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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博大精深，供阅历丰富的思想者阅读
　　（1）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
　　中国的商品价格体系以改革开放为划分点而分为：改革开放前的中苏式商品价格体系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中苏式商品价格体系是：中国特色加选择性引进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是：完全的中国特色。
　　中苏式商品价格体系已不存在，由于被打上了失败的印记载入中国历史，也就没有了论述的必要。以下只论述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
　　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就是：政府为政府官吏实施的“高薪养廉”政策已使政府成为了腐败政府；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员工的“自肥”已使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成为了寄生于私有制企业（民营企业）所雇佣的劳工和中国农民身上的吸血集团；权贵阶级的敛聚了天下大部分财富的大大小小的财主已使权贵阶级成为了以钱挣钱、越有钱就越有钱的食利集团。从中国的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可以看到：受价格关系约束的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与需求是需求不足（市场无法出清）的萎缩式的供给与需求。
　　受价格关系约束的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与需求是宏观经济运行内生的供给与需求，这就是说，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造成受价格关系约束的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与需求的需求不足，也就必然造成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需求不足。由此可知，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是中国的整个经济运行内需不足的成因。
　　中国的整个经济运行内需不足，但经济却能够长期增长，其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外贸顺差。研究表明，中国每年进出口贸易的顺差总额，实质上就是出口企业每年出口劳动力的总值。1987年，港商在经济特区办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加工厂的女工的月记件平均工资为人民币200来元，而当年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的月工资才为人民币64元。2007年，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港商办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加工厂的女工的月记件平均工资为人民币1200来元（26天制的记件工资），而当年毕业的考上了公务员的大学本科生的月工资约人民币2400元（福利未计入）。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期间，三资出口企业劳动力的实际价格下跌了百分之600。由此可知，也可以确切地说，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是出口企业出口的廉价劳动力。
　　生产出口商品的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与需求因商品出口而分裂，其供给与需求的供给供给的是国外的需求而不是国内的需求，其供给与需求的需求需求的是国内的供给而不是国外的供给。生产出口商品的近亿雇佣劳工的劳动报酬（工资）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必须由国内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供给，而不是由国外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供给。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国外消费中国出口商品的消费者发工资给中国出口商品生产者雇佣的劳工，而中国劳工领到国外消费者发的工资却只能在国内消费国内生产的消费产品。依据供给会创造出对它自身的需求的扎伊尔定律，国内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与需求就必须是均衡的，生产出口商品的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与需求的需求需求国内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与需求的供给供给，国内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就必须立即崩溃，即爆发极端通货膨胀。事实上，中国没有爆发极端通货膨胀，原因就在于，国内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与需求的需求中的原本应该归属于生活困苦或经济拮据的雇佣劳工和农民的大部分消费需求成为了政府官吏“高薪养廉”、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员工“自肥”和权贵阶级敛财所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由此所造成的国内商品生产者的供给与需求的需求不足程度，大得足以容纳下生产出口商品的亿万雇佣劳工的消费需求而不爆发极端通货膨胀。
　　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促使中国贫富差距日趋恶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面是必须依赖出口的出超来解决中国整个经济运行的内需不足。一面是政府官吏、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员工和权贵阶级所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刺激了为大大小小的富豪服务的奢侈消费行业的蓬勃发展。例如高级住宅行业、高级轿车行业、高档烟酒饮食滋补药材行业、古董古玩行业、色情三温暖行业、情妇二三奶行业等奢侈消费行业。最伟大和最高端的奢侈消费行业是毁灭资源的奢侈消费行业，例如，冬虫夏草行业，一公斤冬虫夏草被卖到三十万元人民币。市委书记一次进补，就叫他的司机必须熬上半公斤冬虫夏草。食虎行业，镇委书记和镇长主持的老虎大筵，吃掉一只老虎就挥霍了上百万元人民币。回忆一个发生于上世纪的真实的故事，九十年代初，摩托罗拉开拓移动电话市场的一位中国业务代表在他的一位姓陶的朋友面前，用置疑中国市场消费能力的语气说：“买得起手提电话的没多少人”。姓陶的朋友立即给了摩托罗拉中国业务代表一个震撼教育：“中国可以用公款买手提电话的处级以上的官员比香港人还多”。果然，两万多元一部的摩托罗拉砖头一上市就出现走后门开条子才能买到的供不应求的现象。如今，中国奢侈消费行业蓬勃发展所展示的繁华景象已经让全世界震惊，迫使福布斯不得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奢侈消费行业进行排名调查，以便为中国奢侈消费行业的投资人提供学术研究资料。
　　（2）中国的自豪成就
