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简要地回顾自由主义的演变史和辨析各种保守主义。虽然“自由主义”这个标签于1810年首次被用于一个西班牙政党，但那个政党的纲领是有意识地仿效英国的立宪主义的。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在与1688年英国革命有联系的思想和政策方面看得最为清楚。立宪主义、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的标准。据此，传统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宪政而对个人自由予以法律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但是，“自由主义”这个名称不仅比实际事物晚了近三个世纪，而且还生不逢时。在其名称诞生的时候，英国哲学已经随着边沁转向了功利主义和一种狭隘的幸福微积分。边沁本人认为，自由本身什么都不是，它的价值仅仅在于是追求幸福的手段。可是，人们仍然给边沁冠于了“自由主义者”名称。虽然后来约翰•穆勒把自由从边沁那套庸俗的幸福微积分中解救了出来，然而，穆勒的概念却不再是自由主义而是自由主义民主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主义几乎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这时希望国家对人类幸福负有更大责任的格林和霍布豪斯等人的社会自由主义和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赢得了自由主义称号。而对国家干预持怀疑态度，恪守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老自由主义者却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美国和欧洲的历史情形又有所不同，因为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正是美利坚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传统，所以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也就是欧洲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另外，从政党政策含义上看，被美国人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激进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就不大可能被称为自由主义者，而是很可能被称为左派。当然，如果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把柏克视为近代保守主义的鼻祖，那么，哈耶克、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这些经济学家被称作保守主义者也并非不当，因为柏克所要“保守”的正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守者所要保守的是什么。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与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大卫•休谟、贡斯当、托克维尔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着内在一致性，它并不反对进化和变革，只是对那种完全抛弃传统从整体上设计制度的唯理主义持怀疑态度，这与一味地拒绝变迁的“保守派”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与政党政策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这种变动无常的联系，这些经济学家们才被同时贴上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似乎不同的标签。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理论主张还是相当清楚和一致的：信任市场而不信任政府，其首要价值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所以，也许把这些经济学家称作保守自由主义者更为恰当。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学派，其中也不乏争论（如布坎南与哈耶克），但他们说着差不多同样的语言、信奉相同的价值观和使用同样的假设，所以他们的思想可以作为一种倾向或运动来加以讨论。
以恢复古典研究传统为己任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远远扩展了经济理论的限制，哈耶克、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重新研究了被古典时期以后的经济学家们所遗忘的那些方面：产权问题、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现象、官僚制度以及自由、正义、秩序等社会政治现象和哲学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支撑着他们的经济学。因此，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本文主要述评这些经济学家的政治理论的一个方面：即民主理论。首先需要我们阐明的是，这些经济学家是如何把经济学和政治学关联在一起的，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会关心民主这个政治问题；那么，他们是怎样看待西方民主政体的，则是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第三，我们要讨论他们救治当代民主制“弊端”的方案；最后，主要依据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来研讨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自由与民主之间可能存在张力的问题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一直存在着。