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残暴的阶级等级制

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这段话就是共产党人划阶级成份的理论依据。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阶级等级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前面的阶级是先进，享有种种特权，在后面的阶级是落后反动的就倍受迫害打击。后来列宁干脆主张赤裸裸的等级制，把人分成：先进分子、一般群众、落后分子、敌人。前者享有种种特权，后者就倒霉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更是这种等级制进一步深化。等级制是自由民主的天敌，自由民主制度是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如果国人不能树立“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

即使在劳动阶级内部，马克思也反对平等的权利原则，而主张吃大锅饭。1875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说：社会主义实行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在“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按劳分配被贬斥为资产阶级法权，所以马克思的限制办法是：“权利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用不平等的权利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那时南辕北辙，公有制社会就变成了负效率的人吃人社会。

马克思的阶级论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弱肉强食的工具和人类社会的“五个阶段论”显然与达尔文主义沆瀣一气，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披上了人类即将到达共产主义的科学外衣（其实是乌托邦的皇帝的新衣），将人们人为地分为先进阶级和落后的阶级，并在先进阶级中又预先指定一部分先进分子，在先进分子中最终还确定极少数人为英明的领袖集团。他们是伟大的人物、优越的人群和优秀的人种，他们是国家社会的主宰，治理管理国家社会只能由他们来担任，上学参军分配物质等一切好事优先满足他们。而非先进分子和先进阶级的人群则是劣等人种，倍受排斥歧视迫害打击，是社会的奴隶和童养媳，他们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社会活动，只能老老实实地被劳改，他们甚至无法结婚而绝后。这种肆意打压社会良知、镇压异己的暴政，也因为“优胜劣汰”而有理了。

19世纪，当整个欧洲都在走向自由民主时，马克思却重新检起阶级破烂，把人分成阶级等级；马克思认为，阶级社会由于财富的不平等，因而引起所有社会关系的不平等。1875年马克思概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没有人人平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没有平等可言，实现自由平等只能等到消灭阶级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否定了普适于所有人的人权，证明了共产主义是民主的天敌，是人类的公敌！

恩格斯阐述说：“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就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过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于荒谬”（《反杜林论》第109-110页）。马克思以为“消灭阶级就可以实现平等”。但只要存在优先权，就无法达到彻底的平等。而优先权是无法消除的，全国最好的医生，不可能平等地给所有的病患者看病吧！况且新的产品、新的服务不断开发，而这些新东西一开始显然只能向少数人提供，为少数人享用。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到火星去旅游会象今天到公园里一样成了所有人的正常需要呢，但在开始阶段肯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这一服务。马克思没有充分估计到科学的发展，会使新的服务、享受和新的不平等不断产生。

“消灭阶级就能达成平等”，他们怎样消灭呢？就是杀地主富农、杀资本家的暴力专政。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在农村地痞流氓大肆残害农村中的先进阶层──地主乡绅，在城镇消灭工业的先行者民族资本家，造成同胞反目，骨肉相残，尸陈旷野，生灵涂炭的民族大灾难，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道德，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把社会倒退到率兽食人的野蛮状态。原来，杀人放火就是平等，平等就是杀人放火。难怪共产主义运动搞死了好几亿人！人都被杀光了，看你共产主义者跟谁平等？

马奴market反驳说：“要消灭的是阶级不是人，要推翻的是旧制度，也不是个人”。

我反问道：难道阶级不是由人组成的吗？消灭人家所在的阶级，人家会束手就擒而不反抗吗？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难道不杀人？没收他人的私有财产，难道别人不反抗？别人反抗时，难道不杀人？那个遭野蛮拆迁的女人不是自焚了吗？不消灭个人，储安平到哪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本来就含有消灭个人的意思。阶级矛盾被共党区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就是不共戴天的矛盾。就是整死对手，你死我活，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共党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的“阶级敌人”。一个个普通士兵被共党胁迫上了“南昌起义”的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个熟睡的“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

最邪恶的理论莫过于为了理想可以消灭“极少数敌人”。没有一个理论比这样的理论更有利于独裁统治了。因为从经验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有能力反抗、也有勇气反抗独裁统治的从来都是“极少数”。因此，独裁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其权力镇压“极少数敌人”。对于一个正在夺权的政治领袖，打击“极少数”也是他们确立独裁地位不可缺少的步骤。学过微积分的人都知道，将“极少数”积起来就是全体。也就是说，今天打击极少数缌明天打击极少数，天天打击极少数……，最终结果打击的将是全体人民。每次迫害5%，20次政治迫害就会是全体100%的遭殃。

