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采访勾起我的科幻回忆 


眼下时兴电话采访。 


作为常常接到采访电话的我，却往往有着突然袭击之感。因为这些电话总是突如其来，而且那些记者又大都是素不相识的，话题五花八门，要你当即答复，马上见报，而电话采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995年12月4日，我忽然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一位素昧平生的记者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我谈谈“为什么不写科幻小说了?” 


我与科幻小说“拜拜”已经多年。“为什么不写科幻小说了”这问题，倒是勾起我对于当年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感慨万分的回忆…… 


严寒日子里的幻想成了今日“热门话题” 


恐龙蛋，本是在地下沉睡了六千五百万年的“冷门货”，可是这几年在中国，却忽地成了热门话题。 


“恐龙蛋热”的形成，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1993年以来，在河南发现的几千枚恐龙蛋化石，居然成了走私犯们走私的“热门货”。 


二是北京大学以陈章良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正在紧锣密鼓地从事从恐龙蛋中提取恐龙DNA的研究。如果获得成功，有朝一日，借助于恐龙DNA可能复活恐龙! 


此外，美国摄制的科幻新片《侏罗纪公园》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掀起了一股“恐龙热”，也就使“恐龙蛋热”益发升温。 


这一阵阵“恐龙蛋热”，使笔者不由得记起那篇发表于18年前的关于复活恐龙蛋的科幻小说…… 


那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几个月，笔者在1977年第2至3期上海《少年科学》杂志上，连载了一万多字的科幻小说《世界高峰上的奇迹》。这篇科幻小说描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中国科学考察队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之下，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发现了许多恐龙蛋化石，内中有一枚最为奇特，用x射线透视时，居然发现蛋里有完整的蛋黄! 


于是，这枚极为珍贵的恐龙蛋被急送北京。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攻关小组，以求从这枚恐龙蛋中复活恐龙! 


一位玉雕工人加入小组，运用丰富的剖石经验，利用石头的“走向”，成功地把恐龙蛋外的化石硬壳裂成两片，取出了“光洁的、青灰色”的恐龙蛋；接着，一位富有经验的孵鸡老农加入小组，帮助确定孵化恐龙蛋的温度。经过了整整45天，一条小恐龙竟然破壳而出! 


可是，谁都不知道小恐龙喜欢吃什么。一位藏胞加入小组，先是用牛奶，接着用小鱼，成功地养活了恐龙。那恐龙日长夜大，以至成了体重达一百吨的庞然大物，不时发出“啊——哈”的叫声。由于恐龙太重，变得精神萎靡，人们把它放入大海，恐龙顿时精神抖擞…… 


中国科学家由此推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原本是海，叫“喜马拉雅海”。由于地壳的上升，海变成了山，而产在海边的恐龙蛋也就变成恐龙蛋化石。复活了的恐龙，成了世界最高峰沧桑史的见证人。 


这篇科幻小说，其实是在最严寒的日子——1976年初写的。当时，正处于“文革”末期，闲得无聊的我，读了一本苏联的学术性“闲书”——《复苏》，对于书中所述的种种生物复活的事便发生浓厚的兴趣。又因为我当时所在的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考察珠峰的影片，所以对世界最高峰颇为神往。我这蜗居破屋的“痴人”，居然说起“梦话”来，写下那篇“闲文”。 


这样的科幻小说，在当时无法发表。 


直至中国扫除了那四颗“灾星”，这篇小说才得以与读者见面。 


我被戴上“伪科学”的大帽子 


在经历了十年文化禁锢之后，突然出现如此“浪漫”的科幻小说，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 


有人想把这篇小说搬上银幕，可是高昂的摄制成本是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所无法承受的。 


后来成为名作家而当时正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当编辑的吴若增先生，也很喜欢这篇小说，清画家曾佑宣先生画成连环画，书名为《奇异的化石蛋》，由该社于1978年出版，印了50万册。 


不料，这一本“小人书”，被一位恐龙专家看到，不以为然。他在1979年9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我的这篇科幻小说是“伪科学”的“标本”! 

