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驴基地::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看到北京小左同志的1989春夏之交，很不好意思，就也胡乱来一版我的春夏之交。不过，我的文笔不好，也许，唯一有意义的只是我叙述事实的那部分了。我说的都是记忆，顶多有点儿个人感觉，不会有任何深刻内容出现。太深的东西我完全玩儿不转，能把最肤浅的东西给说出个大致的所以然来，就已经足够让我自己骄傲的了。

我的个人表现一贯都不太严肃，说什么都好像是在胡言乱语，其实我是个非常老实的乡下人，现在要说的这个春夏之交的故事中虽然有可能出现记忆错误或者混乱的地方，但不是文学创作，而且还有些照片为佐证。可惜，无论多么实事求是，经过我这么一说，大概也就像是演义了，可我也没法子，吃了没文化的亏，咱表达能力太差。

要说的主要都是我自己印象里的事情，那场事件中有我不多没我不少，我的存在大概不过是个巨大的分母构成的很小部分而已。到现在，我也不敢太多说国家民族的事情，那不是俺们乡下人管的事儿。当时在场而且参与的人在老中整个儿人群中总是少数，我说的也许可以增加些大家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内容，就把我说的当个故事听听就完了。

北京附近有很多村儿，有些还挺出名，如中关村，魏公村，花园村，北太平庄等，我自己家就住在其中一村儿里，那时我也是个在校学生，所以一般的活动范围都不出海淀。

本人心灵特别美好，但是面目相当丑恶，好在下边儿贴的两张都不太清楚，没有很彻底的暴露，不然只怕会对某些心理脆弱的同志造成永久伤害。

这是俺89年五月20号上午站在天安门广场公共汽车顶上的状态，一身的横肉，还撇着个嘴。给我拍这张照片的同志在6月下旬被戒严部队擒拿归案，次年春节前释放。我自然也有他的照片，但是咱不能随便贴人家的。

画面上的颜色本来还算丰富，我的T-shirt是红色的，一个夏令营活动中公家免费发的，长裤是一条蓝色的 Levi’s 501，这是我的第二条501，应该也是最后一条，这玩艺儿虽然号称经典，但是不太舒服，此后再也没买过。帽子是别人送的，帽徽是我军的，但是帽檐儿上绣着金线，看上去好像是菲律宾政府军。如果不戴帽子弄条花格儿毛巾套脖子上，我就活脱儿是一波尔布特手下的赤柬游击队了。

“弹指一挥间”，十五年过去，三张儿多了。撇嘴改咧嘴，依然不变的是这一身横肉。俺手里这把琴是加州原厂土造的Fender Tele，本色白杨，绝对经典！

如果把我在89年拍摄的那一堆照片都扫描出来，大概会对我回忆当时的情况有帮助，但是现在只能没有太多根据的凭脑子里的印象说了。

其实，1989年的过程我参加的并不太多，虽然我当时是学生，也一直在北京，但是我这种人对所有政治活动有一种天生的抵触心理，很难深度卷入其中。

碰巧了，参加的不太多，但是比较重要的几次事件正好儿被我给赶上了，要不然我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印象中，最早的事件应当是4月19号，冲击新华门，我是下午去过一趟，转一圈儿就回家了，已经没有什么印象，第二天听说发生流血。同学说不过是扔瓶子砸脑袋上了，没啥大不了的。

后来胡耀邦出殡那天，４月２２号，我也去了，但是去的比较晚，在大会堂台阶上下跪的画面已经错过了，只是在长安街上停留的时间比较多。

去晚的原因是三里河南路上靠近科学院部的地方有武警的人墙拦截。只好放弃自行车，拉着女朋友的手从河边儿上溜过去。其实若不是为这个女朋友耽误时间，我早就过去了，根本不会遇到拦截。

不过呢，要没有这小姑娘的存在，以后有些事情我就几乎肯定错过了，包括6月3号夜里的“反革命暴乱”。

那段儿日子，这小姑娘在我的生活中频繁出现多次，这个春夏之交还真少不了她。那小姑娘是刚开始不很久的女朋友，确实漂亮，小模样儿真俏，而且是不多见的毫不含糊的模特身材，高度一米七二。

后来一提到她我就想起来罗大佑同志的一句歌词：“我离开那年她刚十八，窈窕身材黑黑长发。”那年我这姑娘刚满十八，也是留着黑黑长发。

这是我的小靓妞儿在天安门广场西侧，按规矩不能随便贴人家照片，所以只好先把她一张俏脸给挡住了。

我年纪比她大些，但绝对不是骗小姑娘的，我这么害羞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追女孩儿也没追过；正相反，我是被动的一方，是活生生被这女孩儿给追到手的。

同时下手的还不止是一个她而已，另外一个也是十八岁的少数民族小妞儿比她猛，个子没有这姑娘这么高，也很可爱，一张娃娃脸两只大眼睛，那眼神直勾勾火辣辣的根本不加掩饰，看得人不敢抬头。那娃娃脸姑娘借书借歌本儿还要积极跟我探讨电影，眼看曙光都出现了没想到功败垂成。

这高个子姑娘虽然启动晚了一拍，但是人家捷足先登一步到位，直接打电话来约我去她家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见面以后扭扭捏捏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我也是太他妈傻，一时没反应过来还再三追问，她终于张嘴了：“你就非得让我把话说出来才能明白呀？”

得，人家扔出这么句话来，轮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时就愣在那儿，平时张嘴就来的废话全用不上了。我平常嘴挺贫的，可是到关键时刻老掉链子。后来女友来电话，我习惯性拿起来就问，“怎么着，有事儿么？”，姑娘立刻就不爽，“我打电话给你还一定要有事儿么？没事儿我就不能找你啦？”这是怎么个话儿说的？