　　中国今天的成就，为之自豪的大有人在。以下运用商品价值趋减规律的两个定律和一个法则评判中国今天的成就。
　　最能够准确反映商品价值趋减规律的两个定律和一个法则的是农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趋减状况，比重越低经济越发达，比重越高经济越不发达，经济最发达国家的比重低于20%，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比重高于50%。由此可知，农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趋减的过程，也就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过程。
　　农业从业人口趋减就是农业从业人口变成为城市中的各种行业的从业人口，既农村人口城市化。农业从业人口释出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取决于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速度和农业从业人口经营资产的积累速度。农家如果不会使用农机耕作，不会使用化肥农药，即不懂得应用农业科技，即使给他千亩良田，他也无法提高农业生产力。农家如果会使用农机耕作，也会使用化肥农药，即懂得应用农业科技，但他却没资金买农机和化肥农药，可耕种的农田不过三分地，这也同样无法提高农业生产力。由此可知，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速度和经营资产的积累速度的快慢决定着农业从业人口释出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农业释出人口的出路就是在城市里找到份收入能够维持在城里安家落户的工作，成为城市固定居民。城市是否能够吸收农业释出人口，在于城市的各种行业（教科书称为第二、三产业）是否能够给农业释出人口一份足以在城里安家落户的工作。如果城市各种行业的发展不能够给农业释出人口一份足以在城里安家落户的工作，即城市不能够吸纳农业释出人口，就会出现中国的农民工现象。多少可怜的中国农民工每年都必须在中国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间游荡，为的只是找到一份填饱肚子的工作，还真不敢奢想找到一份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以上的论述和历史的实证证明，农业从业人口趋减速度，即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速度。
　　中国是一个拥有后发优势的后发展国家，因此，中国农业从业人口趋减的速度，即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与欧美等不拥有后发优势的先发展国家的农业从业人口趋减的速度，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两者之间不具备可比性。完全与中国农业从业人口趋减的速度，即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具备可比性的国家或地区就是日本、韩国和台湾。
　　二战结束时的日本几乎被美军炸回到石器时代，除了京都和奈良两座佛教名胜古迹城市，其他大小城市都遭到了美军的大轰炸。城市的工厂被炸弹摧毁，民房被燃烧弹烧光，大多数市民被美军炸得几乎无法在城里生存，不得不举家搬迁到农村避难。美军对日本开始实行全面军事管制时，日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不到10%。到了1975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还不到10%增长到超过50%。韩战结束时的韩国经历了日本五十年的掠夺和三年的战争摧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不到10%。到了1983年，韩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不到10%增长到超过50%。台湾经历了日本五十年的“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掠夺性统治和三年国共内战，1949年民国政府逃到台湾时，城市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的比重也不到10%，到了1979年，台湾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约10%增长到超过50%。由此可知，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业从业人口趋减速度都是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把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90%趋减到不足50%，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不到10%增长到超过50%。
　　中国1949年10月1日建国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10%。到了1979年，整整三十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增长了10%，从10%增长到不足20%。从开始改革开放的1979年到2009年，又一个整整三十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增长了24%，从1979年的不足20%增长到2009年的44%。这就是说，中国农业从业人口趋减速度，在前一个拥有后发优势的三十年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减少了10%，从占总人口比重的90%减少到80%。在后一个拥有双重后发优势的三十年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只减少了24%，从占总人口比重的80%减少到56%。由此可知，日本、韩国和台湾三十年走的路，中国六十年，整整三代人也没有走完。由此证实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民三十年就达到的福利水平，中国农民六十年，整整三代人也没有达到。即中国农民今天的福利水平还无法达到三十年前日本、韩国和台湾农民的福利水平。
　　今天，人类的农业已经进入了“生物农业”和“精准农业”的时代，而没有掌握农业科技和经营资产的农户将无法进入这个时代，发达国家的一家农户经营或耕种百亩至千亩农地的事实就是其掌握了农业科技和经营资产的实证。中国农业从业人口趋减的速度已经比日本、韩国和台湾落后了三十年，那么，当今中国农户的农业科技和经营资产的状况与三十年前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户的农业科技和经营资产的状况又是怎样的？以下将进行对比和分析。
