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要提到翁独健先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一课。翁先生是燕京继齐思和先生之后，保送到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二人。他的专业是蒙古文和元史，但知识面很广，思想也很灵活。那时他和共产党之间大概已取得互信，所以学期之末他被任命为北京文教局局长。他所指定的课本是普列哈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中译本（英译为George V.Plekhanor,AContribu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ic View of History）。但是他在讲堂上并不宣传历史唯物论，更未提及史达林的“五阶段论”。可见他仍然守住了专业史学家的岗位。他指导我们读普氏的着作，重点放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背景上面。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学生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其理由是罗氏此书也强调哲学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门课是较小的讨论班，以期终论文代替考试。我写的是〈墨学衰微考〉，是一个传统考证的题目；他同意了我的选择，没有任何指示，要我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我必须着重地指出，沈、钱两先生是例外中的例外；他们的出身和背景各有不同，但在万劫千难之后却同能收拾精神，重整故我。但以绝大多数同辈的知识人而言，他们的心灵多已陷于支离破碎的状态。1949年以前在文、史、哲诸领域中曾各领风骚的人物，文革以后都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亲见亲闻的实例便不可胜数。如果与前苏联的情况作一比较，中国知识人的命运显然悲惨得多。俄国著名的史学家古列维奇（AaronI.Gurevich）在苏联解体后曾对文、史两界的情况作了一个简要的比较。他说，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文学传统仍然是有生命的。作家如巴斯特纳克（《齐瓦哥医生》）、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岛》），诗人如阿赫玛托娃等，后来没有停止过创作。即使在史达林的恐怖统治时期，这些人也不肯在意识形态上作出任何妥协。所以八十年代中叶所谓“开放”（glasnost）来临时，这些异议作家的作品便大量出现在文学刊物上。当时俄国读者很惊异地发现，原来在精神和艺术领域中，他们竟拥有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丰富资源！相对而言，史学由于受意识形态的直接控制，除了史料汇编一类的成绩之外，极少值得一读的着作。虽然如此，1956年清算史达林以后，史学界仍然有所松动，史达林时代的武断教条大体上已被抛弃，至少也受到质疑；史学家也可以提出新的假说和构想。因此六十年代史学家确有破冰之功，为后来史学上的自由分析奠定了初步的准备工作。（见古氏原文'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ed.Francois Bedarida,Providence:Bergham Books,1994,pp.67-69.）
首先必须指出，共产党人从马克思开始，便采取了抢占精神制高点的策略。这一策略包含两个互相关涉的方面：一是“科学真理”，一是“道德热情”。所谓“科学真理”指“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最后必然消灭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已经“科学地”建立了起来。“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谓“道德热情”则指共产党人必须投注全部热情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奋斗，这是“先锋队”的历史任务。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如旭日东升，体现了最新最无私的道德；腐朽的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道德价值，如公平、自由、平等、博爱之类，则是“遮羞布”，掩饰它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而已。因此共产党人一方面鄙弃一切自古至今社会上共同接受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却全力以赴地鼓动群众的道德热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这样一来，他们在进行颠覆现存秩序的革命过程中既占领了道德高地，又完全不受任何既存道德规范的约束。正因如此，共产党虽不知道德为何物，却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普兰尼（MichaelPolanyi）称它为“无道德的道德力量”（themoralforceofimmorality）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见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227-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