小姑娘直接摊牌了。结果呢，结果，我心一软就便宜她了。其实那个娃娃脸的可爱小妞儿虽然没有这个姑娘那么俏丽动人，却更有个性，但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谁让咱太被动，就只好惨遭拿下了。“拿下”也是这小妞儿自己用的字眼儿，后来坦白交待出来的。

这小姑娘除了身材好脸蛋儿俏以外还有一招儿挺厉害，就是字写得很好，还曾经拿过一次北京青少年书法比赛第一。顶级学校四中出来的，功课也不错。

偷偷谈恋爱，还是不小心被家里人给撞见一次，不过好玩儿的是俺娘想不到自家土产的傻小子有这种艳福，后来还问，“那高高的女孩儿可真漂亮，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当时我想说实话“没什么，我便宜她了”，但是没敢出口。

好几年以后，这姑娘干了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那就是后话了。

这俩小妞儿都是军队大院儿的子弟，还都是家里的独生女儿。终于得手的这个姑娘住在城里总参大院儿，父母都是军人，她爹还是个什么少将，共军首长，估计是一坏人。小姑娘大胆出手成功拿下，导致我常到城里去跟她约会，虽然不经过天安门，但是已经不远，捎带脚儿就过去了。

所以，我的８９年春夏之交与这小妞儿很有关系，因为没有这姑娘，我一个乡下土孩子一般除了上课就回家在村儿里玩耍，出村儿也就是去游泳，没事儿不进城，现在说的一些事情本来我就没有机会去看到。

4月26日，我党的《人民日报》说话了，把北京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我个人感觉，所有的乱子都是从这个社论开始的，本来比较容易摆平的事儿，上纲上线了，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党报定性，我党这一步走错再想回头儿就比较费劲了。

我党的所谓“自我否定”，如反右文革之类的翻案，都是在政权易手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同一个权力集团是不会否定自己的。这次邓小平同志刚把屎拉出来，你让他趁热活生生再硬坐回去，这难度就太大了。

开弓没有回头儿箭。同学们的幼稚，尤其是我党的愚昧残忍，从这次矛盾的产生就注定不会有什么皆大欢喜的好结果了。

当然了，我党打小儿就从来没干过一件皆大欢喜的体面事儿，自称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实多数的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同学们自我感觉是一片热诚，爱党爱国忠心耿耿，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儿；可是我党不喜欢同学们这种玩儿法，我说你们是国家主人翁不过是说着玩儿的，你怎么能当真呢？于是认为吓唬一下给这帮孩子个样儿瞧瞧，以后老实点儿就行了，而且其中可能有要镇压一些同志的意思在内。

热脸贴个冷屁股自然不爽。同学们还是很有历史责任感，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们国家还就是最喜欢有事儿没事儿的弄几个这样的“匹夫”杀着玩儿。一边儿从小学开始就骗你去当“匹夫”，同时早磨好了刀随时准备收拾你。

第二天，27号，首次大规模游行就来了。因为是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同志们都比较紧张兴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

我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校里组织的游行，一直都是骑自行车自由活动。这样是因为我自由惯了而且天天要出去游泳就从来都离不开自行车，还有我很懒舍不得让自己随着游行队伍走一天，再有女朋友没课的时候可能会随时申请约见一定要单独活动。

那天上午，我在游行队伍之前先到了甘家口儿，我党本来在这里预备了武警的拦截人墙，但是在队伍到达之前自动放弃了，大概是上级命令的。武警都撤到街道旁边儿去了。中午，我在队伍之前到天安门前，那地方已经很多人了。学生没有到达之前，从东边开过来好几辆卡车，车上满载士兵，可是到了天安门前就无法继续走了，人太多，而且很多人自己就往卡车上爬，爬上去的老百姓太多，连驾驶室顶上都站了好几口子人，把那些士兵都给埋没了。

驾驶室里的首长伸出脑袋来命令士兵们在车斗里原地蹲下以免被北京刁民给一个个拉下去导致队伍失散。本来的命令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是根本无法贯彻执行了。这些兵都没有带任何武器。

游行的队伍很长，走个没完没了的。学生确实是得到很大的民众支持，因为游行路线很长，到下午时候不少学生开始体力不钉，给游行队伍送水送食物的到处都是，面包香肠软包装饮料往游行队伍里乱飞。我一个同学的邻居，一糟老头子，需要过马路回家，但是为了不打断游行队伍就活生生的在自家马路对面等候了好几个钟头，而且是自觉地。其实，那队伍在天安门前就早被我给“打断”过无数次了。

5月4号，也有活动，我去晚了，因为那天我答应了要参加一个三人组的演出所以是演出以后才出门的。在长安街上一路到天安门广场，人也挺多，但是没有4月27号的那种紧张兴奋的气氛了。我记得这天我身上带了相机，有照片，但本来不是要拍游行用的，而是朋友要我帮忙拍几张文艺演出才带了机器。

5月13号，绝食开始了。北大绝食团先到燕东园猛吃了一顿，然后头上扎个布条子就上路到天安门广场去绝食了。有些可笑的是，去的时候还有同学用自行车推着绝食的同志，大概是为了显示尊严或者庄重吧。其实绝食还没有到位开始，而且这些同志们都是刚刚在燕东园连吃带喝的爆撮了一顿，正需要多走几步路消化消化才好。