把人划为“阶级”是对“人人平等”的反动，比传统的等级制更残酷。毛把一国公民分为三、六、九等；给每一个人划阶级、定成分，制造人群对立与隔阂，共党要求对敌狠、对友和，挑动群众斗群众，怂恿人们相互杀戳，坐收渔翁之利，以便在削弱人民后巩固政权。共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此在它的理论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它就可以永远地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身份制”既奠定了“依靠对象”的特权地位，又使“专政对象”和他们的亲人不断受到迫害。这种做法人为地制造了人类社会最惨无人道的不公平。在共党的社会结构中，毛泽东定下的打击5%的“贱民”的方针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95%的重要战略方针。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既侥幸还属于95%，又惶恐于坠入5%，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资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

在无法无天的阶级等级制下，“阶级敌人”没有任何自由，连奴隶社会的奴隶都不如。不仅本人、家庭、子女难有出头之日，而且每次运动都要挨整。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的奴隶是不能随便杀死或受虐待的；而“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随时都可能被打死、整死、饿死……人类社会尚未发展出民主政治之前，出现过各种等级制；但长期将一部分民众当作“专政对象”，特别是将“有产者”和“知识人”作为“敌人”实行“专政”，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倒退现象。

马克思的阶级等级制比奴隶社会的等级制、比封建等级制还要落后、还要野蛮。这是因为西欧的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是一种契约关系，农奴主剥削农民是有法律限制的，是不能乱来的。然而，马克思的阶级等级制却是无法无天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把传统法律都推到了，以前的法律无法约束他；他也不受人人平等的原则的制约。他认为自己最先进、最正确，别人只有服从他的份，这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被统治者实际上机器人或螺丝钉。

极权等级制的认识论根源

极权等级制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任何工作中都要抓住中心和重点；而那些次要的元素（人和事）或子系统可以不予理睬、忽略不计。对一个系统（或同一事物内）的诸元素，不能一视同仁，同等看待，必须区分主次。因为事物的诸元素，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是不平衡。矛盾着的诸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元素所规定的，而且主要元素或中心、重点部分是唯一的。

如果一个平民持这种哲学，必然是一个囫囵吞枣、马马虎虎、难以严谨的人，也无伤大雅。若一个国家领导人持这种哲学就危险了，因为公民要求领导人“公平正义、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平等对待所有的国民”，持中心论、重点论的领导人必然会歧视国民，造成人权灾难，犯下反人类罪。例如毛泽东说：诸矛盾中，必然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捉住这主要矛盾并解决之，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在他的战争理论中有一经典名言，即诱敌深入，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优势打歼灭战。这种“纲举目张”的方法在打仗时有用，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就溃不成军了。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不是军校出身，不懂打仗的细节，他只能以党代表的身份抓军队，因此“抓大放小”的方法就成了首选。然而将此当作传家宝上升为国策，提出什么党是领导核心，工人阶级是主导阶级，“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胡闹了。中共“八大”之后的路线之争就是确立“主要矛盾”之争，毛泽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扭转乾坤，坚持了阶级斗争为纲。考究起来，中共的滔天罪恶之源，就是抓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

毛显然是抽象化、绝对化、极端片面化了内因决定论。实际上，任何过程发展的原因，无一不是里应外合，单纯的内因或外因都是孤掌难鸣。至于何者为主，有时内因为主，有时外因为主，有时内外不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而时间、地点、条件本身又是具有前提意义的外因。这是说，即便主要矛盾抓对了，也不会有“一切矛盾皆迎刃而解”的神效。难道当真是“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吗？更别说他确定什么是主要矛盾，简直是由着他的嘴随便说、他的心随便想的了！例如1959 年的庐山会议，“纠左”就是抓住了中国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彭德怀的一封稀松平常、合情合理的信，一夜之间，毛泽东就把主要矛盾由“纠左”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纠右”。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声中，5千万具尸体作为饿殍陈列于中华大地，作为对毛泽东横抓“主要矛盾”的最后的无声的抗议。他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观胡诌的抓主要矛盾，又是阶级斗争为纲，又是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纯粹是胡折腾，倒行逆施。就以全民大炼钢铁说吧，仅仅是要老百姓砸锅、砸碎铁器回炉，然后产出一堆铁渣；就是疯子的倒行逆施！

这种“抓大放小”的战争思维方式，是中国“运动”不断、不能依法治国的思想原因。“抓大放小”的战争思维方式，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体现。譬如：

当人们说某党腐败时，总有人说某党大部分党员是好的。不错，一棵大树被天牛咬死，并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将树干中输送养份的管道切断了，使得整个系统不能运转；同样，贪官污吏并不是由于他们贪污了多少钱财，而是由于他们破坏社会公正、破坏了政府职能的运转，使得社会运行系统趋于崩溃。而且贪官污吏的级别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独裁者发昏胡来破坏整个系统，崩溃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杨广、蒙古皇帝、毛泽东等。当一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后的一段时间内，浑身一百万亿个细胞，一定“绝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还是好的，所以医院可以作移植手术，个人也可以预先立遗嘱捐赠器官，更不要说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盖帽和白大卦对“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教导的活学活用了。不过，“大部份是好的”并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实(无论采用脑死亡还是什么别的标准)。