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民主和自由（或民主与宪政）可以被看作是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政治技术，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情形下，这两种技术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在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但并非势不两立，在某些历史情形下二者不仅相互支持，而且还会互相强化。民主并不必然是反自由的，至少在专制制度下民主或民主运动对自由之获得是一种助力，因为这时民主运动或民主程序之确立本身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某种限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与民主的出场先后和方式之间也可能存在矛盾。在民主制度已然确立后，经过自由主义转化的民主（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转化为“一切权力不属于任何人”）也还是控制国家权力（宪政）的终极渊源之一。另一方面，宪政安排也并非制度化地反对民主而是为了保护和强化民主：在未民主化的国度，宪政之演进或自由之部分获得会为民主提供发展空间；但是，在民主制度下，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民主可能侵害自由的危险的确存在，为了保持已经获得的民主，民主必须受到宪政的约束，以确保作为民主正常运行条件的个人自由，这也许就是民主的悖论之一。可见，在自由和民主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基本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反映着政治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承认自由与民主之间存在张力，也许恰恰是我们面对政治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因此，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平衡，并通过这种张力和平衡的制度化，从而使民主定位于自由主义，也许正是宪政民主的优越之处。
一、从经济学到政治学
自本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以来，主流经济学着重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各种缺陷：信息市场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平、竞争的不完全性（存在垄断）等等。既然存在着“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现象，所以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就是必要的。然而，这一主流经济学却对70年代开使出现的“滞胀”现象无力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更不能提出恰当的政策建议，因为在这一理论中，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保守主义经济学作为凯恩斯学说的一种反动应运而生，或者更准确地 说，这一流派的经济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在凯恩斯学说诞生之初，这种经济学就已经存在，某些人物如哈耶克，与凯恩斯还发生过著名的论战。不过长期以来他们的声音被主流经济学所淹没了，但他们从没有停止过抗争。
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并不否认“市场失灵”的存在，只不过他们认为政治这个世界也并非一片完美的净土，同样存在着“政治失灵”（political failure）[1]。这是基于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推论，他们认为：人就是人，人并不因为有一个总经理的位置，或拥有一个部长头衔就会使“人性”有一点点改变。不管人在什么地方，不管他是在私人企业里领薪水，还是由政府机构发工资，他还是他。假如有可能，他宁可选择为自己带来更大个人满足的决定，即使这项决定不符合公共利益。简单地说，他们认为一个人并不会因为从“经济市场”进入到“政治市场”就变得高尚起来。既然政治本身并不完美，那么很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由并不完美的政治去干涉存在缺陷的市场，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所谓“市场失灵”，一方面是人们对市场功能的误解：人们总是奢望它承担本来不应该由它承担的职责，然而市场毕竟仅仅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它本来就不是万能的；另一方面，市场的缺陷是由于市场过程受到阻碍造成的，就是说，由于受到国家干扰才“失灵”的。如果让它自行其是，市场本来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所以，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强调对市场过程原理的理解，以及对市场过程与人们在其中进行选择的制度环境的关系的理解。他们认为，在合适的法律和制度结构下，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不仅会产生一种自发秩序，而且也会无意中造成有利于全社会利益的结果。这正是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Adam Smith、Mandeville、Hume）的伟大发现，因此可以说这些经济学家恢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但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给出了新的阐释。他们认为。市场无非是一种交换机制，然而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的东西不象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2]。哈耶克更明确地指出，这种权利是“分立的产权”（several property），这种权利是由将每一种限制平等地施加给社会的所有成员，表现为抽象规则的法律赋予的，这种规则本身就能组织一种扩展的秩序。简单地说，这样一种服务于多种个人目的的秩序，事实上以“分立的产权”为基础就可以形成[3]。所以，市场过程的自发秩序主要依赖于某些明确的制度前提，而这种制度的核心便是哈耶克所说的“分立的产权”。