也许是吃太多走不动，我就不知道了。我这里丝毫没有贬低北大绝食团同学的意思，不过是觉得当时那种行动有些可笑而已。

我觉得燕东园的东西不好吃，比另外几个食堂也好不到哪儿去。尤其那里边儿给人感觉有些黑乎乎脏兮兮，反正除非免费，我不喜欢吃那儿的东西。

又过了两天，大概是5月1４号。我是下午就出门，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得知欢迎巴尔哥乔夫同志的仪式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才回家。那天夜里挺热闹的，没有太紧张的气氛，有些像个大party。晚上崔健同志也过去起哄被人认出来，不少人要他当场签名，这孙子把我的笔拿去给人签名差点儿没给弄丢了。

５月１７号，我印象中这一天的游行规模之大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好像全北京的活人都跑马路上游行去了，当然还有数目很大的来自外地的人，简直像是个极其盛大的节日。如果有人说在那个期间只参加多一次游行，大概就是在１７号去的。

这是在１７号，游行队伍经过新华门前。当时没注意，画面右下角这哥们儿已经谢顶了，现在１５年过去，他这脑袋大概跟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有一拼了。

１７号应该也是我走路最多的一天，不仅放弃自行车走了不少路，而且同宿舍的同志们还在我主持下弄了一“横幅”举出去了。

早上，大家议论怎么上街，我说弄一什么玩意儿举着去，但是没材料，我们几个都不是什么“好人”，学校的东西轮不到我们手里。同宿舍一个同学，我给起的外号儿叫“狗子”的，经常回家不在学校住，我就作主儿把“狗子”的床单儿拿来用了。另外一个同学，也是我给起的外号儿，叫“意王”，不过跟石达开完全没关系，我们这是简称，全称是“意淫大王”。我们宿舍封了好几个“大王”，连我自己都是。这“意王”写的字比较好看，就来执笔。

不知道写什么好，我就随便说几句歌词让“意王”写在“狗子”床单儿上了。

据说这“狗子”现在跑东京泡日本妞儿去了，他当时的个人卫生可不怎么样，他那床单儿我看着就有点儿恶心，离远了看倒是不太明显。也许是我的要求稍微高点儿，因为我一年到头天天游泳所以看别人洗澡次数少就受不了。

“意王”找来俩竹竿儿，扎好了，把那写好歌词的恶心床单儿呼啦啦挑到半空，带着一股子屁味儿就直奔天安门。

这张照片儿上，毛主席鼻子底下，有明显蓝白色方格儿图案，尺寸很可疑的那个东西，就是按照我的“创意”举出来的床单儿“横幅”。有人跟我说这是北京独一份儿，不知道是否属实，反正我自己是没见到第二个举着床单儿上街的。

别看街上那么多标语和横幅，我们这床单儿明显与众不同，用姑娘们的话说就是“回头儿率”非常高，绝对吸引眼球儿。一个原因自然是这材料特殊，还有大家都想看看上面乱七八糟写的是什么内容。效果不错。

这些照片儿是我拍的，所以我自己不会出现在画面里，而且我嫌那床单儿屁味儿大太恶心，根本就连碰也没碰。

这张照片儿，给个认识的同志看了一眼，人家立刻很肯定的说这支中指朝向毛主席鼻子的手就是我的。我问根据是什么，人家笑了，说你就是干这种事儿的那类坏人，还有就是我那块用了很久的电子表把我给彻底出卖了。

因为床单儿被举到天安门去，后来“狗子”同学还被学校领导找去谈话，我跟他说如果追究就实话实说把我交给校方就好了。他回来说学校没有要追究不过是询问一番，最后也没处置任何人。

那段时间里，举上街的标语横幅太多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很可爱。都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到的，一个是在大会堂门口，“李鹏，我想剁了你！”，另外一个是在广场东侧的一个学生帐篷顶上，“天塌下来，个儿矮的也跑不了！”

口号儿呢，都是大同小异，没有太好玩儿的。倒是有一个骂人的挺有意思。那是在西单路口，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糟老头子站在马路边儿的一个水泥隔离墩儿上，比众人都高两尺，他突然高呼，吓我一跳：“邓小平，我X你妈！全国人民X你妈！”

我觉得好玩儿，把“全国人民”给转移到骂人上来了，这老帽儿有点儿“创意”。

后来两天怎么样我记不清楚了，一直到19号晚上。那天下午我党召开什么北京党政军扩大会议，然后晚上就宣布了北京进入戒严状态。那天晚上的气氛是“暴乱”之前最紧张的，几乎压得人呼吸都有困难，心里没着儿没落儿的。

晚上刚刚宣布戒严，就听说309门口儿已经堵住了要进城的戒严部队，我立马儿穿上鞋就过去了。去这地方我太熟了，经常去游泳的方向，别说骑车了，我游泳都到过这个路段，在水里逆流游上去是大约18根儿电线杆子，来回有个2000多米。那时候逆流往上游这么远的只有我一个，上岸时候经常把我给累得都爬不动台阶站不起来了，我那时候年纪小吃饱了撑的有点儿牲口。

那条路上，路灯稀少黑咕隆咚的，去年春节我开车走这条路去温泉放炮仗发现这附近还是原来那惨象儿，路也没怎么修，到处还是尘土。军车就被堵在河边儿，车队很长，不知道有多少辆车。第一辆车前边儿的地上坐着五六个学生，就这样挡住了这个方向上的戒严部队。据说他们是从内蒙调过来的，已经在路上赶了好几天才算准时到达北京地区。这地方周边都是军队的大院儿，军科军大总参三部309都是军队的单位，但是那些天穿军装出来的人却不多，大家可能有点儿要与政府“撇清”的意思。

