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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文革当事人一些记忆（草B的进来学习） [打印本页]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0     标题: （转）文革当事人一些记忆（草B的进来学习）

凝视过去 相信未来

 

　　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也是它结束的30周年。作为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比任何其他层面要来得更深刻和影响深远。如果说，文革的结局首先是政治层面的话，那么，4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对文革进行文化上的清算，因为文革残害的是中国人的灵魂。

　　与文革相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文化的粗暴与残忍就显得温和与节制。文革是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广泛而持久地钳制着中国大地上任何能够思考的生灵，这场持续的十年的政治运动切断了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其历史的联系。这场运动过后，中国大陆成了一片文化的瓦砾场，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痕迹，这是一种文明的戛然而止。

　　从表现上看，文革对文化的摧残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是影响更深远的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文革把美丽的变成丑陋的，高贵的变成低贱的，独立的变成附庸的，思想的变成盲从的。文革把中国人从文化上变成了野蛮人，变成了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人群。这场运动过后，中国人从此和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失去了文化上的联系。

　　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首先是政治上的控制，紧随而来的是思想的钳制。就是要用一个思想取代十亿人们思考，任何不同的思想和思考都被无情打击，甚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文革期间发生的文字狱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广泛而且最野蛮的纪录。在场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的人们失去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权力，中国人被在思想上被阉割了。

　　文革作为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追求，让中国大地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场，试图通过粗暴的破坏方式以求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的重建，于是，文化传统被颠覆，文化系统被破坏，旧世界被砸烂了，但是美丽的新世界并未能建立起来。人们在狂热之后发现，自己并没有站在伟大领袖描绘出来的大同世界，脚下只是一片无法恢复的废墟。中国人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回到让人羡慕的文明中去了。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动乱，文革在名义上是一场文化领域的革命，实则是一次政治较量，这场争斗中任何一方都不是赢家，任何一方最终都没有在这场动乱中获益。这场运动过后，中国人发现自己失去了政治上的理想和追求，那些曾经奉为神明的口号和偶像不过是虚伪的幻象，中国人什么都不相信了。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尤其是文化层面的，文革是一次不容质疑的历史大倒退。

　　诗人北岛是这样描述文革后的文化生存的：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四十年后的今天，文革的痕迹早就被轰鸣的建筑工地所覆盖，可是文革的伤痛却并没有远离我们，只是这段可悲的历史被生活的重压淹没了，这块留在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伤疤只要稍微一碰，就会汩汩地流出沉郁的黑血，述说着那些不堪的往事。

　　文革不应该这样的被忘却，我们今天纪念那段灾难的过去，不是为了重温它的苦痛，而是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今天直面这段无法回避的岁月，正是相信中华民族的未来。诗人食指（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说的就是这种期待和热忱。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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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1

文革前后文化大事记

　　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时间，一般认为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516通知》之后。但是，作为一场在“文化革命”名义下进行的政治较量，文革其实始来有自。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和思想改造，从中共建政之初，就已经开始，至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达一个高峰。1966年文革发生后，则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因此，对于文革的发生，不能孤立地看待，必须结合文革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作为参照。在这里，我们把中共建政之后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化事件列出，希望从中理清“文化革命”的由来和其主要脉络。

1951年——5月20日 批《武训传》 由电影发端的政治运动

　　《武训传》于1950年12月开始公映，并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好评。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为《武训传》下结论称：它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的同时，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陶行知，意在引出即将大规模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批《武训传》是中共建制后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它从电影发端，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的知识分子。

1960年——1963年 《海瑞罢官》上演  德彪西遭批

　　1961年京剧《海瑞罢官》在北京上演，作者吴晗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开幕。1962年东方歌舞团成立。主要学习和表演亚非拉等国家人民的歌舞。中国最大古籍目录式《中国丛式综录》在上海编成。

　　1963年毛泽东在中宣部材料上批示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许多共产党人热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文化界为之震惊。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掀起对德彪西及无标题音乐的批判。

1962年 利用小说反党 现代文字狱株连万人

　　这是由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而引发的一场政治运动。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念了康生递的条子：“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此后，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并开始清查习仲勋等反党活动。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而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了几百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

　　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被称是“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

1964年 利用电影反党 文艺界开始整风

　　 文革前的1964年，文艺界开始了整风运动。电影《逆风千里》在全国上映之后，时任中央领导要职的康生就这部影片大加批判：“这是动国民党之心，动共产党之愤”，由此宣判了影片的死刑。

　　1964年的7月29日，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被批判为大毒草。随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的文章。

　　8月29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通知》。此后，《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红河激浪》等影片也被连带而出，《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用了整整一版文字，对《逆风千里》逐条逐段地展开批驳。对这些电影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八个样板戏一支独秀提供了空间。

　　与此同时，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江青以“旗手”身份开始对中国文艺的干涉。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1

1965年11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揭开文革序幕

　　1965年11月，在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抨击它影射彭德怀事件，是为庐山会议中被撤职的彭德怀抱不平，但其矛头真正指向的是北京市长彭真及其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江青、姚文元等人此时登上政治舞台。

1966年2月 林彪、江青炮制《纪要》 为发动文革做理论准备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密谋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纪要》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彪、江青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践。

1966年5月  《五一六通知》 文革开始

　　1966年5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成为为期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为开展文革准备了组织措施。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

1966年8月19日 破四旧运动 文化的浩劫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1966年8月17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在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30万红卫兵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给整个文化界带来的是一场浩劫。按周恩来的说法，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这场风暴中，孔庙被砸、孔子的坟被掘，无数的文物被毁坏。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1

1966年 老舍自杀 文学艺术家遭批斗

　　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们砸教室、学校，放火焚烧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还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

　　8月23日，在北京成贤街孔庙，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包括文联主席老舍被红卫兵进行挂牌批斗，老舍等人被驱逐在烈火边蒸烤，并施以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围观的“看客”人山人海。红卫兵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投湖自杀。

　　文学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仅仅是文学、艺术家们灾难的开端，跟着被迫害死的有：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文艺活动家刘芝明、剧作家海默、电影导演蔡楚生、作家杨朔、导演孙维世、作家陈翔鹤、导演郑君里、作家赵树理、肖也牧、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巴人、作家魏金枝、周洁夫、导演焦菊隐、诗人孟超。

1968年 考古发现金缕玉衣

　　文革期间，考古发现取得了一项重大进展，即1968年河北满城发掘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妻子窦绾两座古墓。

　　刘胜墓和窦绾墓出土文物品类繁多，数量浩大，共出土金、银、铜、铁、玉、石、陶、漆等类文物总数达一万多件，其中精品达四千多件，其种类之丰富，制作之精美，在已发掘的汉墓中都是罕见的。其中尤以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最为珍贵。

　　2001年3月，满城中山汉墓被评选为“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1969年10月起 大批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

　　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共军报》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这标志着整个文革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发表的关于 “斗、批、改”的几个阶段的设想中，提出“下放科室人员”。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离开北京到外地，很多机构也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和试验农场等名义，分散到农村及有关“战备疏散点”。

　　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十多万名下放干部、三万家属和五千名知识青年（子女）。不少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大批官员、教师、科学工作者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使许多国家急需的有用人才付诸东流，浪费了大量物力、财力。

1969年12月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9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上山下乡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也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这场运动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也导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一些曾经积极参与文革的城市年轻人觉得自己被欺骗，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1

1970——1972年 八个样板戏上演

　　文革带给中国的是一场灾难，带给文艺界的同样也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性的运动使全国大多数剧团解散，许多戏曲演员遭到迫害，戏曲舞台出现一片萧条景象。在这种政治气候下，1970-197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及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八大现代京剧样板戏，叫响了全世界。

　　八个样板戏是指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沙家浜》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后来，又在七十年代初江青指令编演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及钢琴伴唱《红灯记》、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作品。

　　江青等人借助样板戏扶摇直上，被奉为“京剧革命的旗手”。此后，“样板戏”被定为至尊，全国出现“亿万人民一台戏”的局面。

　　与此同时，“语录歌、语录操”、“忠字舞”也热遍全国。“忠字舞”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形式主义做法。而“语录歌、语录操”则将学习毛泽东思想形式化、庸俗化。这种宣扬个人崇拜的形式主义做法，形同宗教仪式，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1972年 考古大发现 长沙马王堆汉墓

　　考古工作者1972年在湖南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发掘出西汉古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震惊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该墓葬保存完好的女尸，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湿尸。这具古尸入土已经两千多年，仍保持着栩栩如生的面目和弹性肌肤。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包括衣物、食品、药材、漆器、木俑、乐器、陶器、帛画以及大量的帛书和竹木简。这些文物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价值极为珍贵。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数量庞大、内容重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许多原有的学术观念和传统认识。

　　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对中国考古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专家认为，该墓最有价值的是完好无损的古尸，并且有成组成套的物品，还有内容珍秘的帛书、竹木简。这三者能有其一，已是考古的重要发现，如今三者兼有，在中国考古史上可说是独一无二。因此，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被世人誉为“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1974年 文革期间生产的故事片放映

　　从1966——1970年间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无一部电影问世，许多艺人被关、隔离审查，或关进牛棚，或折磨迫害致死。这一时期重点是宣传“文革”成就及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大量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有《毛主席第五、第六次检阅文革大军》、《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等。

　　由1974年春节开始，故事片《艳阳天》、《青松岭》、《火红的岁月》等片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它们是文革八年来首次上映新的国产故事影片，也成为“文革”期间最早的一批故事片。

　　虽然这些电影也深深打着文革的烙印，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大多围绕三个题材：一是突出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二是突出支持“文革”运动；三是突出歌颂工农兵形象。如《青松岭》、《艳阳天》等，但这打破了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和“老三战”（《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看昏头的沉闷，民众欢呼雀跃，其欢迎程度如同过节。

1976年 天安门诗歌运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抒情诗是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文体之一。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是群众自发的诗歌集体创作运动。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民众自发掀起悼念活动。4月5日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表示不同意“批邓”，不愿意党和国家再度陷入混乱和灾难。但当局展开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北京当局4月5日晚出动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当场有两百多人被捕，许多民众遭到毒打，流血负伤。

　　4月6日，中央政治局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诗歌成了四五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直接战斗武器。就产生的背景、发挥的作用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学与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来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都是罕见的文学现象。

1977年起 伤痕文学开始反思文革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了小说《班主任》，引起强烈反响。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

　　此后，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开始流行，这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2

“利用小说反党” 当代中国的文字狱

　　《刘志丹》，是一部描写中共早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刘志丹传奇生涯的长篇小说。毛泽东曾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也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但是，这部小说却被康生等称做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并由此策划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前后株连万余人之多。　

没看小说就定性

　　1956年，工人出版社请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到1962年春天，李建彤完成了小说的前五章。在创作过程中，李建彤多方征求意见，还把稿子寄给了刘志丹早年的战友、西北老干部阎红彦。阎红彦粗粗地看过稿子之后，便表示“许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不宜发表。阎所说的“原则性问题”，就是中共党史上的“西北历史问题”，因为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

　　在阎红彦的提议下，1962年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此后，阎红彦写信向康生做了汇报。康生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

康生向习仲勋发难

　　康生接到阎红彦的信不久，就在北戴河会议的小组会上向前中共西北局领导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发难：“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还有贾拓夫……你们是想翻天哩！”

　　康生在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李建彤才知道她的小说惹了麻烦。9月6日，她写出了一份关于小说中几个人物来源的说明，解释称：小说中的个别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综合起来虚构的。但这时小说《刘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无辜的人，都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习仲勋、贾拓夫被禁止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

　　1949年后，中共先后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几次调整，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调整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和判断。所以，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二十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担任主任。

株连者达万余人

　　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论证逻辑是：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许钟这个人物，也属于类似情况。

　　“文革”开始后，《刘志丹》案件进一步升级。康生多次点名称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等写《刘志丹》进行反党，又多次批示审查工人出版社的有关人士。

　　此后，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并下放，“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也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仲勋）、马（文端）、刘（景范）反党集团”。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并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倒了几百名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为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

　　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1980年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为数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反。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3

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惨过八国联军洗劫

破四旧开始，焚烧字画古籍

　　1966年8月19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开始以后，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先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之后又迅速燃遍全国城乡。

　　值得注意的是，破四旧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这场浩劫，破坏的大多是地面上存有的文化文物，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由于其价值重大却被保存了下来，比如作为最高皇权象征的故宫，由于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进行军事保护，以及其作为反面教材的作用，并未遭到直接破坏。

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久

　　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7500件，毁坏书籍无数。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红卫兵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从而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徐文长、吴承恩、吴敬梓等人的故居都被毁坏，蒲松龄甚至被掘墓鞭尸。

相传为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的洛阳白马寺，建于整整一千九百年前。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

　　位于陕西乾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61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砸去，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一批文物被保护下来

　　虽然破四旧给无数的文物古迹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但有些文物估计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故宫就是其中之一。按常理推断，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权的最高代表，故宫应当属于被“破”的范围的，但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免遭直接破坏。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故宫属于国宝级的文物，如果毁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故宫的留存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如此，故宫才免遭一劫。

　　在文革中，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一部分文物，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 “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

当朝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分文物

　　说来可笑的是，由于当朝权贵从抄家风中捞了一票，许多珍贵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搜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就拿走了。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68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

　　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5

八亿人民八个戏

革命样板戏，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江青树为样板的几个现代题材的戏剧。当时被称为“样板戏”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

戏剧舞台一片萧瑟

　　由于毛泽东在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的形势错误的估量，为文艺界接下来的所谓整顿提供了理论依据。之后，文艺界展开了整风运动，主管文艺工作的夏衍、田汉等人受到撤职、批判，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文艺界包括戏剧界全面展开。

　　1964年夏天举办的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因江青、康生等人的插手，也出现了否定优秀戏曲剧目、打击文艺工作者的倾向。江青在大会之前就分别以歌颂错误路线和形式不伦不类等罪名否定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排演的《红旗谱》和根据豫剧移植的《朝阳沟》。康生在汇演总结大会上点名攻击京剧《谢瑶环》和昆剧《李慧娘》是“大毒草”。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的是一场灾难，带给戏曲艺术的同样也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性的运动使全国大多数剧团解散，许多戏曲演员遭到迫害，戏曲舞台出现一片萧条景象。

江青借推样板戏政治上位

　　“样板戏”就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中被炮制出来的。“样板戏”最初是指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沙家浜》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后来也包括七十年代初江青指令编演的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及钢琴伴唱《红灯记》、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作品。

　　事实上，“样板戏”并非无源之水，许多优秀剧目都是在前人编创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是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创作的。《沙家浜》是从1963年10月着手，根据沪剧《芦荡火种》移植的。《红灯记》是根据同名沪剧移植的。《海港》是1964年初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移植的。这几部戏的原作为京剧的移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江青主管后，虽然对这些剧目的创作提供了很多意见，定下了许多基调，也主要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但江青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把这些劳动成果完全据为己有，并且把原来的编创者打成“反革命”。江青等人借助样板戏扶摇直上，江青本人竟被奉为“京剧革命的旗手”。他们借助“样板戏”在为自己谋得政治利益的同时，还打击、迫害与他们的思想相左的人和剧目。

　　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期间，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同时在北京舞台上演。

　　1970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群众文艺是一条重要战线》，指出群众文艺的中心内容是学习样板戏和宣传样板戏。

　　“样板戏”的所谓样板，即规定剧中所有的情节、台词、唱腔，甚至服装、道具都不得与“样板团”演出的版本有任何差异。由于“样板戏”被定为至尊，戏据创作也被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歧途，尤其到了“文革”后期，这种倾向竟被总结为“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此后，“四人帮”将“三突出”奉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这种倾向不仅在戏剧界泛滥成灾，而且在整个文艺界被当作一种标尺，整个文艺创作在这种原则统领之下生产出一大批假、大、空作品，影响十分恶劣。

将现代戏推向艺术新高度

　　从艺术质量上来讲，“样板戏”并非一无是处。无论在剧本创作方面，还是在导演、表演、音乐创作、舞美设计方面，都把当时的现代戏创作推向相当的高度。

　　在剧本创作上，“样板戏”虽然从“三突出”原则出发，塑造出一大批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但这些形象又体现出在特定时代人们心目中英雄人物的纯粹性。李玉和的豪情壮志、杨子荣的英雄虎胆、阿庆嫂的善良和智慧，都曾感动过无数人。这些形象之所以感人，也不仅是因为剧本创作者在他们身上所赋予的优秀品质，更是因为参与创作的导演、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为之烘托，而且使主要人物的形象丰富而饱满。

　　在音乐配器上，“样板戏”大胆吸收西方乐器，采用交响乐队参与演奏，不仅丰富了传统京剧音乐的表现形式，使京剧音乐给人以织体丰满、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尝试虽然对京剧音乐而言难免有“伤筋动骨”之感，但在客观上也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舞台美术上，“样板戏”采用了大量的西方化的戏剧布景，不仅给人以真实之感，而且在创作方法上突破了传统戏曲舞美“一桌两椅”的重虚轻实做法，为戏曲舞美虚实有机结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样板戏”不仅在整体上追求精益求精，而且在细节上一丝不苟，无论是唱腔上的精雕细琢，还是人物动作上的一举一动，甚至人物服装上的一块小补丁，都规定了不可移动的位置、颜色和尺寸。“样板戏”的创作凝结了许许多多艺术家的心血，体现了他们非凡的才华和智慧，也融入了特定时代人们在精神上的纯粹和理想。

　　1976年“文革”结束后，样板戏随着江青政治集团的垮台，受到人们的批判，否定和抛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一部分在以前群众中影响较大的“样板戏”，又重新开始与观众见面，一方面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在文革中经受了苦难的老一辈文艺家的指责。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6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谁证明你是好人？

　　1970年，我在地处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当知青。那年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尤其是中苏边境地区，阶级斗争的弦儿就绷得更紧了。因此，阶级斗争压倒一切，至于什么法制呀、依法治国呀、尊重人权呀，根本就没听说过。

　　那年10月，我回京探亲，当假期休满，返回兵团时，顺便回了一趟在辽宁庄河的老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回老家，不少亲戚都来探望，其中两位远房亲戚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他们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因为我住的时间短，来看我的人又多，所以事后就把本子上记的谁给忘了。

　　那次我从老家回兵团是计划坐火车从大连到鹤岗，然后换汽车返回连队。可火车到站时，天已经黑了，出站后我才发现“边境地区通行证”不知什么时候丢了。鹤岗属边境城市，要知道，在那个特定的年月，在边境地区，没有通行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住旅馆、购买汽车票都要出示“边境地区通行证”）！我只好到鹤岗火车站候车室找了一个空座位，打算挨到天亮再说。大约10点多钟，我正靠在椅子上打盹，被一阵闹闹哄哄的声音吵醒，一打听，才知道是车站派出所正在对车站候车室进行大检查。几个身着公安制服的警察挨个查看旅客的“边境地区通行证”，还时不时抽查旅客的行李。