哈耶克沿用了H．S．梅因在《古代法》中的说法，不称“私有产权”而称“分立的产权”，一方面是因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其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产权的功能是为每个人的行为划定“边界”，既然是“边界”，那它就不可能是“私人的”，它必须得到其他所有人（the rest of the world）的认可，这只有通过人们对“正义规则”达成共识才能得以实现。所以，“私有产权”不可能是“私有的”，它只能是“公共的”。另一方面，“分立的产权”不仅是得到人们认可的边界，而且是抗衡世界上除了自己外其余一切人的装置，这里尤其是指政府。因此，产权不仅表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表征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第二章“自由、财产与正义的起源”中，专门探讨了古罗马、中国和埃及政府与产权演进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封建中国的停滞源自于强大的政府为保持传统秩序而对产权的侵犯。而欧洲文明在中世纪后期的复兴，无论就其起源或就其存在的理由来讲，都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产权就不仅仅是货殖论（赚钱）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更主要的它还是一种个人对抗国家的安全装置（a property-as-safety），是一种保障（protection），是一种支持个人的安全手段（security），即消除自己有切肤之感的生存上的不安全。因此，“分立的产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4]。这也正是洛克时期关于财产的观念，洛克的财产指的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而不仅仅是有关财富增殖的经济概念。
这样一来，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不仅仅意味着削弱市场过程的自然的、自我调整的运转，从而减少社会总财富，更关键的是这种干预实质上侵犯了个人自由，因为“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5]，而自由正是这种自发秩序形成的基础。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就是通过侵犯个人自由而打断市场自发秩序的形成过程的。
是不是说，国家只充当“守夜人”角色，市场的远行就会完美无缺呢？当然不是，这些经济学家承认，“不论市场还是政治体制，都比不上在观念上理想化的模式所具有的功能”[6]，如市场中的外部性、公平等问题，并不因为国家不干预而消失。但是，他们认为国家干预（再分配）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加剧这些问题。他们主张，较为可取的办法是重新配置个人权利或者修复已遭到侵害的个人权利（个人自由），通过“外部性”的内在化从而完善市场的交易过程来处理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国家不要直接处理这些问题，而是通过重新界定个人权利把这些问题“打回”市场，由市场去解决，即对于解决“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问题”，他们所预见的是新制度的产生，而不是国家的干预。为此，弗里德曼提出了“负所得税”建议[7]，而哈耶克和布坎南则先后提出进行立宪改革以重新确定个人自由的地位。
可以看出，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试图用自发合作的市场行为代替干预、管制和福利政治，在他们的理论中，几乎没有为干预、管制、福利或积极政治留下多少空间。基于“经济人”和自发经济秩序的假定，他们认为所有形式的政府都应受到限制（这也正是自由的含义），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想无拘无束，都想拥有广泛的裁量权。但这对于民主政府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比起“专制政府”，民主政府极少能够实行自我约束。这并非妄断，而是基于他们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观察和经济分析。西方民主政治曾经是自由主义加民主的产物，然而在上个世纪幸运地结合为一体之后，自由主义和民主又一次面临着分道扬镳的危险。大体说来，在19世纪，自由因素胜于民主因素。到了20世纪，自由主义民主中的民主因素开始滋长，今天是民主因素胜于自由因素。在保守主义经济学家那里，现代西方民主被谴责为过度多数主义的一种形式，其内在地倾向于干预和赤字。简单地说，由于民主政治中官僚是民选的，因此选民会选择承诺最多的政客或政党，而政客为了当选和继续当选就只能迎合选民的需求。这就为干预主义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并且使它具有了合法性的神圣外衣（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但是，干预只会使部分人得益，准确地说只会使少数人得益，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逻辑的研究对此可以给出很好的说明[8]。更重要的是，当代民主干预了经济有效运行，除非通过限制政府的经济功能和降低公众期望使这一倾向逆转过来，否则民主和民主赖于存在的自由经济就会遭到破坏。所以，对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来讲，现代民主制度的某些方面在客观上是反民主的。