那天几乎在同时间，北京多个方向上都堵住了要进城的戒严部队。除了西北方向309以外，我只去过西南方向的六里桥一带，那地方也堵住了戒严部队。

这是２０号上午。戒严令下达，但是戒严部队被全部堵截在北京城外，大约政府方面也没有想到会这样。２０号白天广场上空多次出现直升机，但是一般只有一架，反正我没有看到两架同时来。后来说这直升机上是政治局领导同志陈希同来视察形势。当时有人过来跟我说直升机抛洒了传单，声言要所有人限时间离开广场，不然就要派遣武警来强行带离广场，而且那传单还说要使用催泪瓦斯，还说催泪瓦斯溶于水可以用水消解。我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过这种传单。

催泪瓦斯可以用水消解，这个倒是千真万确，俩礼拜之后我就真的把这个法门给“活学活用”了。

戒严以后，北京的政府失去了很多功能，警察基本不上班了，据说有的派出所连牌子都自己给摘下来了。几十万野战军围在城外，多少有些人心惶惶，但是并不乱，反而大家的“素质”突然间大幅度提高，连以前天天到处发生的吵嘴打架都见不到了，小偷们号称“罢偷”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治安情况空前的好。这在我国可能也算是“史无前例”的事儿了。

警察不上班，指挥交通的是学生。在六里桥路口，我看到的景象很难忘，因为无数辆军车占了公路，导致所有车辆要改道，指挥交通的那孩子也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估计是个外地来北京上学的，个子不高，又黑又瘦，穿一双破凉鞋，脑门子上扎一布条儿，手里是指挥交通的一面小旗。那边儿路上的土很大，不仅他身上的衣服看不太出来原来是什么颜色了，连头上脸上都是厚厚的一层土。整个儿就是一土猴儿！说是一出土文物都不过分。

但是，这小哥们儿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透过脸上那层厚土，还显示出点儿庄严神圣的意思。我估计他根本也不知道怎么指挥交通，但是人家指挥的效果奇佳，原因是所有的司机都非常服从他的“瞎指挥”，不仅没有抢行的，而且没有一个按喇叭的，更没有一个伸脑袋出来抱怨叫骂的。

那画面真是挺震撼。尘土飞扬的路口儿，这毫不起眼儿的小土猴儿身后是看不到尽头的一列挂着伪装网的军车，面前是无数大小车辆在乖乖的等候这个土猴儿的命令。

那些天，学生在北京是特别保护对象，连出租车司机都有免费送学生的，也是人家自愿的，连我这天天骑车的主儿都坐过一次出租车哥们儿热情的免费车，当时挺不好意思的。

这张照片儿是我在公共汽车顶上拍的，一残废人用自己的残疾车给广场上的学生送热水来了。

５月中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中主要还是来自北京院校的，过了没有几天，从外地来北京声援的学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看到街上有举着横幅或者牌子显示来自什么遥远地方的学校到北京声援，一群一群的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５月２０号以前，虽然紧张，但是广场上的人并不是非常的密集，大家都在公共汽车里，还没有太多帐篷。后来广场上的“长期住户”增加，情况就变得不太可爱了。

我估计这辈子见过最恶心的厕所，就是那时候在天安门东侧观礼台下边儿的那个公共厕所。那个厕所本来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因为位置正在门面上，所以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布置清理得也都算好的，可是在那段儿时间里没有管理了，就完全变样儿了。

我那天“误入白虎堂”，哎哟哥哥！真长见识了。我表达能力不够，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在厕所门口往里一眼望去，只见一片五彩缤纷，花团锦簇；层峦叠嶂，气象万千！整个儿就是在我党领导下的祖国大好河山的精致缩微版，山山水水尽收眼底。

把我这土鳖乡下人都给惊着了，当时都不知道应该流连忘返还是赶快逃之夭夭了。

到今天我仍然不能理解的是，竟然还有不少人继续走进去使用这个厕所。我看得真真儿的，那里边儿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下脚，有聪明人曾经扔过几块砖头作为“过山跳”也已经都被淹没，大部分“地区”已经有半尺来深了。身手矫健也没用，就算是体操冠军马燕红来了，她也得踩两脚“鲜货”出来。

再说一遍，我这个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您可能看着象信口胡说的，但都是我的个人真实经历，其中肯定有记忆混乱错误的地方，不能保证丝毫不差，但是没有“创作”成分。

现在全世界人民都把那次事件称为64，但是我个人一般都直接叫“暴乱”的时候更多，因为首先这个事情是明明白白的在 6月3号就开始的，4号不过是延续，而且确实是暴乱，不过导致暴乱而且进行暴乱活动的主人是我党我军，不是北京草民。

对于当时“戒严令”和“学生非法占领广场”的事儿，好像讨论的同志很多，也没有一致意见，我是啥都不懂，没有什么咱能插嘴的地方。

看这意思呢，大家都认为法令是个应当得到尊重的玩艺儿，甚至有的同志认为应当不惜杀人来维护法律的尊严。

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对于北京市的游行管理条例，我正好儿有一点儿别人不具备的发言权，而且有我这个发言权的人在全国人民里大概也不会太多。

我的发言权来自我的个人经验，有我这这样经验的人，我不敢说没有，敢说非常少，少到你很难找来另外一个。

我这经验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在1986年冬天北京市发布了十条游行管理条例以后，我马上就趁热儿按照条例的新规定规规矩矩的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一份儿游行申请书。

我送交公安局的的游行申请非常简单，时间地点人数，两个申请人签字，第一个是我，下边儿签字的是同宿舍住我上铺一哥们儿。准备参加游行的，都是安分守己的好孩子，经过我动员以后愿意给人民政府新颁布的法令背书，而且我还说好了游行之后大家一起去烧麦馆儿吃顿饭，少男少女共16个人，包括我自己。