万事从小事做起。西方人注重个体的独立及相互关系，注重细节分析，寻求精确和具体，强调形式结构和规则制约，突出从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强调“由一到多”，他们“个体思维”特点很明显。可见，长于分析、注重细节、从小处着眼的精密化思维习惯有利于人权保护与民主制度的成长，有利于社会进步。一位牧师曾问一位钟表行家：“你知道为什么最好的手表是日内瓦生产的吗？”行家答曰：“不知道。”“因为日内瓦有加尔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师说。“因为基督教非常严谨和注重细节的投入，使日内瓦的工匠们生产出了最精确的手表。”哪次飞机失事不都是因为一节油管不通、一个轮胎放不下来才失事的？

上海大众的老总说，中国组装的大众轿车之所以质量比不过德国原装货，很大程度就输在装配的细节上。他举例说，按操作规程，给车门把手打两个安装的螺丝孔时，操作工打完一孔后应移动半步再打另一孔，这样两个孔壁都是垂直的，可我们的装配工就是要偷这点懒，站在原地左右各打一孔。表面上看，孔壁稍斜一些并不影响门把手的安装，但正是这一点点的偏差汇聚在一起，导致中国组装车的质量明显输给了德国原装车。而真正的可悲之处在于，这些装配工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既然“变通”打出的孔不影响安装，何必每天要多移动那许多“半步”？这种心理，胡适先生几十年前在他的《差不多先生传》里就有生动的描述。他深刻指出，正因为这种“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的差不多精神受到国人的普遍追捧，中国才堕落成一个“懒人国”。

当亚运会在广岛结束的时候，6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一张废纸。全世界的报纸都惊叹：“可敬的日本民族！”因为没一张废纸，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一”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人们散去后，满地废纸，到处乱飞！外国人一看就认为：中国要同日本比，还差得远呢！

改革开放后，由于受矛盾论的影响，中共只能承认“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物质的缺乏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邓小平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按矛盾论的原理，这个主要矛盾一定会在一定条件下变成次要矛盾，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会因“矛盾论”而时时受到威胁。也许下一代领导人说，按矛盾论的原理，中国主要矛盾已发生了改变，所以，应该搞政治运动了。只要人们信奉矛盾论，那任何一个领导人想改变政策就很容易，因为符合矛盾论而很科学。所以，邓小平不得不补了一句：“发展经济一百年不动摇”。这句话显然不符合矛盾论，因主次矛盾绝对不会以一百年为周期而转换。这说明纲举目张的中心论是不能成立的。

1989年底他还说：党只能有一个核心。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实际上把江泽民当傀儡）。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为此，犯下反人类的大屠杀罪行！

李泽厚依照辩证法中抓住主要矛盾的思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抓住经济这个根本，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而从苏联、东欧到毛泽东的中国，其根本问题，就是所谓只抓政治，不抓经济。李泽厚还把这样的指控用在袁世凯身上，毫无根据地指责袁世凯“根本无意于建设，只一心想当皇帝”(《告别革命》第70页)。事实上，恐怕没有人相信苏联、东欧的领导人和毛泽东不想抓经济。问题在于，他们当时都认为，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并不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而计划经济则会更有效率。李泽厚却像大多数事后诸葛亮一样，认识到市场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于是他进一步把抓经济同重视市场等同起来。李泽厚、刘再复断言，共产党国家只要抓住市场经济之本，便可以保证其一党专政于不坠；那为什么象匈牙利、波兰、捷克等最早进行市场化改革且富裕程度较高的国家都未能保住其一党专政？尤其是北朝鲜，北朝鲜难道不是最执着于计划经济这种死亡模式、其人民最为贫困的国家吗？为什么还没“亡党亡国”呢？以中国自身为例，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经济最糟糕，但共产党专政在当时并未受到强烈冲击。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苏联东欧的一党专政垮了，中国北朝鲜的没有垮，是因为前者的民主力量更强大，其统治者更开明，起码是心肠更软，不敢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动坦克车机关枪；后者的民主力量较弱小，尤其是统治者更残忍。然而，李泽厚、刘再复却胡说：“中国没有垮，是因为抓好了经济这个根本，老百姓满意”。这些天真的人们不加分析地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句老话。因此他们断定，凡是保住了政权的必定是好政权，凡是失去了政权的必定是坏政权；成者王败者寇。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强权逻辑的奴猪思维：“猪没推翻屠夫的统治，就证明了屠夫的仁慈”。