必须指出，这些经济学家并不反对民主，他们反对的是民主原则的无限制地简单扩大。他们并非拒绝民主的整个传统，相反，主导他们活动的恰恰是他们对民主命运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们只是要拯救民主的真正含义，重新界定和塑造民主，以防止民主反对其自身。现代民主只能是自由主义民主，也就是说，现代民主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结果，而且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完了，民主也就完了。而现代民主政治运行的结果不仅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而且实质上破坏了个人自由，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这就是为什么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会关心民主这个政治问题。这也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可以说，把政治分析和经济分析混合在一起的作家贯穿整个古典时期，尽管亚当•斯密主要是一个经济理论家，但他的经济学后来深深地影响了政治学的自由观念。约翰•洛克的《政府论》表面上是政治的，但它却分析了财产和金钱的发展，同时还指出了一个简单的劳动价值理论。我认为，现代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继承、而且至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这一古典传统：首先，从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角度，揭示了计划经济和专制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经济发展中（政治）制度的作用,如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诺斯、福格尔等人对经济史中制度的研究；其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问题，这包括布坎南、图洛克等人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奥尔森、唐斯（Downs）、布雷顿（Breton）、尼斯坎南（Niskanan）、贝克尔、波斯纳等人的著作；第三个方面隐含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大部分著作中，即对经济之政治价值的深刻理解，从哈耶克首创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概念（the extended oe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和布坎南的新著：Property as a Guarantor of Liberty ,以及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最后是对知识论的研究,知识论可以说是政治哲学的最基础性问题之一,许多政治问题的争论大都最终归结于此,在这方面哈耶克的贡献或许最大。所以，瓦勒高斯基（Conrad
．Waligorski）认为，保守主义经济学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 二、民主的限度
有关经济人、政治市场、主观价值论、自发秩序的经济学预设，构成了对当代民主进行批评的重要起点。尽管如此，这些经济学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不尽相同的：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经济理论，即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过程进行经济分析，它首先把政治过程构造成类似于市场过程的复杂交易过程，然后把经济学家的效用极大化结构（经济人）延伸到在各种政治交易过程中（ 公共选择中 ）起作用的人的行为中[9]。哈耶克的立论或许更为深刻，他的学说是建立在知识论这一哲学基础上的推论。注重实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则在他自己的大量经验主义著述中，如效用理论、 收入分配理论、 总消费函数、 税收理论以及最具代表性的货币主义等等，对当代民主政治中之平等主义倾向的扩张，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尽量对这些经济学家的民主观分别加于研讨，当然，把他们的观点完全区分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有关民主的许多问题上，他们的观念是相同或相近的，尽管在分析方法上存在差异。
公共选择理论可以被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公共选择的主题基本上也就是政治学的主题：国家理论、选举规则、选民和候选人行为、党派政治、官僚制度等等。然而，它的方法却是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这和始于托马斯•霍布斯的关于人性恶政治理论传统是一致的。所以布坎南说，在詹姆斯•麦迪逊为《联邦党人文集》写的论文中很容易找到了公共选择的根源[10]。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课题是非常广泛的，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部论及。既然是一篇有关民主问题的文章，我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共选择是如何分析现代西方民主（代议制民主）这种政治市场上。民主制度下政治过程很象一个普通市场：在这里政治产品的需求者是广大的选民或纳税人，供给方是政治家、官僚和党派。一个选民在投票时总是要在候选人名单中选择那个能给他带来最大预期利益的人，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决策时总是对那个最能满足他自己利益（再次当选、金钱、名誉等）的议案投以青睐。但是，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在政治市场中生产和出售的不是在使用上互相排斥的私人物品，而是不具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是一些“公益”。既然是公益，就没有一个人或集团说出人民所希望的公益数量是多少。为了解有什么“需求”，必须经过集中个人偏好的程序。因此，在“消费者”（选民）和“生产者”（国家）之间需要插入一个技术媒介：投票制度。投票方法多种多样：如普选制或纳税选民投票制、一致同意规则、多数规则、比例选举制、相对多数规则、绝对多数规则等等。投票制度不是中立的，采取的制度不同，影响选民、政治家或政党行为的成本-效益模式也就不同，公共选择理论对这些规则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当然，我们在这里主要关心的是他们对多数决定规则的探讨，特别是它在代议制民主中的表现，因为选举毕竟是代议制民主的关键起点，而多数决定规则正是现代西方民主选举中采用的主要形式。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却对多数规则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表示出不满。
