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命题若要成立，首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准确把握中国的现实状况，二是正确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内涵，然后再看看社会民主主义这剂药是否合适医治中国社会的疾病 。

 

   一，中国的社会现状

    中共政权建立至今已有五十一年，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中，一九七九年是一个分界点。七九年以前中共政权对国家的治理“业绩”可以高度概括为这样十二个字：政治高压统治，经济普遍贫穷。

 

    七九年中共展开了一场改革。改革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展开，其主要内容是放弃全面政治高压。停止在人民中划成份，取消“四类分子”的名目，“右派”先是脱帽，很快又实行“改正”，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并对过去政治高压中所判定的大量“反革命”案件进行甄别平反或减刑，在这期间虽然也发生了八一年对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的镇压行动，但并不可因此而全盘否定那些政治改革措施，因它的确使中国社会从此走出了最恐怖的政治高压。八一年镇压是有选择性的小范围镇压。而从前的镇压是全面全社会性的，是“深挖细找”，人为地制造大量的“阶级敌人”来进行虐杀以树“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在七九年的政治改革中，持顽固反动态度的“凡是派”被改革派削夺其政治权力。

 

    比政治改革稍迟，经济改革也展开。其内容在工业方面是给予企业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奖金制度或计件工资，以刺激企业及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方面是分责任田，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等。

 

    相对于 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还算是不断有所深化，企业从扩权发展为承包，再至允许私人企业出现，取消指令性计划经济，引进市场机制等等。

 

    政治改革使原先紧张的社会空气得以缓和，经济改革使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特别是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产品生产的增加，使民众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应该洞悉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冲击，即那疯狂的政治高压一度也把他们压入社会底层之中，使他们得以亲身体会到政治迫害狂和经济生活贫困无着是怎么回事。

 

换言之，邓小平们之要改革并不是来自于一种高层次的改革理念。同时，还应洞悉的是，严格地说这场改革并不算是真正的改革。因为在政治上它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政治布局和权力结构，在经济上也未能摆脱许多束缚生产力的羁绊，说到底，这场改革只不过是政治上减轻高压和经济上实行松绑的开明施政而已，故其所谓“改革派”其实也应正名为“开明派”和“务实派”。

 

    然而人民并不满足于“开明”，人民向往真正的民主，更何况经济改革的积极作用很快就枯竭而其副作用----官倒贪污腐败却迅速泛滥起来，人民的不满在增加在积累，而邓小平却坚拒真正的改革， 统治集团与民众的矛盾在不断激化之中，终于，八九年仲春，具有深化改革倾向的胡耀邦在备受由“开明派”、“务实派”蜕化而成的“顽固派”的压制下，忧愤之极突然去世，以悼念他为导火线，一场八九民运骤然而至。这场运动矛头指向了“顽固派”的总代表----邓小平。

 

    邓小平残酷地镇压了八九民运，其血腥的程度令昔日的政治高压都望尘莫及。镇压的亢奋过去后，邓小平也陷入了思索。他明白这场大流血在历史上是抹不去的，多少年后，人们都会对此进行复查评判。为了冲淡他名字上的血腥气味，为了用其他业绩来抵消大屠杀的罪责，为了让从他的施政中得到利益的人们淡忘他的暴戾行为，他又祭起了改革的旗帜。正如他女儿提醒他的：若不继续改革，您今后的评价就只会钉在“六四”这一点上了。邓小平出于自赎的“改革”，完全回避了政治内容，而在经济领域掀起狂潮，或许邓小平的原意会是让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他自赎的动机相吻合，但结果并不如此，在一党独霸社会公权力，社会监督机制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多好的经济改革方案都会在实施中走样，更何况有许多方案本身就漏洞百出。

 

于是，这场改革的“成果”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几的人暴富，而百分之几十的人陷入贫困或无改善可言。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都只能致富，不能暴富。暴富者除使用走私贩毒、绑票抢劫 之类的纯粹刑事犯罪手段外，更经常、更安全的则是使用权力转化为金钱一途。共产党的官员和能搭通官方路数的私营业主才会是这条路途上的健步如飞者。在这场“经济改革”中，共产党官吏阶层迅速地高度腐化。其程度大大超过“八九”之前。其毒素熏污了整个社会。

 