　　中国农业从业人口趋减过程中的农村溢出人口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丧失了耕地的农民，第二类是耕地产出无法糊口的农民。第一类农民丧失耕地的原因是被政府征用，而丧失耕地的农民仍保有宅基地上的小产权。农民的宅基地，如果在城镇中（城中村）或近郊，农民可以利用小产权改建成住房、铺面或作坊出租，吃租金当地主，或者经营作坊做买卖当老板。如果在远郊或无法发展起来的经济开发区，农民就很难利用小产权取得经济来源，大多只能靠打工获取经济收入。第一类农村溢出人口涉及到农村的一亿多人口因丧失了耕地而不得不变成为市民，这就意味着几亿亩农用土地永远消失。中国的城镇扩张毁灭得大多是优质耕地，例如广西西江（郁江段、浔江段）两岸、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福建闽江和九龙江下游平原、成都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安徽沿江平原和长江三角洲、黄海淮平原等被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地理》讲义称为水稻和冬小麦重要产地的城镇扩张所毁灭得都是高产稳产和连片集中利于农机作业的优质水田和旱地。第二类农民耕地产出无法糊口的原因是人多地少，全国汉族省份的山区地区，无一例外地都有农民为生计而不得不外出打工。第二类农村溢出人口涉及到农村一亿多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这就意味着相当多的，尤其是山区的农民家庭只剩下中老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日本、韩国和台湾经过了三十年的农业从业人口趋减后，大多数农民的家庭经济已经完全进入到了生产的产品全都出售、用于消费的产品全都购买的商业化经济。农家的农业科技和经营资产的积累状况，以及反映农家的农业科技和经营资产的积累状况的农地经营或耕种的数量也都大致相同。农家的一个农业劳动力经营或耕种的农地数量，粮农，旱地二十亩以上，水田十五亩以上。果农，十亩以上，菜农，五亩以上。农家的一个农业劳动力经营或耕种以上数量的农地必须掌握有足够的经营资产，首先农地的产权必须是自有的，因为租用农地经营或耕种的农家无法生存。为了适合农机作业，农家就必须确保农地的集中连片，因此，农家自有的集中连片的农地，不管是政府分的，还是花钱购买的，或是与其他农家对换的，都是一笔价格不菲的资产。其次，农家的一个农业劳动力仅靠人力是无法经营或耕种以上数量的农地，购买和使用农机就必须投资，这也是农家必备的经营资产。此外，农家的一个农业劳动力经营或耕种的农地数量越多，生产必须投入的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农用物质的资金就越大。因此可知，经过了三十年的农业从业人口趋减后，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家不仅掌握了他那个时代的相当水平的农业科技，还积累了他那个时代的必备的农业经营资产。
　　中国经过六十年的农业从业人口趋减后，七亿几农村人口中的七亿农村人口的家庭经济，仍然是那种传承了几千年的自种自用、剩余才卖的商业化极低的小农经济。从农村溢出人口的分类可以看到，第一类农村人口溢出的前因是耕地消失，这类农村人口溢出之后，也就不可能存在着耕地向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家集中的现象。第二类农村人口溢出的前因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土地制度导致农民宁可把承包下来的耕地全都撂荒，也决不肯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制变成了农村土地平分承包制。其结果就出现了中国的农民人人有地耕，却又人人地不够耕的社会主义特有现象。地不够耕就必然造成农民家庭劳动力剩余，农民解决家庭劳动力剩余的办法就是青壮年的家庭成员外出当农民工，留下中老年的家庭成员守住承包下来的耕地和照看未成年的家庭成员。若干年后，青壮年家庭成员变成了中老年，只好回到农村，继承和守住父辈承包下来的耕地。而未成年的家庭成员长成青壮年劳动力后，只有踏上父辈走过的路，外出当农民工。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代代人重复着青壮年时外出打工，中老年后回乡种地，这几乎就成为了大多数中国农民家庭宿命的写照。想想看，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家庭只剩下低文化程度中老年人在从事农业生产。这些低文化程度的农业劳动力几乎缺少能力接受和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再加上地不够耕的社会主义特有现象堵死了农业劳动力通过兼并农地来增加农地的经营和耕种数量的出路，这不正是中国的农民家庭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无法象三十年前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家一样掌握了相当水平的农业科技和积累了必备的农业经营资产的原因。不正是中国的农民家庭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无法象三十年前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家一样由小农经济完全进入到商业化经济的原因。
　　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角度考察农业从业人口趋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农业从业人口趋减的进程中，存在着两股推动城市加速扩张的动力。这两股动力的动力之一是出口导向的基本国策。出口导向的基本国策刺激了出口企业、为出口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基础设施和劳动力需求的急速扩张，进而刺激了城市扩张。城市扩张为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市安家落户提供了可能，而农村人口能否被城市吸纳，取决于农村人口是否拥有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需求支付能力。动力之二就是农村人口带着卖掉耕地得来钱进城市安家落户。经过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制度改革，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地产地主不是被消灭，就是被改造成为了房地产地主，而农家全都成为了美国史学上称之为保有地产农的农家。农家要当市民而不当农民，可以买掉私有的保有地产。保有地产的房地产，可以卖给房地产地主或任何需要房地产的买主，而保有地产的农地产，只可以卖给政府或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农村人口带着钱到城市里安家落户，就为城市带来了购买住房、家具等生活用具用品，以及购买电、水、煤气和电话等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有了需求就会刺激城市建设的投资，进而刺激了城市扩张。如果把推动城市加速扩张的两股动力，比喻成加快农业从业人口趋减进程的两条腿，显而易见，就是因为中国农家没有私有农地产可卖，导致中国少了一条腿。也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了一条腿，造成中国在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基本国策时，比起同样是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基本国策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存在着先天性的内需不足。
　　六十年前，中国与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是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90%的这一相同的起跑线上，开始了农业从业人口趋减的进程。今天，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已经低于20%，而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却还大于54%。三十年前，当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50%以下时，大多数农民的庭经济已经从小农经济进入到商业化经济，而今天，中国却还有七亿农村人口的家庭经济仍然处于小农经济。仅此一点就证明了，中国农业从业人口的趋减速度，过去极其缓慢，将来也必定极其缓慢，甚至缓慢到导致中国的农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日本、韩国和台湾今天的水平。
