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企改革的思考之一
汪明珠 
一、 血案过后的对恃

7月24日吉林通钢事件引发震惊中外的国企改制血案后，7月26日，原来从通钢集团分离出去的70多名七道沟铁矿工人，再次在通钢宾馆前打着“我们要生活孩子要上学”的横幅进行集聚，表达他们要求回归通钢的诉求，并再度引起群众围观。

7月27日下午，在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首次通报了事件经过。王喜东说，虽省政府宣布建龙集团永不参加通钢重组，但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的方案是经过约4个月、对比众多战略投资者方案后确定的，履行了相关审核、审批手续，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仍是最有利于发展的方案，也符合全体职工的利益要求。

吉林省国资委的这个通报所反馈出来的信息，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它反映出吉林省国资委希望借此通报，挽回他们作为政府领导与管理者身份，在本次事件中实际上所扮演的肇事者角色的不良印象；另一方面， 7月24日晚上8点后吉林省国资委向通钢职工紧急宣布，建龙集团“永不参与通钢重组”的决定，是否已经出现反悔或动摇，不得不引起人们怀疑。

大规模的暴力对抗虽然暂告结束，但较量却以另一种激烈的方式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 8月1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

看来，建龙集团或吉林省国资委试图绕开通钢职工，改变通钢股权结构的反扑图谋，随着这份“通知”的出台而受到严重挫折。因为以建龙集团在通钢职工中的印象，要想职代会通过一个令他们感到满意的控股方案，显然已不太现实。

另一方面，通钢事件中陈国君不幸殒命的人命案，在暴力对抗暂时结束以后，已引起政府高层的高度关注。

新京报7月31日报道，通化市公安局于7月30日成立处置“7•24”事件指挥部；7月31日，吉林警方成立专案组侦查通钢总经理被打死案。

新华网8月7日报道，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常明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钢集团群体性事件，导致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死亡，令人痛心，公安部及吉林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案件非常重视，就有关侦破工作专门作了批示，要求尽快破案，严惩凶手。吉林省公安厅、通化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并立案侦查，多方收集线索，加大侦破力度。

处置“7•24”事件指挥部总指挥、通化市公安局长纪凯平要求，市区公安分局和市局机关各相关部门要打破常规，摸清查实“7•24”事件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核心、骨干成员，各参战单位要树立花钱买情报意识，对重要和核心情报信息，必须舍得投入。通化市局拿专项经费给予必要保障，以及时获得有价值情报。

同时，纪凯平还要求，各级公安人员要掌握通钢职工群众对立案侦查的各种反应，严防再次引发事端。

一边是要努力破案寻找杀人嫌犯，另一边却要高度注意民意对侦察的各种反应，防范再次引发事端，如此进退维谷的处境，难道反映出在该血案的处理上，存在一个关乎事件公正性或在内在动因上考验执政者道德标准与水平的是非矛盾？公共权力陷入到社会治理的这种尴尬状态，算是一大奇观了。

那么，“7.24”的群体抗争过后，作为社会次序的维护者，政府公权力在对这一血案及其矛盾的处理上，如何对待导致血案发生的矛盾真凶，又如何处置直接造成陈国君不幸死亡的肇事者责任，在这个矛盾对立的两者之间，对于公平地维护社会正义，特别是维护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将是对公权力合法性和执政能力的一场是非与道德的检验。

也许，7月27日吉林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强调，24日的通钢事件“是极少数担心既得利益和别有用心者制造的一起严重的群访事件”的定性发言，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于权力部门能否合理地惩治元凶的公正性感到怀疑。

二、资本驱使公权在国企改制中上演的通钢“改革”

通钢集团作为一个年产700万吨钢的国有企业，在2008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244位，是吉林省最大的省属钢铁企业。但吉林省的这个钢铁巨头，因为其国有企业的经营属性，象所有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一样，也无可例外地一直在上演着一场表面繁华而生存艰难，并日益衰落的老大难旧戏。因此，改革也是通钢一直在寻求的出路。

