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在变化——如何评价知识分子的低头

张鹤慈 
看到有人指出在国民党面前直立的知识分子，到了共产党统治时，都低下了头。

这个现象基本是事实，但对这个现象的分析，如果不从共产党，不从中国当时的状况着手；而只从知识分子身上找毛病，非要强调只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就偏激了。

我想到了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的起义。纳粹占领华沙后，五十万犹太人被隔离。到43年起义时，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只剩下六万。起义的犹太人，只有二百人有武器。但和德国的正规军，包括坦克，血战了近一个月。华沙的犹太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二十多个。

难道那些前面被送进集中营的三十多万犹太人，就正巧全部都是软骨头？他们排着队，在音乐声中，进入毒气室；而后来那六万犹太人，就正巧都是英雄？他们差不多是赤手空拳，浴血奋战。

还可以问一问，为什么象傅作义这样对日本可以直着腰，对委员长也不示软的军人；不也是对共产党低下了头？国民党的军官，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哪一个没有低头？

再进一步说，就是共产党自己的地方势力；不论是山东的黎玉，广东的方方，还是最典型的海南岛的山大王，对国民党没有低头，对毛泽东的正牌共产党，也是低下了头。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不会懂得，这个有力而无形的“势”。

历史上有过，某某君主提倡胡服，提倡细腰。但你可以不穿胡服，不节食。最多是招君王不喜欢。但当“势”已经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时，你难道可以苛求那些剃头的人？

国民党时期，在自由多和少的条件下，背叛自己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从统治者那里分一杯羹。这个诱惑，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顶得住，而在毛泽东时代，在自由有和无的条件下，背叛自己的良知，是为了不进监狱和保住脑袋。这个威胁，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顶不住。

准备写一点，给年轻人看；没有在过去所谓的“最”的年代生活的人，不清楚当年毛泽东时代的集权统治的厉害。他们不清楚在权利和道义都在官府下，社会被控制的严密和恐怖。

在谈过去的知识分子，谈右派时，现在有一股对当年知识分子的完全否定的趋势。

在权利和道义都在官府的时代。当年的一般老百姓如何？所谓的非知识分子的一般人民如何？

举两个例子：过去没有上访，也就没有截访，但也有截，是截要饭。饿死也只能够死在村里；而且当年截的相当成功。

与死亡距离稍微远一点的人，去截马上就要饿死的人，晚一点会被饿死的人去截早一点要被饿死的人。

另一个例子是：60年代初，因为没有饭吃，中共把1000万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在城镇，一个人还有30斤左右的粮食,可以保命。

而当时的农村，家家戴孝，户户白鞋的村庄已经很普遍。就这样，明明是走向死亡，1000万人都去了。当年城镇人口，我记得是只有六，七千万人。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当年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这个区别可能比现在的美国国籍和中国国籍的区别还大。北京郊区的农村女孩，会嫁到寸草不生的唐山盐场的劳改队，去嫁给一个劳改释放犯，而中国的农村，又是最看重成分的地方，大量的成分高的地富的儿子一辈子打光棍，这些女孩子们就是为了这个城镇户口，为了能够吃国粮。

如果明白当年人民的情况，就明白当年中共统治的残酷，就不应该单单苛求知识分子。当年的反革命，右派在群众眼里，就象是萨斯病的病人，只是远远的躲开而不去踏上一只脚的人，是你谢天谢地遇到的好人。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带来的弱点，从旧知识分子向现代化转型中，西学东进时的失误等，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但不应该简单的完全否定当年的知识分子。

当年知识分子的整体屈服，的确是那一代人的耻辱；但能够说当年的知识分子都出卖了自己的良知？我觉得只是他们辜负了自己的良知，但不认为是出卖。除了那些为虎作伥，揭发检举的人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只是在面对灾难时，尽量的争取少一点灾难而已。

说一句刻薄的话，当年知识分子就是想出卖自己的良知，都找不到买主。共产党根本不在乎这些知识分子的表态。当年的知识分子，当年的右派的低头认罪，并不是想用自己的良知换一个好价钱。认罪不认罪，反正是一律下地狱，低头认罪，只不过是想别下到最底层。

今天的人可以高调的批判当年的知识分子，但是，你们看看他们的遭遇，

看看那些已经低头认罪的右派的遭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今天责备他们，就是他们没有一直下到第十八层？就是没有象林昭一样的死去？

回到今天，为什么我会对现在的低头认罪苛刻的多？

我的回答很清楚，今天的“势”和过去不一样。林昭被枪毙，当时知道的人，可能不到三位数。而今天，一个人早上被拘留，下午就可能会在国外报道。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过去，我不喜欢一些人的过分自恋：有没有伤疤，就叫什么被暴打；被隔离了几十天，就叫人间蒸发。我的父亲，八年没有一点消息，我们也不会用人间蒸发这样的词，因为我们知道，人是被公安部带走的，应该在公安部的某个监狱里；现在没有接到死亡通知书，父亲应该还在人世。可以用人间蒸发的，只有象储安平这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人。

同样，一些人，可能是有意或无意的过分的渲染自己，什么流放是除了死刑以外的最高刑罚，什么被捆在椅子上就是最大的酷刑等等。我也很难接受一些人，动不动就拿死出来说事，不论是自我宣扬还是为别人辩护。这些英雄和英雄的辩护士明明知道，他们离死还有十万八千里。

令人不解的：那些对四，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软弱最苛求的人，同时也就是对今天低头认罪辩护最起劲的人。

同样是这些人人，对生活在真正存在死亡威胁的年代，在只是因为言论就会被判死刑的年代，冷嘲热讽；嘲笑这些人没有宁死不屈；而对在根本并没有死亡威胁的情况下的屈服，却拿不可以要求别人宁死不屈来为一些人的软弱开脱。这才叫咄咄怪事！

镇反，反右，文革，六四，都和现在不一样。过去没有民间道义的支持，没有国际舆论的声援，无声无息的就可以把一个人灭了，没有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吭一声；没有人权组织，联合国的机构过问。不要说抗议，签名，就是媒体的报道都一字不提。律师根本不存在，如果有什么审判，也是游街示众的杀鸡吓猴，法院前几排坐的都是重点教育对象；死者的家属只能是去交子弹费，而今天，判刑的家属差不多都可以说话，都可以和海外媒体说话，甚至有的可以到国外说话。过去中共的镇压，几乎是零成本，杀一个林昭，子弹费都由家属出；而今天，中共的镇压就必须付出成本，所以中共也必须要考虑到成本。

储安平说过，国民党的统治下，是自由的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的统治下，是自由的有无的问题，我觉得，这句话今天可以改一下，毛泽东时代是自由的有和无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是从自由的有和无转向自由的多和少的问题。当我听到一个因为六四，关了18年，最近从监狱中释放的犯人，在监狱服刑期间，得到了两个学士学位，我觉得，今天我对中国在开始转向自由多和少的判断，并不过分。

今天，如果承认中国是的自由从有和无的时代，转向为自由是多和少的时代；那么，我们对人，对事，也包括对自己的标准当然可以更严格一些。

张鹤慈11、07、07
墨尔本

── 原载 自由中国论坛
Friday, July 1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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