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句题外话。从历史上来看,共产党才是藏独之先驱,当年红四方面军到底康北地区之后,出于反蒋的需要鼓动当地藏族搞民族独立(史称“兴番灭蒋”),自己搞了个所谓的“波巴共和国”(波巴意为藏族),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隶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还发表了个“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里面号称:
“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波巴(藏族)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当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到满清皇帝三次讨蕃,赵尔丰剿平康炉,陈遐龄……张团长,那个不抱大汉族主义,抱灭番政策呢?……不甘心灭亡的波巴人民,奋起啊!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以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由,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自由的人民!”
回到正题。说到藏独首先要谈历史根源,当年达赖叛变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这个傻逼强行推广大跃进政策而导致西藏大量人口因饥荒而死(不了解大跃进是怎么一回事的请在本版搜本人的“大跃进简史”),引起藏族的集体暴动,达赖出逃。后来班禅上书毛泽东,先谈共产党怎么怎么英明,最后才小心翼翼的说出大跃进对西藏的祸害,结果被老毛关进监狱强制劳动十年,差点死在狱中。到了文革时期共匪更是大肆摧毁当地的宗教,寺庙数量由2500座变成70余座,僧侣从11万人变成7000人,剩余的强征进入公社做苦力,大批经书被焚毁,永久失传,这种傻逼统治分明是在逼迫藏族人集体变成藏独分子。
毛泽东死了之后,共匪既没有为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道歉,也没胆量把达赖从印度请回来,反而造谣说达赖是藏独分子。实际上达赖早就有言,放弃独立的诉求,追求藏区的自治。共匪又歪曲说达赖的“自治”是政教合一,是搞农奴制,西藏以前确实是农奴制不假(不过跟共匪的“人民公社”一比,西藏所谓黑暗的农奴制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但达赖从刚流亡开始就在达兰萨拉推行民主制,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而且西藏流亡政府宪章里面赋予议会罢免达赖的权力。达赖多次表示,自己完全愿意放弃达赖的地位,鼓励西藏人独立思考,不要盲目遵从自己的意见,而且呼吁藏族不要对汉族使用暴力,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章远比奥巴马有分量千万倍。可以说达赖的政治主张远比共产党先进得多,这也是共狗害怕他的真正原因,万一西藏这种中国人眼里贫穷、落后的地方都让达赖搞成了民主改革,中国剩余地区的人民情何以堪?
为此共匪千方百计的阻挡藏民跟达赖之间的联系,严格禁止跟达赖有关的一切宗教活动(例如99年将“冲拉亚岁”列为非法活动),禁止藏民收藏达赖画像、收看收听达赖的布道,逮捕大量政治犯。傅红雪六世居然宣称西藏人享有广泛的宗教自由,简直是荒谬之极。事实上,西藏人失去的不光是宗教自由,共狗为了限制西藏的宗教活动,当地权力全部掌握在汉族官僚手中,而这些人完全不尊重藏族的需求,例如藏族有一种“玛尼堆”,被藏民视为灵物,却被拉萨政府以搞市政建设为名大肆拆除。这些官员通过手中的权力基本控制了当地的经济活动,使得藏民和藏语被边缘化,整个藏区充满游手好闲的无业青年,而官员则大肆开发猎场、娱乐城等,导致西藏环境大幅恶化,湿地面积减少50%以上。
正是共匪弱智的政治体制造就了无数的藏独分子,这帮傻比不仅不思悔改,还不断用暴力加以压制,殊不知这样只会加深藏民的愤怒。虽然他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力量跟共匪对抗,但是一旦将来中国出现社会动荡、民主转型,共产党统治力下降的时候(这在未来是必然的),藏民必然趁机起事,不仅要独立,而且必然伴随大量的民族屠杀,边境将永无宁日,中国将重蹈苏联的覆辙。能制止这一切的人恰恰还是达赖,达赖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藏民的分裂或者暴力行为,但是从三一四暴动来看,藏民对达赖的非暴力路线已经越来越不满,达赖逝世之日,就是中国分裂、藏民暴力全面开启之时。
(1)在青海、甘肃两省的藏族各农牧区,不仔细考虑条件是否成熟,短期内犹如陡山滚石毫无阻拦地建立了全是大型的人民公社,因此给那些还未具备成立人民公社条件者,制造了许多麻烦。
(2)这两省其他地区产生的缺点错误,在其各个藏族地区也全部存在。把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存在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混淆起来,不仅对全民和集体不加以应有的区别,而且把应属于人民个人所有的大部分东西也归入集体所有之列,使个人所有的东西,除了非常简单的几件必需品外什麽都没有了。人们说:“在人民公社中每人只有一身衣服、一床被褥、一碗一筷三样私有物”。这种说法在这些省份里已成为事实。
(3)所有制方面,由于没有应有的区别,不仅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相互和上下之间一平二调多,而且从集体所有制中任意给全民所有制进行抽调等,刮起了猛烈的共产风。
