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逝世成为了这次抗议示威的导火线[2]，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的悼念活动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在胡耀邦的追悼会当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有数万之多。尽管缺乏一致的目标和统一的领导，但抗议群众普遍反对政府中存在的权威主义并提出了经济改革[3][4]与政治民主化[4]的诉求。除了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抗议人群，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了七周时间。中国政府为结束示威活动，动用了军队驱散人群并引发了军民冲突，造成部份伤亡。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7000多人受伤；[5]但中国红十字会和一些学生组织报告称有2000至3000人死亡。[5]

驱散结束后，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打击活动，包括抓捕此次事件的相关人士，驱散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限制外国新闻社的采访活动，控制国内媒体的报导。很多曾公开对抗议群众表示理解和同情的党内人士遭到了批评，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遭到了软禁。

六四事件

一位不知名的年轻人试图阻挡坦克车队前进[1]
别名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八九学运、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参与者 大学生、工人、市民、军队、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及其他海外支援民运之人士
地点 中国北京长安街、天安门广场
日期 1989年4月15日-1989年6月4日
结果 军民冲突、天安门被清场，运动遭驱散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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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
2 简介
3 背景
3.1 运动的发起
3.2 学运酝酿期
4 八九学运
4.1 罢课潮爆发
4.2 四二二事件
4.3 四二六社论
4.4 短暂的缓和
4.5 五四70周年
4.6 绝食潮开始
4.7 赵紫阳下台
4.8 颁布戒严令
4.9 广场上矛盾
5 冲突与清场
5.1 木樨地附近
5.2 天安门广场
5.3 学生全撤走
6 六四清场后
6.1 舆论的耸动
6.2 中国各地区
6.3 大规模搜捕
6.4 逃亡与拯救
7 六四死难者
8 中国政府官方
8.1 民间与境外媒体
8.2 个人报导
9 世界各地的反应
9.1 华人地区
9.2 国际组织
9.3 亚洲国家
9.4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9.5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10 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10.1 事件定性
10.2 经济改革
10.3 意识形态控制
10.4 政治演变
10.5 言论和行为管制
10.6 群众运动
10.7 香港的反应
10.8 不同看法
10.9 二十年后
11 相关影视书刊
11.1 中国大陆政府查禁作品
11.2 大陆部分出版
11.3 书刊
11.4 纪录片
11.5 歌曲
12 相关人物、组织
12.1 学生领袖
12.2 中共和政府领导
12.3 知识分子
12.4 其他人物
12.5 相关组织
13 参见
14 参考文献

名称
普遍使用的名称还有「天安门事件」。「六四事件」尤指在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发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清场及军民流血冲突事件，清场过程被一些所谓民运人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血洗京城」、「血洗北京」、「六四血案」、「六四屠城」等等。而「八九学运」、「八九民运」则统称由1989年4月至6月发生的整个学生运动，也称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运动」等。中国大陆政府起初对此运动定调为「反革命暴乱」、「动乱」，后称之为「六四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简介
1989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改革派领袖胡耀邦突然逝世。[6]当时北京各大高校学生发起悼念活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游行，学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亦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放报禁、增加教育拨款、并提出民主选举部分领导人等要求。[7]

中共中央初期对处理学潮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8]，引发学生极强烈回响，号召更多学生返回广场，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热情，纾缓学生的不满。

5月13日学生发起绝食，学生情况广受报导，学运终於演变成全国各界大示威，中共领导层的矛盾亦日益突显，最终赵紫阳及胡启立等中共开明派领导人下台，北京实施戒严，共军集结市郊。

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共军开进北京城，与民众爆发严重流血冲突，抗议活动随镇压而结束，但余波未了。事后，全国展开大规模缉捕行动，赵紫阳所代表的开明派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受重挫，欧美多国向中国大陆实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国大陆改革陷入困局，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南巡和安排新一届领导上台才有所缓解，但终究未能消除派系矛盾，中国大陆短暂的自由气氛随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自此中央加强对传媒、以至后来的网际网路规管；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发连串政治效应。

学运起端於对4月15日病逝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学生透过悼念表达对社会各种弊端的不满，并随著民众对反官倒、反腐败、自由、民主的呼声高涨，学潮最终漫延全国。期间北京城区实施戒严，但未能完全平息民间抗议，在各派系互相角力下。1989年6月3日晚，中共中央最终出动共军进行驱散，并与北京群众发生冲突。