游行计划也简单，全过程不用高呼口号更不用扩音喇叭，标语也只有一条，上边儿有几个字儿“维护世界和平，呼吁两伊停火”。这个要求与我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完全一致，太完美了！

我这个游行申请，一点儿毛病都没有，不仅主题冠冕堂皇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是课余时间，连为革命学习的事儿都没耽误。路线是在东长安街，时间不过15分钟，一个人平均都不到一分钟时间，然后就收摊儿直接奔烧麦馆儿了。

我说的烧麦馆儿，就是东四路南那个，门脸儿不小但是里边儿不是很大。

政府如果批准，我就真带大家去，其实我就是想抢这个新法令颁布后第一个申请人的名分，因为这种事儿不是每天能见到的，比您在妓院遇到处女的机会还要小很多。

我这种人是不可能名垂青史的，那就只好争取一下儿遗臭万年的机会了。

新规定是公安局接到申请后三天内给答复，批准或者驳回，我不在乎是否批准，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新法令一出台我的申请就立刻进去，抢个第一，等于是我给这个北京市游行条例的处女“开苞儿”了。

你想想，我一个刚发育好没几天，还没真正跟女孩儿谈过恋爱的臭小子上来就先把北京市政府给“开苞儿”了，我这概念可是相当超前。

无论三天以后是什么答复，只要收到北京市公安局寄给我的红头儿公文，上边儿写着“京游字第001号”之类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把那公文镶镜框儿里就是传家宝了，京油子001！

结果，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刚过两天，红头儿公文没来，公安局的车到我们学校来了！公安局的同志找的是学校领导，说什么了不知道。公安局同志离开后，学校领导立刻就把“001”给叫到会议室，面沉似水！桌子上放着游行申请书。

“001”本来还想耍小聪明据理力争负隅顽抗，但是终于遭到可耻失败。因为没有违反校规，学校也不能因此处分学生，在严厉训斥之后，责令第二天写一份儿检查交上来，把申请书收回去。

这么一来，我算是明白一件事儿：我国的政府部门，生来就都是“石女”，没有一个是“处女”。在“石女”眼里，全国人民就都是太监了。

同学们还是把我另眼相看了好几天，大家都听说了，那公安局的“奔驰380”是我给弄来的。有的同学认为我很牛，也有的怀疑我有病。

这个经验证明，我国政府的法律或者法令，全是瞎捣乱！我的申请一点儿毛病都没有，政府就应当按照自己发布的规定三天内给我答复，不批准也是一种答复，结果政府自己发布的法令连他自己都不执行，这种法令还有什么尊严和权威？

首先，法律应当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我国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能产生符合这种条件的法律，因为人大完全是个摆设，公民的意志根本得不到表现。于是，我国的法律出台有些像是监狱里的规定，是硬性强加给你的，是用来管制你用的，而完全没有限制政府行为的功能。

这已经不仅是裁判下场踢球了，而是有随时改变规则权利的裁判下场来跟你踢球。你敢呼吸都算犯规！这种比赛你还想要公平？回家上炕捂八层被子做梦去吧！

这种监狱形式的法律，本来就没有尊严，更不具权威，因为其前提就是把全国各族人民当作囚犯来对待的。事实上，我国的情况连监狱还有所不如，因为监狱一般还会遵循执行其规则，可是我国政府自己都不拿自己制定的规矩当回事儿，我那个申请就是这样。

这样的制度还不如古代年间的皇权制度，因为那时候虽然也是不平等，但是在制度执行方面还是有人要负责任的，这个要比我党的系统强多了。

古代官员都要对其上级衙门直到朝廷万岁爷有所交待，所以皇上那时候的王法不是闹着玩儿的，弄不好惹急了万岁爷可就要切脑瓜子了，官员们不敢怠慢，比如只要有草民在衙门口击鼓鸣冤，官老爷就要立刻升堂受理，这是皇上的制度。

大清朝后期面临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了，制度也还在运转，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就是个例子。可是现在我国的草民，名义上是国家主人，但连个击鼓鸣冤咬牙滚钉板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些到北京上访的人，我敢说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杨乃武小白菜类似的冤案。不要说民国，这方面现在连大清朝都不如了。

现在如果能够通过衙门击鼓滚钉板鸣冤，弄不好建筑工地都得停工，铁钉子都拿去做钉板给草民滚都未必够用的。

老百姓自然是最倒霉的品种，连尊贵如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还不是随便就像捏小鸡子似的给拎出来弄死了？糊里糊涂的弄死几堆草民实在太不算个啥了。反正草民生下来就多余，弄死了正合适，完全符合我国基本国策。

所以，我国的法律法令条例规则之类东西，首先在法理情理上就站不住脚，而且这种本来就不成立的烂玩艺儿在执行上是从上倒下的各级政府自己都不遵循。完全就是一帮流氓无赖！

理由，就剩下一个了：政府有军队，有枪。这与土匪拦路抢劫的理由是一致的。

这应当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连我这么笨的乡下脑壳都能闹明白，怎么还有些文化人儿在这个上面进行争论呢？莫非是，吃了蜜了？

我就不太明白，这么大个国家，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还有洲际导弹 “神五”之类的玩艺儿在手里，可是我国这个政府这么多年来怎么就一直不知道自尊自爱，几乎是没有一天不耍无赖的。

咱这里有些同志可能对我对89年事情的这种表述看不顺眼，大概是看我对那次运动有些亵渎的意思，这就是我担心封丛德先生等看我的帖子可能会不爽的原因。现在封先生已经表态，我的担心有些多余了。

我自己认为，我的这种看法甚至态度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参与那次运动的人，当然了，我的语言很粗俗不够庄重，但是我叙述的都是我知道的事情，不过是缺少了大义凛然，多了些胡言乱语。

