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论语1972


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记载:“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刚才翻了翻《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还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精装版），心里十分痛楚。从学术角度，我非常喜欢和尊崇陈寅恪，几乎有北京三联出版的他的所有文集，其“王观堂碑铭”也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正是如此，才对他的境遇分外扼腕。1949年10月广州易帜以前，傅斯年屡屡电请陈寅恪去台大或中研院，并为他随时提供赴台专机，而政府教育部长则认为，如果陈不愿意去台湾的话，政府在经费严重匮乏的前提下，愿意在香港给陈提供一栋新别墅和10万港币（约折合现在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安家费，但陈婉拒。

及至1950年夏天，陈夫人唐筼独自去了香港，但陈没有同去，一个月后唐筼被陈序经劝回。可见陈寅恪又不是没得选择。读了一辈子历史的人愚蠢至此，得到如此残酷结果怕也是怨不得旁人。像陈寅恪那种著名人文知识分子留下，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北京政权的背书，对于新朝的精神支持和政治默许，可想而知这会大大增加新朝的社会合法性。至于对于延安政权的本质，当时资讯实在丰富，而且自由知识分子胡适之、傅孟真、张君劢、殷海光从1947年动员戡乱开始就不停地大声疾呼，让国民知道真相。当时留下来的学者要么热衷富贵，趋炎附势，要么民族意识淡薄，对历史缺乏透彻的理解。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每个死人和罪人都值得怜悯和同情，但站在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只能给予“咎由自取”这四字考语吧。“履霜而坚冰至”这个趋势都看不破，最终的下场还不是种瓜得瓜？他又不是什么愚懦百姓，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游历列国、学养深厚，何况政府在大陆沦陷前夕屡屡苦劝他离开。应该说，上天已经给了他那么好的机会，自己却没有把握，有此结局，怪谁？

从本质上来讲，那些能走而未走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是在助纣为虐。中国实际上就是亡在这种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大知识分子手里的，20年后要他承担些许亡国之痛，不亦宜乎？很多善良百姓比他早10年饿死，人家才是无辜的。老百姓没得选择的，因此我们也无从指责，但这些大知识分子一向是人伦气节所在，文化命脉所在，他们的一言一行往往能够给社会和时代带来深远影响。大关节上把握不住，最后被自己所趋奉的势力摧毁，这是一切和魔鬼做交易的人的应得的下场。比比俄国白银时代那些流亡西欧的知识分子吧，人家连个小岛都没有，依然心向自由。“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而”——我看他195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思想自由，但还不是苟活了20年？可见心意和行动之间总有很大差距。知难行易，陈寅恪缺乏“力行”二字。所以说，陈只是个学究，但算不得真正的儒生。这种学贯中西的人往往会在中西文明的夹击下迷失灵魂，最终像毒蛇面前的一头小白兔一样，被黑暗力量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