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安元鼎有小车17-18辆，总共30多个司机，两会一过，马上增加了10辆7座的依维柯。到现在，51座的大巴有3辆，24座的3辆，27座的有4辆，7座的有6辆，别克，奔驰……

    安元鼎护送部的队伍逐渐健全完善，护送部编制建设也有着军队色彩：下设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中队是两三个班，一个班有七八个人。

    “在护送部，特保加上司机有200人左右。有值班的，安检的……所有人都住在一块，在安元鼎接待中心后面的大院里，楼上楼下，平房，很热闹。像部队一样的上下床，房间有8个人的，也有10个人的。安元鼎还规定：在特保内部，男的不许跟女的谈恋爱。”

    安元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赚钱模式，在关押访民的市场领域中开疆拓土，为其带来了高额利润：2008年年底，注册资金还是“小打小闹”的100万元，此后半年，一跃扩充10倍为1000万元，其中，张军出资980万元。

    北京市工商局年检资料显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营业收入为861.93万元，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跃升为2100.42万元。安元鼎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荣耀，都来自这一年之后。目前，拥有保安3000余名。

    但张军谋求的不是单向度发展，眼前的事业虽然看起来风光无限，也危机四伏，不时被媒体或者网络曝光出来的殴打、关押访民的控诉，让他觉得有必要收敛些。他告诫手下，尽可能地不要动武，应该转变观念，暴力对他们并无好处，访民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财神和钞票。

    此外，他在2008年登记注册了两家企业：北京安元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及与安元鼎一字之差的“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后者
的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接受委任提供劳务服务、劳务派遣、翻译服务、销售消防器材。从股权变更迹象来看，这家公司似乎更像是张军在为培养其儿子张学松做
准备，这位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身份登记是：初中毕业，在京劳务，目前任职安元鼎业务部经理。他在安元鼎新公司出资额为10万元，仅次于张军。

    就个人发展而言，47岁的张军已完全从围场县一个“挖土豆”的农民，蜕变为成功商人，一家集雅俗一身的金字塔式公司董事长。他深入简出，吃住、办公都在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上的安元鼎装饰一新的接待中心总部大院，极少露面。

    “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

    安元鼎最初的雇主们是代表各地政府的驻京办，但光这样还不行，他需要主动出击，才能将业务网络辐射到各省地区，甚至偏远乡镇。现在的良好业绩难以想象，即便在福建最偏远的乡村也有安元鼎的业务往来。一名负责押送访民的特保说：“我们跑过三亚、云南。”

    做到这样的地步，必须归功于安元鼎的业务部。名字看起来不怎么打眼，在安元鼎公司组织结构上，它排名第二，但在安元鼎的赚钱模式中，它却是连接公司与雇主们的桥梁。

    在安元鼎，专职联系护送业务的业务员有5-6名，都是酒量很好的年轻女性，按照省份划分各自的业务区域。她们的工作就是给各地驻京办和相关部门打电话，请负责人吃饭。活是接不完的，白天晚上都忙，拉不完的人。业务员们拿提成，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三四万。

    在安元鼎业务员的文件包里，有两份文件是谈生意时必须携带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

    《委托书》似乎是一张免责声明，它声称：兹有某某省某某市，依据《关于对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要“快速接领、快速劝返”》的要求，特委托受托方将我省非正常上访人员(人数)，护送回。望贵单位鼎力配合。

    《特保护送服务合同》则详尽列出了“特保护送内容”、“聘用特保队员的形式、数量、服务期限和服务地点”、“护送特保人员补助费以及管理费收费标准和付款方式”，以及“双方权利和义务”。

    收费内容有四项：特保队员服务费(每人每天多少)、护送管理费(路程公里数算)、协助代理服务费，以及住宿费。

    上述特保人员说：“合同有三份，白的，红的，绿的。白的是和驻京办签的，签了这个最起码路上有什么事的话，这是证据。价格是自己定。驻京办是要拿回扣的。比如你找驻京办要3000元，驻京办要找地方政府要3600元。”

    规定付款方式为预付制，长途护送发车前预付总服务费的80%，剩余20%返京后一次性结清。这种方式对于安元鼎是有利的，之前也有过教训，几名特保拿到一笔护送费巨款后潜逃了，安元鼎只好吃哑巴亏。如今预付制能把款项安全收回。

    2010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下通知，让安元鼎将“特保”名称改成了“特勤”。一是，两年之中安元鼎特保已经臭名昭著，所到之处，怕人知道，招来报复；其二是据称保安总公司感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