李泽厚谈64时说：“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来换取前进。”大屠杀是历史“进步”的需要，人命就该牺牲，太反人类了，典型的欺软怕硬、捧大弃小。李泽厚的这种观点，早在他论述救亡压倒启蒙的文章和《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就表达得很明白。他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救亡是时代的头号主旋律，在这一历史的要求面前，“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

李泽厚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抓住“主要矛盾”的辩证思维的必然。譬如：当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开始就发生过许多起干部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共产党对这类事情一概压下不理，既不准在报上披露，也极少予以法办。几年之后它才搞了一场运动，对各地此类事件“从重从快”地处理了一番（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对此有过细致的记述）。共产党认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特定的主要矛盾，必须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不能让次要矛盾干扰了主要矛盾的解决。在初期，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动员广大知青踊跃地上山下乡。倘在这时提出知青在农村受虐待的事情会对动员工作带来消极影响，故而不合时宜。几年之后，主要矛盾变成如何让知青在农村安下心来，这就必须解决好知青在农村的待遇问题，所以才需要搞一场打击运动。根据同样的道理，眼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如果现在就大张旗鼓地提出社会公平问题，将会妨碍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再次造成以“公平”压制“效率”的不良后果。因此，只有等到经济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之后，社会公平问题才能提上日程。这大概就是李泽厚、刘再复的思考逻辑。

如果我们抛弃辩证思路，那我们就必须说，社会公平根本无所谓“适时”与否的问题。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比效率还要重要！它是人类永恒的目标和现实的目标。抓住“主要矛盾”的辩证思维方法在维稳体制下造成了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2008年是奥运年。按照抓“主要矛盾”的方法，2008年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稳定，打击任何有害稳定的苗头。按理说，Y君从来没有反对过奥运会，也没有过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官方却把Y君列为打击对象，人权惨遭践踏。类似如姚立法、陈光诚的人权都惨遭践踏。

即在特定的时期有特定的主要矛盾，必须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不能让次要矛盾干扰了主要矛盾的解决。社会尽管存在主要矛盾，但其它矛盾并不能简单约化在主要矛盾中。社会上各种矛盾比较平衡时则国泰民安，经济上达到综合平衡则发展较快，自然界生态平衡不被破坏是人类生存的最佳环境。平衡的被破坏和恢复是交替出现的。就算是要分清主次，也不能搞单打一，“压倒一切”是偏激之论。总之是要执两：中心与外围，主要与次要，一存俱存、一亡俱亡。影响系统性质和变化的往往是被人忽略的次要部分或微小的细节。社会系统犹如用木板拼成的桶，它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一味地加长经济木板，绕开政治体制改革，丢开科学研究，忽视教育文化当然无济于事，不如反过来，综合地增长一下我们认为的所谓次要枝节层次的子系统，可能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至今还有人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不能有两个（以上的）中心，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不能平等看待。某些同志在看待革命指导思想问题上，强调不分高低、强调并列，表面上面面俱到，公平合理，实际上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庸俗辩证法的另类表现，会使革命失去了重点指导，很容易滑向了机会主义。”在集权党的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不得不执行中心战略，一切优惠政策保证中心任务、中心地区和中心人物，地方围绕在中央周围，人群中以权贵阶级为主导，非中心者如农民备受歧视，向隅而泣；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2007年7月15日郎咸平在多伦多做了一次演讲中说得好“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全面性通货膨胀，所得分配的持续恶化、环境污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等中国一切乱象的来源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路线到）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

 荒谬的阶级人权论

在民主社会，公民人人都享有普适的、不可剥夺的人权。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后，人权文化成了世界潮流。对此，共产国家又提出什么无产阶级人权和资产阶级的人权，后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等荒唐的说法。

事实上，任何人都需要财产来维护自己的自由与尊严，把财产权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人权是错的。人权没有阶级之分。“阶级人权论”是反人权的，因它否定了超阶级的人权的存在。人权是指人类的个体尊严，不是阶级概念，是超阶级超国家的，不应用“人民（阶级）主权”概念抹杀个人尊严与自由；这是人权区别于其它权利的根本特征。人权的内容要素是自由，人权的形式要素是平等。离开了自由和平等就谈不上人权，因此，人权也称平等的自由权。