(4)生产指标方面,上级只从愿望和需要著想,而对基层各个生产第一线的实际生产能力和大多数群众的生产情绪,却不管和不加仔细考虑,提出了无法完成的高指标。下级若反映作不到那样的真实情况时,就说你是保守分子、守旧分子、思想没有得到解放、不承认客观规律、违背科学、不想大跃进等而进行斗争,有的甚至被扣上右倾或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黑帽子加以打击。因而以下级干部为主的和会见机行事的一部分人,雷鸣般的夸口保证叫嚷著:能行!可以!在书面上或者言论中虽有大跃进,但实际是否那样就不一定了。且由于农牧业生产这几年来遭到人为和非人为的许多灾害的侵袭,所以难以达到象干部夸口的那种程度。可是多数干部怕自己所吹牛的底被揭穿受处分,便报告说:“已经超过上级指标,妥善完成了。”上级也不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便自作聪明,不懂装懂地给那些说了漂亮假话的人们以光荣的红旗等奖赏和表扬,这样就使浮夸风大张而吹的更猛烈。
(5)干部只能是党的各种伟大意志的执行者,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好勤务员,而不能是离开党的意志骑在广大人民群众脖子上的一个老爷。如果是那样,就只能象旧社会的干部,丝毫没有革命干部的气味和优秀品质。但是在那些地区,不少干部以为自己十全十美,毫无缺点,认为样样事情都精通,于是任意干涉,自恃所作所为完全正确。虽然自己在一切的工作中,起不了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却垄断了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使民主空有其名,使工作陷于停滞状态,严重损害了工作的完成和工作的发展等。这类干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对党的伟大意志的武断逞能的修正者和骑在广大人民群众脖子上的大老爷了。因而刮其了猛烈地干部特殊之风。
(6)在不少干部认为旧的都落,新的都先进的观点、看法、认识和作风的支配下,不懂得农牧业生产,不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就主观逞能和利用政权对农牧业生产进行各种不成熟的指挥,随心所欲,迷信地搬用经验,开办许多无益或益处不大的工程,不仔细考虑实际能力,贪大贪多,强迫支使广大人民起早睡晚地劳动,而劳动之空隙塞满会议等,由于诸如此类极多的挫伤群众情绪和破坏生产的违反实际情况的行径,搞的轰轰烈烈,所以刮起了猛烈的瞎指挥之风。
(7)由于这些地区的一部分负责人造成的果,使民主生活只剩虚名。若对他们向下面讲的话如提出扬善防恶的意见时,就以各种借口给以严厉打击,把对方接连不断地压服下去,这就象水往低处流不往高处淌一样,下级只能按干部所想所说,唯命是从,而陷入别无出路的境地。由此可见,各方面强迫命令之风刮的很猛烈。
另外,由于诸如此类的许多缺点错误,不仅使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和破坏;而且在基层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指标任务,丝毫不仔细考虑群众的口粮就征购粮食;虽然完成了指标任务,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每人每月就说有十斤左右口粮,但有的地方连这一点也没有如数得到。
公共食堂建立,由于不管群众愿意与否就强迫加入食堂,因而就是标准很低的那点口粮是否够数,群众也不知道。由于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 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还有食堂负责人为了使民食看起来分量多和消除一天的饥饿痛苦起见,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成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还有限,不能果腹Z。
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死亡率很严重 。这些都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招致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全部算作是饿死的。例如这次在青後 ⊙氐奈亩妓?我特地招集了藏族、汉族、撒拉族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百多人开座谈会,会上以基层干部为主的他们说:“从1959年到1961年上半年,循化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情况是难于想象,难于形容的。每个村子都有达到百分之数的人悲惨地饿死,”不仅痛哭诉说,他们还强调说:“以前我们虽然得到好年成,但生活没有得到改善,现在只是苟且度日的思想,因此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情况下,无法提起生产情绪和努力生产,所以也难以得到好收成;今国家只要叫我们劳动者吃饱肚子,我们也能争取有个好收成,”等等,劳动人民群众虽然谈了很多真实的话,今天因怕话太冗长,就只谈这些。
总之,青海、甘肃两省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地区的农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难以告人的,对党和国家的声誉事业,不论在内、在外或目前和将来都是十分不应该和不好的。
事实是很多国人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有一小撮分子!我可以说在我周围,100个人最多5个人知道gcd在解放前搞分裂的丑事!所以要感谢楼主提过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