    今年4月份，安元鼎在每辆护送车里安装了摄像头。一名特勤声称：“上访的分两拨，非法上访和正规上访，正规就是在信访局、天安门分局和三里屯派出
所这些地方，送到马家楼的，就是非法上访的。当地驻京办打电话叫咱们去，就把人接出来，先安置稳定下来，做思想工作，稳固一两天，再送走。一人一天200
元生活费。住的地方是我们租别人不干了的旅馆。专门找个人负责做饭，再把他们的心一一笼络。”

    高峰期关押点一个地方不够，进进出出，有的住两天，有的三天，安元鼎每天必须给当地驻京办打电话，汇报被关押的访民思想状况怎样，以此确定护送日期。




    对于安元鼎来说，收集双方的信息是有必要的。张耀春第二次被关押在“黑监狱”时，注意观察到这一点。她回忆说，“一进去，他们就骗我们，跟我们说
有什么上访材料就交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帮你们交到政法委、中纪委等等高层的地方去。老百姓很相信他，整天讨好他，排队去他那里向他求，他们就时不时抓紧时
机，告诉我们这些上访人员，说上访是不归之路，要么就坚持到底，要么就回去，再也不来。坚持到底就是要勤来、多来。”

    “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这样说好像感觉到他们很关心我们，很真心帮我们。他们还说关我们是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他们还说，你们多
来的话，就把你们地方政府官员的分给扣了，中央扣了他们的分，对他们的前途有影响，他们就害怕了，就会被迫帮你们。后来我发现这是假的。”

    张耀春认识到，对于“生意人”安元鼎来说，“维稳才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呢，反倒是稳定了，他们的生意也玩完了，政府是雇主，访民却是财神。”

    “财神”却常被弄伤。“去年春节前，安元鼎护送部一名大队长殴打了一个被关押的老太太，他抓住胳膊，老太太就骨折了。老太太送回去后，反过来把打人的保安给告了，公司也没有保住他，判了两年。”

    “大队长被判刑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人。”一名特保队员目睹了这位大队长被抓走，他对安元鼎的冷漠耿耿于怀。

    要弄明白“访民和财神的关系”，就必须转变工作方式和态度。张军告诫下属：“第一，要让访民信任我们公司，送人期间不要打人，打人的话第二次再不来了；第二，要让驻京办信任我们公司，对他们说一定能抓到，并押送回原籍，绝不会出事。”




    [下篇]外包的维稳职能

    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安元鼎与地方政府如何签约押人？它怎么外包驻京办的维稳职能？“黑监狱”是什么样子？这是市场化还是公权私化？

    上杭县公安局在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6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来自政府的合同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全国23个苏区县之一，曾经的革命老区，但在外面，它甚至没有其境内的一家公司——— 紫金矿业名声响亮，在今年的污染事件中，紫金矿业的传播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0年5月18日，福建上杭县公安局网站上挂出一条工作动态：

    3月29日，旧县乡迳美村18名外嫁女分两批次出发到北京上访，要求解决紫金原始股分配等事项。4月2日晚，5名上访人员在天安门地区被公安民警
盘查得知上访后被送到北京市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下午，另13名上访人员也在天安门地区被北京警方盘查，其中11名上访人员随后也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
心。4月3日晚12时，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与旧县乡政府派出的工作组签订协议后将16名上访人员强制遣返护送回上杭，于4月5日中午抵达我县。

    ……

    4月5日16名上访人员被遣返到达上杭后，上杭县公安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决定对第二次前往北京天安门地区，被送往
马家楼接济中心遣返的林某勤、翁某金、黄某、林某秀等4人各处治安拘留七日，钟某芳、林某凤、林某英等3人各处以治安拘留八日。

    ……

    这份有些“表功”意味的工作动态，透露了隐蔽的事实：安元鼎公司与地方政府存在押送访民的业务往来。

    尽管安元鼎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上，标明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行事，但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
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
民的人身自由。”

    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第564号令———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服务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保安员不得有限
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以及扣押、没收他人证件、财物；不得阻碍依法执行公务；不得有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手段处置纠纷等行为。

连夜奔袭36小时把人带回上杭

    在上杭县旧县乡政府，没人会对这种违法违规的事情感到讶异。该乡负责迳美村工作的何姓官员称：“外嫁女们到北京非法上访，会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把她们押送回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①