事后，中国政府继续抓捕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士，包括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及与军队正面冲突的群众。大批民运人士开始流亡海外，至今都未能回国；一部分普通参与者被抓捕及监禁、判处死刑，主要是因为烧军车，装甲车，杀死共军。由於各种信息亦真亦假，政府从此长期封锁有关信息，以免造成思想和政局上的混乱。但正由於长期的信息封锁，六四事件令一定数量的中国民众及国家对中国大陆政府的负面形象日益加深，以致相当部分人对该政府甚为不满，处处与之为敌，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经常受示威人士抗议。至今，各方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没有取得根本性的一致，尖锐的争议仍然存在。

背景
参见：改革开放及资产阶级自由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以求摆脱混乱、愚昧、贫穷。1985年，政府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召回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许多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有计划经济理论被弃守，国内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处於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巴契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严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会已浮现不安情绪。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发动大规模的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学生运动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学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学者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出党，为安抚俗称「左王」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这场运动被视为六四事件的远因之一。

从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全国人大会议已提出各种问题，包括通胀、粮食减产、工人骚动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动、贪污、人口高速增长。

1988年初，全国通胀达20%，年底城市通胀升至26%，粮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间囤积。粮食减产进一步深化囤积问题，当时中国会按指定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但价格依旧远低於市场价，产粮的利润无法与烟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於财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据向农民收购粮食。改革推进时，各地一批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数百万工人失业[9][10]，工人亦要面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和通胀压力，各地出现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纺织厂近1500名工人游行长达两日，另一家药厂的1100名工人怠工3个月。[11]同时全国流动人口急增，当时约4亿人散居於中国365座大城市，每年800万人流入城市。共产党内部贪污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有统计[12]指1987年共有15万名党员因贪渎而受罚，25000人被开除党籍，政府下令党员每年必须接受廉洁操守的考核。[13][14][15]

中国大陆俨然形成保守派与自由派的阵营。一些保守人士批评改革背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然而随著中国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深信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片《河殇》，公开呼唤「蔚蓝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国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先声。

1989年对中国来说具有意义。它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科学家方励之、诗人北岛已上书中央，要求把握契机，让政治松绑；全国人大会议亦提出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融合。

从世界的角度看，六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各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一环。六四事件发生当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数月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

运动的发起
在社会不安气氛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以73岁之年猝逝，加剧了紧张局势。胡耀邦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抗议社会弊端的学潮时，他对学生与知识分子表达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视为软弱表现，翌年1月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违反中共的集体领导原则[16]，胡耀邦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17][18]；1987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16][20]。

虽然代表开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续，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被提升为国务院总理。

当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邓小平后，有说他把烟头熄灭，「十指无力地交叉在胸前，没有一句话。过一会，就又拿起烟，狠狠地抽起来。」他要求夫人卓琳致电慰问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胡耀邦的评价和丧事安排，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大会。[21]胡去世不到4小时，新华社迅速作出报导，指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外界密切关注胡耀邦去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美联社、路透社均认为胡的猝逝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胡早已离开权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局。4月16日《东京新闻》发表一篇题为《胡的追悼活动是注意的焦点》，文章说：「追悼胡的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党和政府对追悼活动草率从事，很可能激怒民众。」同日，日本时事社指出适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民众不满通胀和官员特权等弊端，民主的呼声在学生之间高涨：「胡氏逝世会否引发类似天安门事件，正受人关注。」[22]

学运酝酿期
当胡耀邦病逝消息传回校园起，北大、清华以至上海多间大学等均挂满大字报和挽联，有学生成立胡耀邦治丧委员会，准备在校内设立灵堂，陆续有人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逐渐发展出对民主的诉求。4月1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场400人追悼会，有学生自由发言时说「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同日，西安市钟楼邮电大楼前的广场，亦有人挂上挽联说：「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7日，学生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过程中警察未能驱散群众，当晚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23]：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於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学生继续静坐，声援人数不断增加，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有警察与民众在新华门对峙[24]。其他城市情况相对稳定，上海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悼念活动很快和平结束。

此时中国的局势渐受关注。有说在一份中共内部的报告上称：虽然目前局势表面平静，但民间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随著五四运动70周年，「两件事应结合起来搞」，并警告悼念活动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会而推上高潮，呼吁做好疏导工作，密切注视校内动向。[25]