2005年7月，吉林省国资委着手对通钢集团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整体重组，要求企业在重组后形成1000万吨产能的总体目标，而且指令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个改制任务，在此要求下，它直接将建龙集团推到了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通钢集团面前。

对建龙入股通钢的情况，当时身为通钢董集团事长的安凤成的反应，也只能是对向他了解情况的其他管理人员激动地发火说：“你问我，我哪知道？”

在这一限制了时间与合作对象的匆忙的改制过程中，为了按上级指令，完成对吉林省这个最大的钢铁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制，在面对河北德龙钢铁和吉林铁合金两家积极准备进入通化钢铁的企业，因为突然被告知建龙将入股通钢，和不满意建龙的规模和没有技术优势，而先后退出重组计划的不利形势下，通钢集团管理层在改制操作中，只能被动地应对建龙提出的入股要求。

新组建的通钢集团并没有因为建龙集团的入股，而产生实质性的经济效益。吉林国资委当初在《关于对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重组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在两年内形成年产1000万吨钢规模，这个作为改制主要目标之一的经济指标，在三年后都一直没有能够实现。建龙集团懂事长张志祥在建龙入股通钢后，曾承诺把通钢变成与世界上管理最好的钢铁厂媲美的现代化盈利企业的蓝图，多年后也只一直是一个泡影。

相反，随着建龙的入股，通钢的利润逐年下降。“建龙除了强硬的成本控制和利润第一外，并没有在技术和管理上拿出让通钢职工信服的本领，尤其是管理上的粗暴和缺少方法。”一位叫白建国的通钢职工举例说。

建龙集团当初承诺增加大批新设备的计划一直不见动静，在投资生产方面也没有什么积极的举动，他们甚至没有对原有的生产设备进行过应有的正常维护。

资本积累的贪婪性，却让这个改制后的企业在对待财富创造者们的待遇方面，暴露出赤裸裸的剥夺与压迫者的面目。

通钢原来在运送钢胚的时候，采用的是手工运作，非常危险。后来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技术，用一种液压的系统来运作，代替手工运出钢胚。这个技术性革新改善了操作工人的安全生产环境。但是在建龙入股后，为了节省成本，它竟然放弃了这项技术革新成果，让工人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方式，用手工的方式去运送钢胚。

2008年年底建龙管理者宋凯的死亡，实际是对建龙管理方式的一次严重警告。那天晚上炼轧分厂厂长宋凯在巡视车间时，发现一位员工因为圣诞节而在饮酒后上班，宋凯当场严厉地作出了让这位职工下岗的处理决定，这名员工在酒精作用下，当即杀死了宋凯。

建龙派来实际掌控着通钢命运的总经理陈国君，一向对职工实行严厉的管理，他可以因为职工忘记扣上风纪扣这样的小事，而对人们进行毫不留情的高额罚款处理。

但在对工人们收入待遇的处理上，却又是一种与其严厉管理不相称的令人失望的现实。在建龙入股后通钢职工的工资曾经短暂地上涨过一倍，但后来却又逐渐减少，到2008年竟然又退回到了2005年的收入水平。

建龙入股通钢期间，一方面积极准备对在岗的国企职工进行全员下岗，一方面又在准备大量吸收在他们的征地活动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工厂，打算使用更底的工资待遇让他们取代现有职工。这项工作已经进入了前期运做阶段。

年初建龙已经在实施一个新增5000人到通钢从事维修工的计划，第一批500人已经进入车间实习。 这些连拧螺丝用什么型号的扳手都不知道的学徒工，工资竟是师傅的3倍，每月达到4000多元。他们的出现直接成为现有工作人员的生存威胁。早在今年三月份，一些通钢员工就到办公楼进行过抗议集合。