　　当一位警察朝我走来时，我连忙主动说明情况，可那位警察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要求检查我的手提包，我坦然地拉开拉锁，他一眼发现了那个笔记本，便抽出来翻看，当翻到记有老家亲戚情况的那页时，他冲我晃了一下笔记本，问我本子上记的人是谁，我顺口告诉他，那是我的亲戚，他又问我那亲戚的姓名和地址，我一下语塞，这回警察可来了精神，无论我怎样解释，他坚持要把我带到车站派出所审查，并训斥我：“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无助地为自己辩护着：“我是好人，这完全是误会……。”“谁证明你是好人？还是老老实实跟我走吧！”警察还是不依不饶。这时围观的旅客也跟着起哄，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尴尬。无奈，我只好跟着警察到了车站派出所。

　　到了车站派出所，他们并没有继续“审”我，而是要我写下兵团的番号、团长和政委的名字、以及我所在连的连长和指导员的名字，并告诉我，待核实了我的身份后就放我走。然后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二楼一间门上包着铁皮、上着铁锁的房间前，他打开大锁，命我进去。屋里没有灯，黑漆漆的。我明白了，这是间拘留室。待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再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月光，发现这间屋子的窗户上钉满了铁条，而且全屋没有任何家具。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房间的一角，还有二个人靠墙坐在地板上。看来，我也得像他们一样熬过这漫漫长夜了。

　　我摸索着顺墙蹭到那两人身边，也像他们一样靠墙坐下，才发现这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通过交谈知道，他们二人是专“吃火车线的惯偷”，已多次出入这个车站的派出所了。我当时心里那个气呀！凭什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丢失了证件，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和刑事犯罪分子关押在一起？！可是在那个年月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直到第二天上午，他们通过电话查清了我的身分，才把我释放。（文/严涛）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7

人祸的旷世大饥荒：我饿了整整两天

　　1969年底我下乡的生产队大饥荒死了一半人，有的全家死绝。四川死人全国第一，有八百万。李井泉有重大责任，他的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就我个人来说，对发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场肇因于大跃进人祸的旷世大饥荒，记忆是双重的，一是亲身经历的饥饿岁月，一是十年后下乡当知青时见证的大饥荒在农村造成的灾难。

　　大饥荒开始时正是我读小学将升中学的时候，给我一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伤心回忆，最刻骨铭心的是我和弟弟饿饭两日这件事。

饭票提前吃光饿了整整两天

　　我家在成都，1959年饥荒浮现后，父亲被他的工厂下放到荣昌县种菜渡荒，母亲那时在离成都很远的郊区青白江工作，两三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家中只有我和弟弟两个，没有大人，我十一岁，弟弟九岁，在街道食堂吃饭。开始由邻居马娘娘帮我们管定量的饭票，吃一天发一天的饭票给我们。不知后来甚么原因，马娘娘不管了，交给我们自己管。由于老是吃不饱，肚饿嘴馋得不行，人小又管不住自己，有一个月还未到月底就把饭票吃完了，最后两天没有饭吃，我和弟弟在床上躺了整整两个白天黑夜。

　　那时正是盛夏，记得我躺在床上却感到一身很冷，脑子是清醒的。邻居来看过，问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回答“没有饭票了”，邻居说了句“可怜”就走了。太阳下山，天渐渐黑下来，然后是漫长黑夜，然后天发亮，白日依然漫长……这是我一生渡过的最漫长的两天。

　　后来母亲回来，我和弟弟未提起，觉得饭票吃超出了是做了错事，怕母亲责怪。后来是邻居告诉母亲，母亲一听眼睛立刻就湿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事过几十年，早已白了发的老母亲忆起这宗陈年旧事，仍然会红眼抹泪。

　　此后母亲为了让我们能多吃一口，想尽办法给我们弄吃的。她在宿舍旁边的空地上种菜，甚至种小麦，将小麦炒熟了磨成粉给我们带回来，有时带一大茶缸野菜拌面粉蒸的饽饽，野菜是她下班时到田边去摘的。她不回来的周末就由她的同事带给我们。

　　记得1960年到过年时候，她的单位提前吃团年饭，饭菜较平常多一点油荤，母亲一口未吃，装在大瓷缸里，带着几个馒头，除夕那天坐了火车赶回来。我们一家才吃上一顿年夜饭。

　　母亲自己也吃不饱，但一直克扣自己，还将自己的口粮省一些下来换成四川省粮票来贴补我和弟弟，说我们正在长身体，不能受饿。母亲在青白江工作，发的是青白江粮票，成都不能用，因此要换成省粮票。

李井泉废掉省粮票川人恨之入骨

　　1960年8月23日这一天可能那一代四川人都不会忘记。大饥荒已很严重，许多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父亲从荣昌县回来时一身肿得发亮。大家开始吃一种叫“康麸散“的麦麸代粮，还以炒盐当菜，养小球藻补充营养。大街上抢食的天天都有，我亲眼见抢食的被人拳打脚也要先把抢来的半个馒头狼吞虎咽下去。一个我认识的中学俄文教师为了吃饱饭，辞了教职，到街头卖烤红薯。邻居有一家母子分了灶，儿子在自己面粉盆做记号防母亲偷吃……千奇百怪的事都出现了，人的存在意义已完全返祖到最原始的本能：活命。

　　就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时候，这一天清晨饥肠辘辘的人们醒来，骇然听说四川省当局宣布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远在青白江的母亲气得跺脚，欲哭无泪。要知她身上已变成废纸的十多斤省粮票是她饿着肚子一口口省下来的，是要救她年幼的儿女的！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这一黑心命令不知把多少已在饥饿中的人赶向了绝路。我知有一家人从外州县调工作到成都安家带着省粮票上路，粮票作废，全家断了粮源，结果是靠卖光所有衣物到黑市买高价食品才挣扎着渡过难关。李井泉此人一贯极左，紧跟毛泽东，因此四川大饥荒最严重。李井泉最恶劣的是，在1959年批彭德怀时不但非常卖力，还学毛泽东搞引蛇出洞整人。李井泉开了庐山会议回四川后召开省委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竟不把中央已将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决议告诉与会干部，而是把彭德怀的万言书交给不明真相的干部让大家发言表态，结果许多干部中招，说他们与彭德怀的看法一致，也认为大跃进政策失误。待白纸黑字记录在案，李井泉才铁青着脸将中央决议出来，在会上当场就有发了言的干部吓昏过去。结果发言支持彭德怀的干部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在全国反右倾运动中，四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干部也最多。因此四川人把西南王李井泉恨之入骨。文革时李井泉被打成走资派，家破人亡，老婆上吊，大儿子李明清被北京红卫兵活活打死，至今四川人仍说"活该"。

当知青才见到大饥荒最可怕情景

　　1969年底我下放到四川省西北的安县农村插队，从当地农民的集体记忆中才首次知道这场大饥荒比我所经历的要可怕得多，才知道灾难绝大部份竟是落在种粮食的农民身上。

　　在大饥荒中我们城市人和农民承受的痛苦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城里人好歹每月有一些粮食供应裹腹，当我们在挨饿，在水肿，在拼命找吃求存时，中国农村已是饿殍遍野，“新鬼烦厌旧鬼哭，天阴雨湿声湫湫。”只是中国的官方报刊仍在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消息封锁得死死的。

　　当时生产队为我们三个知青建的房是在一个荒废多年的旧屋基上，原来的房主人姓廖一家大小在大饥荒中全饿死了，农民说闹鬼，不敢在这里建屋，所以才荒废下来。我们知青新来乍到，生产队就瞒着我们，生产队长还向全队打招呼说不要告诉知青把她们吓倒了。日子久了，看我们也未撞过甚么鬼，农民才慢慢吐露真相，说我们知青未撞鬼是因为阳气重。

　　农民告诉我，在1960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里干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了回去或就地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妆就把她娶了进门……在农民的口中，吃食堂那几年是他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8

革命革命革命，一个荒谬的革命时代

撒传单

　　我的文革体验，是从单位上的留守处开始的。

　　1966年最后几个月吧？大孩子们带袖套扛红旗组长征队，走了。连我爸妈也走了，好几个月在全国各地串连不回来，我们，学校停课了，归单位留守处管。留守处组织我们从办公室找来油印机，钢板和腊纸，刻印传单，拿到市里比较热闹的地方去撒。

　　刻印传单是很枯燥的事，可撒传单就很刺激了。从火车站大厅的二楼往下撒，一书包的传单几分钟就撒完了。下面的人总是挤成一堆来抢传单，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那些折得整整齐齐的传单，一旦洒向空中，就如同不灭的缤纷的焰火，张开，飞扬，飘落下去。

　　我们还到广场，百货大楼，大桥头去撒传单，几乎每天搞到很晚把传单印好，叠好，准备好，第二天扎上帆布带军扣的腰带，一人两趟四书包地这么跑，兴奋极了。

　　传单不但我们在撒，其他很多的传单也都在撒，你撒你的，我撒我的，还一边喊口号，对喊。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是革命了，那种撒传单的自由和刺激，和现在比，晃如隔世。

卖造反派战报

　　那些传单，渐渐变成了一个个组织的一期期战报，小组织又联合成大组织，最后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派。到派的时候，那战报就是在报社铅印的如报纸那么大张的还带彩色带图片的那种了。这么大张的战报，撒是撒不出去了，我们于是成了报童，沿街叫卖。卖完得的钱，拿回报社，自己还能分一点。

　　卖战报，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得起来，到报社去等着派报。因为要算钱，都是有数的，得当面数清楚才能抱走。用的也是报社发的专门的大挎包，有个小隔袋可以放零钱。记得后来不再去卖战报，是因为两派敌对得厉害，我们有一天卖报时叫另一派的大个子红卫兵给抢了，还追着打，打得不轻，怕了，就再也没去了。到现在还记得那天卖到一半挨抢挨追挨打的时候，我卖了二元八角三分，没法缴给报社了。

　　1967年的5月，我们那里武斗开始了。

复课闹革命

　　当时的学校，停课也革命，复课也革命，根本就不正常了。到了我们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两派已经势不两立，把学校的学生也分开了。我们这派的老师，每天把我们叫到学校操场集合，然后分班，排好队，又齐步走出学校，到附近的一个露天电影院，露天上课。一边走一边喊口号，喊给另一派在学校上课的同学和老师听的。

　　露天上课，不能靠背，很快就累了，所以上课时间很短，基本就是练练唱歌，排排节目，读读语录就完事了。可每当校外有什么革命活动，老师就拉上我们去凑热闹。给静坐的造反派抬水呀，到街上拉横幅搞宣传呀，跟别的学校同派的学生一起开誓师大会呀，等等。

　　真打起来了，大家都躲武斗去了，学校就又停课了。

躲武斗

　　躲武斗，我的感觉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再串连一次。不过，这次得自己掏腰包，没有联络站免费的食宿，没有免票的车船。出门靠的是爸妈的亲朋好友。

　　我第一次接受旅游的概念就是去躲武斗。桂林、杭州、上海、青岛、济南、北京，这条线走上去，我们一家走了三个多月。在桂林，住的是老人山下的图书馆，那时候不开放借书了，可我们住在书库里，看了个够。在杭州，楼上是旅社楼下是饭馆，我们一日三餐在饭馆包饭，每天玩不同的地方。西湖十景，我到现在还是只记得住当时就记住的那一些：三潭印月、平湖秋月、花港观鱼、雷锋夕照、翠堤春晓……彭！一条红鲤鱼还居然蹦到我们划的小船里，丰富了某一天的晚餐。在青岛，我们把追着退浪捞起来的海带晒干，带到北京还吃了个把月没吃完。

　　印象最深在上海，正赶上盛夏，满街尽是睡露天的人，屋里太热，这会儿桌子椅子床沙发……通统摆在大马路上。我们住在巨鹿路上上海文联的小院儿里，西洋式的木地板小楼，楼层高，很凉快。结果，第二天食堂里帮我们打饭的，居然是老作家巴金。那时候，他写的《家》《春》《秋》成大毒草了，人也成了没有改造好的黑五类。记得在上海时每天蹲文联门口看人下象棋，吃西红柿消暑。

大联合

　　1968年，上面的意思，结束武斗，两派要大联合。我们结束流浪生活，钱花得精光，爸妈连手表都早不知在哪儿就卖了，两手空空回到家。

　　两派大联合，国共合作一般，结果是还没联起来就又打开了。而且这次打得跟内战似的，中央发了号令，连正规军都上了。小钢炮就架在我们院子里，冲锋号吹得我耳朵聋，战士们进进出出的，就如同隔街那边是鬼子。我从战士那里得了许多的子弹壳，还得过一个弹梭子，铜的，后来全锤扁了拿去换糖吃了。

　　仗打完了，跟解放了似的，又要上街游行，喊口号，我们排着队参观反革命据点里的反革命尸体。红旗飘飘，喇叭声声，市里挂上了大大小小的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我的理解，挂一块牌子，红一块地方，等全国到处都挂上革命委员会的牌子了，除了台湾，山河就红成一片了。

　　到了这个时候，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才真正上了一个台阶，走向完全的荒谬。

三忠于时期

　　单位上有了革命委员会，可跟现在开发区的管委会大不相同。首先要终于毛主席，不然就革你的命。跳表忠舞，早请示晚汇报，活学活用，忆苦思甜，工宣队军代表什么的，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表忠，是向毛主席表忠，请示汇报也是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可毛主席不在身边，怎么办？没关系，贴个毛主席画像就行。夜里单位要集合晚汇报，早上天没亮又要集合早请示，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跳表忠舞，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有人要显得比别人更忠，于是就亲手绣毛主席头像，或者浑身挂满毛主席像章。

　　忆苦思甜，开会请这大姑那阿婆的来讲旧社会，完了吃一锅野菜煮的杂粮稀饭，总有人为了表示自己更能忆苦，往锅里倒米糠。我们这些孩子，会看大人的眼色，扑上去，把个大铁锅刮得干干净净，连碗都添了它。

　　要熬通宵的是每当毛主席发表什么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头天晚上就不睡了，上街欢呼游行，回来还不能睡，等着，早上要开大会，单位的会，系统的会，全市的会。喇叭里记录速度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字，得练好几天。去书店买毛主席的书或者画像，也是要排通宵的。毛主席的语录是要能背诵的，总有人能一字不漏全背下来，那就不得了了，红透了。

　　单位上来了一工宣队员，抗美的时候去过越南，是个会武功的退伍侦察兵。我要是算会武功，就都是跟他学的，说是带我去巡逻，找个偏僻的地方就开练，直到他发现，我爸妈也是要挨批判的那种人。

　　爸妈又双双走了，去了办学习班了，学毛主席思想，其实就是去挨整挨批。等我再从留守处回到家里，时间已经进入七十年代了。（文/阿猪）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8

浩劫之后，谁为我“平反”？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充满血腥、荒唐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文革”的丑陋和邪恶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从中接受教训。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一、初尝游斗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这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学校司机老赵开车来外专宿舍楼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几位总支委员，参加学校党总支紧急会议，传达第二天即将见报的北大聂元梓等七人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并研究应对措施。九个总支委员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个阵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整整一宿，也没有讨论出结果来。

　　当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学校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党政工作陷于瘫痪，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是学校团委书记，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我又爱和青年人聊天，结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风暴一来，说外专执行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建团路线，我这个团委书记就成了推行修正主义建团路线的急先锋。我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来反戈一击，给我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这可是外专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我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斯文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

　　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我回家吃饭，老伴已为我煮好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两个荷包蛋，但我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这时，老伴从他的卧室拿出一个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地对我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面条碗，吃个净光。这时我才发现，老伴两眼都含着泪花，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

　　我心里有了底，不再惧怕戴高帽子游斗，而外专的学生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学子，胆子比较小，也比较克制。有些人也许觉得游斗不大过瘾，就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会场一片打倒声，还让我第一次尝到坐“喷气式”的味道：弯腰九十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点名要我老伴上台揭发，老伴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竟为我表起功来，说我来学校刚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未等他讲完，就被“革命”群众轰下台去，我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气候，还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没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我还厉害。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养的一个团委接班人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我苦口婆心劝他安心团的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34岁还作校团委书记的工作，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我主动借给他6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说我拿臭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啊。遗憾的是，这位同志“文革”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从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

二、“三家村”和“夫妻店”

　　“文革”开始，北京市就揪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各地、各单位都如法炮制，外专造反派也不甘落后，就把我和老伴，再加上副校长刘质毅（原湖南株洲市委副书记）三个人打成外专的“三家村”，理由似很“充分”，因为我们三人都是从对外经委调来的，又都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说法，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臭味相投。但批来批去，除了几顶吓人的大帽子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揭发不出有分量的反党材料。于是造反派就别出心裁地提出批周宗贤、封佩玲“夫妻店”。要说“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说法，因为我们是从广西南宁调京的，“文革”乍起，广西大乱，分成“联指”、“4·22”两派。

　　那时，时兴大串联，两派都有人来京，我和老伴都特别好客和念旧，不论哪派，只要找上门来，都热情接待，或吃顿饭，或住上几天，只谈友谊，不谈派性，也记不清招待过多少拨，多少人。那时最感困难的是粮票不够用，因为吃饭买粮要粮票，有些避难来京的同志，来不及带粮票，我们只好东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粮，有时实在接不上顿，就和老伴带上两个孩子串亲戚找顿饭吃。没有想到，这种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友谊竟引来了大祸。由于谢王岗同志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袁家柯、罗丽华同志住了十多天，我和老伴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谢、袁两位同志，都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谢王岗还是我和老伴结合的“红娘”，袁家柯更是老伴的入党介绍人，以正常的眼光看，是很自然的友好交往，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何况，任何朋友来家住，我们都按规定如实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

　　可是没过多久，谢王岗、袁家柯被康生点名扣上特务和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帽子，造反派对我和老伴的批斗大大升级了，我俩都成了包庇窝藏坏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家成了窝点，并被造反派戴上“周封夫妻店”、“黑店”的桂冠。这时就不光是文斗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老伴被打、被虐成疾，1971年4、5月份在积水潭医院急诊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长达4个多月。我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劳改，接受批斗，又惦记医院的老伴和在家里无人管的两个幼子，身心憔悴。

　　有一天，从干校回家，听我12岁的大儿子说，家属造反派斗了他几天几夜了，说一个造反派的儿子丢了10元钱，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认偷了这10元钱，不承认不给睡觉，还威胁送他去派出所劳改。我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捡到一分钱都送到警察叔叔那里，我们的工资都放在家里明显的地方，也从来没少过一分钱，可是那时就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造反派说你是坏人，不是也是。我心疼孩子受委屈，违心地拿出10元钱给那位造反派“夫人”，并狠狠心，把大儿子送到河北迁安的亲戚家，把只有8岁的小儿子送回河南老家。在那个年代，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不能给予保护，甚至难以抚养。送别儿子的滋味，别提多难过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划界限

　　康生点名批判谢、袁后，外专的造反派和军工宣队认定是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抓了两条“大鱼”，他们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关进“牛棚”，不给自由，不给见面，背对背地交代揭发，规定每月只有一次给老伴送粮油票和日用品的机会，每月见面时，后面总跟着造反派或军、工宣队队员，生怕我们串供。说来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换一下 眼神，就觉得放心了，没事。几个月也搞不出他们需要的材料，于是，他们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划清界限，说：“周宗贤是铁板钉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谢、袁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你是受蒙蔽的，性质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胆揭发，划清界限。”见我还是揭不出老伴的反党材料，造反派进一步逼我说：“你是要党籍，还是要周宗贤。”我毫不含糊地说：“我要党籍，也要周宗贤。”造反派实在逼不出东西来，就满校园糊大字报，说我划不清界限，死路一条，死定了。后来，老伴从牛棚里放出来，造反派对他采取的是同样拙劣的办法，同样是一无所获。