到了4月17日，香港《英文虎报》发表《胡耀邦逝世料会激励改革派》的报导指，「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著五四70周年临近……北京大学生可能会自发地组织民主活动。」当天，路透社一篇《中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的报导指北京发生「文革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4月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他们要求进中南海献花圈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学生6次试图突破警戒防线而未果，晚上更多学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与警方冲撞[26]，扰酿至20日零晨，警察把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新华门前仅剩下约300名学生，双方对峙，期间未有大型冲突。北京市政府用公车把学生拉回学校，有学生被拉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

面对学生连日的游行，中共出现两种声音，赵紫阳等人认为应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并要求警卫把枪上的刺刀卸下，尽力避免与学生肢体接触，但王震等元老怀疑运动受人操纵，背后用意是打倒共产党。

4月20日，李锡铭、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呈送报告。内容称，有人借题发挥，公开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反动言论，有人造谣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并公开号召大学生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到工厂、农村、商店动员各界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大字报指：「火烧中南海！」报告亦留意到活动趋於组织化，一些学校提出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以至成立修政宪法委员会，实行地方自治，实现新闻独立等。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八九学运
罢课潮爆发
4月20日凌晨，北大举行民主沙龙，学生总结历次学潮的失败在於没有统导，北大学生王丹宣布废除原有听命於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八个部，并宣布直至5月4日前，筹委会领导一切学运，并准备成立协调各校的「团结协会」。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争，以罢课争取民主。[来源请求]

这一天成为运动扩大的转捩点。当日新华社首次发表提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并在报导中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学运收歛，反而挑动学生不满，学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当天，陕西出现自胡耀邦逝世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新城广场的群众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来源请求]，下午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政府大院，停车场聚集1万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强行带走，激起群众不满，武警与群众对峙，但晚上6时刚好下雨，不少群众离开。[来源请求]

当日南京大学学生会门外亦有3000名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口号是「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南京大学还有标语说：「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来源请求]

4月21日，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华门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声援学生，但未获接收。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来源请求]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灵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并要求官方媒体报导学生悼念活动。[27]，但都未获政府同意。

当日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中间一人举著一条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长时间，为什麼没人理」，有工作人员尝试扶起学生，有学生泪流满面，更多学生齐喊：「站起来！」。这一场面引起全国以至党外内的关注，有一些党员回顾事件时指，不少老党员经历过学运，眼见学生下跪，领导人却不问不闻，心里感觉共产党怎会变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对象。[28]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举行，天安门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维持秩序，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东侧按学校列队有秩序静坐，不少学校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学生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有学生流泪，气氛肃穆。

追悼会下午结束后，学生虽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学生担心入夜出事，决定撤出广场，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

西安、长沙出现后来被称为「四二二事件」的严重骚乱。据报晚上5时起，西安有人焚烧二辆汽轮和五间房子，逃走时又有人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和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大举缉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占72人，西安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但大学生比例不详。长沙亦有20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当中3人为大学生。武汉大学生意图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纪云等人的劝告，决定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测政局不稳，但他重申三点：一是追悼会已结束，坚决劝止学生游行，要马上复课；二是严惩打砸抢行为；三是要疏导学生，开展多层次对话。[29]

同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倡议无限期罢课时，申明事件焦点已由「悼念」变成「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报导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共同社及日本《产经新闻》均不约而同指出，面对当前状况，政府可能会出动军队，其中共同社电文称：「北京学生领袖已开始敦促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运动行列，将严重动摇中共领导，中共届时或会不惜犠牲党的权威予以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与中共领导层同意会晤，由15名学生代表会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会谈，对话流产。上海市委则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当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处留白抗议，引起海内外巨大回向，最后报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因处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晋身中共领导层。[30]

四二六社论
事件扰酿至第十天，邓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员指游行已扩大至20个城市，坚信运动受极少数人操控，必须强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层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后，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经胡启立与李鹏审阅[来源请求]，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社论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31][32]