    旧县乡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的是30多名“外嫁女”，她们因为出嫁，而被剥夺了“紫金原始股分配权”。两会前，在逐级信访无果后，她们决定进京寻求上访。前脚刚到，由县信访局长和乡政府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也尾随而至。

    她们是第一次进京，有一部分人遭遇警察盘查被送到救济中心，通知驻京办来认领；林丽萍带着5岁的女儿以及另外一部分“外嫁女”住在陶然亭公园附近的鹤乡宾馆。晚上，上杭县工作组前来拜访，要求她们回去，遭到拒绝。

    20多分钟后，“外嫁女”们正准备睡觉，有人在敲门。

    林丽萍问：是谁？

    对方回答：查房。

    开门进来后，四个穿特警制服的安元鼎“特勤”说：身份证拿来。

    接着又说：手机拿来。

    一一收缴之后，指着外面说：收拾东西，跟我们走。

    林丽萍问：你们是谁？

    “无可奉告。”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

    “无可奉告。”

    每个外嫁女都由两名男特勤押送到门外的安元鼎护送车上，上车后，特勤们拿着金属探测器在这些女人身上照来照去。

    林丽萍忍无可忍，问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无可奉告”，特勤们神情严肃地回答。②

    安元鼎的护送车连夜奔袭，开了36小时后，到达福建上杭县。

    两个月后第二批前往北京上访的外嫁女们，完全是第一批遭遇的克隆版，上杭县政府与安元鼎公司联手，将这群“安全隐患”押送回来。只不过，这一次，是被直接送到了拘留所。

    29岁的林新凤等7人被拘留了8天，理由是：2月份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教育批评后，4月份再次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查获送往接济管理服务中心劝返。

    出来后，林新凤质问乡政府，拘留有何依据？问题没解决，下次还是要上访。

    对方恐吓说：“下次再敢上访，直接把你们送去劳教。”

    上杭县公安局亦对这两次“维稳”行动表示满意，其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但不菲的费用，落到了乡政府头上。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刘家辉否认了自己参与此事，他表示，具体数目多少，自己也不清楚。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首先，你需要找几个驻京办领导”

    事实上，安元鼎并不是首都唯一关押、押送访民的公司。市场已经形成，并且利润之丰厚，谁都看得见。2009年11月25日，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载文指出，一份权威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

    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安元鼎公司所辖的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有无在所列73处之中尚不可知。

    7月，在北京建外SO H O一家咖啡馆，坐在南都记者对面的安元鼎公司某特保队长就如何开办一家像安元鼎一样的公司时说：“首先，你需要找几个好的驻京办领导，跟接济中心做好沟通。有非法上访的，跟当地政府联系，问他们需不需要押送……”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对吧？但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介入这个行业，你还需具备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在见过那位雄心勃勃的特保队长之后第二天，59岁的重庆铜梁男子林永良带我们去找寻一年前，被关押过的“黑监狱”。

    去年8月，他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上访完之后，被4名驻京办工作人员带到车上。在逼仄的车厢内，遭到了4名男子拳头和鞋跟劈头盖脸的毒打，打掉了三颗牙，其中两颗掉在车内，当他疾呼救命时，第三颗也掉下来了，他顺手接住藏到衣兜里，作为证据保留。

    最后，那个名叫周勇的工作人员指着他说，“你不是要去告吗？这次看你又到哪里去告？”

    车子开进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时，林永良口、鼻和眼睛都在流血，连“黑监狱”的看守都看不下去，说道：“驻京办太不像话了，怎么这样凶恶。”他需要向公司报告这件事，以防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林永良在这里呆了5天，因为有访民举报，引起媒体前来曝光，“黑监狱”的负责人赶紧将访民们转移到其它地方。之后林永良被遣送回重庆。

    2009年3月起至8月之间，他先后被包括安元鼎公司在内的两所“黑监狱”关押了三次，合计17天。

    “黑监狱”多次被查

    因为地址记得比较牢靠，林永良很快便找到了这所位于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这其实是一家农家四合院，临街门面被浙江一家消防器材公司租赁，老板娘还记得这里曾关押过访民，看着确实可怜，但毕竟是做生意的人，也没有过多去管闲事。

    “黑监狱”设在四合院里，用围墙隔绝起来，两层小楼，上下两间大厅，各有5间房子。已经人去楼空，一楼大厅里竖着一面衣帽镜，写着“北京保安”四
个字。屋内所有窗户都被木板钉上，并用棉被堵住，黝黑一片，封闭的空间内，空气混浊，散发着霉味。地上散落着访民们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衣服，和方便面袋。
二楼一间房间的窗台上，有两张纸屑，分别写着访民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因为撤得突然，一楼铁门上，还挂着一顶黑色的保安帽，帽檐上别着国徽。