　　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已经实行三十年了，在中国农业从业人口趋减和农村人口福利水平提高的速度上，虽然创造出了比三十年前的日本、韩国和台湾落后了二十年，并且比今天的日本、韩国和台湾永远都落后的成就。但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上，却创造出了让日本、韩国和台湾至今无法达到，并且让日本、韩国和台湾永远也不敢达到的成就。由此可知，为中国今天的成就而自豪的必定是那些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过程中，通过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捞得盆满钵满的既得利益者。
　　
　　（3）中国的美好未来
　　中国的未来认定为无限美好的也大有人在。以下通过研判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来展现中国的未来。
　　研判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就是研判政府官吏、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员工和权贵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的趋势。
　　政府之所以腐败，在于政府遏止政府成本膨胀的能力弱化。当“高薪养廉”的政策成为政府官吏发财致富的理由时，政府就丧失了约束政府成本的能力，而仅存的能力，也就是加速政府成本膨胀的能力。政府的“高薪养廉”政策，只不过是用“高薪养廉”的政府官吏整体贪污来解决政府官吏私自贪污。当“高薪养廉”无法满足政府官吏的挥霍，政府官吏仍然会偷偷摸摸地私自贪污。政府为了减少政府官吏私自贪污，就必须通过更加疯狂地征税收费来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以满足政府官吏的挥霍，例如，加征烟税、酒税，加收污水处理费、排污费，新征物业税、资源税。政府减少政府官吏私自贪污，虽然已经成为绝对的不可能，但政府只能走到底，因为根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政府成本因此也只能越加膨胀，政府征税收费也只能越加严苛，即政府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必然也越加庞大。
　　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是政府通过市场方式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执行机构，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也就因此必须垄断所有保障政府通过市场方式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经济资源。政府官吏既然可以利用掌握征税收费的权力“高薪养廉”发财致富，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员工当然也可以利用垄断经济资源的权力“自肥”发财致富。政府打劫穷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运用掌握的财政工具不断地制造货币贬值，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打劫穷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运用掌握的垄断地位不断地提高垄断价格。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不断地提高垄断价格既能够为政府增加税收，以满足政府更多地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用于“高薪养廉”的需要，也能够为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增加垄断利润，以满足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更多地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用于“自肥”的需要。例如，石油行业提供的98号汽油都已经比美国的98号汽油每公升汽油价贵了一块钱人民币，却还在继续加价。供电和供水行业嫌电价水价加价加得太慢，干脆就在电表水表上做手脚。由此可知，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通过不断地提高垄断价格来更多地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权贵阶级为了保障其实现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最大化的意志得到彻底贯彻，已经形成了掌控社会舆论和政府政策的上流社会，这就如同中国两千多年来，士绅始终把持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上流社会。他们可以仅凭着唯一的理由，就利用其所掌控的野史或外传，甚至是正史，把勤政爱民的皇帝辱骂成为十恶不赦的暴君，把荒淫无度的皇帝歌颂成为十全武功的明君，这唯一的理由就是，皇帝是否允许他们更多地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中国历史的实证证明，历代皇朝走向腐败和衰亡，都是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杰作。中国今天的权贵阶级通过掌控社会舆论和政府政策保障其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事实数不胜数，例如，在央视的节目中，担任评委的专家学者竟然一致裁定支持“高薪养廉”这一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的一方为胜方。石油行业提供的98号汽油价明摆着比美国的98号汽油每公升油价贵了一块多钱人民币，而石油行业的专家竟然睁着眼睛说中国的汽油价就是比美国的汽油价便宜。供水行业加水价，供水行业的专家竟然宣扬加水价有利于低收入的穷人。总而言之，权贵阶级只允许社会舆论和政府政策有利于权贵阶级搜刮和掠夺更多的分配性利润，而任何不利于权贵阶级搜刮和掠夺更多的分配性利润的社会舆论和政府政策都必遭到权贵阶级的攻击和辱骂。例如，网上发表质疑或反对权贵阶级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帖子，权贵阶级不是用汉奸、卖国贼进行攻击，就是用肮脏和恶毒的字眼进行辱骂，再就是用封建专制制度的“莫须有”式的涉及政治、国家领导人、危言耸听、造谣惑众进行封禁，或者用文字狱式的关键词“专制”“苏共”进行封禁。由此可知，权贵阶级更多地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也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政府官吏、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员工和权贵阶级统称共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更多的分配性利润的趋势已经成为了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必定势不可挡的持续增长。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持续增长，必定会持续地造成内需不足，这就必须依赖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持续增长所创造的内需予以解决。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增长与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增长，如果前者的增长与后者的增长同步，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增长所创造的内需就可以解决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增长所造成的内需不足。