但作为建龙方代表的管理层，他们的工作报酬却让通钢职工望尘莫及。据传建龙派驻到通钢的高管陈国君的工资，是普通职工的上千倍，达到年薪300万元以上。而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的月收入只有二、三百元。

2008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6月以后通钢的经营每况愈下，多数职工甚至在严寒中得不到供暖。到2009年2月，通钢亏损达到10亿元人民币。

这种局势下，建龙“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退出在通钢的全部股份的撤资决定。年初的两会期间，通钢懂事长安凤成公开向职工们说“建龙已经撤资。” 得知建龙撤资的信息后，抗议建龙操控通钢的员工点燃了烟花鞭炮，大事庆祝。

三、公权在资本操纵下表演的封锁、欺骗、压迫、退让直至死亡结果的悲剧轨迹

2008年年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进行救市，这些大量流入钢铁等基础建设领域的资金，立即使已经处于严重亏损的通化钢铁迅速扭亏为盈。2009年6月份，也就是建龙集团宣布从通钢撤资的第三个月，通钢实现近7000万元人民币的盈利效益。

见此经济回转的大好时机，资本经济赤裸裸地表现了它的掠夺本性，同时也将它无坚不摧地腐蚀一切不受制约权力或势力的魔力，明白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通钢经营一片兴旺的红火形势下，7月中旬，建龙集团及时作废了它已经决定退出通钢的撤资计划，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展开了对通钢集团的兼并控股行动。

7月22日上午，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召开通钢干部开会，会议议题是“通钢向何处去”，就通钢经营好转后的发展问题进行兴致勃勃的讨论。

7月22日，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主持召开主任办公扩大会议，宣布建龙集团再次以66%的股份入主通钢，并进行控股经营的改制信息。当天晚上建龙回炉通钢的消息传达到副处级以上干部，会场气氛当即呈现出一片震惊……

7月22日下午，吉林省国资委向通钢集团高层传达建龙集团向通钢集团增资并控股的决定。通钢管理高层对于这个突然的通知性信息， 表现出措手不及的反应。懂事长安凤成和3名通钢集团副总经理对此表示了一致反对，拒绝在相关文件上签字，并提出集体辞职。

面对通钢管理层的抵制，吉林国资委当即决定对集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权为我用的主政观，在资本的掠夺性操作中也表现得同样赤裸裸的狰狞。与此同时，建龙集团控股的消息象火药库被引燃一样迅速在通钢爆炸。

亏损就撤资，见到利润就杀回马枪，而且来去自如畅通无阻旁若无人。法律赋予国企职工的应有权益，在掌握民众命运的政府公权和资本的联合夹击中遭到完全的剥夺。这种赤裸裸的资本吞并和凭借公共权力的合法操作而进行的公然掠夺，在一群已经和即将遭到剥夺的国企职工面前，打着国企改制的旗号已经在中国大地公然上演了整整十年以上。这种无耻的损害与剥夺必然遭致的反抗，甚至杀戮报应的后果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本能的生存搏杀。

实际上，在传达建龙控股的同时，作为主宰通钢职工命运的“上面”权力，已经作好了对付职工抗争的准备。相关民警透露，7月22日他们已经接到对通钢进行布控的命令。无疑，对悄无声息地进行抢夺性改制可能招致的暴力对抗局面，相关方面一开始就已经成竹在胸了。

7月23日晚，通化钢铁公司家属区出现召集群众第二天8点到广场集合抗争的小字报。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要求通化市公安局和通钢集团，对号召职工联合抗议的小字报连夜进行清理，并对张贴小字报人员进行掌控或训诫。政府公权一如既往地使用封锁信息的阴暗手法，并试图对民众的合理抵制联合进行切割瓦解。民众不是弱智，当公权在掩耳盗铃地愚弄公众的时候，血案的序曲实际已经开始凑响。