    在向住在“黑监狱”的后面的居民打听房东情况时，林永良认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正是他被关押时，“黑监狱”的负责人袁主任。

    袁主任实际上是一名保安队长，他在为“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工作”。他承认这个大院是去年刚租赁下来，租了五年，“用来做公司保安基地，就是全国各地上访的……说违法也违法，说不违法也不违法。”三个月前，保安基地停掉了，因为被人举报，公司决定不做这项业务了。

    跟安元鼎一样，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也隶属于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但势力明显弱于前者，袁队长说，自从被举报后，保安基地便散了，业务停了，他也离开了公司，现在在一家小区当保安。

    同样的事，安元鼎也遭遇过，去年10月份，安元鼎曾租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村南的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中的院落关押访民，最多时，这里曾关押了200-300多人。也因为被人举报，媒体闻讯赶来，便搬走了。

    对安元鼎公司的控诉，网上不计其数，63岁的湖南澧县人毛元泽先后向小红门派出所以及朝阳区公安分局举报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一事，但至今没任何答复。

封面评论

(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

  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泪流满面。这是我们深爱的祖国，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
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但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
“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然而仅此一种简短的叙述，如何能够呈现安元鼎真实的罪恶与黑暗？安元鼎噩梦是如何降临到访民头上？在“黑监狱”中他们遭遇了什么？在大肆抓捕、
押送访民的行径背后，谁是安元鼎的雇主？它如何从一家“杂货铺”发展为专业的保安公司？它的迅速“崛起”靠的是什么？一个河北农民如何操纵访民命运？安元
鼎与地方政府如何签约押人？它怎么外包驻京办的维稳职能？“黑监狱”是什么样子？这是市场化还是公权私化？所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你必须从南都记者历时半
年、长达二万余字的报道中，才能得到真正让人痛彻骨髓的回答。

  谁能想到，公民满怀希望地进京上访的结果，竟然是落入安元鼎之手。这正是一场刚出虎穴又入狼窝的悲剧持续，更是对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宣判。安元
鼎当前，一切所谓的法治、民主、自由及公民权利，都无地自容，也都无从说起。一个“安元鼎”，就代表着中国访民所遭遇的黑暗与不公正的全部。然而这一切又
真是这样一家保安公司之罪吗？作为一家保安公司，安元鼎充其量只是一个被利益驱动的“狗腿子”而已，但当这样一家保安公司与一些地方政府的公权力达成利益
的交换，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体制的利维坦怪兽。

  正如学者指出的，“安元鼎们”的出现，是各地政府维稳的衍生品，“政府肯定是自己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稳，于是通过雇用一批私人，这批人其实
也是公民，利用他们去对付另一群公民。”安元鼎信奉的“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正是这样一种明确的告白。也只有当政府的维稳要求释放出巨大的压力之
时，从中嗅出了商机的安元鼎们才逐臭而至，以那些访民的悲苦成为其财富之源。试问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发动群众斗群众”？试问又有哪一个社会，不惮于
将最弱势、最绝望的人群作为生财之道？

  维稳，多少罪恶假汝于行！然而这个社会的稳定还经得起怎样的维持，而公民的承受又经得起怎样强力的压制？难道那被践踏与漠视的，真的不是一种神
圣与尊严，那被迫稳定与顺从的，真的不是一座活着的火山？就在今年四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报告指出“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并提出维稳
的新思路如维稳不是要消除利益冲突，而是要设立规则；准确评估社会形势才能从容应对；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社会的稳定；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容纳冲突，用制度解
决问题等。然而以维权的方式维稳何时才能成为共识？

  随着安元鼎真相被披露，安元鼎公司迅即被北京警方立案侦查，其董事长张军及总经理张杰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被刑拘。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又
该怎样去对抗维稳这样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以及那种体制的利维坦怪兽？“‘安元鼎’在看着你”，微博上的众人用这样一种句式来转发南都的这一报道。而你懂
得的，这一句式正是出自奥威尔《一九八四》中那句著名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它们互为彰显。

 

　　25日，南四环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拆除楼顶的标牌。该公司被曝设“黑监狱”拦截上访者。本报记者
李强 摄