四、封鬼

　　外专军、工宣队和造反派在学校弄不到他们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调，不知道他们在南宁外调时怎么听说我在学生时代有个绰号：“封鬼”，以为可找到了一个过硬材料，能置我于死地。其实，“封鬼”是南宁解放前我搞地下学运工作时，战友们对我的昵称。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于斗争、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战友和同学们对我这段表现的肯定，它是机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种乐观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间的亲切感。尘封的记忆，本算不了什么，更没有表功的意思，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某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义的称谓诬称“风流”的意思，并借此攻击污蔑我有作风问题，妄图把我的革命斗争史篡改为“风流韵事”史。他们为了打倒我，可谓处心积虑。但南宁外调材料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只有编造谎言了。谎说南宁没有地下团的组织，说我历次交代参加过地下团是假的，搞地下活动是无中生有，是欺骗组织，混入革命队伍，以他们编造的谎言激发群众的义愤。真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已不顾做人的起码良知了。批风流鬼批不下去，于是又把“封鬼”说成是“疯鬼”，要我交代疯狂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不然，为什么叫“疯鬼”。我说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疯狂的疯。造反派说，不管哪个封，你就是疯狂，不交代疯狂，就是不老实，过不了关。如此强词夺理，不讲道理，已是司空见惯。你批你的，我就像没听到一样，思想早开了小差。

五、祸从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没完没了的交代检讨，早请示，晚汇报，挨斗挨骂，老伴关在牛棚，两个幼子都送去远方，牵肠挂肚，内外交困，我又严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会、小会都要你发言、表态，我只好按报纸登的文章的口径讲，有时就念报纸，还生怕念错了。有一次小组会发言，我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我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我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我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我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

　　这时，军工宣队为了扩大“战果”，制造恐怖气氛，就利用这年8月31日部分青年学生同几个科室干部发生口角，诬陷这些学生搞打、砸、抢，定性为反革命，人为制造了一起“831反革命事件”，企图把这起事件同“刘周封三家村”挂起钩来，掀起更大的批判闹剧。每次批判，自然要我联系自己表态，我心里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错字了，一边字斟句酌，一边心里嘀咕，可就是越担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误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卫中南海的共军，说“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军，十足的反革命，联系我上次的口误，罪加一等，有人当场就要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立即开除出党，交群众专政，也有人要揪我去专政机关。没隔多久，市里在原建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确有因喊错口号被判了重刑，记得还有个女的给枪毙了。造反派就地开了我的批判会，说我也够枪毙的，要我交代反动思想和背景，是谁指使的，似乎我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误，是反动本质的反映，真是有口难辩。这时，心里已经没有了怕，只觉得好笑，历史上的文字狱，还有个文字凭证，可没听说口误罪，真是“文革”的新发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

六、抄家

　　在我的记忆中，抄家往往同满门问斩联系着，是从旧小说和历史故事中知道的，可是到了“文革”时代，抄家成风，随处可见，就见怪不怪了。运动开始，我和老伴都成了“走资派”，自然免不了被抄家，幸好我们提前听说要破“四旧”，早早就把多年积累的工作笔记、生活日记、亲友来往信件，以及一些旧照片，一把火烧光了。我从广西带来的几大箱书 籍，除了几本爱读的诗词和古典名著外，也全部当废品处理了。所以造反派抄了几次家，翻箱倒柜，什么也没得到，只是有一次，一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顺手牵羊把我仅存的几本古诗抄走，还教训我说：“放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看，净看这些‘四旧’的书，反动透顶”。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有理说不清啊！当谢、袁事件出来后，造反派把我和老伴划为谢、袁集团的骨干分子，把我们家说成黑窝点，抄家更成了家常便饭。军、工宣队的队长当面告诫我，家里来人要向造反派、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晚上家里不能锁门，随时叫，随时开门。

　　可巧，有一天，南宁一位自报工厂团干的青年来我家，说是来北京上访反映情况的，因未带粮票，钱已花光，两天没吃饭了，不得已，来求老书记（来不及问他在哪里打听到我这个原南宁团市委干部的）给顿饭吃。这时，我听他讲家乡话，又动了恻隐之心，但如实告诉他，我这里危险，正审查我们，来人要报告居委会、派出所的，你吃过饭赶快走，免惹是非。他说：“我来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怕的。”我一面赶快做饭，一面叫老伴向居委会报告。饭好了，叫这位客人先吃，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真的是饿坏了，怪可怜的。可是刚吃了一半，居委会带两个民警就来了，要查户口，听说是广西来告状的，立马要带走。来客说等把这碗饭吃完，硬是不让吃就带走了。以后再没有这位朋友的音信，也记不得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了。还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我，诉说“文革”各自的遭遇，唏嘘不止。正在这时，几个红卫兵闯了进来，这里翻翻，那里敲打敲打，连大衣柜里的衣物也都掀了出来，我这位身高体壮的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是红卫兵？告诉你们，我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的头，八代贫农。”说着扬了扬手上的红卫兵袖章，他们见这个“八代贫农”的红卫兵头，气势汹汹，赶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后我问他，你不是资本家出身么？怎么成了贫农，又哪里有个八代贫农？从哪里来的红卫兵袖章。原来红卫兵袖章是小儿子在院子里捡的，正准备送到居委会，就放在桌子上，这位朋友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上述活剧。

七、积肥小组长

　　归纳我的“罪状”，造反派和军、工宣队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不老实就给戴上。“定性”后于1970年6月跟随革命群众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用说，我这样的专政对象要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种水稻、平地插秧难不倒我。造反派又生一计，在抬土造地时，找一个身体最棒的男劳力同我一组抬土，土筐压得实实的，又叫那个男劳力跑快一些，一天下来，我身子简直要散架了，躺下去就起不来了，饭也吃不下，可能有好心人对这样虐待一个专政对象看不下去，第二天为我换了工作，我才没有倒下去。
　　造地种水稻离不开肥料，打扫厕所粪便，积肥，自然落在专政对象身上，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打扫男女厕所的积肥小组，有四五个男的专政对象，却单单派我这个女的当积肥小组长。现在当一个什么长都有点权力，可那时的组长只有带头的份，干不好就开田头批判会，我不但要带头打扫女厕所，也要带头打扫男厕所。说到这里还闹过一次笑话：有人到男厕所如厕，老远听到男厕所里传出女人说话，就没敢过去，因为那时人们对阶级斗争的弦绷的挺紧，有人疑神疑鬼，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男厕所里去了女人，那还了得，赶紧向领导报告，要去抓“流氓”。待他们拿着木棒煞有介事地赶去时，见积肥组在女组长的带领下正紧张地出粪，好生没趣，只好悻悻地离去。

八、谁为我“平反”

　　1972年，“五·七干校”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对我宽大处理，过去说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现行反革命都不算数了，但还留个小尾巴，说运动中有错误。我问是什么错误，这位领导说：“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说成革命路线，831说成8341，虽属口误，但也是错了，怎么说没一点错呢！”这种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拙劣手法，还是出自一个自认很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能说不是 “文革”的悲哀。我就是带着这个小尾巴分配到北京市112中学担任校革委会和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以后又多次调动：区党校、区财贸干校、区房产落实办公室、区委财贸部，还参加一年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工作，最后于1983年提前离休。

　　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损，两个儿子受牵连，“文革”后工作频繁调动，未能尽我力量去工作，实感遗憾。更为遗憾的是：对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头讲给我带个小尾巴的“宽大处理”，以后找谁也不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谁为我“平反”呢？

　　其实，用不着谁再为我“平反”了，“文革”中所强加给我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上的笑料，让后人记住：再不能上演这类最野蛮、最无聊、最残暴的人间悲剧了。（文/封佩玲）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29

小人物：一个胜利者用来祭旗的牺牲品

　　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描写的了那样一幕戏：革命志士秋谨被官府砍头时，不仅有众多的人们在旁看热闹，更有人借烈士的血发财，让人扼腕长叹。在文革那个荒唐的年代里，不谐世事的我也参演过类似的血腥剧目。

　　那年夏天，我上四年级。山东老家的“保皇派”组织——“大联合”在当地驻军炮八师和军分区的支持下又夺回了一度被“造反派”——“东方红”抢走的权力。为了显示他们才是真正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定的左派，一场清算“刘、邓路线”反革命罪行的浪潮随之而来。

　　就在这时，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王晋隆，成了胜利者祭旗的牺牲品。

　　王晋隆，男，那年好像只有18岁。家庭成份不好，据说是地主。在市第二中学上学，曾参加过红卫兵组织的“飞虎队”，参与过批斗老师和冲击本地的军分区及赴临沂地区围剿当时的“保皇派”组织——“马铃山游击队”的武斗。后来“大联合”取胜，“东方红”组织的成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清算。王晋隆的父母因为成份问题受到了一些冲击，姐姐的工作遇到麻烦，他本人离校后也只在一家街道的纸盒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

　　可以想象王晋隆对他们家庭和自己的遭遇是心怀不满的。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月里，他小小年纪对此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不幸命运？于是，他采取了当年红卫兵的方法，到处去书写一些对我们当时的伟大领袖和社会不满，不敬的话语。不久，这一当时震惊全市的“书写反革命标语案”即被侦破，他被捕，很快就被判处死刑。记得，当时的布告中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枪毙王晋隆的那一天全市市民停工停产停课参加他的公判大会或簇拥在主要大街两傍，等待着观看公判大会结束后押解王的囚车会沿街游街示众。出于好奇，我和几个同学则急急地赶往市南区的一座铁路桥边。据悉那天很可能在此地枪毙王晋隆，因为那里是我市一处重要的法场之一，曾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王培文也是在这里枪毙的。

　　中午前后我们疲劳不堪赶到桥边的涵洞边，那儿早早聚集了一大帮人，因为这里是通往法场的必经只路。我的喘息还未定呢，远远一队汽车疾驶而来。前面警车开道，警笛嘶鸣，后面的解放牌汽车顶上驾着机枪，一片闪亮的刺刀，一派杀气腾腾……再往后则是押解王晋隆的囚车。只见他剃着光头，五花大绑，嘴上也扎着绳子，被两个士兵死死地揪着衣领面无血色地朝向前方。背后还插着一面叫做“亡命旗”的东西；白纸糊的，高高的，顶部是一个尖角，好像一只大大的古代令箭。“旗”上王晋隆三个字盖以一个粗大的红色“X”字，好像两道红红的刀口在流着血。

　　等我在惊诧中回过神儿来时那队车辆已在飞扬的尘土中驶过了桥洞，往桥南的河滩开去。于是，我们又随着看热闹的人群奔向那里。两条腿哪有汽车快啊，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时，河滩上早已戒备森严，任何人不得靠近了。

　　尽管过去曾在电影中看到过法场的镜头，但都不如那一次身临其境看的真切和心惊肉跳。从人缝中远远望去，看见两个士兵架着王晋隆（几乎是拖着他），急急地走向河边，强迫他跪下。紧接着第三位士兵，戴着白口罩，端着一枝上了刺刀的步枪，刀尖几乎是抵着王的后脑勺。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王便应声扑倒在河边上了。

　　执行完任务的公安和刑警刚刚离开，周围看热闹的人们一拥而上，争相先睹为快。我也和同学一起神差鬼使般地挤进了人群。挤呀，挤呀，终于从人逢里挤到了里面。唉呀，差一点就扑到了尸体的上面。天哪，不知是哪位已将尸体翻了过来。死去的王晋隆仰面朝天，大睁着眼睛无神地望着夏日的天空。他穿着一身叫做“再生布”的蓝色工作服，双臂依然被绑在身后。嘴上像牲口那样紧紧地扎着一根小拇指粗的绳子，据说是防止他临死前呼喊反动口号。那年头被枪毙的罪犯都这样“处理”过，有的还要往里面塞一个小小的石灰包呢。他的眉心处有一个鸡蛋大的窟窿，那是子弹射穿时造成的。白花花的脑浆和着鲜血染红了他的半个脸，又流在了他身子下面的沙滩上，形成了一个红色的血洼，情景实在恐怖。那枝“亡命旗”扔在离他不远处，也被染的血迹斑斑。

　　我忍不住一阵恶心，急忙要钻出人群。就在这时，只见一位农村打扮的中年人挤到了尸体前，二话不说弯腰就用食指和中指从王那仍在冒血的脑门窟窿里挖出了一块脑浆，滴着血就装到了上衣的口袋里。那人白色的衬衣胸前立刻即被染红了。有人问他做什么用？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声：“治病，治病”，便急急地离去，不知所踪……

　　那次看完了法场回来，许多天难以平静，很久不敢吃肉，看到红色就发晕。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那血腥的一幕也时常在脑海里浮现，难以忘怀。（佚名）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30

一个国家淹在红色海洋里，逃到哪里去？

　　1968年，八月的盛夏毒日当空。

　　自从被人揭发“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后，立即被专政队关起来隔离审查。这时，我已意识到自己是在劫难逃了。两个多月来，批斗会的声势愈来愈大，次数日益频繁。每当被双手反押冲进会场前，总是有人将一块由铁丝穿起来的黑板套在我的脖子上，按下头弯下腰，眼睛所能看到的，除了脚底以外就是胸前挂的牌子。牌子上贴着白纸，白纸上用墨汁写着“反革命犯XX”，姓名上红笔打上了醒目的大叉，仿佛因此而具有了魔力，谁见了都会恐慌地让道。

　　押到台前时，总会发现自己的左右或身后有一批陪斗的人，此刻他们五花八门的头衔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党份子、叛徒、坏分子——尽管他们同我的案件毫不相干，但文革的潮流将他们同我赶到了一起。

　　有一次我从这一队伍中看到了工会主席尤，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为人正派善良，文艺上很有修养，今天衣服褴褛，抬起了疲惫不堪的眼睛悲哀地看了我一眼，眼光中充满了哀怨和痛苦令我深深难忘。

　　有时并非是对我的批斗会，也会偶尔被借用过去作为他人的陪斗，压压场子，我胸前那块赫然写着“反革命犯”的牌子多少有一些恐怖的威慑作用。当然也没因此而少吃一些苦。

　　除了这块批斗会专用的牌子外，平时，从隔离审查开始的那天起，身上那件无法更换的短袖衬衫的左胸前被人缝上了一块白布，布上同样用黑墨汁写上“反革命犯XX”，并责令任何时候不得摘下。这块仿佛被巫术施了咒语的白布，一下子魔鬼附身般地将我同人隔绝了起来，进进出出，人人见了避之唯恐不及，谁也不敢近身。

　　一天，在我被专政队押送到场部去挨斗的路上，只见迎面开来了的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间就在我的前面急刹车停下。

　　车门打开，一位军人下车并向我走来，准备打招呼，定睛一看十分熟悉，原来是当地驻军的团参谋刘。

　　短短的几个月前，我还曾被借调到附近他们的部队里画过一幅大型的油画毛主席像，吃饭时经常与他坐同一个小圆桌，空闲时见面也常聊天，相处得十分友好。记得最牢的是，一次我称赞他那么年轻就已当了团部的参谋，前程无量，他却自嘲地说：“不过是小小的参谋。谁都知道：‘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可见彼此已十分随便了。

　　不料很久没见，今天在外狭路相逢，理应习惯地要打个招呼。只见他向我伸出手，我也本能地迎上去，还没来得及开口，一瞬间他看清了我胸前的白布，顿时目瞪口呆，突然停了下来，惊慌地往后倒退，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恐惧和不可思议，仿佛不留心触了电似的，转身就迅捷地上了车。这时的我也立即反应了过来，一时尴尬至极，看着没有熄火的车子猛地开动，对着窗中的他，我的心被撞击了一下。

　　我惭愧地转过身望着急速离去的车，为我自己不幸的命运给他人带来恐惧而感到歉意。他的反应是必然的，无可非议。久久地我在想：他上车后怎么向司机解释，回去后是否会将这惊人的事告诉部队里同样熟悉我的付团，尤其是那位与我聊得最投机的长得一表人材的军医。我，一个他们熟悉的，曾在最最革命化的军队里画过最高统帅毛主席巨幅画像，一个多月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受到他们自上到下欢迎和尊敬的，带着眼镜貌似斯文的上海青年，居然是一个隐藏得这么深的反革命犯!

　　对此他和他们究竟会有怎样的感触？

　　平时天天被审讯批斗得无法喘息，麻木的感觉一下被这一小小的戏剧性的插曲唤醒，铁的现实就在我的面前，那就是胸前缝着的这块白布：“反革命犯XX”!!!