我自己不认为，至少不确定89年是民主运动。我觉得称之为群众运动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参加的人数巨大。对专制政权的不满，甚至反对反抗，并不能自然的成为民主运动。那时候，大家对于民主还没有什么太清晰的概念，至少我自己没有，民主自由主要还是只作为一个好听口号存在，与运动的实质没有太大关系。

我认为，89年是社会矛盾激化，草民对政府日益不满的情绪积累的结果，但是其中并没有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意向，而且就连学生领袖也没有提出过对于民主方面的具体诉求，不过是要政府认可自己的组织答应放弃秋后算账之类的。

而且，我有一个可能很愚昧的看法，就是民主正好不是学生来要求实现的。民主的内容，大部分是利益分配，而学生还是无产阶级，没有进入社会利益分配的阶段，所以顶多也就是在名义上呼喊两声，真正会迫切需要民主的是拥有私有财产需要保护而且需要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社会利益分配的人群，一般来说就是中产阶级。

当然，我是一贯把事物给庸俗化理解。我感觉民主就是给大家表现自私的机会，给自己说话，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就必须限制政府的势力和权限。

在我的印象里，1989年我国还没有这种真正会要求实质意义上的民主的群体。有的主要是草民对政府的不满，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那时候大家主要就是个发泄表现自己的不满，不过没有提出来让政府下放其垄断多年的一切资源。顶多就是对于现在政府首脑的不满，要求其下台，但是没有要改变政府的性质的要求。

如果对社会制度和专制政府的性质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质疑和反对，说是民主运动就多少有些牵强了吧？我记得的有对平等对话的要求，有对政府尊重民意的要求，但是只有这种要求好像还不能就算是民主运动。

算了，这民主的事儿我根本不懂，不说了，再说非得变成笑话儿不可。

5月下旬，外地来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都是声援的，热情当然是要肯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太多的人有些冲动盲目，大概运动都是这种情况的，不然不算运动。

20号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只有在23号有一次很大的游行，大概是在“暴乱”之前最大的一次了。

坚持驻守天安门广场的慢慢就变成以外地来北京的学生为主了。这个非常容易理解，虽然是夏天了，但是天安门广场无论如何是没有自己家里舒服，对于家不在北京的同学来说也没有宿舍条件好。

夜里住在广场上的学生。条件实在是很一般。我自己受不了这样躺在垃圾里，就爬到车顶上去，那地方虽然干净但是比较冷，而且有点儿危险，半夜翻身动作一大掉下来就惨了，所以在车顶上睡觉的人少。

这是一对儿“患难夫妻”，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应该是北京的高校学生。可惜我那时候在广场上只能抱着自己睡，不抱着还真不行，半夜里很冷。我怀疑这俩人可能原来不认识，因为冷才临时“火线入党”变成这么亲密的。如果是那样，我天天夜里往车顶上爬可就是大大的失策了。

这是新华门前。武警和学生“排座座，吃果果”。武警同志们坐在门口的正中间，政法大学的师生们占领其他地面，前面立个牌子写着我国宪法内容。

这是上次说过的六里桥，马路中间这个小哥们儿也是满头满脸的尘土在指挥交通，再往前还有几个，象这样指挥交通的当时多了去了。

这是外地到北京来声援的学生，这个队伍是从大老远的内蒙赤峰市来的。

赤峰的人我就见识过一个，是个在北京读书的姑娘，跟我们一帮流氓在一起冬泳，她下水的时间比别人都长，当时把我给惊着了。后来知道玩儿这个女性占点儿生理上的便宜。

“不是我不明白，这鹏儿太无赖；不是我不明白，这政府太腐败；不是我不明白，这小平忒他妈坏；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外地来的同学，很多都是第一次到北京来，不少都是成双成对儿的恋人，来了以后有不少找到以前的同学就暂时住在北京同学的宿舍里。北京可以游玩的地方不少，连我这样的京油子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呢，于是很多同学就顺便到处转转。并不是所有同学都找到合适的地方住，所以有相当多的同学就住在天安门广场了。

广场上已经有了不少的帐篷，据说是从香港来的。我进去过，黑乎乎的有些闷，空气也不太好。我这形象虽然很丑恶，象个犯奸作科的歹人，但我有学生证，而且满嘴北京土话，这都是好人的证明材料，结果是大家都被蒙蔽了，所以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活动还比较自由。随便钻个帐篷探头探脑，见到吃的伸手就抓，一般都没问题。

我宿舍里同学都是家在北京本地的，也没有外来的同学来借宿，就算有本校来借宿的也都不用我的床位，因为同学都知道我对别人睡我床的容忍度为零，我不在时候也没有人用。尤其到冬天就更不可能会有人想用我的床，因为我那床上太简单了，一年到头就一条毯子，我自己傻小子火力壮不怕冷，但是有一次冬天最冷的时候窗户坏了，室内室外温度差不多，冷得连我都扛不住了，半夜光溜溜的爬起来把袜子穿上。

戒严以后，好像所有的学校甚至连中学都停课了。我大部分时间回家，有时候住在学校。这段时间，我也去过天安门好几次，有的是与同学一起去，有的是与女友约会以后路过。我的印象是学生的热情已经开始消退，各种各样的传言也出来了，大家仍然心中没底，但是没有人想到几天以后就要开杀戒了。

好几次比较重要的事情我都碰巧在场，从最早的4月19号新华门，4月22号老胡出殡，4月27号首次大游行，5月4 号的纪念活动，5月13号绝食开始，5月14号戈尔巴乔夫来访前夜，5月17号超级规模的游行，5月19号晚上堵截戒严部队，当天夜里就睡在广场的国旗下边儿了，23号大游行，接下来好几天没有印象发生过什么了，然后就是5月底的“女神”揭幕。