7月24日，建龙集团操作控股通钢行动的第一天，建龙集团张志祥、李明东和陈国君等高层领导，准备从早晨开始，找通化钢铁各层次干部职工进行控股谈话。

7月24日早上8点多，通钢退休职工吴敬堂在通化钢铁办公大楼门前，拉起了“建龙滚出通钢”的横幅。横幅是这位退休职工连夜赶制出来的抗议工具。但吴敬堂这个举动立即遭到对立方的强行扯夺，暴力行为使这位退休工人摔倒在地，这个暴力的发端迅速向整个厂区和职工蔓延，内退人员、职工家属，以及分散在通钢周围的相关社会人员开始纷纷聚集。

通钢办公大楼前迅速集聚起3000多名抗议人群，他们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等标语，高喊口号，抗议队伍在迅速扩大……

这时候，建龙派往通钢的负责人陈国君正在通钢焦化厂与相关管理领导谈话，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坐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的危险形势。

10时30分左右，陈国君进入“老焦化楼”，他还在幻想以企业领导者的身份安抚人心。这时候人群已经封堵了铁路运输线，接着 1、2、3号高炉停产。工人们高喊着“建龙滚出通钢”，要求陈国君离开，人群开始冲击焦化厂办公楼。陈国君在保安的保护下避开人群，来到焦化厂办公楼二楼，保安锁上了两道铁门，他们试图保护陈国君的安全。

但激愤的人群用暖气片撞开了二楼的防盗门，对陈国君进行了第一次群殴。面对暴力侮辱，陈国君一开始十分还十分愤怒，他要求现场的通钢领导人指认出殴打他的工人，准备在事后追究这些暴怒的人们侵犯人权的责任。

“通钢的事情与你们无关！”面对汹涌的愤怒人群，陈国君还在行使企业管理者发号施令的权力，他要求人们立即返回工作岗位。“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从话语中看出，陈国君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处境，仍然坚持说他“带来了几千人，三年内不要通钢一个人。”陈国君不可一世的语气，无异于一道让自己付死的符咒激怒着愤怒的人群。
此时，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正在远离厂区的通钢宾馆，暂时没有受到抗议队伍的冲击，但迅速集聚的抗议队伍所显示出的震慑人心的气势，使这位颇具魄力的民营企业家迅速判断出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上午10点半，张志祥在武警的保护下撤离通钢宾馆。

上午11点前后，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下达调集警力对现场布控的指令。中共通化市市委书记齐晓光要求，在场的通钢集团领导提供闹事者姓名。与此同时，焦化厂附近数百名防暴警察和武警进行了布控。

随着事态失控，陈国君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12时10分，陈国君通过电话送出来自己被围困殴打的情况，称自己处境十分危急，要求得到解救帮助，陈国君此时只穿着一只鞋，在慌乱中他的一只鞋子跑丢了。

接到陈国君的求救信息，副省长王祖继下令要求与会的通化市公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全力实施解救。

下午2点以后，随着抗议队伍堵住通化钢铁的5个厂门，7号高炉停产，整个企业陷入全部停产状态，周围集聚的群众达到数万人。在一片抗议声中，通化市通钢协调办主任于连才被误认是“建龙的人”而遭到殴打，他被打晕在地后，被人们送进通钢医院；通化市副市长巩爱平的秘书宋玉清被暴怒的人群打断两根肋骨。

下午4点40分，愤怒的人群将陈国君逼到宿舍楼的某个办公室，人们对陈国军进行数度殴打后，将他从二楼楼梯上踢下，仰面倒在一楼门口的陈国君，喘着粗气已不能动弹，伤势非常严重，但仍然遭到一些人用砖头杂物进行的攻击。此时的陈国君，人已经“看不出模样了，衣服黑糊糊的，头朝外，不能说话，光哼哼，吐字不清。”一现场目击者说。

事态彻底失去控制。下午3点半左右，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崔杰在警车内向聚集在焦化厂的抗议者宣告，“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合作的通知，但遭到抗议者投掷石块的攻击；

