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五常大作两篇——非常之有感

回想起来，没有上学以后，似乎都没有再写过什么读后感了，然而这回拜读了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86年的大作《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及近期的大作《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顺论本田的困境》，却真的是大有感慨，不得不发啊！

我想稍看过一些张教授的文章的人就应当知道，此公是位常常强调自己有多聪明的人，并且是与弗里德曼和蒙代尔一个级别的（“佛老与蒙兄是我的好友，都是天才，我也天才（再一笑）”——表面上不好意思地笑笑，心里却肯定是这么想的）。这经济学家都好作预言，否则显不出水平。如弗里德曼曾在1950年预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后来果然应验；蒙代尔就更不必说了，他简直可说是身体力行地创造未来，把欧洲的货币统一成欧元了还不够，还拖着80岁的老身为世界统一货币奔走。张五常教授呢，两年前他曾作《朝鲜必放说》，称“两年之内朝鲜会推行开放改革，走市场经济。”今年四月份无比欣喜地将此文再发到博客上，声言“最近两三个月朝鲜的开放渐趋明显，今天看是起步了”。呵呵，以朝鲜最近的所作所为，加之金正云大将的冉冉升起来看，朝鲜“起步了”吗？不过今年才过半呢，我们到12月31日再笑话他吧！

而张五常教授当年所作这篇《出售土地一举三得》，亦有预言在其中。02年放到博客上，从后记来看，亦是非常之自得于当年的预言何其成功。新浪博客后面的马屁贴们跟得也是非常到位，感叹其是位“先知”、“伟大”！原来86年深圳想尝试出售土地增加政府收入，便请张教授过去传经，之后张便写了这篇文章。文章中，张教授建议中国政府应当“出售土地”，因为这样做“一举三得”，然后作了一番长篇大论，首先当然是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然而中国政府如今是一直在出售土地的使用权用以补贴财政（地方政府），这跟出售土地产权区别也忒大了吧。是的，我承认，倘若当初是将土地私有化，出售土地产权而不是使用权，必定更好！但这么一来，政府卖地也就卖一次，而人家如今出售土地的使用权，能反复卖N次，看来张教授虽然天才，但还是人家中国政府更高明啊！

其余还有“两得”，一是张教授认为这有了土地带来的收入，政府便可以因此减少其它税收了，因为“简单的地税及减低了的所得税的收入，加上一部份的地价收益，肯定会高过目前的左抽右抽所得。”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了。我记得地方政府大约在08年左右，债务还只四万亿，才两年时间，债务已经猛增到了七万亿！可以说，政府收入再多也不够这帮兔崽子挥霍的。那么他们怎么会愿意减少其他税收呢？二是张教授认为这能顺便将土地私有化，如前所述，中国政府也并未这么做。

另外我发现，原来张教授一直都非常喜欢称赞中国政府，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曾经长年在民主国家生活教书的学者。“中国不以滥印钞票的办法，即不以榨取人民所得的通胀办法，来帮助解决财政的困难，是值得赞赏的。”“中国政府决定不以‘搞通胀’的办法来榨取民脂民膏，是正着。”如果中国政府真这么做，那就是朝鲜金家一样的混蛋，当然，它并没有这么做，但这不是它应该的吗？而张教授居然觉得这就“值得赞赏”了，那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看来都非常令张教授赞赏了。

写到这儿我不禁又想起张教授的那句惊世骇俗的高论：“中国已经形成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并且此后他还不止一次地再次提起，并

且强调自己“始终坚持”这一观点。不过在86年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认为，他当时写道：“中国的基本财政困难是另一回事。这基本的困难是有两个因素的。第一，军人、干部以及国家职工的薪金与福利的开支，庞大之极，而大致上他们的生产贡献是低于供应他们的开支。军人是‘养兵干日，用在一时’。但干部在中国实在为数太多，需要逐步减少；而国家职工则应逐渐转为自由择业的员工。

换言之，从较为长远的观点看，干部与国家职工对社会的生产及服务贡献，是不应低过社会用于他们身上的耗费。因此，减少干部及改革目前已开始崩

溃的国家职工制，是长远之计。但在改革的过渡期间，他们给政府带来的‘额外’负担，是无可避免的。”

看来当时的张教授还比较清醒啊！可难道过了十几二十年，你就觉得中国的制度已经变成如此完美了吗？不说别的，你写的有关“军人、干部以及国家职工”及政府财政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难道现在已经解决了吗？明明政治体制改革还未启动，明明同样的困境还在，却突然一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了？！