当然，最要命的是6月3号夜里的“暴乱”了。这几次我都正好在场，虽然有的没有看到全部过程，如胡耀邦出殡那天我就去晚了。

5月23号的游行规模也比较大，我感觉上没有17号的大，但是因为下午突然风雨大作使得街上的气氛更显悲壮，而且17号与23号的一个大差别是中间有个19号的戒严令。

北京小屁孩儿，从小就学习要当反革命，坐在他爹肩膀上反政府跟李鹏同志叫板来了。

那时候，北京几乎是全民动员同仇敌忾了。我有个哥们儿，本来就是痞子，反正比我这样的痞多了。他在北京安全局工作，穿警察制服的，属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5月下旬他们单位开干部动员会给大家执行任务打气，领导正在严肃讲话，分析形势要同志们绝对不能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我这哥们儿突然站起来恶狠狠说道：“咱们这帮人，谁他妈的出去镇压学生，我就X他姥姥！”

当时连领导带同事都没想到他突然这么骂了一句脏话，统统愣住了。后来倒是也没有怎么样他，我估计是因为他家有些背景的缘故，很快就被调离安全部门，现在他在澳洲。

不仅是安全局，连安全部里也有利害的主儿。整个儿安全部机关里那么多人，胆敢穿着一套带警衔的安全警察制服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的，据我所知就只有一个哥们儿，名字很奇怪，姓开。后来这个开哥们儿自然是被搞了个昏天地黑，不过听说没有开除他，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我自己不直接认识他。

当时在知道的人群中比较有轰动效应，因为安全警察与普通警察的制服有差别，他们的领章的底色是蓝色，不是普通警察的红色，知道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是北影的人马。我印象里，当时是北影的导演谢添老头子挑头儿拉起一个组来，把厂里的摄影机扛到天安门广场上来了，就是这帮人还有这台机器。这个组当时拍摄了十本胶片。镇压以后，谢添老头子遭到处置，我党政治局却同时下令把这十本胶片洗印给他们看。这叫他妈什么玩艺儿，瞪着眼要看人家拍的胶片，还要严肃处理拍摄的人，不是无赖是什么？

谢添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大概也不会怎么样他，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估计他敢这么干也就不怕。北影那时候也在闹揭发检讨什么的，不过不是很厉害。有一次到陈凯歌他们家去，那时候陈凯歌在纽约玩耍，也没啥正经营生，后来听长卫同志说他们拍MTV换饭吃，拍的当时有名的摇滚乐队 Duran Duran，几个英国痞子。陈大导他老爹陈怀恺自己在家里抽闷烟儿正在不爽，就是因为厂里有人在搞事儿。陈老头儿见到人就开骂，不过骂的艺术性不高，顶多是表现了点儿“现实主义色彩”而已。我清楚记得陈老头儿骂一个曾经是他手下演员现在要玩儿检举的女同志，一不留神就进入细节了：“他妈的个王八蛋！我掰开她的屁股，我就$#^%^&*!”，听得我当时大笑，到现在陈老头儿都过世十来年了还没忘。

为了尽快贴出来，就先写这么多。本来还以为这一次就完事儿了，看来废话说完了也不那么痛快，5月底到6月初的故事咱只好下次接着说了。

今天没什么事儿干，喝了几口加州红酒，咱接着说这个89年的春夏之交。

现如今，城里的小资有不少养狗的，开销还挺大。俺好几年以前一个朝阳区的女友在自己家里养一条白色的狗，一次就向当地有关部门交了好几千焖的费用，简直不象话！家里到处是狗毛，无法忍受，还好后来跟她吹了，不然我现在一年到头天天都得从身上往下摘狗毛。

我们农村乡下土脑壳自然也养狗了，我自己小时候也养过，不过都是品种卑贱的柴狗。庄户人生活困苦，狗的伙食也忒差，一般就是以吃屎为主。

柴狗吃屎也有讲究，不是随便瞎吃，一般都喜欢趁热儿吃新鲜“产品”，时间一久狗就不吃了。这个道理大概与粤菜的用料差不多，越新鲜越好，广东人就不吃死螃蟹（完全没有贬义）。

您别瞧这狗的伙食不怎么样，人家照样儿挑食。我上小学时候有一天在同学家玩耍，正赶上他们家炖了狗肉，我从小不喜欢吃肉，弄块白薯就打发了。我当时坐在墙角儿里抱着大白薯发现一件至今难忘的事儿：狗不吃狗肉。

同学家吃剩下的狗骨头还带着些狗肉，扔给自家的狗吃，那狗只过来闻了闻便掉头而去，而且再叫它也不过来了。这种破狗根本没有任何训练，这不吃狗肉的行为应当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狗的天性。估计是上帝创造万物时候写好了的程序，比较高级的动物都对自己的同类怀有某种同情心，甚至连吃屎的杂种柴狗都不忍心张嘴吃同类的肉。

人是万物之灵，自然高级得一塌糊涂。人类虽然丧失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获得某些动物的本能或者天性，如预感地震之类的，但是人类更加发达，有自己的普遍的道德标准来表现自己种类的天性。

人类的天性中，自然也包括象我同学家那条柴狗那样对自己同类的同情心了。人类虽然不能靠鼻子来辨别是否人肉，可是普遍都有对于死亡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对于其他同类死亡的同情和怜悯。众所周知，“见义勇为”是好事儿，“见死不救”就没劲了，如果是“落井下石”还会被诅咒后代生下来有地方不通气儿。