下午5点左右，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到焦化厂，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议；晚上8点左右，吉林省国资委《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文件开始散发到职工手中。

得到重组方案“永久作废”的消息后，人群开始解散，抗议活动随即结束。

晚上11点左右，被武警发现的陈国君生命脉搏消失。尸检报告显示，陈国君 “颅骨骨折，颅内出血”，显示出虐杀者们的暴怒与无情。

一个企图绕过民众眼睛而在权力单方面操作下的资本兼并计划，在屠戮生命的悲剧中，以宣告权力操作的失败而暂告休场。

四、权力面具下杀人元凶的真实面目

逆来顺受一向是中国人自以为聪明过人而崇奉的处事哲学，在大伙隆的集体行动中动手打死人，冒着杀人偿命的风险不符合中国人的性格，也是令人不可理解的行为。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也许，在人们的生存受到你死我活的排斥性选择要挟时，本能的抗争就成为必然的动力，而且会以猛烈的程度表现出来。
通钢事件中杀死陈国君的凶嫌们难道也面临了这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吗？如果没有，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起人命关天的血案呢？

生命尊严是不容许被随意屠戮的，死了人自然需要追究凶手的责任。在我们这个将生存权作为人权主要定义内涵的所谓“特色”国度里，对陈国君死亡血案的破解，不仅仅是维护生命尊严的必要，对于以掠夺为最终目的的权力和资本的联合操作，或许还有着更重要的破解反抗压力和舆论引导上的正义性的表演意义。

从7月24日早上8点多钟，退休职工吴敬堂在通钢办公大楼门前拉起“建龙滚出通钢”的横幅，被扯夺横幅的人摔倒在地的争斗开始，在引发全厂职工集结抗议后，发展到全厂7个高炉陆续全部停产，暴打政府官员，打死兼并方负责人，并坚持在得到决定职工命运的国资委作出明确的退让答复后，才交出生命垂危的陈国君，人群解散。整个过程有如一场迅疾的风暴，中国国企改革十几年来郁结的愤怒与反抗的能量，象被压抑了很久的火山突然喷发出来。

人们对通钢血案本身投注的目光，也许远远没有社会对中国十余年来国企改革的反思更加关切，或者投注了更多的疑问与思考。

一个在国企改制的社会变革中，被社会的公权力无情抛弃的下岗群体的命运，似乎是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才突然清楚地推到了世人面前。

当人们将目光投注到这个多年来一直被忽视，并遭到严重剥夺的社会群体身上时，对他们的悲惨遭遇所引发的命运的观察与思考，也许会让人们从对通钢血案的震惊与意外中得到合理的答案与解释。

在社会以畸形的甚至是邪恶的姿势呈现或运行的时候，失去社会正义的矛盾状态，就决定了这种社会的暴力本质。

当火种和炸药埋下后，大爆炸与火山喷发等待的就只是一个时间或偶然的诱导因素了。

那么在通钢事件中究竟是谁充当了杀死陈国君的元凶呢？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假如陈国君不死的话，通钢工人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现实的命运结局。

建龙入股通钢后的几年，通钢下岗和退休职工每月只能拿到二、三百元工资，而资方代理人陈国君却以普通职工上一千倍以上的畸高收入生活着，这是一个显示公平激发反抗的角度；

无论从一位合格的民营企业高层管理者，在追求资本利润或企业效益的决策思维中，所应该具有的资本逐利性行为出发，还是从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的陈国君这位认真、严厉而执着的建龙资本代理人，所进行的一方面大量裁员通钢职工，一方面又积极蓄谋使用周边出让土地的农民，准备用更加廉价的工作报酬换取企业最大利润空间的操作；

陈国君在生死的最后关头仍然坚持 “三年后让通钢姓陈”，“让你们全部滚蛋”等言行轨迹，所有这些残酷的所谓国企改制现实，都决定了一个十几年来为中国国企下岗职工们，已经在痛苦承受的无情事实：要么饿死，要么让资本死亡以便消除它剥夺中国工人的现实威胁。而后一条，在被剥夺了正当维权渠道以后，人们剩下的唯一出路就只能是杀戮。