如果前者的增长快于后者的增长，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增长所创造的内需不仅可以解决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增长所造成的内需不足，还可以拉动内需的增长。内需的增长则必然拉动供给的增长，而供给的增长则为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提供了能够快速增长的条件，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能够快速增长则必定会推动奢侈消费行业的高速发展。如果前者的增长慢于后者的增长，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增长所造成的内需不足就会因为无法被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增长所创造的内需解决，而造成整个经济的运行必须承受因内需不足所引发的经济衰退的压力。由此可知，解决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持续增长所造成的内需不足，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持续增长就必须同步于或者快于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的持续增长。
　　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持续增长是否能够始终保持同步于或者快于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持续增长，关键在于国外市场是否仍然存在着能够支持中国出口和净出口持续增长的市场环境。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持续增长，就意味着进口国的进口和贸易赤字持续增长。当进口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增长到国家的财政和金融无法承受而被迫贬值本币时，必将造成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停滞。当进口国的进口持续增长到挤压了国内生产同类产品行业的市场空间，造成行业经营困难或者行业消失，即造成了就业困难或者失业，进口国政府就会把中国的出口视为对该国转嫁失业和内需不足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这就是说，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停滞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都必定滞缓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持续增长。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长期的高失业率迟早会迫使美国政府平衡贸赤，这很可能就成为了最终了结中国出口和净出口持续增长的东洋切腹刀。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针对日本和德国平衡贸赤，导致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出现了持续十几二十年的经济增长迟缓。美国政府如果开始针对占美国贸易赤字比重最大的中国平衡贸赤，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持续增长就必定慢于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持续增长。这就是说，中国即将丧失出口和净出口的持续增长所创造的内需。中国一旦丧失出口和净出口的持续增长所创造的内需，这意味着，中国的整个经济运行将因丧失出口和净出口所创造的内需的拉动而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将因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无法被中国出口和净出口所创造的内需解决而必须承受因内需不足所引发的经济增长停滞的压力。
　　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是，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必将势不可挡的持续增长。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所造成的内需不足，实质上就是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剥夺了七亿农村穷困人口和三亿城镇穷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造成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不足而形成的整个经济运行的内需不足。这就是说，当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再也不可能追赶上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的增长速度，即出口和净出口所创造的内需再也不可能解决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时，整个经济运行的内需不足，实质上是就是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不足，或者说，只有解决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不足，才能够解决整个经济运行的内需不足。
　　当出口和净出口的增长所创造的内需丧失后，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根本就无法解决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不足，这也就是说，中国根本就无法真正地解决整个经济运行的内需不足。以下将应用商品价值趋减规律的行业从业人口定律和行业收入法则证实上述结论。
　　假设中国七亿农村人口的人年实际收入为5000元，如果人年实际收入增加100元，七亿农村人口的年实际收入就增加700亿元。依据行业从业人口定律和行业收入法则，700亿元除以5000元等于1400万，这就是说，七亿农村人口的人年实际收入增加100元，就必须有1400万农村人口失去了年实际收入而成为农村剩余人口，其中近千万农业劳动力则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上述假设揭示了中国农村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一现实就是，依据行业从业人口定律和行业收入法则，如今的中国农村，农民的实际收入稍微增加一点，就必定有百万以上、甚至千万以上的农村人口成为农村剩余人口。农村剩余人口的唯一出路就是到城镇安家落户，即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这是行业从业人口定律和行业收入法则所规定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唯一解决方案，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遵循了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这一解决城乡差距的解决方案。中国农村剩余人口如果无法城市化，就必须继续留在农村。