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ise！

起来！

You who refuse to be bound slaves！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Let's stand up and fight for

让我们一起去争取

Liberty and true democracy！

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All the world is facing

当世界面对

The change of oppression,

暴政压迫的时候，

Everyone who wants freedom is now crying：

每个追求自由的人都发出吼声:

Arise！Arise！ Arise！

起来！起来！起来！

All of us in one heart，

我们万众一心，

With the torch of freedom，

举着自由的火炬，

March on！

前进！

With the torch of freedom，

举着自由的火炬，

March on and on！

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更新一下资料：

义勇军进行曲&英文版
田汉词聂耳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这部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后又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很多人对这首歌想追根寻源，报刊上也多次刊登过介绍文章，但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田汉同志于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的。不久，他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说法是田汉被捕前写的，在他的“凤凰的再生”文学剧本之后，他为了证实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确切，更真实，有人问过田汉同志，田汉同志说他也记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为此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据，夏衍同志在信里这样说：“这支曲子是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

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个电影剧本，到这一年冬天，“电通”公司向田汉同志征稿。田汉同志就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同志。1935年2月，田汉同志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志同意，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在处理主题歌歌词时，他仅仅修改了几个字，这就是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同志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歌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所以，其它关于这首歌剧作情况的种种谬传，都是没有根据的。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寄回上海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除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

《义通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经历了一段有趣的过程：

1949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

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刘良模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的人工急救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李立三和郭沫若则对歌词中：“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有看法，认为需要改词，田汉说：“该曲好是好，我写的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张奚若、梁思成则认为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原词含义深刻，为保持它的完整性，不必改。周恩来同志最后发言，他说：“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泽东同志表示赞同。

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于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议室又召开了一次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参加会议，意见得到了统一。于是，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决定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提案，正式提交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审查通过。1949年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次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示正式判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英文版《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曾于1940年左右，由刘良模翻译为英文，英文歌词经原作者田汉同意，略有改动，当时由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演唱。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在被压迫人民中非常脍炙人口，PAUL ROBESON 的唱片销路极好，因为它鼓励人民为打倒暴政，争取真正民主自由而歌唱。现在这首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没有人能随意歌唱，它已经失去鼓励被压迫人民斗争意义和价值的歌曲了。

1941年, 美国黑人男低音歌唱家Paul Bobeson灌录了历史上第一张由美国人主唱的中文歌专辑唱片 “Chee Lai: Songs of New China” , 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写了序言! 主曲Chee Lai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际战歌之一。田汉曾收到美国黑人歌王Paul Robeson寄来的稿费，立即把一部分寄给了聂耳的家属。

加上英文歌词:

Arise! You who refuse to be born slaves!
Let's stand up and fight for liberty and true democracy!
All the world is facing the change of oppression!
Everyone who fights for freedom is now crying:
Arise! Arise! Arise!
All of us with one heart, with the torch of freedom, March On!
With the torch of freedom, March On! March On! March On and On!

Paul Robeson 的1941年版本是先唱国语, 然后英文, 再唱国语, 虽然Paul Robeson的国语稍为差劲, 但诚意满分, 也是美国推广的中国音乐先锋!!

Paul Robeson，生于1898年的新泽西，他是逃亡奴隶的儿子，但是他在大学中是以获取奖学金的成绩毕业。而毕业之后，他渐渐地找到了音感与表演天才，在 1920~1939年之前，他都在欧洲进行歌唱的演出，而在巡回演出之际，他接触到了许多非洲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还学习了几种非洲土语，而同时他也发展出厌恶种族歧视与贫富差距不均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开始大量的参与政治活动与社会议题，甚至是英国工党的抗争运动。而当希特勒横行欧洲之时，他变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反抗法西斯主义者，他甚至在欧洲公开演讲反对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也因为如此，他开始对苏维埃政府感到兴趣，他欣赏苏联对种族开放并无歧视的作法，但是也不同意某些共产的手段。而在美国本土，他开始赞助促进公民权力运动，积极的想要消除种族歧视与贫富差距，他甚至倡导美国本土的黑人应该发展自我意识，对抗压榨他们的美国政府，也因为在美国长期倡导左派思想与鼓励反抗活动，他的美国护照也曾长期的注销。他在CIA和FBI的档案数量可以比美切·格瓦拉，不过在六十岁的晚年却因为忧郁症的关系不得不停止演出，这个病征一直困扰他直到他死前，在1976年他终于与世长辞。Paul Robeson被视为真正的人权主义者和国际自由主义者，他的许多演说至今仍然被许多团体教材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