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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饿死3755万民众的责任，悼念刘少奇同志 [打印本页]

作者: Scheherenzade 时间: 2010-8-26 11:40 标题: 关于饿死3755万民众的责任，悼念刘少奇同志

关于饿死3755万民众的责任，悼念刘少奇同志
2005年，中央政治局两次下令对1959年到1962年大饥荒档案解密，已证实那三年因饥饿而导致
的非正常死亡民众的总数为3755.8万人。
当大饥荒降临中国时，只有刘少奇同志以非凡的勇气说出了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和责任！并采取了
一些补救措施。
现在看来，饿死3755万民众当然是属于十分的人祸。但是，我们只能历史地看问题。当年在党内，
刘少奇同志敢于作出“三七开”的判断，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以下引文均来自公开发表的官方文章和出版物）

刘少奇：（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
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
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
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
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
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
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
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
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
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
我们现在是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难免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上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
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上点发现，早一点
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
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

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
“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
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教训了。
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
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
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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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的以上讲话很明显是善意地批评毛泽东的“九个指头”论，同时又对他进行保护。从而为自己
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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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文件。

《郑州会议》文件中附上了“毛泽东讲话”（本帖略加点评）——

1、“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识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已经提出要打击怀疑人民公社的所谓“敌对分子”。朋友应该知道，5、60年代的“分子”，就是阶级敌人！

2、“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只要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都知道，这是在号召反“瞒产私分”！

3、“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事实如何呢？请大家去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

4、“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
这不是全国反瞒产运动的号召又是什么？全国各地于是用民兵力量来“批评”了！

5、“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将反瞒产运动进一步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哪个地方官员敢不照办！？
　　这个《郑州会议》文件说明：
直接导致中国农民四千万人饿死的“反瞒产运动”是毛泽东以讲话和文件的形式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不存在什么“二线”以把脏水泼给刘少奇的问题。令人发指的以反对本位主义为名而实为打击敌对分子的“反瞒产运动”于是在全国展开；先是开“三级干部会”，搞逼、供、信；然后成立“反瞒产运动”的民兵打人队，对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家家过关”，捆绑吊打，伤人以至死人事件层出不穷。直到把农民最后一粒粮食搜走，连种子也不留下。又不准农民“盲流”，民兵守路口。农民就只有饿死一条路了。
大家很清楚，饿死人其实要不了三年，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足够了。
因此，所谓三年饿死四千万民众，实际上是“反瞒产运动”饿死四千万民众！
当时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而强迫各地开办的所谓“公共食堂”，创造了大量饿死老百姓的重要条件：农民家中的灶头碗盆全部被砸烂，金属的铁锅铜器等一律上交以满足“大炼钢铁”高指标的需要。这样，老百姓吃饭就只能完全依靠“公共食堂”了。如贵州省委为了“反瞒产”，竟然下文件规定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各县不得发粮食给“公共食堂”。使“公共食堂”揭不开锅。这就走出了成功地饿死几百万人的极为关键性的一步。再加上残忍地以武装力量从老百姓口中夺粮，于是出现了前无古人的全国性饿殍遍野的惨况。
民间俗语有云:“男饿三,女饿七,老婆婆要饿半个月”。其科学依据是男劳力新陈代谢旺盛，三天就要饿死。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人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要把人民饿死实在太容易了；首先饿死的是壮劳力,然后是妇女和儿童。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就这样将老百姓逼上了绝路,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这是中央的最新叫法）就这样降临到全国人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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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再看看李富春同志的讲话，就可以知道“反瞒产”运动前后，农业劳动人口减少了2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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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一九六一年）

去年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低于一九五二年的水平（粮食，
一九五二年三千二百七十八亿斤，一九六零年二千八百七十亿斤），而一九六零
年的全国人口则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百分之
八十以上。今年粮食的总产量不会比去年增加多少。在明年秋收以前，吃穿问题
仍然很紧。
全国农业劳动力，一九五七年为一亿九千三百万人，一九六零年曾经减少为
一亿七千万人。一九六一年以来，由于缩短了工业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缩小了
文教事业的规模，动员了大量的城镇人口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到一九六二年底，
农业劳动力已经增加到二亿一千万人左右，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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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再看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最高指示：

   一九五八年

   “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人活着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密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