    撇开邓小平为他自己身后评价的深谋远虑不谈，而从社会宏观上去考察，那么可知，经过九十年代初至今近十年的所谓“改革”，中国已建成了一种最恶劣的政经组合模式。那就是在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党营经济仍居正统地位的同时，允许私营的存在。由于相当一部份具有实力的私营经济系由党营经济嬗变而来；或与政治权力有着种种关系，使之能应心得手地对劳工进行压榨盘剥，故其深具早期资本主义的诸种恶劣表征，于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政经组合，就是集共产党制度与资本主义两者最恶劣的因素于一身。其社会效应有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公正荡然无存，人际关系空前紧张恶劣等等。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尽管历史上欧洲诸国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和主导政权后，并没有真正兑现建立完善民主制度的承诺，但经过一两个世纪的社会变动，二战以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已巩固地确立了健全的民主体制。因此，就政治层面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冲突。换言之，无论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者或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有建立民主政体的要求。

 

    然而事情并不仅此而已，它起码还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更易于发动中国的民众投入终结中共一党专政的运动。二是，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更适合医治民主转型后中共政权所遗留下来的的社会沉疴。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不能不先探讨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差别了。

    资本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资本主义主张民主政治，具体内容涵盖公民个人的诸项政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和宏观民主架构，如多党竞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直选各级行政长官等。对社会其他领域，如经济、文化等，资本主义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赞成政府进行干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突出推崇自由，它认为，在经济领域内，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创造出日新月异的生产效率。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它妄顾了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实质上是非人道主义的，是把森林法则移植到人类社会，资本主义标榜机会的平等，这较之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固然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然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下，机会并不能平等。

 

譬如，当名牌大学不再为豪门子弟所专享而只以分数决定录取与否时，你可以说机会平等了。但若仅此而已，家境贫寒的优质生却又会因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被拒之校门之外。又譬如作某项投资可获丰硕回报，这个投资的机会是向任何人开放的，但这个开放，仅仅是名义上的，因为只有已具备相当财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这个机会。故此，自由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在创造效率的同时又在拉大社会成员之间拥有财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贫富悬殊。

 

    社会民主主义对民主的理解比资本主义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认为民主精神应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虽然都主张民主政治，但内在驱动力却各有不同。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阶级垄断社会公权力，制定各种束缚工商业发展的陋规极为不满。他们要求进入政权，以政权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权的横征暴敛，并制定另一套保护工商业自由经营的法律制度，这就促使他们反对封建特权，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其中既有出身于资产阶级也有出身劳工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并不仅仅为解除封建特权对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而还希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除了作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外，还应使社会财富在全体民众中作相对公正的分配，使社会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权的横行而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免除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而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从而建立起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态。

 

    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除推祟自由外还推祟公正、团结、互助。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人们之间团结互助的和谐关系，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实行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员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个干预非但不与民主原则抵触而且正是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力扛杆。因为这个政府本身就是民选产生，并较为关注中下阶层的利益，民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就是要尽力使机会平等真正得以实现并且从机会平等进而争取结果的相对平等，也就是把贫富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的程度之内。

 

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也重视发挥人的潜能和肯定效率对社会发展的正面意义。鉴此，它认同市场机制的运行。扬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而推行混合经济。但同时它又深刻认识到市场机制的放任膨胀必然会造成财富与劳动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数社会成员的手中从而与社会公正的理念发生尖锐冲突。于是，这就需要有另一种机制来予以制衡，对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让其发挥，而对其造成的贫富分化则予以消除或减轻。

 

    显然，说到底，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对美好社会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资本主义认为民主政治加自由经济这就够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在此之上还应辅以适当的国家干预。通过民主政权的干预来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资本主义的信奉者持有强者心态。他们感到在这种社会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为自己拓展灿烂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会民主主义者则真正继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遗产，并发展为更易于实践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价值观，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个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会民主主义明显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境遇，社会民主主义绝不追求平均，它认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准相当地超过社会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于能力差别而导致财富的差别，任其发展下去再加上资本的介入，这差别不但愈来愈与能力无关，甚至与劳动都无关，以致某些不劳而获者会过上极为优裕豪华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劳动者却挣扎在生活线上。

 

有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实在难冠以美好的评价。在封建专制走入历史以后，就轮到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长期的和平较量，较量的结果在二十世纪中期已初见分晓。今天则棋局已定。证据之一是一百四十几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个欧盟国家中经常有十一至十三个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单独执政或为主联合执政。证据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日益式微。撒切尔夫人下台，工党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宁街十号。资本主义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运行模式逐渐地向社会民主主义趋同。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已成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社会民主主义者宣称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日益拓展，毫无疑问地已成为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