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两河流域的人们已大面积地种植鸦片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9世纪，汉中与成都盆地已开始种植罂粟，诗人雍陶就有诗云：“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即罂粟花的别名，诗人看见罂粟花，产生了一种到家的亲切感，真是一个瘾君子。晚唐的《江南杂题三十首》中也有“碧抽书带草,红节米囊花”的句子，由此可知，唐末江南已开始种植罂粟。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大概到了16世纪，人们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万历皇帝、明神宗朱诩钧，1582年才20岁，刚亲政就开始吸鸦片；吸鸦片的普及程度令明代的统治者恐慌，崇祯皇帝下令禁烟。
鸦片作为药物使用，长期或过量使用，则造成药物依赖性；作为毒品吸食，对人体产生难以挽回损害甚至造成死亡。吸食鸦片后，可以初致欣快感、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梦幻，导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赖性，长期使用后停止则会发生渴求药物、不安、流泪、流汗、流鼻水、易怒、发抖、寒战、打冷颤、厌食、便秘、腹泻、身体卷曲、抽筋等症状。云南的一项调查表明：吸毒者走出戒毒所以后，复吸率在80%以上。过量使用鸦片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压、瞳孔变小，严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长期使用还能破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功能，使吸毒者的抵抗力大大降低。
1729年，雍正帝以其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的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时每年进口约200箱，每箱重约140磅；至1767年，已达千箱。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鸦片，统制运销。中国每年进口增至4千余箱，渐至6千余箱，每箱售价自白银140两上涨至350两，倍感鸦片的压力。1800年，清廷诏再禁鸦片贩卖。自是东印度公司不再自运，全部委之港脚商人，进口有增无减。
19世纪20年代，安徽的山上都种满了罂粟。尽管道光皇帝于1831年严令制止输入外国鸦片、严禁国内种植鸦片，但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外国鸦片照样在市面上热销，而且价格逐日攀升，使得白银大量外流。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满清的国际收支盈余2600万元。从1828到1836年，满清的国际收支赤字3800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有学者根据国外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加上本土自产推算：吸食者人数可能在250万到1500万之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惊人，鸦片战争前流入印度的白银高达每年500-600万两。1859年，清廷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以山西为例，短短十余年，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及至光绪年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1876年至1879年，中国北部和西部发生了大面积饥荒；造成1300万人饿死，另有2000万灾民逃荒。1892年至1894年以及1900年，北方地区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晚清的大饥荒，天灾是原因之一，而大面积栽种罂粟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901年正月，卸任四川学政的官员吴庆坻到西安拜见逃出北京的光绪和慈禧太后时，发现陕西境内正逢灾荒，百姓贫困异常，饿殍遍野，“耳目所接，不忍听睹”；同时吴庆坻也发现陕西凤县一带的百姓吸食鸦片的现象很普遍。一个咸阳老农民对他说：“自去年春夏乏雨，全境歉收，冬令饥冻，死者无算，其故由于多种罂粟。”再问“多种”到什么程度？老农说：“家有一顷（100亩）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也就是说，普通百姓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用超过一半的良田栽种罂粟。种粮的田亩和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粮食便无保障，一到饥荒年代，绝大部分的底层农民就只有饿死的份了。
有人说“是鸦片毁了中国”。其实，英国也有吸食鸦片者。那个年代鸦片并非“毒品”，世界各国都无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鸦片只在中国成为“时尚”。周作人分析国人嗜鸦片主因是“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严复晚年（20世纪初）也吸鸦片，徐志摩的老婆陆小曼（1930年代）也吸鸦片。对于国人借鸦片来排遣苦闷之说，史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Spence）也表认同。中国本来没有鸦片，现在却是全世界最大的鸦片种植与消费国！直到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然远不如中国瘾君子多。可见，中国人与印度人相比，是又贪又馋。
二，鸦片贩子的伎俩
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即使这样，当时世界各国学者依然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极大低估了当时中国的鸦片产能。抗战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对鸦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偏见，大烟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备之物。毫无疑问，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国。据统计，1932年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考虑到当时国民政府数据统计能力的不足，真实的吸毒人口只会更多。
1941年6月20日，朱德致函八路军第359旅717团、718团；表扬这两个团在生产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要求他们时刻不要忘记人民的利益，要严守纪律不贪污腐化。“不贪污腐化”的要求暴露了中共做的是大买卖。要是像公开宣传那样，359旅去开荒种粮食，那几车麦子，能值几个钱？多吃几碗粮食能叫腐化？朱总司令担忧是：个人贪污鸦片。因为鸦片价值极高。按当时物价比较，鸦片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按这个标准计算，只需1000斤鸦片即可解决一万人一年的口粮问题。毛泽东拍板同意大量种植鸦片后，地点就选在了南泥湾。