这位恐龙专家在文章中写道： 


“恐龙蛋，距今至少已经有七千多万年的漫长岁月。高度钙化后，蛋壳上的气孔早已不能呼吸，作为一个卵细胞，已经失掉了所有的生命特征，怎么能与古莲子相提并论呢?根据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推论而设计的幻想，已经背离了起码的科学事实。这样的幻想只能是魔术师手下的戏法，与科学幻想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性了。” 


由于这篇《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被斥为“伪科学的标本”，我的许多科幻小说接二连三地遭到“批判”，其罪名也是“伪科学”…… 


从此，“伪科学”成了扼杀中国科幻的“杀手锏”。 


此后，又把我的科幻小说甚至“升级”到可怕的“高度”! 


我怎么还有“雅兴”继续写科幻小说! 


《北京日报》的报道引起我的注意 


一转眼，离我写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快20年了。 


1995年6月26日那天，我在北京采访庄则栋归来，已经很疲倦。正欲睡觉，一看放在床头的《北京日报》，顿时被深深地吸引了：因为这天的《北京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发表子女作家毕淑敏的报告文学，题为《石破天惊——XL—001号恐龙蛋化石传奇》。 


这篇报告文学记述了河南“奇石王国收藏馆”馆主李广岭收藏了两千多枚恐龙蛋化石，内中1993年9月收藏的一枚“XL—001”号恐龙蛋显得与众不同： 


“掂起来似乎比别的蛋要轻……在搬动时，从—米高的位置失手掉到了水泥地上，蛋打破了，摔成了两大瓣，蛋的内腔潮湿而有韧性。李广岭立即感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蛋，而是大有来头。他前后收藏过两千多枚恐龙蛋化石，像这种外硬内软的蛋，从来没有见过。” 


这消息不胫而走。有人听说居然有“一个柔软的恐龙蛋”，不由得“窃窃私笑”，说：“这不是痴人说梦就是科幻小说吧?” 


看到这里，使我感叹不已： 


当年，我在科幻小说中写及在珠峰上发现“一个柔软的恐龙蛋”，被斥为“伪科学”；如今，真的在河南发现了“一个柔软的恐龙蛋”，却又被嘲笑为“科幻小说”! 


最令人感叹的是，“科幻小说”跟“痴人说梦”相提并论! 


“柔软的恐龙蛋”为复活恐龙带来曙光 


报告文学写到戏剧性的细节： 


这个“柔软的恐龙蛋”被送往北京，送到那位曾在1979年批评我的科幻小说是“伪科学”的恐龙专家手中。经他鉴定，得出这样的结论： 


“蛋化石内絮状物是坡缕石——一种含有铅、镁的硅酸盐粘土矿物。” 


也就是说，蛋内是无机物，不是有机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奇怪的，因为他早在1979年所写的“批评”文章中，就表示在“高度钙化”的恐龙蛋化石中，是绝不可能存在生命物质的。 


然而，当这个“柔软的恐龙蛋”后来被送到北京大学古生物专家张昀教授手中，与北京大学生物系袁生洪先生一起进行氨基酸测定，证明氨基酸的含量在0.5—1％之间。须知，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成的，而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在“柔软的恐龙蛋”里存在氨基酸，就可能存在生命物质——恐龙DNA。 


于是，一场从“柔软的恐龙蛋”测定恐龙DNA的战斗打响了。许多中国科学家加入了研究行列。内中有中国科学院邹喻苹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陈章良教授和副院长周曾铨教授等。1994年11月12日，他们从“柔软的恐龙蛋”里发现了恐龙DNA。 


1995年2月26日，李铁映来到北京大学向他们表示祝贺。李铁映说： 


“现在我们来估计它的意义，也许还显得太早。你们抓住了一个机遇。机遇这个东西，是买不来，等不来的。当机遇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善于抓住它。我们中国已经失去了好几次机遇，我们再也不能失去了。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这么多的恐龙蛋，这就是我们的机遇，我们的科学家要紧紧地抓住它。” 


1995年3月15日，陈章良代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告：中国人成功地从一枚特殊的恐龙蛋化石中获得了恐龙基因片段。这一消息，引起世界科学界的普遍注意。

这一消息，实际上证实了我在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中的预言： 


第一，确实存在“柔软的恐龙蛋”； 


第二，在“柔软的恐龙蛋”中存在恐龙生命物质。 


事实已经证明，我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不是“伪科学”的“标本”，却是科学的预言。 


在陈章良教授发布那一惊人的消息之后，一位外国记者问：“不久的将来，天安门广场上会出现中国复活的成群的恐龙吗?” 