共产党声称人权标准因文化、经济、政治状态的不同而不同，鼓吹人权的差别性标准，实质是试图在分明是同类的人之间竖起篱笆，把人类分割为权利不均的不同等级。

所谓的无产阶级人权就是指“多数人的人权”，即不给资产阶级分子以人权。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人权成了“进步”阶级的“特权”。邓小平说：“是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少数人的人权？”这表明邓不知人权为何物。人权不分多数人和少数人，人权是每一个人的人权，是所有的人都享有的人权。邓以为强调“多数人的人权”就可以和西方世界对抗了，恰恰暴露了他蔑视人权的嘴脸。“多数人的人权”是将少数人排除在外的。“少数人”不是人吗？如果是，为什么没人权？如果不是，那是把人不当人。既然把人不当人，也不会限于少数。“对部分人自由的剥夺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侵害”，这已成为文明社会的常识。富人欺压穷人属于野蛮和专制当受遣责！反过来，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欺压同样是也是专制，不存在正当性、合理性，更不代表社会进步和人类理想。在现代民主制下，无论多数与少数，都享有同等的法权；任何人不能对任何人实行专政，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都无此特权。在这种制度下，被剥夺公民权的人都经严格的法律程序与有确凿的违法依据，而不是凭多数人的意志。在现代民主制下，选举与决策当然要遵循“多数决定”的原则，如果对问题的认同不可能“高度统一”，反对与弃权的少数（或多数）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专制制度下下，少数派受到歧视与迫害；在民主制度下，少数派受到保护，决不要求他们“服从多数”，与多数保持一致。保护少数的意义在于：多数不一定正确；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少数的存在是纠错的重要动因，从而使错误不会像专制国家那样难以纠正；促使政府决策照顾到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在民主制下，“保护少数”与“多数决定”同样重要。因此，要停止阶级斗争，就要消除人为的阶级差别；所以，那些鼓励阶级差别、拉大阶级差别的政策和主张都要放弃。我们不要阶级斗争，只要平等——因为自由平等是人与身俱来的权利！

第7节   共产党歧视农民

马克思歧视农民，根本就没有自由平的理念。有人人平等观念的人，不会虚构出“工人阶级先进、农民阶级落后、资产阶级反动”的等级制谬论！等级制思想都是以“部分人优秀论”为依据的。过去孔孟之道有圣人、君子和小人之分；董仲书称之为性三品；马列主义有阶级优秀论、政党先进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天生优秀的人理所当然地有权力领导别人，怎么能让些素质差的人来选举领导人呢？要选举，也只能由少数知识渊博的人或由权位显赫的选侯（政治局常委）来票决国家领袖。”民主普选要等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后！

马克思把农民当成敌人，是因为农民缺乏“大公无私”的品行，不能充当共党的炮灰。1872年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又批评农民说：“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起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小地块耕作的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敌人。……法国农民就陷入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可悲的境地。”这就是马克思的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先进、越穷越正确、越穷越光荣的进一步发展。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农民视为反动。列宁说，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农民是反动的一帮”。“我们起初使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民(《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版第9卷第213页)。“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可见：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列宁看着农民挨饿时高兴地说：“饥荒能够也应该给敌人一个致命的当头一击。”农民反抗共党的无偿征粮政策，列宁立即以毒气弹镇压。

马克思把商品说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所以，列宁说，小商品生产（指农民的自由生产）是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列宁说过，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因此，毛泽东晚年说：我国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与解放前的资本主义差不多，所以，林彪一类骗子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这是共产国家歧视迫害农民的理论根源。为此，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民一切（包括锅碗瓢盆）都没收为公有，从而导致5千万人饿死。此后毛泽东又指责自留地、农民养鸡养鸭养猪、自由市场都是资本主义，一律取缔、镇压。中共还用户口制度、票证制度、升学制度、福利待遇制度、8个农民=1个市民的选举制度来歧视农民。中国的理论家们由于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时，总是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结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几乎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许多城市人面对比他们更弱势的农民时，习惯以歧视农民而获得优越感，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等级专制心理。贫穷不能作为践踏人权的理由！

第7节  民主自由与工农业生产无关联性fficeffice" />

郑酋午说：“工业社会从英国工业革命算起到现在已有近250年……工业社会的新气象基本上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显现出自由的曙光。农业社会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封建制阶段农民已有了人身自由，……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只有人身自由，其他自由比如，选举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都没有，而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种自由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并有所发展，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已有了。”

这依然是马克思的阶级等级制谬论。马克思寄希望于公有制天堂，郑酋午寄希望于工业社会天堂。一样的画饼充饥，一样的宏大叙事，一样的独断主义的整体思维惯性。

选举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自由并不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在工业社会之前就已经出现，古希腊就有很大的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虽然有过扼杀苏格拉底的事件，但那是在民主衰落之际。古罗马也有很大的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古罗马的平民在向贵族争这些自由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些自耕农和佃农。他们斗争的手段是成群结队离开罗马城到荒山野岭去生活，让贵族们去遭外敌侵略，贵族们不得不让步，平民们有了选举保民官和执政官的权利。古中国也有废井田、到荒山野岭开私田的运动，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仅仅为了吃饭而已；所以，中国就没有政治权利的进步，反而在孝道枷锁下，中国人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在家被父母打屁股，进衙门被父母官打屁股。