南泥湾在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的一条狭窄溪谷，未开垦前经常有野兽出没，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人际罕至。1940年秋冬，中央财经处计划开发。1941年初，就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4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中央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与今日阿富汗塔利班一样种毒贩毒，南泥塆应称为“陕北的塔利班”！
另外贺龙的120师所在地也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一时间，做鸦片生意形成高潮。并形成一条龙的产业链。各地生产鸦片，成立销售公司，在国统区接壤地区建立商店。当时商店林立：120师后勤部有晋绥过载栈，这个栈就是客栈商店；359旅旅部有大光店；中央警卫团，也有自己的鸦片商店，叫做民兴店；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有自己的商店，积极出售鸦片。延安黄俄政府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鸦片，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鸦片。1943年3.6万斤，1944年的销量约6万斤。用毒品从国统区换回商品，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
中央警卫团的张思德和他的战友们忙着熬制熟鸦片。张思德因为熬制鸦片的窑塌而被埋死！张1943年担任毛警卫。1944年响应大生产号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县挖烧木炭所需的泥时，9月5日，因窑洞塌方，被活埋而死，死时年仅29岁。有位记者专门去延安调查，找到了见过张的当地老人。令这位记者不解的是，那窑的地方，四周举目见不到树林。老人在记者不断地质疑下，最后叹气说，张确实是烧窑而死的，但那不是炭窑，而是烧鸦片的窑。为什么这种秘密任务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因为：烧制鸦片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参与者必须是信得过之人。可见，所谓的“为人民服务”一开始就是“为人民币服务”的。
当年民国政府严格的禁烟，而延安却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将鸦片源源不断的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同胞，等到自己上台了，又把当年大张旗鼓进行的鸦片生产，改写成“抗日大生产运动”。当今世界，朝鲜、伊斯兰国、塔利班都选择了国家名义来种植和贩卖毒品，以渡危难。只不过，他们还缺一点儿火候，缺乏用艺术形式，用“花篮的花儿香”这样的经典革命歌曲，来美化那一段难以启齿的鸦片历史：“南泥湾好地方，鲜花开满山。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么走向前，鲜花送模范，鲜花送模范。”可见，黄俄是中国假大空文化糟粕的继承者，是世界文化糟粕的继承者，是人类垃圾文化的集大成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进一步把鸦片的功用发扬光大，竟然把它应用到烹调上面去。开餐馆酒楼的为了令客人成为长客，任其宰割，竟于烹调时暗中添加罂粟壳或罂粟籽之类，令客人吃后上瘾，绕梁不去。据报道，中国多个地方的食店所供应的火锅或汤料，甚至其他食品，竟然高达三到四成的含有鸦片。其中一个报导更加惊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检五份样品，竟有4份含有罂粟壳！洛阳市卫生局突击抽检了廿三家糊辣鱼及烧鸡等饮食店，十家饭店使用了该类物质”（见2000年6月19日《质量时报》）。2004年6月中，贵州竟有215家餐馆因被发现在饮食中掺入罂粟而遭停业整顿，消息震惊全国。含有吗啡的“罂粟调味粉”、“罂粟籽调味油”等罂粟制品相继惊现广州云南太原多地。2005年底，据香港《东方日报》题为《罂粟毒火锅悄悄袭港》的报导，发现“部分本港厨师为求‘箍客’，不惜铤而走险北上深圳买入内地违禁品罂粟壳，炮制成秘制‘罂粟毒火锅’，使客人在不知不觉间吃上瘾。”鸦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据《西藏日报》2007年11月报导：“在年初，拉萨市禁毒大队在一家火锅店曾一次查获数百斤罂粟壳，而这只是火锅店在锅底中添加罂粟壳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锅店打工人员称，现在拉萨的饮食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火锅店也不少，而火锅没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萨立足、发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锅店都在火锅添加罂粟壳。”
世上还没有哪个地方的饮食业会为钱把人命作贱到中国人这个地步。如果当年英国的鸦片商人是可耻的话，现在这些卖鸦片餐的中国商人则可耻十倍，因为前者是明买明卖，愿者上勾，但后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胜防。2018报道的毒疫苗事件、毒降压药事件都是鸦片贩子的假大空伎俩。鸦片贩子在产品中下毒，譬如三鹿奶粉集团暗中放了三聚氰胺，对外鼓吹其是质量第一的免检产品，结果30万儿童吃后得了肾结石。这30万儿童为此又要吃药打针动手术，这又要创造出多少带血的GDP啊！大家熟知的河南的血浆经济，省卫生厅号召农民卖血浆，结果卖血者得了艾滋病。农民为看病倾家荡产了，而卫生部门却赚得盆满钵满，GDP飙升了，这就是鸦片贩子的“富强”之路。
三，古人的弱民之术
鸦片贩子的伎俩就是古人的弱民之术。姜子牙认为，民不可富，只有使民处于死亡边缘才好统治；必须坚持人人都要守三年之孝而且不劳动（穷人因此沦为债务奴隶），其目的就是让人民贫穷愚弱。晋国的韩献子说：“国饶则民骄佚”，民骄就不敬王了，就会造反。
商鞅说：“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说民》）。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的弱民之术在经济上通过行政手段使民不停地由穷变富、再由富变穷。譬如：通过剥夺个人资产的毁商，让民众依附国家并产生“富则祸”（富则修）恐怖预期。《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商鞅的弱民之术在政治上表现为严刑苛罚和奖励告奸。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即思想控制，禁诗书、禁游说，老百姓只能以法令为书、以官吏为师。商鞅认为“君尊则令行”，君主只有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君主的法令才能得到遵守。商鞅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可见，国家的“富强”术就是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
商鞅这几招，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实行土地国有、利出一孔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