毛酋及中G中央在大饥荒时期部分"最高指示"
1.1959.1.28：“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
“吃那么多把肚子涨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2.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
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3.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
1959.8.19，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4.同上：“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5.1958年4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
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
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 右派反党集团".
6.1958,毛语录"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7.1958对城市指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8.中G八大二次会议毛讲话: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 人死应开庆祝会".
"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9.1958年12月9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10.1958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讲话：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
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1.1959年6月24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虽然毛的家乡享受优待,但乡亲仍反映吃不饱,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
好吧？”
什么是“盲流”？
各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的政策。各地的干部竭力防止农民外逃，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保住大跃进的声势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愿饥民到别人那里去乞食，丢自己的脸。但是，他们之所以敢公然将饥饿的农民困死在家中，那是有中央文件作依恃的。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三月十一日发出。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制定的文件原本没有这一款，毛泽东三月五日在会上说，“文件还要修改，里面……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以后才发了这个紧急通知。）该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

　　自这时起，中国的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盲流”。作为动词，它指农民未经政府许可进入城市、矿区的行为；作为名词，它是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的农民的统称。乡下人“盲目流入”城市，自然有碍观瞻，而且有害于社会治安，再加上城里人有饭吃，尽管只够果腹或半饥半饱，总没有饿死之虞。他们相信共产党的宣传，视乡下人“饿死人了”的申辩为“胡说”，因此普遍对这些“盲流”们不予同情。这里有个小例子，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连他也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他有段文字回忆那时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来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着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着，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限’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从此兄弟间断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

　　那些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越大的城市越惨。因为大城市常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见他们衣衫褴褛、当街乞讨的模样，连城里同胞也认为他们丢了中国人的脸。再说，其中有些人也难免有偷摸行为，既然中央、国务院有指示要收容遣返回乡，而回去后还是没饭吃，还是要往外逃，有些地方索性便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视作劳改犯人，与真正的犯人无异。他们唯一的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流入”城市而已。

　　中央文件写得十分周到，对于流入东北、西北、内蒙古的农民，规定可不予遣返，算是对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的支援。“盲流”们到了上述地区，通常成了最下等的苦力——新社会的剥削对象。东北长白山区的设备简陋的小煤矿，下井挖煤的除了劳改犯人（不少是右派份子）便是“盲流”。人民公社办的煤窑，更欢迎盲流们下井去挖煤，因为条件恶劣，时常死人，而死个盲流是无人注意的，连抚恤金都不必付。

　　有些盲流比较幸运，笔者在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就碰见这么一位。他原是山东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一个字也不会写的标准文盲。他“盲目外流”的经历是这样的：“到了一九六〇年，农村劳力不得乱走了，我们找人开了张证明，说是外出办事，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在一天夜里，一共七个人，打起铺盖卷溜出了村子。……到了北京立即转去关外的火车，闯关东了……”他们的确是盲目的，并不知道目的何在。幸运的是，“火车开到山海关外头一个站时，有人上车来挨个儿问，'有没有工作？要不要工作？’原来是鞍钢的招募人员。我们愿意干的便被集中到后面几节车厢。一共四百七十三名，除了少数河北人，以及几个妇女，其余全是男的农民，来自山东。我就成了这四百七十三个人的大队长……来鞍山后，老工人都称我们'盲流’，为此常发生打架事件。后来领导正式宣布，应当叫我们'新工人’，这才了事。”

　　华北的农民为求生计，二百年来一直在闯关东。东北好几千万人口就是这么来的。官府既未组织移民、屯垦，那些农民自然也是“盲流”。他们开发了那一大片国土，对国家的页献有目共睹。中共对到达东北、西北的“盲流”网开一面，不予收容遣返（其实东北的城市照样“收容”），做得很对；但是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的政策却是人脑能想出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政策。毕竟在一九六〇年初，中国还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象前文说安徽三兄弟中的一个逃到江西生存下来那样，很多人是会找到活路、免于一死的。中共“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制造了大量不该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相信至少数百万农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里的两个那样，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把关堵道，在边强地区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份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到六〇年，云南不少边境居民逃到了国外。跑的人数不详，但六〇年之后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说法是“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当然不对”（注16：见《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传》），可见问题相当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后均绑起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结果至少有十万广东人逃离。一九六二年新疆边境伊犁、塔城地区七万多人逃往苏联的事件，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诱惑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因大跃进的人祸使那里的边民们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望了的边民们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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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笑看人间金头加帖在猫眼看人【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作者: yulaoyuhuhu 时间: 2010-8-26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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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angfusen407 时间: 2010-8-29 10:03

饿死那么多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恐怕每个有良知的国人都清楚。单凭一个刘少奇就能力挽狂澜？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别天真了？

作者: jawhoo 时间: 2010-8-30 00:25

看毛的话，简直像个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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