当英国人在1644年在议会向英王要求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的时候，当时的英国按照郑酋午的说法是处在农业社会。而当时中国人因不愿剃头发而遭满清殖民者的屠杀，当时中国是一个人吃人的野蛮社会，是不可能产生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的要求和理论的。

当美国人独立于英国而自由选举他们的首任总统时候，美国也是农业社会。当瑞士人独立于德国而搞自由选举的时候（13-15世纪），当时的瑞士的经济可以说是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地区之一。当甘地争取选举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时候，甘地是以手摇纺车的印度农业社会方式来对抗英国的工业社会的。可见，民主自由与工农业生产无关。

第8节  抽象的人性与普世价值

马克思断言“人性就是阶级性”，社会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例如：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佃农，资本家与工人，等等。所以，每个人的人性就是这些阶级性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否定在阶级社会中会有超阶级的共同的人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而“个人隶属于阶级……同时发展为隶属于各种各样的观念”，个人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

马克思说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阶级性；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人一出生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假如马克思关于阶级性的论断成立，那么非无产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何以成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的导师。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也支持不同阶级的人不可能有共同的人性的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不同阶级的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其发生作用的社会关系就不一样，他们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也就不会一样。所以，不同阶级的人不会有共同的人性。

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社会中不存在共同的人性的论证在认识论上则存在着割裂特殊与一般、用特殊否定一般的逻辑错误。马克思否定“抽象的人性”，但绝不否定“抽象劳动”。马克思在论具体劳动时搞出了一个抽象劳动，为什么在论具体人的时候又否定抽象的人性呢？可见，马克思的“抽象”分析完全是机会主义；逻辑上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说法，对于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不同阶级的人虽然会带一些阶级的特性，然而作为人，必然具有只属于人的共性。例如，人对亲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事业的追求，算不算人性？人对生命的依恋和对死亡的恐惧，算不算人性？这些情感都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它们一概不在马克思的眼中。人们看到美丽的花朵，就会精神愉悦。闻到肮脏腥臭，就感到不舒服。人都有亲亲之心，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善善之心。人还有正义感，有良知，有道德观念等等。这一切都是普遍人性的基本内涵。

人们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普遍人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人们才可能相互勾通和交流，才能够通过交流勾通而取得谅解和共识，从而形成一些普遍性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才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价值理想。设若人类只有阶级性而无普遍人性，那么人类社会就无法进行任何交流和勾通，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谅解和共识。事实上：人的阶级性才是后天人为追加的，而且常常是无中生有的。任何人一生下来就是赤裸裸的，除了大声哭外就是“一无所有”，因此，任何人生来就没有阶级性的，只有共同人性——自由（哭闹）。所以，否定共同人性（或曰超阶级的人性）是错误的。否则，中国政府不会在1998年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了。

第9节  国情论对抗普世价值fficeffice" />

许良英说：“‘价值’(values)是指社会准则和道德标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逐渐形成人人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难则，如：“人不可说谎”。否则，人与人之间不能互信，社会必将瓦解。这种衡量行为善恶的准则就是“价值”。所谓“价值取向”，是指对道德准则的认可和遵守。由于价值就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准则，不同的人类社群可能产生不同价值。例如古代中国所实行的“三纲六纪”，规定君对臣民，父对子女，夫对妻，都有绝对的统治权，包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同时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即男女之间不可随意交往。这些人伦之间的道德准则，在古代希腊雅典城邦就不存在，因此这些准则(价值)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可是作为人，人类有区别于禽兽的共同特性，即所谓“人性”。在人与人交往中，要求不许说谎（即诚信），是任何不自取毁灭的族群都必须遵守的，因此，这类价值（道德准则）就具有普遍性或普世性，可称之为普适的或普世的（universal）价值。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被迫结束闭关锁国政策，开始考虑学习西方文明问题，搞了所谓“洋务运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于1864年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企图用西方的“坚船利炮”保住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时期，许多人先后振臂高呼以人权、民主和科学救中国。为了反对普世价值，有人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用于政治领域；胡说“民主和人权也是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和普遍的。”许良英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是说什么都是相对的，其“相对性原理”是说：自然规律对于不同的运动状态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不变的，绝对的。因此，相对论实际上是绝对论，它揭示了自然规律不因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绝对性。事实上，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等，跟吃饭、性交、追求美等本能一样，是不分民族和地域的，是普适的，因此也是绝对的。民主和人权起源于西方，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阿玛蒂亚.森说：世界上没有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随着民主的扩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民主制度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去并接受了这一制度。“我一直强调，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确实非常强盛，绝不是在某些地区偶然出现的个案。民主的价值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影响力最终来源于民主制度的生命力。这就是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所强调的根本之点。任何想象出来的文化上的清规戒律，或者根据人类复杂多样的过去而假设出来的各种文明当中的预设框架，都不可能抹杀民主制度及其价值。