其实，张教授之所以这么夸中国政府，无非是套交情、拍马屁罢了！他一向将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称为“北京的朋友”，——瞧人家这多广的人脉关系，真是长袖善舞，手眼通天！而怎么去结交上朋友的？当然是为其摇旗呐喊了！只是不知道中国的领导人们心里恶不恶心他这么叫！

并且，众所周知的是，张教授还是对新劳动法抨击最为激烈的人，到了现在，他又成为对中国广东省的罢工潮抨击最为激烈的人。这不，他又写了篇《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顺论本田的困境》。他当中仍在怅恨两年前新劳动法“把工业搞得一团糟”，但事实上新劳动法对工人待遇提升非常的有限，所以很快南方的血汗工厂里又出现民工荒了。而他则觉得这是因为“北京的朋友反应快，放宽了监管。”但他仍旧深恶痛绝的是：“此法今天还在，余波未了”。不过这一回，南方一些企业居然开始出现罢工潮，与厂家集体协商工资，有媒体也报道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好处尽人皆知”。张教授于是又激动不已：“我认识的算得上是懂经济的学者没有一个知道。”

在下是一介草根，不认识一个“懂经济的学者”，看的经济著作更不如张教授多。但从不少经济学家都反对设置最低工资来看，张说的倒是很有可能的。经济学家非常关心社会生产率的发展进度，像西方国家工人那般悠闲自在地拿高工资，起个一般的大楼都得两三年，确实有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懂经济未必真懂治国啊，倘若政府不设定最低工资，资本家都往死里压低工人工资，那工人不就走到哪儿都只能领极低的工钱？就像如今的中国工人一样，也像十九世纪的西方工人一样。

张教授还翻出自己过去提出的蚕食理论，指“罢工是要在一个行业或一家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的情况之下，工人才可以利用罢工而获得甜头的。”他说他这里的租值不是简单的超额盈利，但总之，要在一个企业“不会因工资提升一个可观的幅度就关门大吉的”情况下，其工人罢工才有甜头。而现在的中国工厂都是些接外国的外包合同来做的，油水太少，因此不应罢工。在他的眼里，中国工人也曾非常明白事理，过去不罢工是因为罢工也拿不到甜头，所以“懒得罢”，似乎他一点不知道中国政府曾经对工人罢工进行过镇压。

然而我们清楚，外国工人的工资总是占到企业成本的50%，而中国工人工资不过10%，这差距也太大了不是？难道外国工人全都在不用接外包合同利润非常高的大企业里打工？而且多年以来，中国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资本回报比重却逐年上升。这显然说明了中国工人的工资过低了。另外，为何中国的工厂利润率很低？除了他们主要接外包合同外，还因为中国内需不足，工厂大多只能以低于内地销售的价格出口产品。而怎样才能提升内需？当然是要提升中国工人过低的工资。事实上就连我们很多人非常看不起的拉美各国和东南亚，其工人待遇也比中国好得多。

其实我也很清楚，正如张五常所说，外国特别是欧洲工会太过强大，工人待遇太高，社会福利也太好，以致社会生产率提不起来。但中国如今的现状则是工人待遇太低福利太差，根本没有自己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就去担心中国出现欧洲那种情况，是不是太杞人忧天了？！借用刘瑜的一个比喻：一个明明还饥肠辘辘的人，却在担心要是吃得太饱撑着了怎么办！那岂不荒唐？

然而张教授从“北京的朋友”的角度考虑问题，急切地提醒道：“北京的朋友可能不知道，罢工这回事可以全无先兆地来得很快，其扩散速度远超‘非典’，可以在几天之内瘫痪全国！没有集体协商，灾难性的罢工是不会出现的。”然而“北京的朋友”哪里不知道了？如前所述，工人自发的罢工，中国难道没出现过？还不是都被镇压下去了。甚至有一回，外资厂家都同意提升工资了，地方政府却及时出面制止，仍然使用武力镇压了下去。为啥？不就是怕别的工人效仿，导致扩散到全国嘛。张五常教授为君分忧的苦心可以理解，然而还是不要太自作聪明，惹起主子讨厌就不好了。这回世博会正如火如荼，主子还不是碍于面子没有多管这事儿，就让尔等屁民一步吧，免得尔等又去跳楼或者砍幼儿园砍法官给我丢更大的脸了。

当然张教授如此天才之人，伴君的道理肯定也知道得比我辈多得多，否则也不能交上“北京的朋友”。既如此，我还是先洗洗去睡了吧。

                           
作于2010年6月15日星期二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