　　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正在升级，隔离禁闭的措施也愈来愈严。

　　一天下午，革委会专案组的负责人蒋XX带了两个陌生人来到我的隔离室。他们一言没发，只是看了我一眼就转身离去。就好像提货前核实一下货是否还在。

　　不一会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发动声，随即扬长而去。

　　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凶多吉少，挂在头顶上的剑随时随地会掉下来，但只要当它还悬挂在上面，何去何从仍感到茫然，一种绝望的茫然。

　　当天晚上刚准备躺下，坟墓般寂静的隔离室闯进了一群人，来势汹汹。恐怖一下子压倒了我。“终于来了！”

　　这时的我骇怕的只是这群年青力壮的专政队员会来对我采取“革命”措施，这是他们令人谈虎色变的专长，不少好端端的人在他们的手下变成了残废。虽有1米78的身高，但瘦弱的我那时也只有九十斤左右，隔离后更是虚弱不堪，绝对经不起他们的折腾。我本能地退到墙角，条件反射地抬起手准备抵挡飞来的拳脚。忽然人群让开两边，走来了专案组的蒋XX。他还没开口，一名队员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走！”，其余的人卷起了我无法再简单的衣物，将我从隔离室押出来。

一路上谁也没有讲话，大约五分钟的路显得特别漫长。夏日晴空的夜晚，唯有星星默默地注视着大地。异常的寂静中只听见一群凌乱和急速的脚步声。这时的我感到自己活生生像一只装着烈性毒药的包裹，被人群在深夜里严严实实小小心翼翼地运送着唯恐丢失，遗害无穷。

　　强烈的恐惧感笼罩着我。正如有人说过：最可怕的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脑中还没有搜索出究竟会发生什么，场部已到达，我被关进一间离大礼堂很近的房间，室内除了床之外空无一物，窗上安装着铁栏杆。

　　“睡下来，不准乱说乱动！”一名队员命令着。

　　我向蒋某看了一眼，他那从来冷漠严峻的表情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是同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身后跟随了队员，只留下几人看守着我。平时在弹丸之地的场部，蒋某同我也算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相互间没交道可打，况且他从来不苟言笑，一向在令人敬而远之的保卫科工作，虽没参加造反，却一步登上了专政队长这一掌握他人生死大权的位置，性格天生，仿佛非他莫属。

　　我躺在床上却彻夜难眠，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屋梁上吊下的那支特大的灯炮直直地照射着我，咄咄逼人，两个看守则站在房内抽着烟，一刻不离地监视着我，让我感觉自己好象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等候着切割。

　　以前在隔离室虽同样有人看管，但晚上则仅有一人与我同睡同起，大小便则同进同出，今天不仅有人两小时一班轮流看值，门外还有人通宵巡逻，看管得插翅难飞。当我要出去小便，他们立即紧张地跟随着我，并让我就在门外走前几步立地解决，免得到深夜的厕所里有什么不测。

　　当我走到室外，贪婪地深吸了几口夜晚新鲜的空气，仰望了一眼晶莹的星光，环顾了一下周围被微风轻吹的树影，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青蛙声，此刻的我觉得这平凡的夜色真是太美了，美得让我的心感到收缩，销碎，融化。。。

　　看管催促我立即回到房内，并不凶狠，却碎灭了我瞬息的遐想。

　　走回房间，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领悟到：

　　自由，当你拥有它的时候，它如空气一般，令你无法感到它的存在，当你真正失去它的时候，它才在你的面前显示出所有的价值，全部的魅力，真正的可贵。

　　当我重又躺下的时候，看管如释重负。其实他们这样紧张完全是多余的。且不说今天如此的戒备森严，即使能逃，我又能逃往何处？

　　的确，当我在隔离的阶段里，确实曾萌生过逃跑的念头和冲动。那一段时间里如果决心要逃，相信一定能逃脱，并有很多机会。虽然日夜都有一人轮流看管值守，而且刚开始也很严，几乎寸步不离，但两个多月的相处彼此已十分熟悉，再怎么警惕也会松懈下来。有时半夜里起床小便，就得将他叫醒，当他懒得起来陪我去厕所时就会在朦胧中关照一句：“马上回来”。有时甚至于我回来时发觉蚊帐里的他已睡着，由我自己把门推上，躺进自己的蚊帐后再点一支香烟也没见他反应。尤其半夜里外面下起傾盆大雨看管又睡着的时候，更是逃脱的机会。问题不在于有无机会逃脱。

　　每当白天批斗或审讯回来，我经常恨恨地责备自己为什么不逃出去？紧接着我总又恨恨地痛问自己：“逃到哪里去？”

　　“逃到哪里去？”这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经常折磨着我。

　　我甚至于感慨和羡慕当时天天上映，家喻户晓的“白毛女”，一个不堪凌辱的农家女子，尚且还能在绝望中被逼得躲进山洞，虽如野人含辛茹血白发披挂，但毕竟孓然一身独来独往，远离了可恶的人间，还有一个藏身之地。

　　而我这么一个男子，天地之大竟无藏身立椎之地。即时逃脱出去，又能在何处藏身？诺大的一个国家早已被红色的海洋和白色的恐怖所淹没，谁也找不到一寸安全的净土。象白毛女一样荒山里寻一个洞穴与世隔绝地躲起来，那毕竟是电影里的故事，更何况自己没学到特种部队绝处求生的本领。凭着自己胸前写着的反革命犯的身份，在人人自危的社会里，怎敢盼望奇迹。

　　除了上帝，谁能伸出拯救的手？而上帝正沉默不语。

　　犹太人离上帝比我近得多，当他们被纳粹疯狂地屠杀时，其中也必定有人绝望地仰天悲鸣，祁求上帝的拯救。但上帝同样地沉默，眼看着无助的子民被活活地推进焚尸炉中化为灰烬。祂的旨意绝非凡人可妄加揣测。

　　即使我逃出去并能活下来，也必定会连累我的全家，我可怜的母亲怎能经受这飞来横祸？尤其是弟弟刚高中毕业，这几天就等待着性命攸关的工作分配，万一我轻举妄动，岂不也同样毁了他？每想到这里，我几乎万念俱灰，如坐针毡，背脊掠过了一阵冰凉的冷汗，痛不欲生。

　　我顿时发觉，其实整个国家整个大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座庞大无比的监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怎能逃脱于天地之间？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31

左奶奶和马大娘，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

　左奶奶和马大娘，1966年时是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胡同里的人们一直叫她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1966年8月24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中，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她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北京东厂胡同位于东城区，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之间。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机构“东厂”，是这个胡同的名字来源。在这个胡同里，有中国科学院的“现代史研究所”，在胡同旁边，是“考古研究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报纸号称有一百万人。这一事件把红卫兵运动引向高潮，在全国各地的所有学校中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同时，也把八月初在北京校园开始的大规模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和杀戮，引向了整个北京。北京每日被打死的人数在8月18日之后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近十万市区居民离开北京，并且活活打死了数千人。这些人的死亡从未被报告，名字也未被记录，尸体被焚烧后也不准保留骨灰。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这些人中的两个。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们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经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大家都叫她“马大娘”。

　　1966年8月24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左右，中学生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阴，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听到他们的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半夜三点钟，声音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据说直到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就会回想起那一景象，感到胆战心惊。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他们的时候，声音“象杀猪一样。”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8月24日，东厂胡同2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红卫兵被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

　　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象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在北京，那么多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做“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象左奶奶，曾经拥有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必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做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在“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她提高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觉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作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体现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里有“现代史研究所”，可是他们还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在将来去作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怎么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葬者”。可是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他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考古学家将无能为力。（文/王友琴）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32

来不及的生死离别 翻译家傅雷之死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一代翻译巨匠。1908年生于上海南汇。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
　　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次年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 1931年春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秋回国，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

　　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文革”初受到迫害，1966年9月3日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杀身亡。

　1966年9月，58岁的翻译大师傅雷服毒而亡，夫人朱梅馥自缢随君而去。在那样一个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警察经匆匆讯问便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傅雷的遗书

　　谁也不知道傅雷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他们死后，警察发现了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

　　人秀：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而在这对夫妇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他们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傅雷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这位翻译巨匠面对死亡表现出惊人的冷静。

　　傅雷在遗书中自称自己是“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并说“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如此谦卑而自渎似的陈述表明，这个东方文人并非是对时局绝望而选择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人坦然赴死？

“家国”梦的破灭

　　可以肯定的是，傅雷并不是一个叛逆的文人，相反傅雷一直热烈的歌颂那个新生的中国。他这样写信告诉远在波兰的儿子：“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励你前进！……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以此就可以看出，傅雷是有着明显传统的士大夫气质的中国文人，他有着一腔真诚为国奉献的热情.但是,他的此种热情却遭到了怀疑和莫大的侮辱。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然而，在人格尊严饱受摧残之后，这样一个坚守家国信念的老人，晚年还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打击。

　　在傅雷家书中，教是教导儿子如何“爱国”之类言辞。而傅聪的出逃彻底宣告了傅式“家国”教育梦的破灭。据传记资料显示，他有整整两昼夜粒米未进，痛苦，震惊，忧虑，寝食惧废。毫无疑问，一个一心渴望“精忠报国”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敌国”深造。家与国，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在傅雷心中形成了紧张对抗。

　　至此之后，傅雷开始闭门不出，这位翻译巨匠还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培育出五十多种英国玫瑰。然而这位在“家国梦”破灭之后,欲修身养性不再问任何世事的老人最终还是未能逃离毒打和辱骂。

士可杀，不可辱

　　在傅雷夫妇临终前几天，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傅雷辛苦培育的玫瑰被连根拨掉。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四天之后，他选择了将一杯和有毒的药水仰脖吞下。

　　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1958年在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他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傅雷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也就是在1966年，经过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和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后，这位老人失去了最后值得在这个人世逗留的理由。然后，让后人庆幸的是，这位翻译大师的遗骨得以入土为安。

　　在听闻傅雷死后，江小燕，傅译名著的一个普通爱好者，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当时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冒险来到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她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之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34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巴金（1904.11—2005.10.17）中国文学史重要作家。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巴金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到1937年，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等。1935年至1950年巴金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

2005年元旦，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是为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巴金在他的《随想录》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

　　在这本书里，他本着一个作家的良知，以及以史为鉴的目的，提议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以防止类似十年文革惨痛记忆重演。“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然而他提议的现代文学馆建成了，“文革博物馆”却因种种原因的牵扯，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只有等到“文革”结束即将的30年之后，才由民间兴建完成。2005年巴金以101岁的高龄的去世，意味了五四时代在中国的结束。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以及1949年的解放，政权易手；从解放到文革，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在巴金身上是一个沧海桑田般的一百年。

“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1955年，胡风“反党”风波中，尽管一直认为胡风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巴金跟着大家一起写了批判文章。几十年后，他说：“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也感到羞耻。”他甚至觉得，因为这些当初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子孙后代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说要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很快，巴金连续发表十多篇杂感，斥责那些不让人独立思考的人。到了1957年，巴金的许多朋友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包括萧乾、施蛰存。他与萧乾因为政治原因在生活来往中出现了隔膜。而有一次，在北京紫光阁开会，当萧乾进了会场，别人都不敢理睬他，只有巴金还和他打招呼，并主动坐在他旁边。很多年后，巴金对徐开垒回忆说，“他是我的老友，我心又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到1958年，巴金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形势的需要，此时，不独巴金一人选择了这种写法，茅盾的《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等作品，更把知识分子在此期间的非正常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非正常状态终究莫名其妙得让人压抑，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他在发言中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美联社5月25日发表了巴金的这次讲话，并且评论说，“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美联社甚至还特意说明，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这个报道被毛泽东知道后，怒斥道：“他巴金要什么样的自由！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张春桥见此，更是借机上蹿下跳，放出狠话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

文革十年如一梦

　　巴金的肺腑发言不但没有为作家争取到自由，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甚至灾难。1965年，巴金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回家后，他怎么也无法入睡，当天晚上，他与妻子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向他做了道了歉。

　　1966年，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不久，他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9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挨斗更频，巴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从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在牛棚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遭受了种种折磨，巴金就认为他所在的牛棚就好像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他每天在牛棚里默默地背诵《神曲》里的诗句，把《神曲》的诗句作为支持自己度过那个黑暗岁月的精神力量。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巴金在他的很多文章中一再提到这段难忘的经历。

　　此后3年多的日子就是连天的批斗与游行，但巴金没有选择抗争，而是委曲求全地活下来，和老舍、傅雷等人的直接反抗不同，在不停的游斗与大小牛棚的轮换之间，巴金经历了一个“炼狱”。1967年，文革已是如火如荼之势，七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在华师大校园广场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强，由“反动文霸”巴金陪斗。巴金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说他与作协党组书记吴强“一贯狼狈为奸”，现在批斗吴强，他自然应当“陪斗”。“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扳……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的脸颊都扭歪了。

与爱妻萧姗的生死离别

　　1972年，萧珊病故，巴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萧珊比巴金小13岁，1944年5月初，41岁的巴金与萧姗从桂林到了贵阳结婚，其时他开始着手写作中篇名作创作《憩园》，并翻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文革期间，由于过度的精神摧残，加上患直肠癌，于1972年55岁时离世。巴金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怀念她、追忆她，一直不能释怀失去爱妻的痛苦。他《怀念萧珊》一文中说：“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萧珊之死强烈刺激了巴金，使他深感痛苦。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萧珊之死才让巴金更痛切地感到现实的残酷无情，进而彻底改变了他对“文革”的看法，加深了对历史的反思。

　　巴金没有见到萧姗的最后一面，巴金见到妻子时，她已是一具躺在担架上，被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的遗体。“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爱妻病故，巴金同年也获准返回上海。次年，巴金获得四人帮解禁，允许巴金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6年未提笔的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爱妻的死在巴金心上烙下苦印，却让巴金有机会重回中国文坛，结束了文革这段时间以来的困顿。  

《随想录》里的真言

　　文革之后，巴金写下了5本《随想录》，记录了他在文革中遭遇的残酷经历，以及沉痛的反思。他弥足珍视自己写的这几本《随想录》，甚至说，除了《随想录》，他什么也没有留下。《随想录》是巴金最有激情的作品，他视为自己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巴金在《随想录》也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提倡要讲真话，指出谎言给这个世界造就的灾难：“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这一部《随想录》因此被人们视作中国的良心，20世纪中国良知的符号，与卢梭的《忏悔录》以及托尔斯泰的日记并列相提。

有限的真言 些许的遗憾

　　巴金原名李尧棠，因为崇拜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的和克鲁泡特金，他将两人的名字各取首尾，给自己取取了笔名“巴金”，以表示对自由生活的崇尚，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追求。

　　然而无政府主义正是他的尴尬所在，年轻时的无政府信仰不但未能得到坚持，反而成为一个思想上的包袱，一个地雷。批评家陈思和说：“（巴金）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

　　因为这样的犹疑，这样的负担，巴金对“文革”的批判是有限的，即使在号称中国的《忏悔录》的《随想录》里，巴金的批判态度也有所保留。

　　傅国涌在《对巴金也要说真话》一文中说：“在《随想录》之后，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我们都没有能听到他（巴金）的声音，也许他太老了，岁月不饶人啊。巴金曾为说假话难过了几十年。‘文革’结束，他终于下决心‘讲真话’，并力倡‘讲真话’。但他终究不是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他未能发出左拉式的‘我控诉’这样的声音，他的‘说真话’也是有局限的，他超越不了现存体制和时代所给予他的那些限制。在他晚年，说真话实际上已成了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内心是否为自己没有能公开讲出那些真话而难过、而痛苦，我们已无法知道。”

未完成的心愿：“文革”博物馆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里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但他的这个构想却未曾得到官方的支持，直到过去快20年，才在汕头由民间建造了一座文革博物馆，安慰了他的这个心愿。但巴金始终希望他的这个设想能得到官方的认同，民间的文革博物馆的建造并不代表彻底的反思。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文革博物馆是爸爸惟一未了的心愿。”

1995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随行的还有一位特别的客人，就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有关编写者。这位陌生的客人带来了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之后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道：“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颤抖着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是迄今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的著作。

　　一本“文革”图录只能聊以安慰，但至少表明了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的态度。担任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草婴在序中这样写道：“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1998年10月17日，专程从美国来到杭州探望巴金的方女士给他带来了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巴金十分激动，心中的千言万语一时难以表达。方女士此行的任务就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巴金，激动地听完了她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落下了眼泪。 与方女士的这次见面，可能是巴金关于 “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虽然“文革”博物馆的建造设想没有得到实践，但巴金的另一个心愿却得以完成，那就是建造现代文学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是巴金晚年的梦想，有感于在“文革”期间作家大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作品被否定说是“毒草”，全国只保留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巴金认为，在“文革”里被打倒的那些作家对文学是有贡献的，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介绍这些作家的生平、作品。另一个原因就是“文革”之后，很多现代文学的资料被销毁了、遗弃了、丢失了。

1981年2月14日，巴金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关于“寒夜” 》和《创作回忆录•后记》，在文中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回应，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正式刊载了他的倡议，引起了强烈反响。1981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了巴老建议，上书中央，请求建立现代文学馆。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1985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万寿寺挂牌。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奠基。

　　为解决经费问题，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巴金前后捐了25万元人民币给现代文学馆，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杂志、手稿、书信、照片7765件捐给了文学馆。1985年3月26日，现代文学馆挂牌成立的那一天，巴金在会场刚一坐下，就从裤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当时的馆长杨梨。杨梨打开，发现里面有纸钞也有毛、分的硬币。巴金认真对他说，“我刚得到一本书的稿费，给文学馆。”

　　如今，现代文学馆共有藏品30余万件，其中书籍17万册，杂志2100种、9万余册，手稿10970件，是国内最大的和最权威的文学手稿库。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37

死亡的抗争 1966年老舍太平湖自杀

　　老舍（1899—1966），著名小说家、戏剧家、语言大师。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因为他降生的第二天（2月4日）正当“立春”，家里人为吉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庆春”，含有庆祝春天来临的意思。老舍是他的笔名。北京人，满族。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小羊圈胡同舒姓的贫寒家庭，满族。父亲舒永寿是清朝皇城的一名护军，属正红旗；母亲马氏，也是贫苦劳动人民出身，家住在北京土城外去大钟寺路上的一个小村落里，属正黄旗。

　　1913年，老舍考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曾任小学校长及中学国文教师。1924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创作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另出版有：《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论文集《老牛破车》。

　　1937年，其代表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问世。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写作剧本。1944年开始创作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他的作品以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老舍是一个充满悲怆的人物，他性格温和，却命运多舛，最后以自杀结束了悲剧人生。他的文学作品像他的性情一样温柔敦厚，中共建政后，他满怀热情迎接解放，写下《龙须沟》等充满了对新生活热情展望的作品，却在文革开始之时遭遇残酷的迫害，年届67岁时仍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带着一身鲜血回家之后，他当夜失踪，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在太平湖中发现他的尸体。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之中，文人的自由人格已经完全丧失，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时，正是万马齐谙究可哀的年代。文革革了文化的命，每一个与文化沾边的人都难免受到池鱼之殃，更何况文化人，就是首当其冲被批斗的焦点。处在这样的境地，知识分子连沉默的权力也丧失了，除了委曲求全地苟活下去，只能以死结束残生。傅雷如此，老舍也是如此。他们满含着悲愤与冤屈交出自己的性命之后，却连飞蛾扑火都算不上，他们死亡的消息被立即淹没，汹涌于人间的仍是大时代的浊浪。

　　老舍生于贫穷的家庭，他幼年失怙，由寡母养大。他的母亲性格坚韧，独立抚养大了四个子女，给予老舍“生命的教育”。两岁时，八国联军自天津出发，进犯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等仓皇出逃西安。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老舍父亲舒永寿在保卫皇城的战斗中阵亡。八国联军洗劫北京的时候，老舍差不多被闷死。他在自传里写道：“有一天，进来三名小鬼，我家的大黄狗一叫，马上挨了一刺刀，它流着血倒在我的母亲旁边，然后，他们三个四处去找，看看有鸡没有；这才是真的鸡犬不留啊！他们没找到鸡，便进了屋中，我正在炕上睡觉，炕上有几只破皮箱，他们不肯放过；打开箱子，一看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便把箱子扣在我身上，想把我闷死，也多少解点气。”

　强盗走后，母亲才将老舍从箱子里救了出来。老舍没有被闷死，却在文革初期投湖自尽，老舍的儿子舒乙后来回忆说，老舍是投湖去找他可爱的母亲了。这样的解释也许是有道理的，人处于绝境的时候，总会渴望母亲给予温暖的精神力量，投入她的怀抱中。这样的解释也是悲哀的，一个苍老的伟大作家丧失了最基本的尊严，被无知的红卫兵肆意欺凌，整个民族是疯狂了。

在自杀前的那些日子里

　　解放后，老舍仍时常有作品发表，作为一个出生贫苦的人，老舍对新政权持着热烈欢迎的态度。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是年老舍五十岁，其时正在美国。旅美期间，他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并协助两位美国朋友将《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译为英文。

　　1949年12月9日，老舍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抵天津，两天后到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1950年4月，老舍购置了东城乃兹府胡同10号，即今丰富胡同19号的一所普通的四合院，与刚由北碚返京的家人一起住了进来。老舍与他的家人在这个“丹柿小院”中生活了16年，写下了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部作品。

　　老舍的著名话剧作品《茶馆》以及《龙须沟》都是创作于五十年代的，可以说，解放后老舍的创作力并没有减退。但到1964年，老舍发表的作品遽然少了许多，只是偶尔发些诗歌、小文。1966年，老舍67岁，这年春天，他到北京市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深入生活。7月10日，又出席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

