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显然没料到军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这个古老国家历来就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何况穿洋衣、扛洋枪、出洋操、出洋相。《中国与八国联军》（China and the Allies，作者Arnold Landor, 纽约1901年版）一书，记录了组建这支雇佣军的艰难：直到1899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10名士兵。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国人在青岛为华勇连征兵，但200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70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120名步兵和20名骑兵的规模。
威海卫英军华勇营得以比青岛德军华勇连留下众多史料，要得益于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华勇营服役期间记录了大量日记，并在1902年出版了回忆录《服役华勇营--中国第一军团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记录》（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这本现已成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忆录扉页，巴恩斯留下的献辞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可见巴恩斯对华勇营的推崇与怀念。
威海英军华勇营的“出色表现”，令他们赢得了英国军方更大的期许。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兵力上捉襟见肘的英国，只能从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抽调殖民军或雇佣军来华，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此时，华勇营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陆军军装，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华勇营从此也被称为“第一中国军团”(the 1st Chinese Regiment)。
1900年6月22日，华勇营192名士兵和10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5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英舰“恐怖”号已将第一批香港皇家炮兵（炮手多为印度兵）和香港军团（由华勇和帕坦人Pathans组成）的382人送到。需要提及的是，在当时参加八国联军的英军中，华勇营、香港军团和新加坡军团中的华勇们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在英国陆军部情报处（Intelligence Department, War Office）编写的战史《1900-01年在华军事行动官方记录》（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1901,伦敦1903年版）中，充斥着这几支部队如何协同作战的记录。
不仅是奋战在英国旗帜下的华勇营，即令被华勇营所镇压的、被西方普遍视为恶魔的义和团，也令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崭新的一面。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馆牧师罗兰?亚伦（Roland Allen）在其《北京使馆被围记》（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伦敦1901年版）中，对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热情大为感慨，他认为这种热情“在中日战争中闻所未闻，恐怕在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也是见所未见，这再次证明，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是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的，而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的率领下，为了他们不理解的事业，他们是不愿意打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