中国农村剩余人口留在农村，生存只能继续依赖农业生产，而中国农村剩余人口之所以成为农村剩余人口，就是因为从事农业生产必定亏损才成为了农村剩余人口。农村剩余人口如果还要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就必须通过降低福利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剩余人口降低福利，就是省吃减用，减少消费需求，这虽然能够解决维持生存的问题，但农村剩余人口向市场所提供的用降低福利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方式生产的不计血本的农产品，则必定会造成生产力先进的农业商品生产者的农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总是赶不上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涨速度而出现经常性的经营亏损。这就是说，中国农村剩余人口无法城市化，即继续留在农村生活，其福利不但要下降，还将阻止中国非农村剩余人口的福利改善。进而可以认定，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展越缓慢，农村人口的福利改善就越缓慢。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展停滞，农村人口的福利改善就必定停滞，甚至福利倒退，即便是政府实施农业免税和农业补贴也不可能改变农村人口福利改善停滞和福利倒退。
　　假设中国七亿农村人口的人年实际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一，则每年就有近千万农村人口成为农村剩余人口，即中国的城镇每年必须城市化近千万农村剩余人口，农村人口的人年实际收入才能稍微增长一点。城市化农村剩余人口就是给农业剩余劳动力人口一份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工作，城镇里的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从来就没有给过农业剩余劳动力人口一份工作，因此，每年城市化近千万农村剩余人口也就只能指望出口企业和受价格关系约束的供给国内需求的商品生产者。出口企业接到了定单就可以招工，定单接得越大，工人招收得越多，只要出口增长，招收工人就增长。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出口增长过程，出口增长则出口企业用工增长，出口增长停滞则出口企业用工增长停滞，出口增长倒退则出口企业用工增长倒退。这就是说，出口一旦无法增长，不仅出口企业无法给中国必须每年城市化的近千万农村剩余人口一份工作，而且还造成必须依赖出口增长和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所创造的需求来拉动供给的受价格关系约束的供给国内需求的商品生产者也无法给中国必须每年城市化的近千万农村剩余人口一份工作。由此可知，中国出口增长停滞，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则停滞。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停滞，七亿农村人口的实际收入就无法增长。受价格关系约束的供给国内需求的商品生产者的供给和需求因丧失出口增长和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所创造的内需来拉动其供给而重返萎缩状态，这就必将造成受价格关系约束的供给国内需求的商品生产者雇佣的三亿城镇穷困人口的实际收入也无法增长。
　　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消费需求能力的提高，唯有依赖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而中国的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却唯有依赖出口和净出口的增长。这就是说，出口和净出口的增长非但不可以停滞，更不可倒退，一旦停滞或者倒退，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消费需求能力不足的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还必将越加严重，即便是政府推出再多的刺激经济措施也无法改变上述应用商品价值趋减规律的行业从业人口定律和行业收入法则证实的：当出口和净出口的增长所创造的内需丧失后，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根本就无法真正地解决整个经济运行的内需不足的结论。
　　依照商品价值趋减规律，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实现全社会的商品价值趋减，即必须同时降低全社会所有商品生产者的商品供给成本。例如，政府投资建造的高速公路，必须能够降低商品的流通费用，即同时降低商品生产者的商品供给成本。然而中国的高速公路却成为了政府的摇钱树，一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就可以弄上十来个收费站。政府征收商品生产者的税费建造高速公路，回过头还要再向纳税缴费的商品生产者征收买路钱，货车司机只好用超载的办法来分摊买路钱所增加的成本。载重二十几吨的东风半挂，竟然拉着六、七十吨螺纹钢跑高速公路。每跑四、五十公里就得到休息区或加油站停车，往轮胎上浇水降温。结果还是爆胎出车祸，撞死撞伤十几个香港客。货车司机虽然溜了，货主可就赔惨了。中国的高速公路不仅收费多，而且豆腐渣工程也多，一年到头修补烂路，修补路面的路段又老是塞车，高速公路完全变成了费钱费时的低速公路，不但没有降低全社会所有商品生产者商品供给的成本，反而增加了成本。高速公路的事实证实了政府用征收税费建造的公路、铁路、机场、水利设施等公共投资，只是政府用来搜刮和掠夺分配性利润，造成社会所有商品生产者商品供给成本增加的投资。不受价格关系约束的商品生产者的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可以把增加的成本通过垄断价格强加给受价格关系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受价格关系约束的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只好把增加的成本通过减低劳动报酬转嫁给雇佣劳工，而受价格关系约束的商品生产者的农民却无法把增加的成本转嫁出去，只好如同牛马般地忍受成本增加导致收入减少所造成的困苦。由此可知，政府的公共投资造成社会所有商品生产者的商品供给成本增加与政府的税费征收造成私人的收入减少，其最终的归宿是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即造成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不足。美国金融风暴冲击全球经济，而中国唯有出口受其影响。政府为了阻止出口下滑所造成的经济下滑，推出了提振内需的四万亿刺激经济措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货币宽松政策，用于替代已经丧失的出口所创造的内需。四万亿刺激经济措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在原有的公共投资的基础上，两年共追加36300万亿的公共投资。另一部分是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注入3700万亿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补贴。前一部分的政府原有公共投资已经造成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消费需求能力不足，再追加36300万亿的公共投资，实质上就是先把将要加重剥夺到的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用来刺激那些与追加36300万亿公共投资有关的行业扩张产量和产值。