才是我！整個社會充滿了告密者與不信任，沒有人願意（更多是不敢）站出來爲社會上的不正常現象負責。這一病態的社會積累在幾年之內就能夠建立起來，（而這種互不信任所帶來的封閉與冷漠正是制度建立建立者所夢寐以求的）而要將這些毒素慢慢排出，卻需要，不知道多久以後。
“一切人的感情——愛情、友誼、妒忌、仁愛、善良、好名、誠實——隨著筋肉一起從我們身上消蝕了……我們沒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憤恨——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罪惡的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林昭—1967，獄中。
這是二十世紀两大紅色帝國之中最深刻思想者做出的判斷，而這一判斷正是基於兩人對於極權主義社會加於人們最深刻的傷害而得出的認識，二者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這種對於“人”的摧殘，這種對於不正常現象的習以爲常，當社會走向正常化之後，卻仍然尾大不掉，藕斷絲連，成爲社會去魅化的最大阻力所在。於是會出現在極權主義社會轉型過程中最爲凸顯的癥結所在——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們用他們所反對的的方式去反對他們所要反對的社會形態。這一切並非來自於所謂歷史抑或文化，而是由於人們對於某些基本原則，經過長時間的急劇不正常的曲解，産生了一種思維上的慣性。這一貫性導致人們在價值重建過程中,失去自由的同時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