哈罗德•拉斯韦尔曾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名叫《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以如何得到》，大卫•伊斯顿也曾把政治界定为稀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因此，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论调：经济是一个“做馅饼”的问题，政治是一个“分馅饼”的问题。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至少是很片面的看法。因为市场过程同样是一个分配过程 ，即利用自由价格或通过自由交换的分配过程，而且同样是一种权威性分配，其权威就是由国家和我们大家共同维护地个人权利制度[我认为，个人权利制度可以看作是政治权力的再制度化，也是国家与社会契约化之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共同体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所以，拉斯韦尔那本书标题中的“政治学”用“经济学”来代替，书名同样是恰如其分的[11]。但这两种分配制度是不尽相同的，它们各有利弊，从形式上或从程序上看，市场比政治制度（即使是民主政治）更为公平，因为这种分配是一种完全自愿的交换过程的结果。同时市场作为分配机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而国家往往以公共的名义掩盖了自身的缺陷，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由国家进行分配有时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分配的缺陷，反而有加剧的危险。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何以在国家实现民主政治之后，这个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呢？因为在民主政治中，政治决策是由选民的意愿（人民的意志？）决定的，选民怎么会选择不利于自己的决策呢？这首先需要考察民主政治市场中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在民主的名义下共同促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个体公民在选举人秘密写票室中的行为与个体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选民一般宁愿投票赞成能为他个人带来“更多的东西”的政治家，而不愿投票赞成另一类政治家，后者的纲领将使他付出的费用高于给他带来的利益（指额外税收）。和市场经济不同的是，在民主政治市场中选民难于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他只想得到好处而不愿考虑这些好处的代价，国家提供的好处来自财政，而财政来自税收，税收却来自选民，但这个理儿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想明白。即使明白这个道理，由于税收并不是平摊的，好处的提供无论是平等的还是有差别的，多数人通过多数决定规则还是能从中捞到便宜。所以，民主政治极易引起选民的“过度期望”──选民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政府所能提供的。同样，公共选择理论视政治家既不比同胞更利他、也更不利己的人，他最重视的是通过向选民提供他们希望得到的“公共消费”的“篮子”来增加自己的选民人数。所以，“在选民中间煽动错误的欲望控制着政客们”，他们无视最终结果而尽可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已经说过，选民只想得到好处而不想付出成本，这样民主政府不得不增加财政支出，而不是增加税收，最后“公益”的成本不可避免地会落到那些有创造性的少数人身上，这是一种掠夺。因为不用提高税收，赤字就能提供“公益”的费用，选民们开始“期望在花费最少的情况下从政府行为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期望通过“票价竞争”而获得更多。因此，赤字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必然结果。这就是布坎南和瓦格纳在《赤字中的民主》一书中得出的结论[12]。同样，我们不难理解大多数对公共选择做出贡献的学者过去研究的是公共财政，或者由此起步。布坎南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只是在谈及政党或政党竞争等极少数场合，才假定作为个人特征的追逐私利和短视也表征着集体行为（事实上，政党并不大于追逐私利的个人总和，这些个人并不具有合作的特性，除非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才会分享忠诚）。和经济市场的功效不一样，政治中的竞争可能是一种灾难。政党相互竞争以获得支持，每一个政党都试图成为公共物品的垄断者，获胜的将是承诺最多的政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并没有什么意义，争购选票和获得支持率是选举不可避免的结局。由此我们看到，公共部门的无限制地增长是现行民主制的自然结果。
和那些把竞争性集团看作民主的稳定因素的政治学家不一样，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和追求私利的个人相对照，追求自身利益的集团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按理性行动而追求私利的个人能产生市场竞争，而追逐政治妥协、调节和干预的集团——如劳工团体或寻求福利的团体——会破坏竞争。事实上，政府管制总是促进垄断、并使财富转移到能够影响政府的集团手中，这样必然会产生反对公共利益的院外活动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侵占他人的利益，更多的集团会被组织起来，政府将被迫购买支持，政府将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看到，不受制约的民主既不能抵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也不能提出超过一年以上的平衡预算，因为它试图满足那些按人类本性永远也不会满足的欲求。