政府一旦启用追加公共投资的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就必须持续不停地追加下去。政府如果缩减或者停止追加公共投资，不但必须面对那些受追加公共投资刺激而膨胀的有关行业的产量和产值萎缩，而且还必须面对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积弱难返的消费需求能力不足。后一部分的3700万亿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资金注入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实质上也是先把将要加重剥夺到的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用来支持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更加疯狂地强化和膨胀垄断地位。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现有产能所提供的产量早已严重超过了现时市场的需求，即其产品的市场早已经供大于求。这就是说，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增加利润已经不能依靠增加产能和产量，而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依靠自主创新增加利润必须采用中国自主的创新，而决不能采用外国自主的创新。采用中国自主的创新，例如亏损的国企山钢兼并赢利的私企日钢，采用的就是中国自主的创新。决不能采用外国自主的创新，例如日本新日铁采用自主创新，一万七千员工就生产出宝钢十几万员工生产出的钢铁产量。宝钢如果采用新日铁自主的创新，就必须有十万员工下岗。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利润就是利用手里掌握的3700万亿财政补贴和银行货币宽松政策提供的天量信贷资金催鼓奢侈消费产业和虚拟经济产业的资产泡沫。例如房地产业，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伙同房地产开发商、抄楼团大量地囤积楼盘，哄抬房价牟取暴利。新落成的楼盘不够囤积就囤积地皮，坐地起价牟取暴利。房价地价抬得越高，就会有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被楼市绑架，只要银行还没破产，继续囤积楼盘地皮的资金链就不会断裂，房价地价上涨就不会停止。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看似刺激钢铁、水泥、原煤、用电量等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即确保了GDP增长8%。而实质上却是：房价地价不停地上涨，股市市值不停地增大，即富人的资产不停地膨胀。政府加大财政的支出刺激经济，就必须加大财政的收入平衡财政。政府加大财政的收入就是加重税费征收和加大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垄断商品提价的频率和幅度。政府加重税费征收，例如，加重烟税、酒税等各种税收的征收，加重污水处理费、排污费等各类收费的征收，开征物业税、资源税、环境税等新税种。政府加大垄断商品提价的频率和幅度，例如，燃油提价，前几年一年提一、两次价，现在一年就要提四、五次价，自来水提价，前几年一、两年提一次加，现在一年提两次价。电价一提就是6分，加上用电表打劫，等于一提就是10%以上。铁路运费一提就是7%。政府提高垄断商品的价格，每提价一毛钱虽然可以从中获取8分钱的财政增收，国营或国有垄断行业的“肥猫”则可以从中获取2分钱增肥，却直接减少了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实际收入，直接加重了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消费需求能力不足，同时还加大了受价格关系约束的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和农民商品供给的成本。当中国受价格关系约束的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和农民商品供给的生产成本增加到高过商品供给的销售价格时，由于受价格关系约束，企业和农民根本就无法自主地提高销售价格，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减少商品供给减少亏损。供给减少势必引起价格上涨，当销售价格重新高过生产成本时，受价格关系约束的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和农民就会增加商品供给。由于企业和农民增加商品供给受制于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消费需求能力不足和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持续增长所造成生产成本增加，这就必定造成生产成本又重新超过销售价格，此时的企业和农民惟有重新减少商品供给。这种由共产阶级搜刮和掠夺的分配性利润持续增长造成的生产成本增加所引起的销售价格低过生产成本时，商品供给减少，销售价格高过生产成本时，商品供给增加。价格水平则在商品销售价格一波又一波的上涨中越涨越高。价格水平涨得越高，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就降得越低，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即人民币计价的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却始终无法追上物价上涨的价格水平上升的经济现象就是典型的经济滞胀现象。以上论述证明了，政府的刺激经济措施所创造的内需根本就无法替代丧失的出口和净出口所创造的内需，这就当然无法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城市化，也必然无法解决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不足，但却创造出了中国特有的世界经济奇观，这就是：膨胀共产阶级财富的GDP持续高增长，而改善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福利的GDP却持续停滞。
　　中国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福利改善的速度依赖于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则依赖于出口和净出口的增长速度。历经了二十来年的中国出口和净出口的高增长遇上了金融危机而不得不下滑。政府为阻止出口下滑，推出了刺激出口增长的两大政策，一是把出口退税率提高到极限的财政政策，另一是拒绝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并且钉死美元，跟随美元对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贬值的汇率政策。前一政策，提高出口退税实质上就是加大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加大就必须加大财政增收找回来。政府加大税收仍无法实现加大财政增收，就必定要采用拼命提高政府垄断商品的价格来增加财政收入，例如，拼命加电价、水价、煤价、燃油价，只要是被政府垄断的商品都会被政府拼命加价。后一政策，人民币跟随美元对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贬值实质上就是从两方面输入通胀。一是政府必须为热钱大量流入向市场投放大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加大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等于加大释放流动性，这势必形成通胀压力。二是增加了大宗商品的进口成本，例如，玉米、大豆、大麦、棕榈油、棉花、原油、铁矿石、铜精矿等大宗商品进口成本的增加则势必导致物价上涨。