这份社论引起极强烈回响。社论在4月25日发表首天，北大校园晚上反覆播放其内容，一些学生骨干反应激烈，表示「要斗争到底」，一些学生对自己被列为「反党集团」而感到害怕，并指政府很快会抓人，更多学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坚持最少要罢课至5月4日。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与家长得悉社论后赶到往学校了解情况，该校党委副书记谢战原说：「不少同学都很震惊，觉得中央定调太高，这与之前中央的宽容精神很不相称，学生们很难接受。学生认为这不是在搞动乱，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领导不管是什麼人出来对话。」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同的示威，抗议社论，其中以长春规模最大。当晚吉林大学等校约3000名学生涌到省委门前，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并表明因为听到运动被定性为「动乱」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单位对此反应迥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学生召开记者会反驳「学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并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决定举行四二七大游行。由於四二六社论的严厉批评，学生害怕中共镇压故在游行前写下遗言。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示威[33]，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并未强硬阻挠，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有说[34]中南海接收国安、新华社、高校党组织共36份报告，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解决问题。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指，问题被社论深化，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及学生难以接受，批评社论令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余地；有报告批评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指：「为什麼这次学生游行，从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过程中，中共尝试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申明四二六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但学生对谁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词，纷纷要求推翻社论内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但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并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

然而在「定性」问题上，袁木重申立场，指运动背后被「长胡子的人」策划，「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现在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35]。

中共对袁木的对话大加赞扬，认为内容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观感相当迥异。有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后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学生批指责袁木回避实质问题。当时也有学生质疑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并非由「普选」产生，不具备代表性而拒绝参与对话。

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数千名学生游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短暂的缓和
自4月30日起，学潮表面有所缓和，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约30%高校生已陆续复课。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话题包括学生关心的反贪问题，言谈间陈希同说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仅数百元，不会参与贪污（然而六年后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36]

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与学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再次提七点要求，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惩处日前新华门殴打学生的人；反贪污、反腐败；并且尽快起草新的《新闻法》，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回大陆办报的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由全国政协出组成专家论证小组，检讨政府政策失误等。[37][38]

学生同时宣读《告香港同胞书》，申明这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旨在加快政改、反腐败、倡自由、对政府提合理意见，籍著建立完善社会制度，可加快祖国统一。「我们希望香港各界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斗争进行到底。」[39][40]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学生事前特别强调，游行口号必须排除反共口号。北京高自联则选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带领学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当天，新华社罕有地刊载学生声明的全部内容[41]。

在声明中，学生特别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覆，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这份声明随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5月3日派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反击学生言论。袁木在会上批评学生要求像「最后通牒」，无法接受，并指学生代表已然犯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讲话内容包括：

一、政府与学生对话不能排除合法的学生组织；
二，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批评学生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於政府之上，表现了学生「幼稚的冲动」；
三，请愿书带有威胁性质，「从请愿书中看出确实背后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是极少数人在背后制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何东昌期后亦指，4月22日三名学生「在封建的习惯下」跪求总理接请愿书，「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

袁木在会上只承诺，当5月4日出现大游行时，政府将平心静气待之，但袁木却说，对於「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42]袁木的答覆引起一些学生不满，但情绪似没有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高涨。有学生认为袁木强硬态度，可能是政府要动手的警号，亦有学生不满政府不承认自治联合会、把他们当成是「动乱之一小撮」，难以令人接受。

当天，高自联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明天是否去广场游行，在场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同一时间，广东一家向海外发行的报章《亚太经济时报》在北京筹划一场新闻界研讨会，该会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运动的精神，刚好碰上学潮，会上议题集中在《世界经济导报》查封事件，席间各人争论应否加入游行，最后会议拟定发起新闻界联署要求与主管新闻的中央领导对话，同时媒体员工可自愿参与学生，在五四当天一起游行。[43][44]

五四70周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举办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该文章由鲍彤起草，经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审核，期间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讲话中加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但赵紫阳认为目前气氛不宜加入该内容，事后赵紫阳亦因此讲话被指不听意见。

显示▼隐藏▲赵紫阳五四讲话撮要[45]
十一届一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惯彻实施，改革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条件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在稳定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不容易啊！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

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序、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怕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如果出现那种局面，中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根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 。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

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 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认清历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坚毅、沉著、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是当代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

赵紫阳的讲话一方面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亦强调学生的要求与共产党是一致，在学生之间颇获好评，5月4日北高联宣布，从次日起，结束罢课。此时大多数人认为，赵紫阳返京后，事件应告一段落；同日，赵紫阳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也说，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32]