李光耀在2001 年1 月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李光耀承认“英国殖民地的价值”，并且声明“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承认“全球价值”。

李慎之说：“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广义的民主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复合体，包括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乡土主义（自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宪政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共同体主义）。

2011年新春期间江泽民说：普世价值观不能被西方专有，且时常拿来作为攻击我们的工具。我们共产党要承认普世价值观，拿来为我所用。江泽民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呢？答案是有的。既然有，我们就不能回避，就要正面面对。

事实上，共党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普世价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诞生，共党就四处传播、暴力推广。他们向愚民鼓吹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指路明灯，整天梦想着要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随着共党世界的灰飞烟灭，马列毛的旗帜已由普世龟缩成了中国特色。谁都知道：特色乃特权，乃少数共党权贵作威作福垄断政权之谓也！

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有益文化学到手。”这里只承认管理经验具有普适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说市场经济是普适的，与资产阶级无关。这被吹捧为思想解放！其实，人权至上、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就是先进国家的人民防止政府腐败的管理经验，具有普适性；可是邓小平却坚决拒绝。拒绝发达国家的民主理念就没有任何民主。空喊“社会主义民主”而拒绝西方民主的邓小平，说完了一切动听的言辞之后就是开枪屠杀。中共不承认人权原则的普适性，拒绝世界舆论对他们的谴责。在他们看来，只要强调所谓的“家有家法”的特色，就可以置任何普适原则于不顾，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是一种十足的流氓家天下的逻辑，暴露了宣扬者本身的专制本质，是政客和御用文人们用来掩饰独裁的遮羞布。

到今天，这些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依然被党贵们视为资产阶级的而遭贬斥。说到底，是因为人权至上、三权分立、多党竞选阻碍了权贵垄断政权也！据已故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女儿马晓力讲，她和一个当朝的太子党人物讲普世价值，而此人不耐烦地说，江山都要没有了，还讲甚么普世价值。在权贵眼里，垄断霸占国家权力压倒一切，人权必须抛弃！

中共当年在野时曾经严厉批判“国情特殊”论。延安时代成名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艾思奇认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样千变万化，它的基本内容不外是这样的：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艾思奇还进一步指出，外表形式不断翻新的“国情论”，是近代以来中国“民贼国贼所应用着的根本的思想武器”，艾思奇的上述批判针对的是用“国情论”抵制马列主义传播的现象。

马列主义本是“全盘”从欧洲搬到中国的舶来品，尽管它实质上与自由民主的颠覆，但当时却常常以自由民主为口号吸引青年知识分子。有趣的是，革命成功之后几十年，“国情特殊论”居然又成了官学。中国的整个历史就停留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阶段，只不过随着历史的不同，说法稍有差异，那时叫“中国式的现代化”，现在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已。官方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假民主的惟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上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能说我们的制度好吗？目前中国官方所津津乐道的政治制度方面的“中国特色”，实际上是通过“以俄为师”移植进来的“斯大林模式”。但它毕竟在自己的发祥地已被唾弃和淘汰。目前中国经济领域的“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党国特权相结合的怪胎，给民众带来的祸害更烈。

如果说特色理论是干尽一切坏事的借口，那么国情论则成为拒绝当代所有人类文明的借口，什么人权不符合中国国情，民主自由不符合中国国情，公费医疗不符合中国国情，免费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福利住房不符合中国国情，总之，凡是好东西都不符合中国国情。这实际上是把中华民族放到了世界被告席上，在价值观上把中华儿女引入了死胡同。道理很简单，国情论的前提，就是承认对方是正确的，只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对其它国家都是适合的。说人权不适合中国国情，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也是对全人类的敌视。

第10节   共党是普世价值的天敌

共产党人的唯物主义进化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生命是由物质进化来的，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既然是进化，物质世界的生物就处在进化树的不同序列和阶段，就必然存在着先进、中游、落后的等级序列。因此，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无神论必然导致阶级（等级）主义或阶级（等级）专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结论。

这和民主价值观是冲突的。因为：民主的目的是保护人权，而人权观念来自于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民主的根本价值观是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所以，无神论的等级制世界观与民主的平等价值观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共党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这已被实践所证实！

无神论者搞民主，是南辕北辙！无神论认为：人是由无机物演变而来，演变的根本法则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进而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当然生物界（包括人类）的普遍规律。既然无神论者相信优胜劣汰是世界演变的根本法则，那无神论者怎么会相信人人平等的普世人权观呢？无神论者在某种压力下，口头上会拥护人人平等的人权观，实际上做的却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民肉官食，毁灭了人类的公平正义和天理良心。例如，马恩列斯毛金（日成）波（尔布特），就是如此。中国农民的贱民地位就是无神论统治的结果。