安元鼎公司的“保镖随卫/保镖特勤”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简称安元鼎公司)与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收佣金，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拦截关押上访人员。报道称，目前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对安元鼎公司立案侦查，刑拘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对此，北京警方表示已介入调查，但未证实任何细节。

　　昨日，位于南四环肖村桥西的安元鼎公司正拆除标牌，公司人员称仍在正常营业。该公司业务咨询员否定有“安置上访者”的业务。

　　保安公司设“黑监狱”

　　广西人张耀春是众多被关进“黑监狱”上访人员中的一个。

　　媒体报道，2009年12月，来京上访的她被几名穿着黑色“特勤”制服男子，扭送上一辆写着“安元鼎护送”的依维柯客
车。随后，张耀春被关押在南四环外一座破旧仓库，里面有200多名上访者。这里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上访人员会被搜走随身物品，稍有不从便招来“特
勤”的拳脚。据《南方都市都》记者调查，安元鼎公司在北京市区及周边，设有多个“黑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各地上访人员。

　　公司与政府签订合同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些地方政府与安元鼎公司签订《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由安元鼎派出“特勤”将上访者控制并关押，再按要求押送回移交给当地政府。

　　进过“黑监狱”的上访者称，他们被关、被押送返乡，保安公司都是明码标价收钱的。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伙食费、维稳费、强制费等。而押送返乡，安元鼎公司的价格是每人每天食宿费300元，还要加上押送等费用。

　　北京警方介入调查

　　昨日，记者电话咨询该公司业务，接线人员否认有“安置上访者”的业务。

　　媒体报道，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对安元鼎公司立案侦查，并将该公司董事长张军和总经理张杰刑拘。目前，安元鼎公司除了物业保安，护送部的业务全部被查封。该公司暂时由北京市保安总公司派人接管。

　　昨日，北京警方表示已介入调查，但未透露任何细节。

　　■ 探访

　　公司未停业

　　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位于南四环东路一座二层小楼。昨日下午4时许，工人们正在楼顶拆除该公司标牌。

　　该公司门口处挂有“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安元鼎公司”等牌子，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标语：“打造新时期安元鼎保安服务品牌，确保国庆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

　　办公楼旁的小院内，有多名男子出入，与办公室内走出的人员打招呼。一楼办公室多名男子坐在电脑前工作。“没受什么影响”，一名青年男子称，公司没有关门停业，业务正常进行。对于媒体报道的情况，该男子称，“不想说什么。”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通州潞城镇胡各庄村和留庄村，寻找媒体报道的两处“黑监狱”，但并未找到。附近村民称，未听说有“黑监狱”，也未看见有押送上访人员的车辆。

　　■ 讲述

　　关押百余人 男女不分房

　　《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南四环小红门一处是“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截访“黑监狱”之一，75岁的杨培耕是被关押人员中年龄最大的。

　　昨日，这名来自黑龙江黑河市的老人回忆，这个院子约4米宽，20米长，北侧是一个用来关人的长12多米的正房，走廊连着西侧有一排偏房，约有6、7间关人的房屋。除此之外，还有“看守”住的地方和“办公室”，东侧是院墙和厕所，门开在南边，是两扇大铁栅栏门。

　　“最多时住了100多人，有20个左右女的，有时候男女也不分房，都在一个屋里。”杨培耕说，屋里的床是6米多长拼起来的板床，睡十几个人。关在院里的访民以重庆、四川和云南的居多，每天的伙食是馒头咸菜，大米饭，给一勺菜。

　　去年9月15日晚，杨培耕被关押到小红门，一个月后他被老家驻京办来人接回家。

　　被关12天 交费上万元

　　云南人刘建东因“反映单位的问题”来京上访，他被关押在小红门。

　　昨日，刘建东称，进入该院大铁栅栏门后，他看到院子里已经有了上百人。在“办公室”，他被没收了身份证，电话也被锁到一个抽屉里。

　　刘建东说，“看守”给访民们分了床，还给每人发了一包方便面，他发现床又脏又臭，但一名同乡的“看守”劝他不要有不满情绪，否则会被打，同屋室友也告诉刘建东，他来之前刚有人因为不换衣服，被打得满脸是血。

　　在住了12天后，刘建东被通知可以离开，于是拉到安元鼎公司，“玻璃上的条纹都是安元鼎的字样，肯定不会错”，他说。刘建东回到老家后，他听单位的人说，自己被关了12天，单位给安元鼎公司支付了上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