人民日报当天在头版报导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报导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学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学生罢课，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导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绝食潮开始
此后一周，学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学生担心这种定性会为学业和就业带来极大影响，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共不「秋后算帐」，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看待参加者也是未知数。

5月13日，由柴玲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将学潮推上高峰。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们向全国发出绝食书，引用了毛泽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等语录，笔调极富感情色彩。

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多间医院乃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向应，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发动北京大游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开始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导。

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当日，苏联领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巴契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於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巴契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区进行的活动取消。此事对於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影响了中国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在学生前说：「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学生未有理会劝告。

由於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巴契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当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巴契夫时，在大批记者面前说：

「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认为这番话触发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上述讲话发表后，北京学生开始打出针对邓小平的标语，例如「小平糊涂」、「老眼昏花少而无能」、「八十五岁，尚能饭否」等等，而参加游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门的旗号，外交部、邮电部、国家体委、中宣部、国家教委、国中央、中央党校、求是杂志等等单位，都有干部参加游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进一步攻击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发动知识分子签名。

赵紫阳下台
 
六四事件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温家宝2003年成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仍然为中共掌舵人后，邓小平成为外界抨击对象。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会议，李鹏等常委把矛头指向赵紫阳，认为局势难以控制是他一手做成，并强烈要求采取果断措施，终止学潮。有说法[46]指赵紫阳当晚以「不能认同大多数常委意见」为由，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

翌日清晨，赵紫阳、李鹏等人前往医院探望因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当即撰写辞职信，内容说「我对小平同志和常委会议作出的关於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方针，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意见。为此，我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信件送交杨尚昆，杨尚昆把信件扣下，并劝赵紫阳顾全大局，收回请辞。[47]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会晤50分钟，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账，「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讲话后向在场学生鞠躬，学生们十分感动，或鼓掌、或哭泣，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48]

5月19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党政军部大会，由电视现场直播，李鹏强调政府必须迅速扭转乱局，呼吁党政军各级干部紧急动员，并宣布调动共军进驻北京市郊。此时外界已注意到，赵紫阳及胡启立并未列席，断言赵已失势。

颁布戒严令
赵紫阳夜会学生约5个小时后，北京戒严令正式下达。5月20日早上10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电视上颁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军队开往天安门，学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32]该戒严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来源请求]

戒严令说[49]：

鉴於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戒严令，由市长陈希同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列明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期间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同时禁止境外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场、企业、街道等单位采访，市内多处摆设交通路障。

戒严期间，广场上仍有逾十万民众聚集，媒体采访工作并未停止。当时市郊有零星流血冲突，但军队严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冲突并不严重，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泪，一些显得不知所措，事后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50]

5月21日，香港民众发起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数以百万的捐款送到支联会的户口。

此时政府与示威者展开最后的拉锯。5月21日，军方派出直升机来回到广场上空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51]。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参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51] 余志坚，26岁，浏阳市中学教师。喻东岳，22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记者。鲁德成，26岁，汽车公司司机。 余喻鲁在天安门城楼拉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大型横幅。下午2时40分，余志坚、喻东岳及鲁德成将预先准备好的颜料鸡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这3人因此被人权团体称为「天安门三君子」。在广场的学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无意推翻共产党统治，因此他们将3人送交北京公安局。他们三人最后被判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无期、20年、16年徒刑。1989年冬，余喻鲁被押回原籍湖南，在衡阳监狱服刑。喻东岳在狱中遭关押人士殴打酷刑，精神失常。2006年，喻东岳坐牢16年9个月后获释。鲁德成在1998年假释出狱。2004年，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余志坚在2000年获释。[52]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没有一人死亡。[51]

5月25日，广场上盛传赵紫阳被指控带领反党，同时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温家宝、杜润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级党政干部，据说被点名指为「反党集团成员」，同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公开接见外国驻华大使，显示他仍然掌权。

此时身处美、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取态备受关注。他在学运时正好出访多伦多，他当时说：「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51]正因为这一说法，外界当时期望他能以中国宪法上最高机关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严令、恢复赵紫阳的职务，但万里提早结束对外访问，5月25日凌晨经上海返回，期后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上海治疗，并没有回北京召开会议。

5月26日，新华社发放消息，中共元老陈云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萧克、陆定一、姬鹏飞、耿飈、黄镇、宋时轮等人，会议通过「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其后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称，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51]