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作为民主基本原则的普选权同样被看作是有问题的。多数规则导致了社会保险预算的过度膨胀，通过强制性重新分配，低收入者运用政治程序去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普选权“扩大了那些偏爱重新分配者的人数和比例”。按照布坎南的观点，当代政治家们相信“只要”符合民主程序，实施任何政策都是合法的。除了“程序性保护”之外，多数人开始相信他们能够做他们所喜欢的，并且相信这是“民主的本质”。布雷顿认为，在当代，多数相信他们拥有强加其意志于他人的权利。比起其他作者，哈耶克的批评并不是基于经济学本身，但他同样认为“根据任何民主理论，人们都很难把普选权的每一种可能的扩展看作是一种改善”[13]。多数把多数规则看成是把经济负担转嫁到富有创造性和生产性的少数人身上的一种方便的方式。但是，这种多数并非真正的多数，而只是少数人在临时协议下不断变动的暂时的多数（temporary majority）。对于哈耶克来说，民主多数可能希望排斥任何限制，要求按他们喜欢的方式解决争议的权利，他们坚信“他们想要的就是公正的”，但是对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公正”之渴望，只会导致权力的滥用。西方自由民主正在蜕变成不受管制的多数主义民主（大众民主）。在弗里德曼看来，民主堕落成了绝对平等的追求，而拒绝考虑经济上的差异。
其实，多数规则并不是指群体中具有持续性的一大部分人，它只是指一个数学上的多数。即使如此，公共选择理论也没有放过它。真正的公共物品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就某些问题做出集体决策。那么什么样的决策机制是最优的呢？根据主观价值论，只有个人自己知道自己的偏好或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其他人不可能了解自己的偏好，所以在集体决策中决不能由他人代表自己，否则自己的利益就会遭到忽视。因此，在集体决策中，只有一致同意规则，即所有参与者都同意，或者至少没有一个人反对，是唯一能够引出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公共物品数量和税收的选举规则，维克塞尔以及后来的布坎南和图洛克都认可了这一点。但是，一致同意规则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即成本太高，它需要多次讨价还价过程。原因在于，每个参与者都享有否决权，因此每项决策都必须顾及每个人的利益与偏好。这一弱点和参与决策的人数成正比，如果人数足够庞大，按一致同意规则就根本不可能达成集体决策。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退而求其次，采用多数决定规则，于是多数决定规则成了最适合民主要求的程序或方法。但是这门技术也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1）按多数规则选择出的每一项集体行动方案都具有内在的强制性，因为最终的集体决策是按多数人的意愿决定的，而决策的结果又要求全体成员服从，这就意味着多数人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少数人。最终的集体决策结果所体现的是多数派的利益，属于少数派的利益被忽略了。在多数规则下，少数没有权利。（2）由于单个参与者的选择行为在多数决定规则中无足轻重，从而无形中助长了选民不重视选举权的行为。当许多人都这么想时，便会出现一种危险倾向：选举过程为利益集团所操纵，利益集团可以通过一定的代价收买这些不重视选举权的人的选票。其结果，集体决策有利于少数集团而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3）投票悖论现象，即在运用简单多数规则进行集体决策时，容易出现投票结果随投票次序不同而变化，大部分甚至全部供选方案都又有机会被选中的循环现象。这表明即使按多数规则进行投票而选择出来的集体决策，也可能对多数并不利。这种循环现象还可能导出多数规则的另一个弊端，即（4）即互投赞成票，即双方通过投票交易而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对于多数规则的这些弊端，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许多改进措施：如加权投票规则（对一人一票作适当更改以适应“利益差别”）、否决投票规则、需求显示法等等，在这我们就不作进一步介绍了[14]。可见多数规则也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如果我们允许多数规则成为一个数量优势的原则，那它并不是一个好原则，因为多数的权利并不等于多数“正确”，一千万人的无知加起来也不等于一点点知识。哈耶克认为，多数决策并不具有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只有自发的社会演进所取得的成就才具有这种智慧。不过，话又说回来，多数规则作为民主社会解决冲突和进行决策的程序化规则，其价值依然是不容否定的，问题的关键是限制其适用范围。总之，他们认为“多数规则只是一项便利的决策机制，但它被错误地提高成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如果不对多数权力加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毁灭社会的繁荣与和平，而且还会毁灭民主自身。
即使不遵循公共选择理论的进路，其他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哈耶克历数了当代民主的四大弊端[15]：第一，民主政府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力，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在形式上是由选民授权的，从而使它自信能够随心所欲地裁定任何事情。第二，民主政府还会不恰当地行使这种权力而且必然会这样。为了当选，政治家或政党就必须要取得多数的支持。这样，政治家或政党就有可能迁就一些不正当的要求，仅仅因为某一利益集团会拒绝表示支持。既然政治家的地位全靠这些集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既然民主政府有权给予各种特权，因而政治就必然成为一块迁就各种特殊利益的场所。这就自然引出民主政府的第三个弊端，即它的软弱性。哈耶克论证说，如果民主政府不置于法律之下，那它必然是一个软弱的政府。因为一个非法治的政府必然要使某些特殊的人口享受特殊利益，议会中的议员就必得按照那些特殊的利益集团的旨意来行事，否则他以后就当不上议员了。如果民主政府是由各种少数集团而非一真正多数来决定的决策系统，那么它一点也不民主，这便是哈耶克提出的第四点。从知识论上讲，哈耶克认为知识是由分散的个人掌握的，只有市场系统能够很好地利用分散的知识，任何规模集中知识的企图必然失败，即使当今民主政府也不利外。