由此可知，政府推出的刺激出口增长的两大政策，最终的作用就是必定造成人民币计价的劳动力价格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劳动力价格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则必定迫使劳动力价格水平上涨，即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美国金融危机暴发时，一家生产出口塑料制品的企业只要挂出招收普通包装工每月纯收入1000元以上（包食宿）的招工广告，就随时可以招满普通包装工。美国金融危机暴发不到一年，再挂出的招工广告，就已经是：招收30名普通包装工每月纯收入1300元以上（包食宿），而且一直招不满。不用一年的时间，劳动力价格水平就上涨300元，即上涨的速度达到30%，按照这个速度涨上去，用不了多久，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优势就所剩不多了。劳动力价格水平猛涨，能够接定单的出口企业势必越来越少，利用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必将一家接一家地轮着出口工厂而不是出口商品。这就是说，政府推出的刺激出口增长的两大政策，不但不能刺激出口增长，反而在加快断送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优势。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优势一旦丧失，依靠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优势支撑的出口增长势必停滞，往后只能学着日本和德国依靠出口商品的高科技优势支撑出口增长了。如果中国依靠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优势支撑的出口增长停滞，却又无法依靠出口商品的高科技优势支撑出口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将失去出口增长的推动而停滞。
　　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不仅要受阻于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和出口增长的停滞，还要受阻于中国的生态和资源环境。例如，耕地环境。城市化程度越高，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越高。中国种植粮油棉的耕地可分为：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和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是指：整个生产过程能够适合全面采用农机作业和只能适合部分采用农机作业的耕地。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是指：农机无法作业的耕地。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都是地处山区的坡度大和面积小的耕地。中国的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已经不到四亿亩，其中一年一熟的耕地还了占了近两亿亩。中国提高城镇化程度就必须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程度，然而，中国高程度的农业机械化所对应的不到四亿亩的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根本就养活不了中国人。换一个角度说，中国既要提高城镇化程度，又要养活中国人，那就必须把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改变成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南方水稻区的山区水田都是地处于山沟和山洼里的梯田和块田。把拖拉机机无法作业的坡度大和面积小的梯田和块田改变成拖拉机作业上下无阻和回旋自如的耕地，肯定困难，弄不好还会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和水土严重流失等人为的地质灾害。如果无法改变，仍在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上种植粮油棉的穷困农民就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高程度机械化。穷困农民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福利不仅无法改善，农村剩余人口也无法城镇化。更为麻烦的是，已经不足的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却又偏偏是城镇化的城市建设用地必须侵占的土地。由此可知，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必定受阻于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不足。另外，中国水资源、石油和矿藏资源等生态和资源环境的恶化都势必增加城镇化的成本而阻滞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例如，中国的城镇化程度才达到44%，而石油及石化产品的进口依赖程度就达到近70%。如果城镇化程度提高，进口依赖程度就势必越加严重。一旦国际石油价格涨而不跌，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就更加艰难了。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式商品价格体系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贫富差距必定走向极端，即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必定永远的穷困，而共产阶级的财富却必定越加膨胀。界定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穷困的量化标准就是：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人均每天的伙食标准必定永远也达不到共军陆军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的一半，并且，即是如此低下的伙食标准却还必须花去穷困人口的六至七成的收入。界定共产阶级的财富量化标准就是：共产阶级家庭大多成为了家庭财产过百万的富豪家庭。
　　中国富豪家庭的人口总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从零增长到近亿，创造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最多人口以权暴富的惊世奇迹。中国富豪家庭人口的奢侈消费能量之大，不仅超过了一亿二千万人口的日本的奢侈消费能量，还即将追上三亿人口的美国的奢侈消费能量，为政府争到了对英法德日强硬的本钱和举世仰慕的成就，并且，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经崛起，未来必定美好。
　　中国的未来，对于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而言必定是苦难的未来，因为，十亿农村和城镇穷困人口根本就不算中国人，只能算是用血汗把共产阶级喂养得更加富有的中国牛马。只有能够为政府增添荣耀和威武的近亿富豪家庭人口才算是中国人，因此，中国的未来对于身为富豪的算是中国人的共产阶级而言当然是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经济学基础理论：商品价值趋减规律》,人大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