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为何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的制止暴徒？是为了引蛇出洞一网打尽？7月4日互联网、手机短信就已经出现了暴徒打砸抢杀的预谋。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当局的治安网络会不知道吗？为什么没有防患于未然？

7月5日惨绝人寰的暴行，在汉族人内心的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乌鲁木齐汉族集中的街区里，广播车里不停地播放王乐泉7月7日的讲话，《王书记要求大家回家去 回单位去 回社区去》。

“有一些单位的汉族职工、群众又组织起来，有的甚至走上街头，把本来已经基本正常的社会秩序搞得乱哄哄，有的甚至凭感情用事，同维族群众对立起来。”

我前文中提到的那个几被灭门的粮油店，仅剩一个10岁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当时很幸运，不在店里面。

张明营的头被砍掉，腿被卸下来，暴徒砍杀其他人后，焚烧了店铺，张明营的躯体被烧得仅剩一个头骨，而张明营妻子的遗体一直没有找到，应当是被烧成了
灰烬。10岁的女孩仅能采血做DNA检测，方能辨识这些父亲的遗骨。这个小女孩儿还不知道全家人都走完了，她的亲戚一直瞒着她。

只有野兽才能干得出这种事情。这是唯一的解释。

走上街头的汉族人，都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当时为什么不开枪？为什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的制止暴徒？”

惨死在大湾北路的鹿华坤，他的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边防总队一路之隔，暴行发生的之后，这个机关大院里的训练有素的人在哪儿？在乌鲁木齐幼师所
在的街道上，一家被洗劫一空烧得熏黑的超市，仅和乌鲁木齐公安局一交警大队仅隔一个路口，这些公安到当时在哪儿？团结路上，有一个几层楼的派出所，这条路
仅有区区数公里，为什么暴徒还能在此肆虐？

多方汇集的消息显示，暴乱发生时，手持盾牌和警棍的武警20分钟内就出现在了二道桥，当时武警一直采取守势，并没有上前驱散暴徒。暴徒并没有拿枪，他们只有少量的砍刀和砖头、石块儿，即使武警没带枪，或者一直没有接到开枪的命令，那么上前用警棍驱散他们，还是可以的吧？

还有，7月4日互联网、手机短信就已经出现了暴徒打砸抢杀的预谋。7月8日，我们在二道桥碰到两个汉族人，其中一个称他的朋友，娶了维族妻子，他妻子的手机在7月4日就收到了煽动短信。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当局的治安网络会不知道吗？

或者，当局的策略是否是引蛇出洞，再一网打尽？或者在国际舆论上制造优势？但是，可以牺牲这么多无辜的百姓？这是所谓的策略？还是无能？还是冷漠麻木？

7月8日下午6点15分，周永康来到人民广场检阅武警部队。高层是否将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如当年王震一样，枪声一开，换来30年的和平？但目前的迹象看，不太可能。

至少，应该给无辜死亡的百姓一个公正的合理的交代。否则，仇恨的种子俨然种下，汉族人也会拿起砍刀。6号，有记者就在现场，三个拿砍刀的汉人用手指他，警告他不要拍照。

刘道清：政府应该主动救济贫困的维族人

7月8日，乌鲁木齐渐露生机。人民路以北的街道上行人多了，大商场依然关门，有些小店铺却恢复营业。上午10点，我们几个记者一起走到解放南路的大巴扎地区，虽然大巴扎大门紧闭，武警站岗，但旁边出现了卖西瓜、油饼的维族小贩。

我们闲逛到外环路东华大市场对面时，一位头戴维族帽的老大爷，大概60多岁，手里牵着一个仅有他胯部高的小姑娘，走在我们的前面。

那小姑娘穿一身纯红色的连衣裙，颠颠儿的跑着，嘴里哼着歌，双臂举起，再将两双小手放在胸前，头部随之有韵律的摆动。这可能是她刚刚学会的维族舞。

三个记者同时举起了相机。那老大爷回头朝我们笑，还让小女孩儿转身摆姿势。

12点，快走到人民路和外环交叉口时，一个汉族老大爷跟我们闲聊。“政府应该主动救济贫困的维族人”，这是他的政治主张。

老刘名叫刘道清，70岁，身份证上的住址是新疆新源县良种连，位于伊犁的兵团某部。老刘是四川绵延射洪人，1962年参军进疆，退休后住在乌鲁木齐市的大儿子家里。

艾克木：如果当局早日报道并澄清韶关事件真相就不会出现今天的悲剧

刘道清是个热情的人，我请他带我们到维族朋友家里看看，老刘欣然允诺。全是维族人的跃进街，他有一个朋友叫阿吉马木提，54岁，乌鲁木齐阜康县人，1984年来乌鲁木齐市，在跃进街开了个服装店。