5月30日至6月4日置於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画像前的民主女神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引起天安门管理处不满，指该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学生做法损害国家尊严。[51]

广场上矛盾
当时学生早已出现三大势力[来源请求]，分别是：吾尔开希、王丹、柴玲。吾尔开希与王丹两派，同属温和、理性派[来源请求]，两派同时主张撤退；只有柴玲一派主张留守。

在局势日趋紧张下，学生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显。他们的分歧在於：谁负责做总指挥？谁管财务？接下来应采取甚麼抗争手段？更迫切问题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来源请求]在「撤退」和「留守」问题上，高校学生联会秘书长王有才认为静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张尽快先撤回学校，再谋行动，但柴玲等人则认为必须留守，并指控主张撤退的人为「投降派」。当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入北京时，不同派别的学生争相抢夺这批学生[53]，而位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学生广播站，也成为占据的对象。学生领袖封从德（柴玲当时的丈夫，学联高级领导人之一）说：「大大小小的『政变』，每天总得二、三次。」[54]在学生眼中，谁掌管握广播中心，就等於掌握了广场上的控制权[55]，广场上不时传出学生高呼「审判柴玲」等口号。

就在三方僵持不下之际，香港演艺界5月27日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筹得逾千万元捐款，物资陆续运抵北京，为当时已现疲态的学运注入一支强心针。然而学生的矛盾并未平息。6月1日，柴玲及封从德指有学生在广场上意图绑架他们[56]，并公开点名几位学生参与绑架；有被点名的学生在电视上强烈否认指控，并在媒体上公开批评有人侵吞捐款[57]。一位从山东到北京声援的学生说，他之前怀著热情来到北京，但天安门广场已经变成外地学生栖身之所，广场卫生恶劣，静坐徒具形式。[58]

直到6月初，除了北大、清华、师大、人大之外，北京大部分院校已复课。[59]翌日，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的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张撤离的知名人士宣布在天安门绝食72小时，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开展和平对话[51]。刘晓波事后指，他们是为了劝退学生才加入绝食，希望令自己在学生之间拥有发言权，料不到这反而坚定了学生的决心；当面对学生高涨的掌声时，他们也觉得心情兴奋，把原先的理智抛诸脑后。[60]

冲突与清场
木樨地附近
6月3日星期六，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当晚6时半开始，戒严部队透过广播器、电台、电视，例如中央电视台等等，发出一则通告「……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1]。三、全市人民要顾全大局，坚守岗位，遵守戒严要求，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围观，自觉维护首都治安和社会秩序。……」[62]以及发出三段《紧急通告》并反覆广播三十多小时，部份内容如下：

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共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共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共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共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63]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64]。希望北京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65]

……戒严部队指挥部，绝不能置诸不理。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66][67][68]

军队入城后继续遭到部份民众阻挠。官方并没有透露实际开枪时间，陈希同只说，晚10时前后，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68]晚上10时后，木樨地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来源请求]

根据《中国六四真相》描述：士兵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部队前进一段，人们就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约有上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之中，但大部分立刻被送进了旁边的复兴医院[69]。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约500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当晚，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中共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击中致死，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的女婿。[70]

根据《天安门》，共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71]，赵洪亮表示，他身边有5个人倒在地上，他们就往回跑，又说：「一方面心里是害怕的状态，但是也有一方面呢赶紧把人名单给烧了吧」[72]。封从德表示，很多工人很多市民，拿著刀跑来广场，很生气地说：「你们还喊甚麼不能抵抗？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死了，你们不能这样喊！」[73]

根据BBC现场报导，共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但她所提供的影片，却完全影不到任何尸体或枪伤[74]。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表示，他双腿被军队坦克辗压[75]，丁子霖亦表示，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76]。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根据张伟国博士[77]综合外电报导，6月3日晚上十时过后，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据目击者说，军队向堵塞他们前进的群众开枪，有最少逾三十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伤者入夜后仍不停被送往复兴门外医院。

约6月4日凌晨以后，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立交桥附近以高速行驶，把载满正在与军人谈话的群众、学生、军人的另一辆军车撞翻，当场压死4人，其中3名是军人，包括被撞爆脑袋的军人司机，但装甲车并没有停下来，继续以高速行驶。当时不论群众或是军人都感到非常愤怒，有些军人甚至流出眼泪。[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