　1966年8月23日，本应在家继续休养的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23日下午老舍与箫军、端木籍良、荀慧生等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近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污辱、毒打。又因“对抗红卫兵”，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直至24日凌晨。被打得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几百名无知少年被煽动起来，专门针对老舍一个人……批斗中，老舍不再说话，不再低头，他使足了最后一点力气，把手中举着的牌子狠狠扔了出去……老舍的举动，无疑使批斗升级，他被轮番毒打到深夜，直到凌晨，夫人才被允许接他回家……

　　1966年8月24日凌晨老舍先生回到家中，清晨，年近古稀的老舍先生独自走出了这生活了十六的丹柿百花小院。他直接去了北京西城豁口外的一个小湖——太平湖，老舍在太平湖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个夜晚，然后步入了湖水。没有人知道，在老舍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坐在太平湖边都想了些什么。

　　老舍遭遇凌辱，竟然是几个学生的即兴发挥，那么，他的死，其实也充满了偶然性。但是在动乱的年代，谁能说这样的偶然可以避免呢？8月23日的惨剧，也可能在其他的时间里呈现，老舍的自杀，是偶然中深藏着必然。舒乙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一书记录老舍离去前的那一天：“8月23日（1966年）这天，老舍病后第一天去上班参加劳动，恰好碰见几个中等学校的学生们预定在孔庙焚烧京戏的戏装。狂热的少年们点起了熊熊大火，强迫北京市几十名文化名人顶着烈日围火而跪，并用刀枪剑戟等道具抽打他们。纯属被偶然卷入这场暴虐的老舍首当其冲，当场被打成头破血流，伤势严重。”

　舒乙谈到老舍之死的言语是无奈的。“我和我妈妈是当年事情最重要的当事人了—我是收尸人，妈妈是埋葬人。妈妈说，老舍受到拳脚和侮辱的当天晚上回到家，他们俩说过好一阵子话，之后两个人相背而睡，其实都是一夜无眠。第二天，老舍就走了不归路。妈妈说，老舍的走没有什么迹象，一向不管钱的他，只是在那天晚上曾经问过家里还有钱吗？够不够孩子们一时之用？第二天早上，他让妈妈去正常上班，之后只和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有如《茶馆》里一样的情景，他叫过自己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孙女，弯下腰，用很慢的语速说：‘跟爷爷说再—见！’那天，是我一个人赶去收的遗体，我记得很清楚，骄阳似火的8月天，傍晚天突然下起了毛毛雨……”

老舍之死的罗生门

　　太平湖湖边的水很浅，但走几步，湖水就陡然变深，老舍是呛水而死，死前他将自己的西装挂在树枝上，口袋里装有自己的名片，然后步入水中……

　　老舍死后，关于他的死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是舍身取义的；第二种，老舍先生的死是因为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和侮辱，他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第三种，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

　老舍自杀原因暂且不论，关于他沉湖的事件上，也有许多谜团。到目前为止，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有三个人，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那么只能是一个人真实，不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因为如果三个人都真实的话，那么就是在那一天里，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的都不是老舍。

　　三个人都在说，是我亲眼见到的，确实是真的，那一天的什么时间，我是怎么样接到通知的，怎么到现场，怎么处理的现场。并且，他能提供出旁证来，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人肯定是老舍。三个人的证据是不同的，有的说，在水中发现了老舍的一捆还没有完全湿掉的手稿，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有的说，在岸边老舍遗物当中有一张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老舍”两个字；还有一个人说，我打捞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生前跟老舍先生认识，他知道这个人是老舍。你看，三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捞的这个人真的老舍。三个老舍？！这让人充满疑惑。

《艳阳天》的作者浩然，“文革”初期担任北京文联革委会主任，经历了老舍在8月23日所受遭遇的全过程，甚至参与其中，而在老舍之死谁应负责的问题上，浩然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指引起老舍悲剧的主要原始在于草明，是她将揭发了老舍将《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使得红卫兵对老舍的批斗升级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浩然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叙述了老舍那一天被批斗的详情。

　　浩然轻描淡写地说他并没有看出老舍在自杀之前有什么愤怒与绝望的神情，并指老舍解放后的作品都是紧跟形势的，配合运动的。“咳，这是现在的说法。那时候大家都贬他。”“说他架子大。林斤澜下乡采访，回来向他汇报，他都不耐烦。”

　　事实上，正是浩然要老舍第二天在去文联的，他的解释是，要老舍对文联有所交代。浩然更说老舍在批斗中打了红卫兵，而不是老舍想扔下脖子上挂的牌子时不小心砸到了红卫兵的脚。“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印象中大概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这时天已经黑了。”

　　更让人吃惊的是浩然同时曝料，说他给老舍夫人胡絜青通知老舍自杀的消息时，胡絜青反应冷漠，“她说死了就死了呗。”

　　舒乙对浩然的这种说法自然十分愤怒，“浩然在说谎!实际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饰他个人的责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红卫兵的摧残和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的，为他脱下了血迹斑斑的上衣。投湖辞世，后事也是母亲和我操办的。老舍失踪，母亲让我去找周总理。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父亲的血衣穿在里面，连夜赶到国务院，一位接待我的军官看了血衣。回家后，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着急，将派人尽力寻找先生。家属对先生焦急的程度，绝不像浩然所讲的那样。另外，浩然还提到草明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了美国人，得了美金。于是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的迫害。当时年轻的中学生，以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脏钱；他们哪里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难道要拿蒋介石的坑害了几亿中国人的该死的金元券吗?那时还没有人民币呢。”

舒乙认为对老舍之死，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作为革委会主任，浩然的责任，他怎么一点儿也不谈?反说家属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他!他用造谣的方式，无耻地攻击95岁的老舍夫人。作为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但浩然和浩然们，没有任何自谴的能力，他们对这场民族大劫难，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向上一推了事；这已成了一个可悲的通病。”

投太平湖自杀，老舍的宿命？

　　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太平湖周边离老舍家更近的，有什刹海，有后海，有积水潭。有没有他刻意的选择，选择自己死亡的归宿？

　　老舍生前写了无数的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发生在老舍的出生，地护国寺的小羊圈胡同，他出生在那个地方，青少年成长在那个地方，他所接受的私塾教育，以及到后来上缸瓦市教堂，作品当中描述的很多人和事物，以及情景的发生，大多数都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可以说是自己精神的故乡，真实的故乡。

　　老舍当了教授之后，给自己的母亲在太平湖相对城里的那个地，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老舍母亲在那儿住了十年。老舍的死，和他给母亲买这房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个生与死的一种相交？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舒乙在其文章《爸爸最后的两天》中说：“太平湖悲剧发生12年后，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老舍的投水自杀的选择，在他的作品也里也可以找到这样宿命的痕迹。他的死与他在《四世同堂》里写的祁天佑如出一辙，祁天佑在遭受了日本人的侮辱之下，挂牌游街，不甘屈辱，最后投水而死。在他的散文《诗人》中，他写道：“及至社会上有了大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冰心在说到老舍之死的时候说，：“老舍先生肯定是要投水自杀的，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作品当中，很多好人的结局都是投水。”

　　老舍自杀的太平湖过去芦苇丛生，充满野趣，后来湖水被填平了，建成了北京地铁修理总厂，今天即使寻得到旧处，也见不到湖面。发现先生尸体的当天据太平湖公园看门人说，8月24日，老舍在公园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39

政治风向里的墙头草 郭沫若文革遗事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
　　1923年郭沫若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1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中等人组织创造社，历任《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杂志主编，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学艺大学文科主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流亡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古文字、青铜铭文，“七七事变”后返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8年进入解放区，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中共第九、十一届中央代表及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1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的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多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很有个明确的定论。

　　郭沫若在历史评价上虽然有些尴尬，但郭沫若在“文革”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却始终左右逢源，他明哲保身，善于处置自己，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活动从容，几近于游刃有余。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三首诗词

　　对郭沫若有着各种评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2005年10月在“三味书屋”讲到了“郭沫若现象”，认为郭沫若他能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王东成举了具有郭沫若特色的三首诗词为证：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共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在演讲中，王东成还提到了郭沫若的另一首诗。那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风派人物，细腰是弹簧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文学家抑或学术家？

　　作为文学家，郭沫若的“文革”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其大量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革”话语，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文革”真相：“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作为学术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为集中于专著《李白与杜甫》和考古方面。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固然与郭沫若富于浪漫气质有关；同时也应看到，恰好毛泽东也“扬李抑杜”。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却恰恰在迎合“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至于在考古方面，“文革”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使学术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从而在考证《坎曼尔诗笺》时，导致他发生了把作假赝品认作出土文物的轻率失误。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0

四条汉子

“四条汉子”的称谓，源自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指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四人都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文委作为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领导。1933年6月起，文委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其中，周扬1933年5月起任“左联”党团书记。1934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

　　“四条汉子”是代表中共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但是，在“左联”还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盟主——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的的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天下。国民党面对日益扩大的左翼文化阵营，其文化“围剿”的手段已由单纯地检查书报、电影和封闭书店发展到采用暗杀、绑架等手段。 1934年6月至10月，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阳翰笙、周扬等文委成员依然在开展工作，并寻找机会向鲁迅汇报工作。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员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这次会面，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这样描写：“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四条汉子”的称谓由此而来。

　　到了文革期间，江青等人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切入口，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而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那些“异端”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

　　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然而这绝非鲁迅本意，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段文字，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0

伤痕文学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揉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文/ 沙立玲）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1

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个基层单位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也表现出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不信任态度。《五七指示》出台后，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共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此后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各地开办，许多老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五七干校”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

　　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则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的留守人员。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1

红宝书

　　红宝书在广义上指所有的毛泽东著作，狭义上则特指《毛主席语录》、“三合一”等袖珍、简易的毛泽东著作选编本，其中尤其特指《毛主席语录》。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小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小小的册子曾风靡全国、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从1964年问世到1979年中宣部通知停止发行，短短的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就有10.55亿多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和许多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其数量之巨大更为惊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快捷方式”，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61年4月，林彪授意《共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位置上刊登。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送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改署“共军总政治部编印”。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作了修订，共收语录427条，共8.8万字。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地方出版部门纷纷要求加印。根据统计，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6年到1968年底已印制70452万册，这一时期，《毛主席语录》出了塑料封套精装本，就不要纸面平装本；出了100开本，就不要64开本，有些地方甚至大量印制未经中央批准的火柴盒大小的256开本。当时社会上对“红宝书”多以公费购买、免费分发干部或作为奖品礼品、会议文件等形式分发，印数再多也满足不了需要，造成纸张、塑料等物资及印刷力的极大浪费。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内称：“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毛主席语录》在书店中消失。

　　这种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气候和土壤中出现的特殊出版物，如今已成为市场上出售的“收藏品”，价格越炒越高，一般的64开小红书，每本要价在30元至50元，较为少见的版本则要上百，有的珍罕版本甚至上千元，大大超出了普通旧书的价格。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2

老三届　
老三届是中国大陆1966年到1968年三年共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的统称。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了，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1966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央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自1969年开始，许多年轻人因此自愿下乡去农村，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热潮由此展开。政府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1966年到1968年，这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到农村落户。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已经超过高考年龄，但鉴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作为对应，所有1977年五――1979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则被称为“新三届”。

　　“老三届”中大约可以分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有门路的人，这群人家有靠山（有的是自己寻找的），他们后来可以凭关系进入中专、大学(主要是工农兵学员)、参军、出国，当然有些是所谓"推荐"的。第二阶层是中间阶层，也是大多数。他们的智商、情商一般，没有关系，没有后门，苦苦等待“政策”的降临，如上海1978年知青返城风，基本上都回到了上海，而目前社会上一大批下岗人员中这一阶层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他们年龄大，又缺少文化知识。

　　第三阶层是“老三届”中的优秀人群，他们在校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们的智商、情商都超过前二类人，也就是说，一有机会他们便会“蠢蠢欲动”。当然1977、1978年恢复高考，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占领了大学的位置。这群人少有关系，否则他们早就去上什么“工农兵大学”了。这批人是社会的栋墚，目前许多单位的技术部门都由他们把持。他们虽然受过震，但是他们勇敢地迈过了这一坎，最后他们凭自己的努力，终于在这个社会上立住了脚。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3

三家村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轮流写稿，每篇一千字左右，三人共取一个笔名“吴南星”：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字（笔名“繁星”）。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历时近三年，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1962年9月，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时，“三家村”中的邓拓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它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为由，首先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1964年，“三家村”中的另外两家吴晗和廖沫沙，也分别因主张对传统道德应批判地加以继承和称赞了昆曲《李慧娘》，被扣上了一顶顶政治帽子而横遭批判。《三家村札记》被迫停止。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批判“三家村”。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恶浪，“三家村”冤案就这样形成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也相继开始遭受在劫难逃的迫害。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很快就被迫含冤而死；吴晗在残酷的打击迫害下，也离开了人世；廖沫沙在精神和肉体上也遭受了极大的创伤。林彪、“四人帮”在“株连九族”的同时实行“瓜蔓抄”，用所谓“支持三家村”的罪名，迫害北京市委的许多领导干部，以及《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的领导干部和编辑人员。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3

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破四旧”运动开始了。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由于当时对于“新”和“旧”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的口号，将“破四旧”列为文革的重要目标，后来的《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同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行动升级，大肆破坏寺院、古、古籍等文物，最令人发指的是随意抄家。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破四旧。把基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当时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都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因此这股潮流迅涌速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暴力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4

打倒封资修出台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都是“文化专政”的对象。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破四旧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开始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30万红卫兵。此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这场风暴首先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红卫兵们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的一切外来和古代文化象征和物品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称《好得很！》。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农村。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按周恩来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孔庙被砸 孔子坟遭掘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当地农民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墓被扒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曲阜共有6000余件文物被毁，古书2700余册被烧，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被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改名改风俗习惯席卷全国

　　此外，为了显示“革命”，红卫兵还在全国掀起了改名浪潮。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在这一运动中，红卫兵更改了大批所谓反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店铺字号、街名路名、学校名、影剧院名、医院名、公园名、机关名、报纸名等等，比较典型的有：将外国驻华大使馆比较集中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越南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为援越路、海淀路改为文革路、安内大街改为大跃进路、府右街改为韶山路、东环北路改为大寨路、学院路文体用品商店改为抗大商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28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景山公园改为红卫兵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东四剧场改为井冈山影剧院、红楼影院改为大革命影院、儿童影院改为红色接班人影院、新声影院改为遵义影院、大华影院改为工农兵影院、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几米高的牌匾被拉了下来换上东方红剧场的牌子、天津莫斯科影院改为向阳影院、天津劝业场牌子被砸碎换上人民商场的牌子、天津和平区改为战斗区、南昌黄庆仁药栈改为灭资药店、福州下杭路改为兴无路、武汉海关大楼改为反帝大楼、广州《羊城晚报》改为《红卫报》、拉萨药王山改为胜利峰、南京女一中改为东方红中学、苏州采芝斋糖果店改为红旗商店、因东林书院而得名的无锡东林小学改为红卫兵小学、杭州张小泉剪刀铺改为杭州剪刀店、开封包府坑小学改为要武小学、郑州11中改为抗大1附中、乌鲁木齐八家户村改为工农兵新村、银川靖宁巷改为革命巷、宁夏财经学校改为红管家学校、在四川有名的麻婆豆腐也被改为麻辣豆腐、陈麻婆豆腐饭店改为文胜饭店等等。经过红卫兵改名后，到处是“革命”的词句，仿佛真的创造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红卫兵开展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除封、资、修行动，大批珍贵文物、古迹、遗址遭到惨重破坏，损失无法估计，同时也破坏了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宗教场所，赶走了外国神职人员，造成社会秩序大乱。

　　北京和上海等地公开贴出告示，规定妇女一律要留三八式齐耳“革命”头，否则立即被红卫兵在大街上当场剪掉满头秀发，就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受到红卫兵警告，要求她进行“发式革命”。所幸得到周恩来同志保护，孙夫人又迫使自己长期呆在家中，这才保住秀发。理发店里则撤消了香水、头油等化妆洗发用品，各种发型一律取消，仅理“革命头”。上海的理发店取消了剪指甲、美容等服务项目，医院口腔科取消了洁齿业务。北京服装业流行着这样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批“兴无灭资”。高跟鞋会被勒令当场扭掉鞋跟。牛仔裤会被当场剪开裤管。凡是有私产房的房主，则被勒令上交房契。天津海关被迫将大檐帽、关徽、臂章、铜纽扣都视为封资修，而一律废除。

　　在宗教界，红卫兵冲进北京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赶走了所谓“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8名罗马修女；颐和园佛香阁释迦牟尼塑像被砸碎；丰台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被拉倒，佛身断为三截；戒台寺数千大小佛像全部被砸碎；上海的教堂几乎全部被砸，作为龙华三宝之一的高达7米、莲花座下雕有上千尊小佛像的范金毗卢佛像被红卫兵砸成碎片，作为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头颅；建于清代的天津大悲院中的佛像被抢，院中的明代木雕观音和瓷佛均被砸毁；洛阳龙门石窟被砸掉无数珍贵小佛头像；合肥万福庵的神像等佛物全部被烧毁；湖南的15座寺庙中的497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54部藏经书等大量宗教设施则全部被毁；红卫兵冲进伊斯兰教清真寺，放火焚烧《古兰经》，引起伊斯兰教徒与红卫兵的冲突等等。

　　文物古迹损毁也非常严重。在北京，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演出时所用的戏装、道具被当作封资修全部放火焚毁；海淀区朱房村的汉代遗址珍贵遗迹被破坏；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被拆毁54公里。根据有关统计，北京共有4922处文物古迹被毁坏。在上海，著名的万国公墓中包括宋庆龄父母在内的许多名人墓穴被砸毁；建于三国时代的龙华寺、静安寺都被严重破坏。在天津，作为传统艺术瑰宝之一的传统曲艺相声被认为是低级趣味被勒令停止演出；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原租界建筑群，在建筑文化方面有很重要的价值，但许多建筑物上面的标志和装饰物大都被砸毁；各种宣传文化的机构如文化馆、文化宫等都被挤占，而被迫停止工作。另外，杭州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苏小小墓被毁、岳王坟的岳飞像不翼而飞；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顶的自由神像被红卫兵用铁锤砸毁；海口海瑞墓被砸毁；山东武训墓被毁，武训尸体被挖出并抬尸游街示众，然后尸骨还被砸烂焚烧；山东孔庙被破坏严重，毁坏文物6618件；等等。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有。”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教育”去了，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破“四旧”运动逐渐烟消云散。  

文献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午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极和资产阶极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营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极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十六年以来，无产阶极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极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极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俩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极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极，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纂党，纂罩，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驯。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极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极“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极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极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极启蒙人物，总是鄙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极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恩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人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极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打倒封资修出台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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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二：好得很！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为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葆革命的青春。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任何顽固的旧势力也阻挡不了的洪流。

    “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5

林彪江青炮制《纪要》 提文艺黑线专政论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密谋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座谈会和《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中共建政以来17年文艺工作所取得一切成果，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舆论上做了准备。

　　江青一直希望插手部队文艺工作，曾找过总参谋长罗瑞卿，但是被罗拒绝。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江青转而依靠当时掌握军队大权的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到苏州与林彪晤面。第二天，林彪即向总政治部下达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我谈了话。在文艺工作方面她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至此，林彪为江青控制军队乃至全国的文艺工作打开了绿灯。