无神论者在价值观上是虚伪的，是两面派的。无神论者是平民时，会暂时相信人人平等；如果当了官，就否认人人平等，过寄生腐朽的生活；在外面高唱人人平等，在家里可能就打老婆、打孩子的屁股。当无神论者面临别人的压迫时，按其优胜劣汰的逻辑当逆来顺受，又有何权利抱怨呢？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能接受别人的欺凌如刘少奇。

唯物主义往往就不相信平等自由。ffice:smarttags"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种反人权的谬论让人吃惊。

2011年5月14日，《马克思主义评论网》刊登了“张木生新书《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座谈纪要”一文章，纪要中记载，乔良将军在发言中说，“人生而平等，人什么时候生而平等，卢梭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吗？说在上帝面前生而平等，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信上帝，我们怎么接受人生而平等，其实人从来没有生而平等过。”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是不讲平等的，他们总觉得比别人高人一等，他们先进、英明，比别人优秀，是上天特选的优胜者。他们在斗争所谓的阶级敌人时毫无人性和同情心，在对权力物质的分配时同样不讲平等，理所当然地享受种种特权。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死敌。

反之，我们再看相信上帝和基督教的人怎样看待财富和既得利益，他们在生前做大量的慈善事业散尽所有的既得财产，救助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基督教说，有钱的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要困难。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比工人收入仅高两三倍，公务员收入在社会上是中下等。因为，在那里，人人平等思想深入人心，已为人民普遍接受。那些相信平等理念的国王、总统会轻易地交出权力和既得利益，包括那些放弃马克思主义而追求人道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和既得利益。

而相信唯物主义的人，往往迷恋物质利益，舍不得权力和既得利益，非常恋权并追求享乐，通过庞大的维稳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于有些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人士，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地位决定人的政治态度出发，把官僚特权当作主要敌人，把主要的敌人马克思主义极左派当作是同盟军，犯下战略性的错误。中国的民主的突破口在于用自由平的的思想去清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不是发动革命去消灭既得利益集团。

第11节   阶级斗争否定普世价值fficeffice" />

ffice:smarttags" />2007年2月26日，温家宝发表文章欺骗世界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温的讲话中有问题。一是“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不属于价值范畴。二是“法制”应改为“法治”。“法治”(rele oflaw)是与民主、自由、人权互相结合成为一体的概念，是指法律由公民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因此，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有法治。至于“法制”或所谓“依法治国”，在各种专制政权中都存在，专制统治者通过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人民，并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因此，决不可把“法治”与“法制”混为一谈。温家宝的讲话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多次讲普世价值时，总是以“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像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财产公开等民主措施都要在“党的领导下”，那是自相矛盾的大丑闻！温家宝只是一个一党民主派，而不是多党民主派！

针对温家宝的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2008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强调：“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社科院马列院副院长侯惠勤在2008年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的文章中说：“把资本主义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是‘普世价值’热播者的意识形态前提；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今天我国某些人大谈‘普世价值’，既表明了其挑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又信心不足的虚弱本质，又表明了其臣服于当代西方强势话语而又极力加以掩饰的矛盾心态。”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也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以“阶级斗争理论”批判普世价值。此文认为：“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当前出现一股宣扬‘普世价值’之风，并不是偶然的。一股思潮的出现总有它的根源，我们可以从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中找到鼓吹‘普世价值’这股风的源头。”“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封为‘普世价值’”，这“是要求彻底西化。”我们“必须“剖析鼓吹‘普世价值’的阶级实质，明辨思想上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科学卫士”司马南在2008年6月的《经济观察报》的一篇访谈中说：现在“普世价值还停留在神话阶段，它所具有的价值是神话价值、理想价值。”“普世价值也许不错，像巧克力，或咖啡，或卷烟。这玩意儿，摆着玩可以，尝尝鲜儿，也成。当饭吃，不靠谱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2008年9月16日的《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赋予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看一看他们‘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他们正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而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涵不就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吗？”

党贵们认为：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等价值观是西方价值观，是美国搞和平演变的的精神武器，因此，中国人要坚决拒绝，不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

这些人脑子里运用的依然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的阶级斗争标准，连“演戏”都不行；所以，中共绝不给人民话语权，自今都没有民办报纸电台电视台。

否定普世价值的人浸染很深的阶级斗争观念。在他们的眼里，人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人类没有共同的爱好、利益和追求，所以也没有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

 恭喜你

您的发言被收入

【大开眼界】史上最强最热血“爱国者”手册——“五毛党”“美分党”禁入╭(╯^╰)╮
地址 https://cmule.com/viewthread.php?tid=28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