宪法、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法、劳动法、工会法、合同法、各种红头文件；党委、纪委、上级机关、职工代表大会各种组织，等等，中国工人表达利益诉求的法律和渠道，似乎有着世界上最完美最充分的权利。
但所有这些明确、多重、复杂、庞大的保障体系，却全部是形同虚设，中国国企职工照样遭遇了十几年来一贫如洗的公然剥夺，通钢悲剧照样发生了，一直到今天陈国君惨不忍睹的死亡。

白纸黑字所写的这些名目繁多的保护职工权益的条文或法律，在政府公权失去社会的有效监督后，早已是一道道供权力把持者们玩弄的程序性游戏。就象宪法上明明写着公民拥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举国上下竟然看不到一场民众真正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的示威游行；又象宪法明明规定公民有选举权，但中国政府的公权力却与公民的选举毫不相干，而一直在以私下交易的任命方式产生交替。

正如这些背离了法律文字规定的实际意义，而在中国社会的治理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离奇操作把戏一样，中国国企职工的应有权益，早已被公权力把持者们耍弄得体无完肤，惨不忍目，而这次陈国君的死亡悲剧，只不过是在某些偶然因素下引发的典型个案。

8月1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就企业改制中保护职工权益和监督权作出规定。

这或许是一个信号？中国政府在对通钢事件中表现的权力的非法掠夺进行正义的否决与打击？至少让那些借着公权的名义，干着偷鸡摸狗勾当的人们无法理直气壮地侵吞掠夺吧。当然，更有可能，这是又一次程序的把戏，只是为了给公众上一点眼药。因为此前如上文所述的无数保障措施与法律，都没有能保证人们的权益，怎么可能相信这一次的一纸通知文件改变局面呢？何况，在“中国特色”的箩筐下面，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组织，甚至连一个权力小卒子的角色也谈不上，除非权力斗争中让它中了这一次彩头而已。

多少年来的国企改革，早已形成对普通民众进行无情掠夺的有效“维稳”模式，命运与国企相连的人们，一直在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贫困被边缘化的这场“改革”，当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只有抗争才是唯一的活命出路时，陈国君之类人物遭杀戮的命运是否就只是一个时间的早迟问题了呢？

中国的国企改革中，公共权力与资本勾结后所演示的赤裸裸的压迫与掠夺，在政府没有考虑为被改革牺牲的民众提供生存必须的社会保障条件下，当市场经济成为一个掠夺的美妙借口时，政府公权将民众逼到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生存悬崖后，死亡应该是早就注定了的一个悲剧定式。

在通钢事件这样震惊世人的血案和抗争中，作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和工人日报等全国性维权渠道，表现的集体失语现象，反映出通钢事件绝不是通化市一个地方的孤立问题，而突显出中国社会公权力的体制矛盾和执政宗旨，这是一件非常清楚明了的事情。

躲在合法权力后面，借助国家公权进行掠夺压迫，将民众逼到生死悬崖进行义无返顾的搏杀，杀害陈国君的这个不公正权力的元凶面目，不是已经暴露无余地展示在阳光之下了吗？

五、国企问题是中国社会民众遭到剥夺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的国有企业现象绝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营模式问题，它实际包含的社会矛盾与改革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涵盖了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全盘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在对民间资本进行掠夺式改造后，引导国民选择了一个大锅饭、窝里斗的所谓“全民所有”的国企经营模式，这个模式甚至将几乎所有国民的生活内容都全部涵盖到这个“国企”局子里面，使中国社会深陷于一个没有动力缺乏效益的僵硬内斗的社会经营体制之中。