　　2月2日，以“林彪委托江青”名义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林彪指令军队政治思想和文艺作方面的负责人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参加，不是会议正式成员、在部队没有任何职务、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也天天出入锦江饭店，参加座谈。

　　座谈会从2月2日开到20日，按照江青提议的“看电影、批黑线”的方式召开。会议期间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出，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形成了一个以“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基调的纪要初稿，矛头直指彭真的《二月提纲》，把中央高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了。

　　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修改《纪要》，让他们把这条“文艺黑线”与“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挂起钩来，把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写进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成就。毛泽东三次审阅时亲笔增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和“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11处的内容。全文从一稿3000字、二稿5000字，扩张到定稿的1万字；并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名义。

　　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林彪让贺龙和中央军委把《纪要》3月30日转报中共中央4月10日批发全党。

　　1966年4月18日，《共军报》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形式把《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出去。作为先导和重要侧翼，从政治上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1967年5月29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这个《纪要》正式发表。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它不仅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

　　“黑线专政”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扩大到其他领域，为全国大动乱、大造反、大夺权推波助澜，全国文艺界受害的人数无法计算，仅文化部及直属单位就有2600多人被诬陷；祸及教育界，中共建制17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也被全盘否定了，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十七省、市受诬陷、迫害的教师就有14.2万多人。

　　江青后来说，这个座谈会和纪要“是请了你们的‘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从这也可以看出，这个座谈会和纪要，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从理论上、舆论上为发动“文革”先行做的准备。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江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践。

　　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并公开对它进行批判。

附：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前言
   
　　毛主席指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并先后同部队的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
   
    在近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 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每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共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有的人却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共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共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反动的所谓“创新独白”，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反动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能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人民生活，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共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创作中的困难，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也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基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也可以提高群众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共军》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共军报》、《共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人是认识问题，他们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7

抹不掉的童年伤痛：我是“特务”的女儿

　　从记忆的深处挖掘关于童年的记忆，有很多的快乐，也有抹不掉的伤痛……

　　我的童年正赶上了十年浩劫，虽然年纪尚小，但是因为风浪冲击到了我的家庭，所以还是留下了许多灰色的记忆。原因来自于我的老爸——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老爸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又上了外语学院专修俄语，可以说是满腹才学，一腔热情。正值干劲冲天时，被扣上了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被送进了学习班。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在我们家住的那栋楼前面，停着一辆吉普车，还有满院子围观的人群。家里爸妈的脸色都很阴沉，收拾着衣服和被褥。门口站着两个我不认识的叔叔，脸上的表情也很严肃。我很紧张，上前抱住老爸的腿，抬头问到：“爸爸，你们干吗呢？”老爸笑着回答：“爸爸要去出差。”我说：“不对，爸爸！以前你出差不带被子的呀。”爸爸停顿了片刻说到：“这回爸爸走的时间比较长。你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觉得就是不对劲，我哭着抱着爸爸的腿：“不行不行，我就是不让你出差……”可是，爸爸还是被带走了，不管我哭的声音有多大……

　　妈妈是个瘦弱但坚强的女人，爸爸关进学习班后，她一个人带着我和弟弟生活。她是个非常敬业的医生，就职于一家职工医院，对所有来看病的工人都非常好，在医院和厂矿里有口皆碑。后来听说爸爸单位的人到医院调查妈妈，但听到的都是赞誉之词。他们也找到妈妈和她谈话，让她揭发爸的问题，还让她跟爸划清界限，一向对人和善的妈妈，据说当时对调查来的人没有客气，严词送客。虽然爸进了学习班，可是妈在医院还是依然受到很多人的爱戴，从我们身上穿的毛衣到家里用的火炉，都是来自于好心人的帮助。

　　妈妈工作很忙，我可以上幼儿园，可是弟弟还小，就送到了邻居的一位大婶家，广东人，我和弟弟都叫她黎妈妈。她是个家庭妇女，有三个儿子，很优秀的儿子，象我的哥哥一样。黎妈妈待我们很亲，我和弟弟现在都与他们一家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感情。当时，有个邻居自己的孩子想让黎妈妈照看，就说服她：“你看，他们那种家庭，你应该划清界限才对……”可是黎妈妈说：“我是个家庭妇女，不懂那么多，我只知道做人要厚道。”那时候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很紧张，妈妈一个人的工资，要给姥姥和奶奶寄生活费，还要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所以，黎妈妈那里老是欠帐，可是她从未因此放弃对我们的帮助。

　　小学一年级，我在太谷的姥姥家上的，因为妈一个人工作忙，经常还上夜班，顾不上管我和弟弟两个孩子。两个姨在那里当乡村教师，所以不到年龄就让我去上学了。虽然家里的人都很宠爱我，可我还是很想回到妈妈身边，经常在夜里梦见妈妈，平时看见别的小朋友和妈妈撒娇，羡慕极了，心里就暗下决心，什么时候妈妈来看我的时候我就使劲哭，要求和她回去，她定会心软。终于等到了那天，妈妈来看我了，坐在姥姥家的炕上，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可是我一咧嘴，扑到她的怀里哇哇大哭，妈一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可是很快地就沉下了脸：“这孩子，哭什么呀？！真是的！”一看妈妈生气，我只好扁了扁嘴，止住了哭泣，也没敢提回家的事情。跑到另一个房间给爸爸写字，一张稿纸上用铅笔几乎写满，把我认识的字都写下来，交给了妈妈。让他带给在学习班的爸爸。直到今天那张稿纸老爸还保存着，有一次还拿出来给我看，当时我的得意之作，今天可是看得像虫子爬。可是那确实是女儿送给老爸的宝贝礼物。

　　几年间，我们感受到了许多的人情冷暖。在学校里我同桌的男生经常欺负我，还老是骂我“特务的女儿”，有天放学后那个男生在马路上踢飞了我的鞋子，还把我的书包扔到了马路中间，我站在路边无助又委屈地哭了，有的同学在看着我笑，有个男生，很高大，平时很淘气，学习也不好，他跑到马路中间捡回了我的鞋和书包给了我，说了句：“别哭了，快把鞋穿上吧！”又跑到那个孩子跟前踢了他两脚，骂道：“欺负女生，什么玩意儿？！”一直到今天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景和他说过的话。那时候我们不和男生说话，怕人家笑话我们，说我们“搞对象”。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帮助过我的男生。也许他早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可是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他说一声谢谢，那是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永远都不会忘记！

　　有个平时和我挺要好的女生，有天突然对我说：“你爸爸是坏人，我爸说的！你要提高阶级警惕。”回到家我问爸妈，你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爸妈说，我们是工人阶级，你看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吗？妈妈在给人看病，爸爸在种地（在单位后院劳动改造）。我想想也对，就再也没有问过爸妈这样的问题，小朋友再说的时候就和他们吵：“你家人才是呢！”孩子毕竟是孩子，谁也不会去深究这些，我也一直相信爸妈是工人阶级，是好人。可是我的爸妈呢？当我在外面受欺负时，当我问他们那些问题时，内心该是怎样的酸楚。想起来有一次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向老爸哭诉，他突然怒发冲冠，要冲出去找人拼命，当时正好老爸的一个朋友在，拉住了他，我当时可吓坏了，以后再受气也不敢和他说了，后来老爸说起当时的情景，感叹到：“自己受气也就罢了，让女儿也跟着受气，当时真想豁出去了，要不是张伯伯拉着，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

　　尽管受到了许多的委屈与不公，爸妈教给我们的还是诚实与善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感悟到了许多的人间真情。他们不想让残酷的现实污染我们纯洁的心灵，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弟弟每天晚上很早就睡觉了，大人之间的谈话很少让我们听到，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听。”多少年过去了，我真的一直是个比较单纯的人，始终以真诚待人，虽然我也因此吃过不少的苦头，很多人说我傻，但是我真诚依旧。因为在我身处逆境时感受到了许多的人间真情，就是周围这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还有我的爸妈，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教会了我怎样做才是好人……（文/如烟网事）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8

北岛：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个人

　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文革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选》、《北岛诗选》等。

　　北岛的诗集《北岛诗选》曾获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优秀诗集奖。北岛在诗创作中对于诗的形式和表现方法作了一些尝试，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为《上海文学》“百家诗会”写的一段《谈诗》的文字中有所说明：“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这些话大致说出了他当时在诗歌艺术方面的追求。

　　在这方面，他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他的诗常以意象拼贴为主要手法。据他说他在写作时先写下任何涌现在脑海中的诗行，而后将它们大删大拾，再剪裁拼贴成一首诗。所以他的诗有雕塑的凝聚，时间是在艺术的空间中运行的。他的诗里的意象体现了庞德所说：意象是感情和理智在瞬间结合成的复合体。他的诗不是流体，而是作者内心的岩层，由各种意象积成的地层。这地层中的意象化石在得到适度的安排时，给人的思考创造了盘旋的空间，但有时过密，过于拥挤；而意象的过度密集没有能增加艺术空间，仅起阻塞空间的后果。北岛的诗离开了直叙衷肠的浪漫主义，获得非个性的冷调。

　　《日子》这首诗的写法，就大致上是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意象在这里围绕着“日子”这个标题迅速转换，不同的镜头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生存状态，看来作者想说这样的日子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意义。但是，开头和结句告诉读者，这种日子有自己的秘密，而且有自己的过去。《太阳城札记》都是一些短诗、小诗，其中像《爱情》这样的诗，也是一组镜头，诗中的景物是描写，也是隐喻，然而整首诗不晦涩，清新可读。既写出了爱情的恬静气氛，也暗示了咸涩的感觉；荒芜的处女地渴望爱情，老树倒下也许象征过时的规矩的被抛弃。

　　《艺术》的意思似乎是想说，在艺术这块领域，统一的太阳已被打碎，艺术的统一性不复存在，而这，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生活》一诗曾经引起争议。一位老诗人曾经批评这首诗，他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说生活是网，而在于要说明生活为什么是网，生活怎样成为网的。正好这位老诗人过去也写过“生活是网”这样的意思，我们不妨举出来请读者加以比较。

　　这位老诗人在1940年写的一首长诗里这样写道：“今天以前，我看这世界/随时都好像要翻过来/什么都好像要突然没有了似的/一个日子带给我一次悸动/生活是一张空虚的网/张开着要把我捕捉”。或许可以这样说：北岛的诗重意象，而这位老诗人的诗重“怎样”；北岛诗的含义由读者读出来，而这位老诗人的诗的含义，诗人则要作更多的界定。

　　《回答》一首是北岛流传很广的诗，这首诗在艺术上其实是有毛病的，甚至可以说诗味不多，有些类如格言。台湾一位著名诗人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他说这不是北岛最好的诗，很奇怪为什么如此流行。这诗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社会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引起不少人共鸣；但是，如果根据这些消极现象就不再信任什么了，恐怕也不足为训。

　　《一切》也显得有些消极，“一切都是命运”，只有在表白生存的无奈状况时才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如果把这句话拿来宣传宿命论，或者说如果诗人在宿命论的含义上写出这行诗，那就未免消极了。正因为这样，北岛的诗友舒婷写了《这也是一切》来作回答：“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蓝棣之）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8

食指：“朦胧诗”第一人住进精神病院

　1968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满载去山西插队的知青的火车缓缓驰离了北京站，站台上送别人群的哭声和泪雨，冬日夕阳下的北京城都在轰鸣的车轮声中远去，列车在加速。望着满车厢青春热血的战友们，北京市25中67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就着昏黄的车灯，在一张白纸上即兴写下诗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住我，妈妈啊北京！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最后的北京。”

　　这首描写知青上山下乡告别北京的惊心动魂的诗，以后在广大知青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以后郭路生在山西汾阳插队时经常给知青们朗诵他写的诗，每次听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知青们往往泪流满面，因为它抒发一代人辉煌梦想破灭和苍凉青春的呼喊。

　　郭路生，笔名食指，原籍山东，1949年11月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母亲是在部队行军途中生下他，所以父母给他取名路生。他自幼酷爱文学，刚上中学就迷上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缪塞、波德莱尔和惠特曼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他曾师从著名作家何其芳，刚15岁他便开始创作《海洋三部曲》长诗。

　　文革前夕，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弟中形成一个“文艺沙龙”——“太阳纵队”，发起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郭沫若的儿子），还有牟敦白、张朗朗等，他们经常通霄达旦探讨当时敏感的一些哲学问题和文学观点，郭路生也曾出入这个沙龙，深受他们思想探索精神的影响。

　　文革期间这个文艺沙龙被查禁，郭世英在1968年4月被北大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张朗朗流亡南方，在好友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相信未来”四个字。郭路生则以此为题，写出那首著名的诗《相信未来》。这首词藻华丽的诗所表达的悲怆和忧伤的乐观旷达，传递出一代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特定的精神状态：对前途的迷茫的希望和失望，它似乎明显受到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北尼亚囚徒》，这是当时在知青中广为传抄、朗诵的诗的影响；高贵、坚贞、悲壮而又温情脉脉。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情感的体验，没有虚假的标语口号，抛弃了政治禁锢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从而恢复了诗的人性与文学性。

　　仅仅凭《相信未来》这一首诗，郭路生便名驰天下，他的诗在当时全国各地的知青中秘密流传，无论是在山西、陕西、还是云南、北大荒、海南岛、新疆……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有“食指”的诗在流传。广大知青至所以酷爱这首诗，是因为它倾诉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代人所拥有的理想，追求，真诚和尊严。

　　郭路生一系列诗作被评价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一近乎空白阶段诗歌创作的最杰出成就，有人称他为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第一人。他的诗影响了许多青年诗人成长道路，如七十年代初形成的以芒克、多多、北岛为首的“北洋淀派”（他们都在河北白洋淀乡村插队），多年以后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1971年郭路生离开山西，入伍参军，以后他因同赛福鼎的女儿莎莎的恋爱悲剧，（他的很多诗是写给赛莎莎的）精神上受强烈刺激，成为精神病人，从他以后写的《还是干脆忘掉她》和《疯狗》，便表现了他后来心灵破碎，令人震颤的绝望。

　　郭路生是天才的诗人，但他从不以天才自居；他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已是颇有名气，但他从不以诗名自傲。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总是穿着一身干干净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一双军用旧胶鞋，他从不刻意地修饰自己。也许是诗人的通病，他在念初中的时候就与烟、酒为伍，三十年来屡戒不止，为此而严重的影响着他身体的健康。

　　诗人的天性是多愁善感的，郭路生更是如此，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因为快乐而明亮过。无论是他眯起眼睛深情地背诵诗歌时抑或是由于惊讶于某事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里都像是蒙着一层雾，流溢着惆怅和一种淡淡的忧伤。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食指，1968年12月20日）

　　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9

多多：在“阿姆斯特丹的河流”里写作母语

　　多多，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出国，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多多系朦胧诗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多多诗选》等。多多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过讲座和朗诵，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住校作家。2004年，多多被海南大学文学院正式聘为教授，承担教授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文学课程。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多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之一，其代表作《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手艺》、《致太阳》等，早已成为汉语诗歌的宝贵财富。而在旅居欧洲的十几年间，多多创作不懈，获得了国内外诗歌界的普遍尊敬。

　　旅居国外多年的多多在2004年回国后，给躁动而喧嚣的中国诗坛带来一丝慰藉。他那不减当年的创造力有力地驱散了中国当代诗人中年过后难出佳作的阴影。这个把诗歌当作玩具的白发苍苍的儿童，总是让人想起诗歌来到人间的最初理由，令人们恢复对诗歌的信心。

　　三十多年后，多多回忆“白洋淀诗群”时说：“开始我们聚在那里，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将来会写诗，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写诗的。那是1968年底，我们在一个很凄凉的夜晚乘上火车，汽笛长鸣，火车把我们卸到一个地方……再雇一辆马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去白洋淀。那时候我们十六七岁。”

　　“芒克最早写诗，然后是岳重，我是1970年在北京才开始写诗的，在这之前，食指的诗已经在地下流传。无论是谁都不能把这段历史说明白，包括我。”

　　对于当时写诗的环境，多多说：“无论如何，当时写诗的意义绝对要高于今天。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可能性。你在农村插队，你还能做什么？还能想像什么？想回城当个工人都不可能。这样就形成人的一种很决然的态度，你没有选择。当时有一张纸，一支笔，无穷的想像力，有时候灵感一来就流在纸上，第二天看到，就很自我崇拜，这样的东西不是神赐的是什么？”

　　致太阳（1973）

　　给我们家庭，给我们格言
　　你让所有的孩子骑上父亲肩膀
　　给我们光明，给我们羞愧
　　你让狗跟在诗人后面流浪
　　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劳动
　　你在黑夜中长睡，枕着我们的希望
　　给我们洗礼，让我们信仰
　　我们在你的祝福下，出生然后死亡
　　查看和平的梦境、笑脸
　　你是上帝的大臣
　　没收人间的贪婪、嫉妒
　　你是灵魂的君王
　　热爱名誉，你鼓励我们勇敢
　　抚摸每个人的头，你尊重平凡
　　你创造，从东方升
　　起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

　　玛格丽和我的旅行（1974）

　　A

　　像对太阳答应过的那样
　　疯狂起来吧，玛格丽：
　　我将为你洗劫
　　一千个巴黎最阔气的首饰店
　　电汇给你十万个
　　加勒比海岸湿漉漉的吻
　　只要你烤一客英国点心
　　炸两片西班牙牛排
　　再到你爸爸书房里
　　为我偷一点点土耳其烟草
　　然后，我们，就躲开
　　吵吵嚷嚷的婚礼
　　一起，到黑海去
　　到夏威夷去，到伟大的尼斯去
　　和我，你这幽默的
　　不忠实的情人
　　一起，到海边去
　　到裸体的海边去
　　到属于诗人的咖啡色的海边去
　　在那里徘徊、接吻、留下
　　草帽、烟斗和随意的思考，
　　肯吗？你，我的玛格丽
　　和我一起，到一个热情的国度去
　　到一个可可树下的热带城市
　　一个停泊着金色商船的港湾
　　体会看到成群的猴子
　　站在遮阳伞下酗酒
　　坠着银耳环的水手
　　在夕光中眨动他们的长睫毛
　　你会被贪心的商人围住
　　得到他们的赞美
　　还会得到长满粉刺的桔子
　　呵，玛格丽，你没看那水中
　　正有无数黑女人
　　在像鳗鱼一样地游动呢！
　　跟我走吧
　　玛格丽，让我们
　　走向阿拉伯美妙的第一千零一夜
　　走向波斯湾色调斑斓的傍晚
　　粉红皮肤的异国老人
　　在用浓郁的葡萄酒饲饮孔雀
　　皮肤油亮的戏蛇人
　　在加尔各答蛇林吹奏木管
　　我们会寻找到印度的月亮宝石
　　会走进一座宫殿
　　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在象背上，神话般移动向前……