老刘8年前在早市上和阿吉认识，阿吉家在阜康老家还有9亩地，种玉米，老刘正好在兵团学过农业技术，帮过阿吉挑选种子。

我们几个汉人记者，走进跃进街都心惊肉跳的，如果没有刘道清，还哪敢跟这里的人说话？阿吉的服装店仅有十几个平方，房屋装饰和陈列的衣服还比不上内
地乡村的店铺。阿吉的老婆和两个女人在店里。见老刘带着客人来了，阿吉的老婆急忙叫一个女儿去买西瓜，又叫另一个女儿去找在附近的阿吉。

阿吉很清瘦，上唇有浓密的胡子，是个勤劳谨慎的人。他把我们引到后屋，后屋和临街的服装店相连，面积相当，阿吉家四口人住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

“7月5日下午，太还阳很高，听到大巴扎那边爆炸的生意，我们怕极了，就把店铺关了。”阿吉说。

阿吉还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在阜康老家务农，都已结婚，但没有盖自己的房子，都住在阿吉的房子里。三儿子在南京给维族老板打工，卖烤肉。

“9亩玉米一年最多卖1万块钱，服装店一年收入8千到1万块钱，一家10口人（加上阿吉的两个儿媳妇和一个6月11日出生的孙子），生活困难。”阿吉说。

阿吉家算是有出息的。阿吉描述村里的情景：一对年轻的夫妇，平均三亩土地，每年2000块钱的收入，还要养活几个孩子。听起来颇似河南农村的情景，只有离开家乡，才能生活得好一些，怪不得韶关的工厂里招募了800多个维族务工青年。

阿吉的两个儿子很难在城里找到工作，因为他们不会写汉字。服装店里的两个女儿，大一点的17岁，没有工作。小女儿13岁，在乌鲁木齐38中读初二，她对一个记者的摄像机很感兴趣，一直盯着看。两个女儿身材苗条，黑亮的大眼睛让人难忘。

我们在临街的维族人家里做客，引发了街区的注意。我们坐下不到15分钟，走进来一位健壮的维族人，名叫艾克木，70岁，可是看上去年轻多了，感觉艾克木在本地颇有人望。

艾克木是南疆库尔勒市和静县人，中学毕业后，1957年开始在乌鲁木齐当5年兵。21年前，艾克木重返乌鲁木齐，在大巴扎做和田玉生意，已经搞了一间很大的铺子。

艾克木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在上海卖和田玉。“我不缺钱，经济上没困难。”艾克木说，店铺开张，碰上好卖家，会有几十万的收入。

艾克木说出了一个被当局忽视或者不愿提起，但却时非常重要的事实。

宣传机制异常的僵化，出了事就是摁。但这只是个浅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局对基层维族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弱。

“26号在韶关发生的事情，没有人解释，没有人做群众的工作，电视上不宣传、报纸上不说这个事情，政府没做这个工作。”艾克木说，“这些打工的维族人很多都是南疆人，发生械斗后，你说是死了2个，我说死了20个，结果越传越多，造成了影响太坏了。”

艾克木表情和手势非常丰富，“政府要是出来说就没事了。”说完这话，他把双手摊开，无奈的笑了笑。

阿吉也插嘴说：“以前一点儿都不知道死了人，谁不知道。只要报纸什么的，国家出来广告、解释一下，就没事了。”

可以想见，6月26日到7月5日，10天里，韶关的消息是如何在新疆不可思议的传播的。就在7月8日早上，我们几个记者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闲聊时，坐在旁边的几个本地人议论韶关事件，称消息传到新疆时，变成了“300多维族人被屠杀”。

在互联网时代，封杀消息是不可能的。宣传机制异常的僵化，出了事就是摁。但这只是个浅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是当局对基层维族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弱。

多年的民族积怨可能是占事件成因的50%以上，但是与瓮安、石首同样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相比，该事件的发生结构是一样的：政府权威丧尽，人民底线提高。

就算是覆盖面极大的体制内媒体及时、客观的报道韶关事件，这些报道，会得到多少新疆底层维族人认可和信服？

艾克木向我们掏出一份形成于2005年的上访材料，大致内容是：和静县原一建公司的40多名职工，社会保险、退休手续都没有解决，生活无着。经新疆华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查出该公司有一些外欠的款项，但没有任何单位和人插手回收这些外欠款。

材料要求政府恢复职工身份，依法补交社会保险金，办理退休手续，彻底清算公司资产，拿出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案解决职工的生活就业问题。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我就是帮他们的忙。现在职工一上防，就被抓起来。和静县有10多个事情都解决不了（意思是跟此事件类似的事情）。”艾克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