国有企业产权不清职责不明，腐败内耗效率低下的衰败特征，在中国社会缺乏权力制约机制的政治背景下，在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的混乱逻辑下，给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创造性所造成的伤害，一个触目惊心的概括都无法穷尽其罪恶之万一。
这个所谓的国有体制一直到它的罪魁毛泽东去后，到共产党内的开明派人士邓小平主政时，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虽然邓小平仍然不可能逃脱一个将自己凌驾于全民和国家之上的政党的纲领制约，但他在打破这个政党多年诟病中所显示的魄力和能力，今天活着的共产党人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相比较。

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大潮中，吴敬链、朱熔基等一批具有改革意识与魄力的学者和领导，终于继中国社会的农村改革后，开始对国有企业这个巨大的社会运行毒瘤，进行探索式的治理改革。

要打破一个自诩为伟大正确的政党五十年的国营治理思维，而且是在社会的政治环境不加改变的条件下进行改制，显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改变。在这种前提下，奢谈什么社会公平、经营制约、平等发展地创造价值，显然只能是民众的一种美好愿望，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徒叹只手难补天的悲叹。

首先是改革所处的社会治理环境问题，一个自身机制缺乏效率与公平的政府，是不可能为国企改革提供公平和效率性的思维与操作保障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国企改革只能是一笔得过且过的糊涂帐。充其量只不过在民众反抗强烈的地方或时间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付选择，临时性地或个案孤立地表现出某种片面公正。这也就决定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众必须唤醒自我利益的保护意识，反抗越激烈被剥夺者得到的临时公平，机会可能就大一些，通钢事件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写照。

吉林省国资委完全绕过通化钢铁的职工和管理层，让一个民营企业在国有资产中来去自如，在刚刚宣布摆脱一个亏损严重的经营局面后，一转身发现这家伙竟然有利可图，立即出手，通过政府权力要在24小时内操作一个急欲完成的吞并计划，但在遭到民意强大的反弹抵抗后，又不得已地由拥有为生杀大权的国资委出面，在4小时内三次作出“暂缓”、“终止”、“永不”的不同表示，只手遮天地否定建龙集团对通钢增资控股的企业改制决定。这不仅是对死了人的反映，更是对民众决定社会改革的正义力量的恐惧与让步，是中国民众力量在国企改制抗争中取得的标志性胜利，也是民众日后维权的成功借鉴。

除了通钢事件中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情况外，实际在更多的国企改制中所发生的情况，不可能象这次一样由职工决定权力的走向。而国企改制中所实际面临的情况和问题，却都有其客观的和人为操作的复杂性与艰难性特点。

但不管情况如何复杂与艰难，最终的结果，也是最好的改制路子，自然是在玩弄法律程序的条件下，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封锁信息切割联合的操作下，让权力或与权力沾边的人得到好处，而无权无势的职工注定只能为此所谓改革付出牺牲与代价。即使你流离失所卖身跳楼，也无关权力者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

国企现象或国企改革的腐败与掠夺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众被剥夺被边缘化的社会矛盾，随着中国绝大部分中小国企悄无声息的改制结束，数千万国企下岗职工已经用他们苦难、贫穷、绝望的人生承担了十余年的悲惨代价。

通钢事件是大型企业遭到剥夺的一次民众力量展示，尚有一大批大型国企面临改革考验。无论是已经在国企改制中遭遇剥夺的数千万被牺牲者，还是象通钢这样即将面临剥夺命运的国企职工，他们的力量，他们被剥夺的灾难人生所必然产生的社会性反抗，对于中国社会自诩为伟大正确的管理者，无异于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息封锁下进行的贫困化的剥夺，其非法和不得人心的邪恶性，不可能是依靠欺骗与压迫的伎俩，就能够真正掩盖或化解得了的。中国社会国有企业现象和国企改革的巨大矛盾，通过通钢血案，明确而坚决地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拖延和阻挠的结果，只会带来势不可挡的反抗、暴力、灾难甚至死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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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ugust 2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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