　　B

　　呵，高贵的玛格丽
　　无知的玛格丽
　　和我一起，到中国的乡下去
　　到和平的贫寒的乡下去
　　去看看那些
　　诚实的古老的人民
　　那些麻木的不幸的农民
　　农民，亲爱的
　　你知道农民吗
　　那些在太阳和命运照耀下
　　苦难的儿子们
　　在他们黑色的迷信的小屋里
　　慷慨地活过许多年
　　去那里看看吧
　　忧郁的玛格丽
　　诗人玛格丽
　　我愿你永远记得
　　那幅痛苦的画面
　　那块无辜的土地：
　　麻脸的妻子在祭设感恩节
　　为孩子洗澡，烤热烘烘的圣糕
　　默默地举行过乡下的仪式
　　就开始了劳动人民
　　悲惨的圣洁的晚餐……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49

芒克：“白洋淀诗群”里的现代诗歌探索者

　芒克，原名姜世伟，1950生于沈阳，1956年举家迁北京。1969年赴白洋淀插队，1970年底开始写诗，1972年与彭刚搞“艺术先锋派”，1976年1月返北京。1978年编印第一本诗集《心事》，与北岛、黄锐创办《今天》。1983年油印第二本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1987年与众诗人组织“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出版诗刊《幸存者》。1989年出版《芒克诗选》。1993年写作长篇小说《野事》。1998年与友人编撰《现代汉诗年鉴·1998》。2000年完成诗集《今天是哪一天》，次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根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记载：“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对‘白洋淀诗派’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其时，芒克、岳重等人已插队一年多，芒克拿来一首诗给岳重、多多看。岳重当时的反应令多多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一年以后，岳重写下了《三月与末日》，这是一首当时地下诗坛最具现代色彩的诗歌，其中有像：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
　　烧成了升腾的烟
　　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
　　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
　　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
　　想拉回它

　　在交给多多传看时，引发了多多对固有的诗歌技巧和写作原则的思考，促使他把以往对理论、哲学的兴趣转向了诗歌。1973年，芒克和多多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结果，多多完成了《回忆与思考》、《蜜周》、《致太阳》、《教诲——颓废的纪念》和《同居》等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芒克则写下了《城市》、《天空》、《白房子的炊烟》、《十月的献诗》、《我是风》等，诗句自由、明媚、饱满，具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两人的“决斗”式写作，为后来崛起的“今天派”诗歌留下了第一批成果。岳重、芒克、多多后来成了“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核心人物，集聚了一批诗歌爱好者，其中包括宋海泉、方含、林莽，它的外围人员还应包括北岛、严力、田晓青、彭刚、史保嘉等。

　　“白洋淀诗群”是“文革”以后较早开始现代诗探索的诗歌群落，据林莽称，它的时间定位应在1969至1976年，是一个以北京为“根”的知青诗歌群落。此前，人们常常将他们描述成完全与国际诗歌潮流绝缘，纯粹凭借自己的灵感和体验进行写作的一群，这并不符合事实。以“白洋淀诗群”为基础发散而成的“今天派”诗歌，实际上是有他们的诗歌渊源的，这就是俄苏诗歌的影响。我们从芒克早期的诗歌很容易找到普希金的影响，他的诗风常常在明快、敞亮中隐含淡淡的忧伤，如《天空》一诗，他这样感叹道：

　　谁不想把生活编织成花篮？
　　可是，美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样年轻，
　　你是否愉悦着我们的眼睛？
　　带着你的温暖，
　　带着你的爱，
　　再用你的船将我远载。
　　希望，请你
　　不要去得太远，
　　你在我身边
　　就足以把我欺骗！

　　后期，他的创作愈来愈接近叶赛宁：

　　月亮出来了，
　　月亮靠着一棵摇动的树。

　　雪地上的夜
　　是一只长着黑白毛色的狗，
　　月亮是它时而伸出的舌头，
　　星星是它时而露出的牙齿。

　　那些从死者
　　骨头里伸出的树叶
　　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

　　对大自然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力，操纵语言的自如，令我们可以直接移用高尔基对叶赛宁的评价：“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芒克堪称“直接面对人的最自然的本质，抗议对这种自然天性的扭曲”的“自然诗人”。

　　阳光中的向日葵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就好象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你看到它了吗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
　　它的头即使是在没有太阳的时候
　　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

　　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应该走近它
　　你走近它便会发现
　　它脚下的那片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攥出血来

　　葡萄园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那使园子早早暗下来的墙头，
　　几只鸽子惊慌飞走。

　　胆怯的孩子把弄脏的小脸
　　偷偷地藏在房后。

　　平时总是在这里转悠的狗，
　　这会儿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一群红色的鸡满院子扑腾，
　　咯咯地叫个不停。

　　我眼看着葡萄掉在地上，
　　血在落叶中间流。

　　这真是个想安宁也不能安宁的日子，
　　这是在我家失去阳光的时候。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50

梁小斌：找寻十年“文革”里丢失的钥匙

　梁小斌，1954年生，朦胧诗代表诗人。自1984年被工厂除名后，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他前后曾从事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电台编辑、杂志编辑、计划生育宣传干部、广告公司策划等多种职业。

　　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1984年提出“必须怀疑美化自我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与道德价值“等观点，其间创作的《断裂》、《园丁叙事诗》成为后朦胧诗潮的重要源头。著有诗集《少女军鼓队》（中国文联1986年版）。

　　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上，梁小斌被评为年度推荐诗人。推荐语中这么写到：“诗人梁小斌，一个磨难时代的诗歌童话，他坚韧而坚强地持续写作，在生活的边缘依然把诗歌完全融入了生命的状态。……新时期文学启蒙时这位诗人坚实、清澈、透明而深邃的诗句，在中国所有城市的旷野呼啸而过，他朴素而寓意深切的诗歌依然影响着现在的人们。”

　　在《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诗中，诗人选择了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孩子脖子上的钥匙。这是家与温暖，是正常、有序生活的体现。诗人把这一生活用具意象化、精神化，使它的物质功能延伸、扩展到精神世界，这钥匙便成了打开心灵、精神乃至历史之门的象征。有了它，可通向孩子纯洁的心灵之门；有了它，可步入晴朗、宽阔的历史之门，而现在，这一切都失去了。诗人把“钥匙”这一象征意象与“中国”并列，把“丢失钥匙”与“十多年前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相连，使得诗的内涵一下扩展到一个广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之中，使人自然联想到“文革”十年的历史灾难，诗的深厚的历史内涵于此产生。有了这份象征内涵，我们不难想象，这首诗正是诗人对使人精神蒙昧、心灵野蛮的历史的控诉，是对纯洁心灵、文明精神的寻找，是对人的心灵回归的呼唤。诗人使象征与写实相契合，通过对一把钥匙的寻找，从深层意义上暗示心灵道路的回归，对历史真实的寻找与思索，对健康的精神、彩色的理想、甜蜜的爱情、幸福的生活的向往。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找开抽屈、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做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雪白的墙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早晨，
　　我上街去买蜡笔，
　　看见一位工人
　　费了很大的力气，
　　在为长长的围墙粉刷。

　　他回头向我微笑，
　　他叫我
　　去告诉所有的小朋友：
　　以后不要在这墙上乱画。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这上面曾经那么肮脏，
　　写有很多粗暴的字。
　　妈妈，你也哭过，
　　就为那些辱骂的缘故，
　　爸爸不在了，
　　永远地不在了。

　　比我喝的牛奶还要洁白，
　　还要洁白的墙，
　　一直闪现在我的梦中，
　　它还站在地平线上，
　　在白天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我爱洁白的墙。

　　永远地不会在这墙上乱画，
　　不会的，
　　像妈妈一样温和的晴空啊，
　　你听到了吗？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50

郭小川父子：时代歌手与知青诗人命运殊途

郭小川（1919－1976）当代著名诗人。河北省丰宁县人，原名郭恩大。郭小川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曾任二五九旅旅长王震的秘书。文革前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50年代以《向困难进军》和组诗《投入火热的斗争》雄踞诗坛。60年代的《甘蔗林——青纱帐》等诗作问世上，与贺敬之共同奠定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基础。其诗歌创作成就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政论与抒情结合的政治抒情诗；一是具有探索价值的长篇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历的爱》、《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

　　将政论形式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成就，在文革l0年中被新一代青年诗人所承袭，成为文革中的诗歌主流。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开创者、曾被誉为“时代歌手和号角”的郭小川，却在文革运动中一落千丈，堕入文革的“炼狱”之中，被剥夺人身自由及写诗权利，长久地陷入苦闷、悲哀之中。

　　郭小川之子：郭小林（1948一）北京景山学校初三学生。在文革前1964年，因受到时代精神感召，自愿报名去了北大荒，当时年仅16岁。文革中，郭小林学习其父将政论与抒情诗紧密揉和的诗歌创作手法，在1968——1976年先后发表《林区新景》等30余首诗作，成为“兵团诗人”。曾在1972年、1973年元旦受《兵团战士》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主办）之托，在元旦发表“社论”式政治抒情长诗：《战士爱边疆》、《考验我们吧，时间——和年青战友共祝新年》，在兵团中产生巨大影响。

　　意味深长的是，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在文革运动的冲击下，共同经历了一段曲折、辛酸的心路历程。父子两人先后踏上了“地下诗歌”的创作之路。特别是郭小川在文革结束前夕，写下了有名的“地下诗篇”：《团泊洼的秋天》、《秋歌》。

　　作为一位走过战争年代，并经历多次运动的中国著名诗人：郭小川和新一代知青诗人郭小林，他们父子两人在文革十年中的这段崎岖的诗歌写作道路，具有相当典型性。描述和反思他们在文革中的生活命运、深层心态、文学活动和两代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对于分析、探讨文革时代中国诗人的“心路”，理解和确认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复杂的“地上”、“地下”关系等，都具有一定价值。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


　　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
　　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

　　蝉声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
　　蛙声停息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

　　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
　　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

　　秋天的团泊洼啊，好象在香矩的梦中睡傻；
　　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去变化!

　　是的，团泊洼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洪大；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掩盖在尘埃之下；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
　　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

　　共军兵营门口的跑道上，随时都有马蹄踏踏；
　　五·七干校的校舍里，荧光屏上不时出现《创业》和《海霞》。

　　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
　　在一排排红房之间，常常听见同志式温存的夜话。

　　……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期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头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是的，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51

岳重：短暂的神童诗人与“白洋淀诗群”

　　岳重（根子）肯定是个天才。其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四千册藏书。十五岁上他即把《人、岁月、生活》、《往上爬》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首长诗，此后一歇就是十五年。

　　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诗人多多说：“青年时代我俩形影不离，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据多多回忆：“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我：《三月与末日》，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我对它有气！我想我说我不知诗为何物恰恰是我对自己的诗品观念的一种隐瞒：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在于岳重的诗与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我已读过艾青，并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第一诗人），因此我判岳重的诗为：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我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磅腐的，十四年后我总结岳重的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

　　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八首长诗。其中有《白洋淀》、《橘红色的雾》，还有《深渊上的桥》。

　　岳重和芒克是白洋淀诗群早期的两位主将。在徐浩渊主持的文化沙龙中，岳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徐浩渊对他的评价是：“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因为他的《三月与末日》等诗歌，“1972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由于后来的政治干扰，岳重在1973年便停笔。

　　有评论认为，从现存的《三月与末日》、《白洋淀》等少量诗歌看，岳重的诗歌超越了食指，完全摆脱了政治抒情诗的干扰，在艺术性上大大迈进了一步，在“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的拷问中，他以悲怆的格调唱起了一代人精神的挽歌：

　　相比较食指在《相信未来》中写下的“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这样过于直白的诗句，岳重的诗歌显然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的气质，他几乎完全忽略了客体本身特征在诗歌中的存在，通过对春天的诘难和反复的“我曾忠诚”的吟诵完成了一个完成意义上的内心情感的宣泄。

　　三月与末日

　　三月是末日。
　　这个时辰
　　世袭的大地的妖冶的嫁娘
　　——春天，裹卷着滚烫的粉色的灰沙
　　第无数次地狡黠而来，躲闪着
　　没有声响，我
　　看见过足足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
　　一样血腥假笑，一样的
　　都在三月来临。这一次
　　是她第二十次把大地——我仅有的同胞
　　从我的脚下轻易地掳去，想要
　　让我第二十次领略失败和嫉妒
　　而且恫吓我：原则
　　你飞吧，像云那样。”
　　我是人，没有翅膀，却
　　使春天第一次失败了。因为
　　这大地的婚宴，这一年一度的灾难
　　肯定地，会酷似过去的十九次
　　伴随着春天这娼妓的经期，它
　　将会在，二月以后
　　将在三月到来

　　她竟真的这个时候出现了
　　躲闪着，没有声响
　　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个
　　凶狠的夏天的熏灼，这
　　没有融化，没有龟裂，没有移动
　　不过礁石上
　　稚嫩的苔草，细腻的沙砾也被
　　十九场沸腾的大雨冲刷，烫死
　　礁石阴沉地裸露着，不见了
　　枯黄的透明的光泽、今天
　　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
　　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
　　永远不再闪烁

　　既然
　　大地是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既然他
　　是因为苍老才如此放浪形骸
　　既然他毫不吝惜
　　每次私奔后的绞刑
　　既然他从不奋力锻造一个，大地应有的
　　朴素壮丽的灵魂
　　既然他，没有智慧
　　没有骄傲
　　更没有一颗
　　庄严的心
　　那么，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架成的篝火
　　烧成了升腾的烟
　　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
　　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
　　第一次没有拼死抓住大地——
　　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
　　想要拉回它

　　春天的浪做着鬼脸和笑脸
　　把船往夏天推去，我砍断了
　　一直拴在船上的我的心——
　　那钢和铁的锚，心
　　冷静地沉没，第一次
　　没有像被晒干的蘑菇那样怨缩
　　第一次没有为失宠而肿胀出血，也没有
　　挤拥出辛酸的泡沫，血沉思着
　　如同冬天的海，威武的流动，稍微
　　有些疲乏。

　　作为大地的挚友，我曾经忠诚
　　我曾十九次地劝阻过他，他非常激动
　　“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
　　我曾忠诚
　　“春天?这蛇毒的荡妇，她绚烂的褶裾下
　　哪一次，哪一次没有掩盖着夏天——
　　那残忍的姘夫，那携带大火的魔王?”
　　我曾忠诚
　　“春天，这冷酷的贩子，在把你偎依沉醉后
　　哪一次，哪一次没有放出那些绿色的强盗
　　放火将你烧成灰烬?”
　　我曾忠诚
　　“春天，这轻佻的叛徒，在你被夏日的燃烧
　　烤得垂死，哪一次，哪一次她用真诚的温存
　　扶救过你?她哪一次
　　在七月回到你身边?”
　　作为大地的挚友，我曾忠诚
　　我曾十九次地劝阻过她，非常激动
　　“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
　　我蒙受牺牲的屈辱，但是
　　迟钝的人，是极认真的
　　锚链已经锈朽
　　心已经成熟，这不
　　第一次好像，第一次清醒的三月来到了
　　迟早，这样的春天，也要加到十九个，我还计划
　　乘以二，有机会的话，就乘以三
　　春天，将永远烤不熟我的心——
　　那石头的苹果。

　　今天，三月，第二十个
　　春天放肆的口哨，刚忽东忽西地响起
　　我的脚，就已经感到，大地又在
　　固执地蠕动，他的河湖的眼睛
　　又混浊迷离，流淌着感激的泪
　　也猴急地摇曳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51

依群：沉睡在“拉雪兹”深底的叛逆歌手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齐群，他把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齐云），北京5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你好哀愁》等。《纪念巴黎公社》一诗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为知青们所赞叹、吟诵。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象，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发表的原因，在于这首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仅管是有限的）也的确显露出一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学”的叛逆性格。

　　在岳重《三月与末日》写出之前，作为“第一提琴手”依群是当之无愧的。

　　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歌颂巴黎公社的诗，我们见得多了，但是还没有人像依群写得这样奇特、凝重、美丽。但是，岳重的诗被介绍到沙龙中之后，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1972年的下半年沙龙便处在岳重的光辉笼罩之下。依群的光芒渐渐消
逝。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你好，哀愁

　　窗口睁开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们守候
　　你好，哀愁
　　就这样，平淡而长久
　　你好，哀愁
　　可尼多像她
　　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好，哀愁

　　拉雪兹的傍晚——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雷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51

　诗人流沙河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有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他那辛辣、幽默，浅白之中透出酸涩的诗篇，在“地下诗歌”中可谓独树一帜。

　　流沙河1931年生于四川省舍堂县城关。中共建政前在四川大学读过书。1957年因为在《星星》诗刊，发表散文诗《草木篇》一举成为全国知名人士，并由此成为“右派”。“被一个人误解了，这是麻烦，被许多人误解了，这是悲剧。”（流沙河语）流沙河从此消声匿迹了二十年。

　　文革一开始，在点名批判廖沫沙时，流沙河就被押回原籍劳动改造。回到金堂县城吴镇的第一天，他就到镇北一家木器店去当锯匠，以养活自己。锯匠在四川叫“解匠”，用大锯将圆木锯成板。干此活顽身强体壮，流沙河却骨瘦蛐柴。他干活的连手姓罗，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对流沙河极好。当时是计件工资，为了不连累这位罗师傅，流沙河只确拼命苦干。一天工作下来，锯子一丢，浑身瘫软，须歇息很久，才能慢慢站起，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家去。这样的活一直干了六年。流沙河用诗记述了这种生流沙河用诗记述了这种生活。

　　纸窗亮，负儿去工场。
　　赤脚裸身锯大木，
　　音韵铿锵，节奏悠扬。
　　爱他铁齿有情，
　　养我一家四口；
　　恨他铁齿无情，
　　啃我壮年时光。

　　啃完春，啃完夏，
　　晚归忽闻桂花香。
　　屈指今夜中秋节，
　　叫贤妻快来窗前看月亮，
　　妻说月亮果然好，
　　明晨又该洗衣裳，
　　不如早上床！

　　——《故园九咏》中秋

　　在文革中，诗人最痛苦的是没有书读。他原有的心爱书籍，不是被抄，就是被迫焚烧。

　　留你留不得，
　　藏你藏不住。
　　今宵送你进火炉，
　　永别了，
　　契诃夫！

　　夹鼻眼镜山羊胡，
　　你在笑，我在哭。
　　灰飞烟灭光明尽，
　　永别了，
　　契诃夫！
　　
　　——《焚书》

　　流沙河有600册书被卫东战团抄走。一次到街上买盐，他发现包盐纸竟然是他的《汉书》。由于精由于精神上的饥渴，一张糊在墙上的旧报纸，竟引得他一天到晚，读了一遍又一遍。

　　流沙河在回忆自己学诗的经历时说，少年时他就梦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19:54

《武训传》里戏梦人生 赵丹的文革梦魇

　　赵丹（1915—1980）原名赵凤翱，原籍山东肥城人，1915年生于江苏南通，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学时代，与好友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组织“小小剧社”；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专攻山水。其间参加了美专剧团、新地剧社和拓声剧社，积极参与“左翼剧联”的活动，始改名“赵丹”。
　　1932年在无声片《琵琶春怨》中开始电影生涯。三、四十年代先后参加拍摄了《清明时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众多电影，逐渐奠定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大师的基础。

　　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和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同年加入中共。

　　1950年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禁片，次年成了《人民日报》批判的对象，十多年后更成为文革开始的信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迫害，被囚禁5年之久。1979年完成了《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等著作。他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大量书画作品受到中国书画界的珍视，《赵丹书画选》相继问世。1995年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男演员奖。

