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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城管悍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城市的街头巷尾以打、砸、抢、甚至杀戮的方式行使自己的特权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凌驾于法律之上恣意妄为，成为祸害百姓和侵犯人权的黑色兵团。据说城管成立之初，其任务还是非常简单的，即为树立政府领导眼中的城市形象，应付上级检查评比而采取强硬手段驱赶街头的乞丐、流浪汉，乃至路边无证摊贩和擦鞋者，勒令街边小店关门。上个世纪末，由于宏观调控和大规模的开发区建设，国有资产被廉价变卖，成片的郊区农田被廉价圈走，大批工人由此失业，大量的农民也失去了赖以维生的土地。为了赚取果腹的钱粮，他们摆或地摊、或擦皮鞋、或蹬个三轮载客，自力更生。而政府不仅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就业的机会，连他们如此狭小的生存空间也要使唤城管去剥夺，任飞涨的物价、疾病、教育变成一道道催命的锁链，缠绕在这些底层百姓的脖子上。中国宪法有板有眼地写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城管的存在，却打碎着那些含辛茹苦谋生者的饭碗，抢走他们的钱粮。
政府权力热衷于城管队伍的扩张，根本原因在于城管是一个特别能敛财的工具。执法原本是落实法律。而在现实生活中，执法就是收钱。城管收钱，“罚”字当先。如果罚不到钱，强扣物品和暴力打击就是城管执法的主要形式。作为一般化的象征手段，权力是使人服从具有约束力的决定的能力，有时也称之为一种“政治”义务。这里，服从被设想为对实现集团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不服从则应受到消极情势制裁的惩罚。因此，不管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所有的组织都存在权力和对具有约束力的决定的强制性服从。而暴力则是组织内部权力的消极情势制裁的“极限”，典型的情况是，当那些多少带有秘密性的非法组织如果面临曝光或解体时，往往倾向于依靠暴力或暴力恐吓来阻止这一危险的发生。哈里•M•约翰逊在论述“暴力”时指出，不拥有集团权威的个人使用暴力的情况尽管相当平常，但很有限，且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动员集团武力需要某种程度的合作意愿以及技术和物资资源。而一些条件好的城市，城管大都已经全副武装。如广州城管的配置：防暴头盔、防暴盾牌、防刺背心、钢化护腕、军靴、强光手电、防割防火手套等。上海浦东的城管也配备钢铁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郑州城管除了把自己浑身上下包裹起来，还配备网枪和电警棍。为了敛财，他们把权力滥用到极至，毫无廉耻。比如深圳城管曾经砸掉为灾区进行募捐的场所时宣称着：我就是土匪。
民生多艰，城管暴力完全是专制权力神经末梢的痉挛和毒瘤。暴力执法的效应是，受伤害的人梦想着报仇雪恨，而受压迫的人则梦想自己站到了压迫者的位置上。那些被剥夺和被践踏的人为了活下去，“疯狂的愤怒”和铤而走险终将激发出来，把每个人的梦想都变成了噩梦。同时，利用城管暴力来治理城市，对付底层民众，显示政府权力已达到了其组织内部消极情势制裁的“极限”。社会学研究表明，只有那些非法组织黔驴技穷而面临解散的危险时，才往往倾向于依靠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获得服从，专断性的独裁组织很少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普遍的，权威性是相对特定的，所以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对于民主宪政国家而言，其来源就是人民大众通过选票授予的。而专制政府因其权力依仗的是枪杆子的威胁和杀戮，在其统治范围内是完全非法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精神在官方暴力的循环中不断萎缩和沦落，至于《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当中毫不掩饰地诲暴，这不仅意味着暴力已成为整个社会肌体溃烂和发臭的根源，更凸显出其所依仗的权力来源的非法性。
0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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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pril 2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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