弗里德曼认为：“在成就政治民主方面，和一个政治市场相比 ，经济市场是一种更有效的工具。”对于个人来讲，经济市场不仅反应迅速而且负责任，它是竞争性的，不受强制性权力控制，不允许操纵并且不存在真正的垄断。个人几乎不受限制地自由进出、自由地接受或拒绝任何交易。但是，民主政治市场的特征却是强制性权力的垄断、有限的选择，而且失败者必须接受胜利者想要的东西。和经济市场不一样，政治市场的选择是有限的，不可能提供不同的服务或政策去适应个人需要。中央政府把相同的产品强加给每一个人。如果政府不能适应相互各异的需要，那么它会赋予官僚们危险的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零和博奕的政治之本质会使集团竞争更加激烈，并会加重民主的困境。所以市场被认为是民主的真正王国，在每一方面都优越于政治民主。市场中的“投票（钞票）”比政治中的“投票（选票）”更为可取 ，因为它为个人选择和自由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在经济市场中，每一个人的美元被其他人的美元平等对待，从而确保最受他人重视的人将拥有最多的“选票”。作为一种几乎没有强制的自愿选择，经济市场提供的正是人们所希望的，它是一种“无强制的一致同意……比例代表制。”经济市场在他们看来是一致同意、没有强制关系的王国，而政治和政治市场依旧是存在强制的王国。
经济市场不仅优于政治市场，而且有些作者声称，在因果观念中它对于自由和民主也是必须的。民主之存在要求人们拥有自由的、完全可以控制的私有产权，并用这种自治权逐步限制政府。对私人财产或市场自由的任何侵犯都会打乱某种平衡，而在这种平衡之内个人可以找到发展和竞争的空间。一旦这种平衡被打乱，则必须通过限制政府干预经济关系的权力使之恢复，否则，市场和民主都会遭到破坏。在他们看来，选择是有限的：资本主义与民主或者社会主义与专制。一个不存在市场的社会不可能是民主和自由的。
我们看到，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解释民主是什么。他们当然知道民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投票，他们之所以以投票而定民主，不仅因为选举是民主的关键性起点，而且因为他们找不到更为可取的民主定义。他们认为，和凯恩斯主义相关联的过度的大众需求和参与会破坏和滥用民主。他们并不拒绝民主，相反，他们想重新定义、修改和限定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把现代民主制度化约为一种交换过程——根据他们的论证，这一过程通常含有自利行为——民主（主要是多数决定规则）被剥掉（夺）了任何道德内含或在道德上比其他政府形式优越的传统说法。在这个模式中，民主和独裁政治的全部区别是民主允许“和平更选政府”。这种民主只是一种程序性的工具，即多数人选择统治者并影响公共政策的一般方向。如果宣称民主具有其他目标或意图，则表明相信真的存在优越于个人的东西，而且这种信仰很有可能由高压政治合法地强制推行。这与这些经济家所认为的个人是价值的最终源泉，存在根本性的冲突。所以试图给民主（仍然需要提醒的是，这里主要指的是多数决定规则）赋予道德内涵，民主会变的很坏。
因此他们认为，做为一种程序，民主应被限制在政治范围之内，把民主扩展到其他领域是错误。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如果财富的获得不是通过劳动或交换，而是通过投选票，恐怕再也没有人愿意从事生产了。曾经在80年代以前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对此会有更深刻的体会。那时生长队里社员的工分是“由大伙评出来的”，并以此决定年终分红。那些认识不了多少字的农民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搭便车”这个学术概念，但他们大都可以指出那时生产率低下的原因。很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反对经济民主化，如果这意味着更多的平等或福利。因为这不仅会破坏自由市场和自发秩序，而且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最终踏上“通向奴役之路”。民主并不适用于工业和经济关系，民主只能严格限制在政治领域，除非我们接受自由市场是真正民主之典型这一虚假的主张。民主并不是可以实现任何事情的工具。
应该承认，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对当代西方民主某些方面的批评并非不当，在自由主义民主已经确立的西方国家，民主侵害自由的危险的确存在。但是，我们已经说过，民主并不必然是反自由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形中去考察。在不同的历史情形下，自由之获得与保障的路向也不尽相同。在民主已然确立的制度背景下，作为自由之保障的宪政的矛头是向下的，即它指向多数决定规则，因为自由的危险可能主要来自多数暴政（多数决定规则之无限制扩展）。然而，专制制度背景下的情形却全然不同，这时自由之获得必须把矛头（向上）指向专制权力，民主要素的引入不仅是为了使国家权力合法化，而且是要制约国家权力，民主或民主运动倒成了获得和强化自由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至少在民主不存在的情况下，民主和自由是互相支持的，这时民主代表着限制政治权力的保障。也就是说，自由[即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萨托利称之为“保障性自由（defensive or protective freedom）”或许更为准确]的制度化本身需要民主这种积极权力（积极自由）的支持。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不能完全否定多数决定规则的价值,它毕竟是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另外，民主不仅是民主社会控制国家权力的终极渊源之一，民主程序之存在同样构成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而且有些民主运动也是获得与保障自由的重要手段（如60年代美国的黑人运动等等）。转贴于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