　　1980年7月，赵丹死于癌症，终年65岁。

1951年2月，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地上映。这部电影筹划了三年，是中共地下党1948年为抵制国民党要拍摄反共影片而采取的相应措施。《武训传》上映在当时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报纸和刊物，连续发表赞扬与评价的文章。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撰文，祝贺电影《武训传》的成功，并称赞赵丹在银幕上精彩的表演。

　　看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得到了这么多的肯定和赞扬，赵丹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以作为回应。但三个月后，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毛在文中开门见山地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様的人，处在满淸未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统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宜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对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他同时在社论中严厉指责一些赞扬过《武训传》的人：“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党报的观点基本上为《武训传》的价值定了基调，一时间批评的声浪风生水起，无论中央抑或地方，党内还是党外，莫不对《武训传》进行了否定。

　　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赞扬过电影《武训传》都感到不安。报刊开始公开检讨过去的观点，一些肯定过《武训传》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田汉等人，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

　　6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一篇文章《赵丹与武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赵丹的妻子黄宗英看到文章之后匆忙从昆仑影业公司赶回家来，告诉赵丹说：“那社论，是毛主席写的。”

　　“武训传”事件过去后，赵丹去了朝鲜前线。此后的1954年到1960年的近7年时间里，赵丹拍摄了《林则徐》、《李时珍》、《聂耳》等6部电影。

　　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邀请赵丹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赵丹在《烈火中永生》里扮演许云峰，江姐则由于蓝主演。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影片中江姐和许云峰等共产党人的形象得到观众的认可。但江青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了《烈火中永生》之后，大加否定，表示《烈火中永生》是在“宣传城市领导农村”，又说，“许云峰人物原型是叛徒”，“赵丹发疯了”，“于蓝像个少奶奶”……

　　江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她把矛头指向了夏衍、赵丹、水华、于蓝等一批艺术家，也指向了周恩来总理。因为周恩来审看过影片，还建议加了一场江姐和许云峰就义的戏。

长夜里的139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一个艺术家，赵丹对政治并不敏感，暴风骤雨将至，而他却毫无察觉。1966年5月16日，电影系统也进入乱揪乱斗的时期，赵丹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1967年12月初，一辆吉普车把赵丹抓走，其时黄宗英正在电影厂的“牛棚”里。回忆这一天的情形，黄宗英有撕心裂肺之痛，“1967年，是天天都不愿意醒过来的年头。起北风了。我正在上海东方红电影厂的集体‘日托牛棚’里，为值夜班的工人絮棉大衣，两个造反派闯进来：‘黄宗英出来！你回家去！’家里出了什么事？阿丹……他不会……昨天大清老早，我刚代他向‘红旗电影厂造反兵团’送去了病假条——前天，一个造反派戴着藏暗器的手套，狠狠地朝他的脸上、眼睛上捶打，吼着：‘叫你还演戏！叫你还放毒！！’血直流下来……当阿丹去徐汇区的联合诊所就诊后，那位在解放前就给我们免费治过病的周医生，低着头，手抖抖地给开了病假单：‘左瞳孔破裂。’此刻，他应该治疗，不然他…… ”

　　赵丹被带走之后，造反派要黄宗英回家给赵丹收拾东西，他们对她说：“黄宗英，你放明白点！赵丹罪恶滔天，我们已经对他进一步采取革命措施啦！公检法把他铐走啦！现在你给他收拾铺盖！”。黄宗英终于见到了赵丹，他被捕了，眼睛已经被打坏了。

　赵丹后来回忆被带走的情形说，他被蒙上眼睛，夹在两个公安人员之间，坐在小汽车里，不准抬头。但过提篮桥时，他还是从蒙眼布的底缝中明白自己不是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后来车停了下来，他听声音才知道自己是进了一座监狱，一直往下走，直到被推进单间牢房扔到地上时，他才被解了眼罩，瞥见自己是被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块染血的草垫子上，四周只有高墙上的一线光。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即使文革后也未能搞清楚。赵丹在这里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这便是他所知道的位于虹桥的一座少教所。黄宗英说，文革中，这座正规监狱被腾出来专门关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专政”对象。据她所知，当时里面关了300多名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

　　赵丹在狱中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换来了一个号码：139。139号是监狱给他的命名。入狱的好些年里，他一直是单人关押，以至于出狱后曾一度语言迟钝。黄宗英后来在电影厂打扫卫生的时候，常常看见赵丹将他们要常看的业务书都写上了“139”，而她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赵丹并非第一次入狱，抗战初期，“新疆王”盛世才曾一度采取亲苏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因此派遣了大批干部到新疆工作，新疆顿时吸引了许多左翼文人。1938年新疆成立了文化协会，茅盾任董事长，张仲实任副董事长。经邹韬奋的介绍，流亡到重庆的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等人，与茅盾取得联系，他们也前往新疆，在那里成立了实验剧团。但是，很快，盛世才在1940年制造了“杜重远案”，将杜重远和与之有关的人士逮捕入狱，赵丹也在其列。

　　两次入狱并非毫无关系的，其中仿佛包含了因果。

　　赵丹与江青有段说不清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赵丹和蓝苹（江青）都是上海电影界的演员，只是当时赵丹和著名话剧演员叶露茜交往甚密，两人的名气都要比蓝苹大得多。蓝苹曾追求赵丹，而赵丹对她却没有任何感觉，更谈不上有好感。1936年4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三对影剧界的明星同时结婚。他们是赵丹与叶露茜，蓝苹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沈钧儒在百忙中来到杭州，做了三对新人的证婚人。

有人传说赵丹和江青曾经发生过男女关系，说当年赵丹和江青一起去敌后方，江青到了延安，赵丹去了新疆，在途中他们生下女儿赵青，赵青就是江青和赵丹的孩子。赵丹刻意地在女儿的名字上加上一个江青的“青”字作纪念。其实，赵青是叶露茜所生，当时江青还叫蓝苹，只是至延安后才改名叫江青。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要他交代历史，但与江青有关的事情他一个字也没有写，这也是他的明哲保身之策。黄宗英说，在文革初期一次不像普通红卫兵干的大抄家时，抄走了所有带字的纸和全部照片，但赵丹发现只在桌子上给他留下了一份《入党自传》，他马上醒悟到其中奥妙。他对黄宗英说：“这是给我一个暗示，只交代我自己的事情，不要牵扯到别人。”当然他指的是江青。文革后在公审江青时，他们才知道，正是江青派人来抄三十年代几位熟人如郑君里、赵丹等五人的家的。当时在狱中写交代时，赵丹仍然把握着这一原则。

充满绝望的“精神交代”

　　赵丹在新疆入狱的时候，从关押在一起的囚犯那里学会了抓阄卜卦，上面无非写上“出得去”或“出不去”的字样，借此来消磨时间和鼓励自己。后来文革时，他一个人被关押，极度孤独寂寞而无聊之中，便重新玩起这无奈的“游戏”。然而，抢纸条、撕纸条，无疑被视为“不老实”的抵触行为。

赵丹被勒令写出检讨：“大前天，我又在胡画小字条被共军战士发现，来屋内大搜查，不知从那个角落里搜到一片小纸片。我当时想，这一定又是前一阵胡思乱想猜测革命群众对我的态度一类的东西，反正写的没有好的思想。可我现在已将从前的坏思想都彻底批判掉了，从根刨掉了，如果现在再把小纸条交上去，岂非又将事情弄复杂化了？一定说我现在写的思想汇报是假话，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所以，我就不顾共军同志的阻拦，把小纸条抢过来撕掉了（当时我也没有看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共军战士对我进行了帮助教育，对我改正这种坏习惯，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事后，我越想越觉得感激这位可敬爱的战士！感激这位年轻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对党的任务负责与对我改造负责的一致性是多么值得人敬佩和应该向他学习的呀！”

赵丹还曾被迫交代自己为什么要演刘少奇，这些材料在今天来看或许不可思议：“我的外形倒是有点像刘少奇，鼻子高高的，颧骨也高高的，下巴尖形的。当时闲扯了一阵也就散了。那只是一个演员的职能，一时闪现了一下这个意念罢了，我也没有真正向往地、梦寐以求地列入我的创作规划中。后来，我扮演‘鲁迅’，用了反动的史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即所谓生活于角色的生活中，我关在瑞金路150号上影招待所，把一间房子布置成鲁迅先生的卧室，一面读他的作品，一面也参看些苏修演员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书籍，其中有史楚金的一本扮演列宁的笔记。这阶段，任申、冯笑等几个小青年住在150号，有时来看看我。我们聊起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问题来，谈到史楚金的著作，谈到我如何探索鲁迅形象的感触等等，话题又扯到中央的那个要拍毛主席老人家的传记片的事，我又说了一遍类似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话。记得我边说就边对屋内的穿衣镜，模拟起刘贼在人大会堂作报告时的动作来，并且还学着他的湖南口音。又记得当时边做边说：‘学几个外在的动作容易，而主要的在于内在的气质上像这就很难了。他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党性修养那么高，我和他的气质距离太远了。我演鲁迅还有点办法，有点自信，因为鲁迅除了是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以外，毕竟还是个文学家，同时我从小就喜欢读鲁迅的小说，那时就学习用鲁迅的笔调写小说，因之还可以培育这点通向他的气质。要我演一个政治家，这我是没法的，我的气质太不对路了。’等等。这里暴露了我对刘贼是具有一定的盲目崇拜的。”

哀哉戏痴无戏可演

　　1973年春，赵丹被假释出来了。孩子们见过爸爸后，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说：“爸爸完了，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半夜里，他突然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把黄宗英惊醒了。她以为他在梦游，叫他：“你睡着了吗？”“我醒着。”“那……你想说话，就把我或孩子叫醒说吧，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叫人害怕。”

　文革刚刚结束时，赵丹特别想演电影，可是，在文革中关押过多年的赵丹，仍然受到冷落，一直不得启用。

　　迟迟不得平反并受到冷落的赵丹，这时家里来了几位来自江西的客人，他们中间便有老朋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方志纯和赵丹抗战期间在新疆曾一起工作过，了解赵丹被“新疆王”盛世才关押数年的历史。赵丹为此事在文革被打成“叛徒”而备受折磨，致使文革结束后也没有结论。方志纯听说他还因此事没有落实政策，不由一拍桌子说：“笑话！你们入狱的五个人里若有一个人带了组织关系，我们当时就能保你们出狱。文革整个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么当的叛徒？他们不理你，我请你到江西去。”

　黄宗英说，赵丹天生就是个演员。文革刚刚结束时，他太想重上银幕了。1977年，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请他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总理时，他非常兴奋。赵丹试装后走在厂区，见着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试片，也吃惊竟然这么像。可是事与愿违，赵丹被突然撤下。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关于赵丹的谣言仍漫天飞舞。赵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质问负责人：“是你们请我来演周总理的，为什么又不让我演了？”后来有人把真相悄悄告诉了黄宗英，原来是有权的人轻信谣言，提出了赵丹与江青的关系，并反问：赵丹演周总理合适吗？……

　　赵丹被撤后，为怕他太寂寞，黄宗英很快为他写《闻一多》的本子。他碰上谁，都要人给他写本子。像苏叔阳、白桦、李准，他都说过。他还要黄宗英给他写齐白石，甚至说要不就写《红楼梦》。他想要演得不得了，还想当导演，常在各种纸上画镜头蒙太奇小框框解馋。当时美国曾发函邀请赵丹去访问，可有关方面却一再拖延，待复函时配上一份有逐级领导一共8个人的浩浩名单。结果对方不接受，说他们请的是艺术家赵丹。文革后的赵丹最终也没有在银幕上扮演出新的形像。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15 20:02

“紧跟林主席”惹祸 语录歌与李劫夫

　　李劫夫（1913—1976），中国作曲家。原名李云龙，曾用名李捷夫。1913年11月17日生于吉林省家安县，1976年12月17日病逝于沈阳。早年在家乡就读小学、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在青岛、南京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赴延安，先后在延安人民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1943年调往晋察冀边区任宣传干事及冲锋剧社副社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共军第四野战军九纵队文工团团长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副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并兼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
　　李劫夫有广泛的文艺才能，对美术、文学、戏剧都有较高的造诣，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人民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他以民间分节歌形式写作的许多叙事歌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和《忘不了》等，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曲调亲切动听、结构简练严谨，曾流行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运用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于歌曲创作之中，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

　　李劫夫是“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沈阳是“语录歌”的发源地。20世纪 60年代的“语录歌”是从沈阳诞生并流传到全国各地的。 “文革”期间，李劫夫所引领的 “语录歌”狂潮，使歌曲彻底“异化”为“文革”政治工具。冷静地将“语录歌”和政治内容剥离开来，就可以分析它的某些艺术特点，如曲调来自语录，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文革”时期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盲从观念，使李劫夫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特殊的路线斗争的经验，使他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终于形成了惨痛的“李劫夫悲剧”。196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劫夫歌曲选》，其中收入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现在的人们已经遗忘了李劫夫了，但经过“文革”的人，唱过红色语录歌的人，能够想起李劫夫。那首著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些歌，在“文革”中不仅是耳熟能详，而是人人会唱，这些歌都是李劫夫作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也是李劫夫的作曲作品：“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写了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在“文革”中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李劫夫的歌曲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但是从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李劫夫站错队了吗？

《我们走在大路上》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的李劫夫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1938年9月，李劫夫加入中共。同年，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李劫夫所作。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李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间，他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1976年12月17日，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他怎么会陷到“林彪反革命集团”中去呢？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在北京谱曲语录歌

　　因为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惹祸

　　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李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李劫夫，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李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到了国庆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猜想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李劫夫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李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李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李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的。于是10月20日，李劫夫夫妇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共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

语录歌：文革时代的流行曲

　　“文革”初期“语录歌”在国内的传唱情况，真可以说是家喻户唱，老少咸歌。因此后来有人戏称语录歌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从其流传的广度来说，“语录歌”的确当之无愧。

　　语录歌在海外或外国人中流传的情况很少见到报导。仅见的两则记载是：(一)1967年“草田指挥的合唱团”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中国现代歌曲演唱会”，其中有一首《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提出警告》的毛主席语录歌遭到了港英当局的禁唱，当时，“主办者在场上宣读了抗议信，于是听众振臂抗议，高呼口号，情绪激昂。”(二)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8日报导《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北京首次演出》中提到：整个演出在歌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嘹亮歌声中开始，以后的节目中，一位歌唱演员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高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走向台前，随着伴奏，用中国话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阿尔巴尼亚文艺战友对毛主席的热爱使首都观众很激动，这时台上台下同声高唱：“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即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毛主席语录歌的谱成及其广泛的传播，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事物，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可喜的成果。”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即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毛主席语录歌的谱成及其广泛的传播，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事物，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可喜的成果。”

　　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报导中说：“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语录谱成的歌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经出现，就立即成为我国亿万革命人民最心爱的革命战歌，成为亿万革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毛主席语录歌的出现和迅速普及，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表现，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1966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的编者按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说，我们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越是心红眼亮，斗志昂扬。”《文汇报》1966年11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是帮助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崭新而有效的一种形式……我们越唱毛主席关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语录，越是从心里感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人民群众的伟大。”
作者: zhangjiqiangcq    时间: 2012-7-15 20:19

仔细看了一遍
作者: zhansong1220    时间: 2012-7-15 20:59

太有价值了。70后，80后，90后尤其要补上“裆屎（党史）”这一课。

[ 本帖最后由 zhansong1220 于 2012-7-15 21:02 编辑 ]
作者: caimingbai    时间: 2012-7-15 21:50

沉痛的历史，压的人喘不过气来，若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历史将变得毫无意义，终成过去发生的事情。
作者: xuxuflyer    时间: 2012-7-15 22:16

楼上所言非也，若不能吸取教训，历史不会变得毫无意义，过去也也决不会只是过去。历史的魔咒将无法破解，历史将会重新上演，后人复哀后人！
作者: 黄浦江的网    时间: 2012-7-16 02:33

馨竹难书！
作者: 黄河水    时间: 2012-7-16 07:15

给疯狗上课，结果可想而知。看看这些王八蛋的祖宗江青同志就知道了，文革的旗手，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毛尸了。

这些疯狗并非不知道神马是文革，江青不知道她自己是在害人吗，她非常清楚她就是老毛的一条狗，就是在咬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混蛋，不知道自己是在害人吗？非常清楚，就是为了自己当狗官可以耀武扬威而疯狂咬人，五毛这些王八蛋清清楚楚、认认真真的在装逼，这些王八蛋出卖自己的灵魂，就是为了五毛钱，木有钱，他们立刻就做鸟兽散，给这些畜生上课是没有用的，只有两条可以让他们老实起来，一是断了他们的狗奶，二是打断王八蛋的狗腿。

你给疯狗上课，它还给你洗脑呢，疯狗只认拳头和骨头。见一次，打一次，它才会老实一点。对于疯狗的良知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作者: xp1999    时间: 2012-7-16 09:04

楼主像在编纂‘文革大记事’。
作者: goodwxwxwx    时间: 2012-7-16 23:03

不能忘却的历史！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21 17:24

引用:
原帖由 草B的 于 2012-7-16 09:30 发表
楼主如果愿意讨论。有一个问题无比请楼主回答。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四个字：丧心病狂！！！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7-21 17:26

中华民国的时候中国有文人，有脚踢蒋公的刘文典，有喝斥想进北大抓共匪学生的傅斯年，举不胜举。


共匪当政，真正的文人跟着蒋公走了，余下的假文人全被驯成了奴才。
作者: cd111    时间: 2012-7-21 22:05

四请运动仅仅是一次文革的预演，毛和刘的分歧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


七千人大会毛已经感觉到刘对自己的地位造成了威胁。


 GCD内部之间彼此的斗争，都是狗咬狗的内部斗争，这种斗争从江西打AB团就开始了，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GCD是传承“列宁主义”暴力革命。


只不过，文革这次狗咬狗的斗争无限扩大，变成了全民的斗争。为什么形成这种局面？都是因为一党专制，个人长期独裁造成的。


毛泽东好？他为人民谋了幸福？谋了些什么幸福？仅仅是内战时期，长春被GCD军队围困，军队执行的命令是：有武器的国军军人可以出来投降，老百姓出来要撵回去！死了多少老百姓？不比南京大屠杀的少吧！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杀中国人，围困长春是共军有意饿死老百姓来夺取长春！


邓小平好？基地里面我还没有看见有人说他好。


从邓小平“反右”的作为就可以看出都是搞“列宁主义”暴力革命一类货色。


他搞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也不过仅仅因为“三起三落”后感觉不应该再继续狗咬狗了。但政治上仍然实施的是一党专制个人独裁！


借用一句话说明专制独裁的可怕 ：


“人一旦有了权力，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因此变得伟大起来。 在拥有权力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能摆脱傲慢，也很少有人能摆脱权力的魔性。 ……他们迷恋权力的魔性，产生了一种错觉，把权力这一社会机能和自己的力量混同起来。”


 


 现在大家看见的是什么？是官N代的集体世袭！继续一党专制的集体独裁！



[ 本帖最后由 cd111 于 2012-7-21 22:25 编辑 ]
作者: cd111    时间: 2012-7-22 09:29

 


造神运动的成果从来都是豆腐渣工程,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教育的人，仍总被愚昧和迷信困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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