这是笔者在《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中，曾经非常生动、形象地描述过的。只是1976年还不知道什么“DNA”，所以写了用“柔软的恐龙蛋”孵化恐龙。但是，只要确实存在“柔软的恐龙蛋”，那么复活恐龙就可能变成现实——因为用恐龙DNA复活恐龙，要比孵化“柔软的恐龙蛋”更容易一些。 


读罢报告文学《石破天惊——XL—001号恐龙蛋化石传奇》，我笑了。我想，现在是该给我摘掉“伪科学”的大帽子的时候了! 


关于爱滋病的预言也被证实 


也正巧，几天前，12月11日是第八届“世界预防爱滋病日”。这样，又使我想起我的另一篇题为《爱之病》的科幻小说的遭遇…… 


最新惊人的数据：全球的爱滋病患者已达四百五十万人，有一千四百万人染上了爱滋病病毒，而每天有六千多名成年人和五百多名儿童受到爱滋病毒感染…… 


最令人震惊的是爱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原来爱滋病被视为“西方的妖魔”，与中国无关。我国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已发现爱滋病患者为43例，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5至10万人!这几年，中国发现爱滋病患者及病毒感染者呈激增的趋势。我不由得想起我在科幻小说《爱之病》中的预言，竟不幸而言中! 


1981年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发现了一种奇特的“超级癌症”。这年秋天，“超级癌症”在美国蔓延，无药可治。1982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命名这种新发现的传染病为“后天性免疫力缺陷综合症”。英文开头字母“AIDS”，先是被译成“艾滋”，后来被译成“爱滋”。 


我凭着科幻小说作家的敏感，注意到这种新发现的、危害广泛的“爱滋病”，并断言爱滋病必定会在中国敞开国门的年代，成为中国的巨大威胁。在1985年，当南方一家晚报约我写连载小说时，我就以爱滋病大举入侵中国为题材，写成十万字的“预言小说”，取爱滋病的谐音《爱之病》作为篇名。 


小说写了这样的故事：中国卫生部决定在北京建立爱滋病研究所，在新疆沙漠深处建立爱滋病医院，并成功地用中药制成“反滋一号”治疗爱滋病，引起世界的注意。外国派女特务潜入沙漠，盗取“反滋一号”配方。我公安部门在逮捕女特务后，宣布无罪释放。而我卫生部则宣布中国无偿培训外国医生，并公布“反滋一号”配方，因为战胜爱滋病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中国不实行技术保密…… 


这篇小说寄给那家晚报之后，他们以为题材新颖、故事精彩，而且立意很好，打算连载。就在连载前，他们把稿子送当地卫生部门审阅、这一“审”，就糟了!卫生部门说，我国迄今没有发现一例爱滋病患者，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多么优越，而这篇作品却写爱滋病已经传入中国，发表后会引起“误导”，引起“新闻混乱”! 


就这样，这篇小说被“枪毙”了。尽管我申辩既然是小说，那就意味着是虚构的，不存在引起“新闻混乱”的问题，可是毫无用场。无奈，我只得抽回小说。 


还好，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我把小说转给《成都晚报》，于1986年7月9日连载。后来，这篇《爱之病》收入我在1987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选中。 


从写作《爱之病》到今日，10个年头过去了。这篇小说已经被列为中国最早以爱滋病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当年小说所“预言”的爱滋病入侵中国，早已被证实。就连用中药治疗爱滋病，也被证实——在纽约的一位中国医生由于用中药有效地治疗爱滋病而门庭若市…… 


我已经多年不写科幻小说，也不谈科幻小说了。《中国青年》杂志记者的电话采访，才引出我对于当年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辛酸回忆。 


我写下我的几篇科幻小说的遭遇，并不是为了证明我这个“痴人”有多大的科学预见力，而是为了希望人们对于科幻小说采取宽容和扶掖的态度，爱护这朵百花园中的小花。 


我早在1979年所写的《论科学文艺》一书中，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 


“在历史上，伪科学一向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是阻碍科学发展的；而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总是向前看，是科学发展的热心的推动者。‘伪科学’这顶帽子是绝不可能戴到科学幻想小说作者头上去的。” 


愿“伪科学”这样的大帽子与科幻小说永远“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