89年北京有不少人顷刻间死于非命，这本来应该是个令所有人类都会感到同情悲伤的事情，可奇怪的是有不少与这些无辜丧命的年轻人完全相同种类甚至在完全相同的境遇下存活的同类竟然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同情和悲伤，反而鼓掌欢呼自己的同类被“击毙”。

人类天性，之所以为天性，就是不需要立场和观点的一种纯粹自然的表现。比如，天阉，不用手术，生来就没有能力；天胡，麻将牌抓到手里来不吃不碰，赢你没商量！都是不需要任何道理也不容易解释的事儿。圣人早就说了，物伤其类，简单。

如果某些人类没有物伤其类的表现，也就是丧失了人类的天性，那甚至就连我同学家那条吃屎为生的杂种柴狗都不如了。所谓，丧尽天良，是也。

这种对待同类的态度，在生物界内其他一些种类中好像存在，喜欢吃腐烂肉的“海乙那”就不在乎吃掉同类，还有海洋里的鲨鱼据说也不管是谁上来就咬。

也许有些人类的基因比较特殊，不知道是不是在远古生物演化过程中其祖先曾经与“海乙那”或者鲨鱼等残忍凶恶的品种有过某种亲密接触发生了严重影响后代基因变异的恶果。

反正，按照我同学家那条柴狗的表现，连杂种的狗基因都不会恶劣到欢呼同类被“击毙”的程度。

这事儿以后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专业研究课题，弄好了能把达尔文的理论都给毙了。

有些同志表示理解我党领导人说的“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的话，而且认为我国现在“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是因为89年果断镇压带来的丰硕成果。

首先，我国自建国以来就没有过一天“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国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在乎过杀人，可是一直都没过上安生日子，到现在宣判死刑的人数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可还在玩儿“稳定压倒一切”，可见杀人从来没有带来过“稳定”。我个人认为正好相反，要禁止杀人才能走向稳定。

咱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个命题成立，杀人可以带来稳定和经济繁荣，这个想法也仍然是丧尽天良。因为说这个话的，和认同这个想法的同志，都有一个绝对的前提：杀人，杀的是别人，不能杀自己。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都是同样的宝贵，你凭什么就同意杀掉别人来换取所谓的“稳定”是合理行为呢？享受这种建立在别人无辜丧失宝贵生命为代价而来的“稳定和繁荣”就竟然会心安理得？

对于这些同志，有一个问题他们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杀掉你自己一个人的头，或者把你的亲人父母子女拉一个出来杀了，结果是换来其他人20年的稳定，这个比杀20万人可便宜多了，你愿意么？

我估计换一百年的稳定也不行，这些认同杀人的同志们中没人愿意干，原因很简单，死了就吃什么都不香了，有一万年的稳定又怎么样？

如果你不愿意贡献出自己的脑袋，为什么别人的生命就可以被剥夺？

这些道理都是简单到极点的，不能再简单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对于西方宽容博爱或者宗教精神的深刻理解，我国老祖宗早就说过了：人命关天。

大家都是父母养的，生命同样珍贵，在你欢呼或者认同别人被无辜杀害的时候，你接受的正是自己宝贵生命之保障的丧失。愚昧！丧尽天良的愚昧。

晚上在自家门口乘凉的小姑娘被子弹击中丧生，连我党领导人的司机都被“击毙”，木樨地高干楼上的干部子女被流弹打死，谁都无法完全保证自己不被“误伤”。

我这里说的是一个政权对自己无辜草民的残忍杀害，不要拿什么广岛原子弹伊拉克之类的战争题目来跟我说事儿。拜托。

当时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无辜的，无论按照什么法规也没有人犯死罪。在通缉令上排名第一的王丹同志和被称为“黑手”的刘小波同志被政府拿获以后才判了几年就出来了，就算按照我国现行方式处理也不会处决其他同学。

当时我党领导人表示，共军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到底针对谁俺也不知道，反正最后打死的一大堆都是学生，通缉令上也几乎都是学生。

最近看到郑义同志文章说当时我党说过学潮背后有“长胡子的”才是真正的坏人，可能说的就是郑义等年纪比较大的同志，不过这些同志有没有胡子还不太清楚。我自己倒是非常确定的知道有“长胡子的”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夜晚，跟我站在一起的这位老哥，绝对是“长胡子的”，而且是满脸大胡子。

他这种大胡子不太多见，外号儿就叫“大胡子”，上次我去，他打电话给饭馆儿订位，上来就一句话搞定“我，大胡子，四位。”，我听了很好笑。俺这胡子哥哥是蹲在自家炕头儿上鼓捣音乐的，后来也玩儿公司了。

与胡子哥相比之下，俺那小模样儿还真是略显稚嫩了点儿，一望而知是个被坏人蒙蔽的好孩子，其实我是一贯的喜欢“结交匪类”，经常与当时一些“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我可能是天生的与各种“匪类”投缘，见面儿都笑逐颜开，见不到时候还老念叨打听着，被“匪类”惦记着也不知道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那时候，我国政府也老整天介瞎念叨，说是有一小撮儿“别有用心的坏人”，还有些“社会闲杂人员”在学生中间捣乱，现在看来原来就是老郑等同志了，不知道老郑等“一小撮儿”人中有没有“长胡子”的。

也许有，不过估计没有俺胡子哥这一脸大胡子那么雄伟。呵呵。

反正我自己没有见到几个“长胡子的”，参与活动的主要还是学生，其中北大的同学参与的比例和程度都比较大，到了后期才有外地来北京的学生参加。

5月4号上午，北大三角地。这是个很敬业的摄影记者，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带着两架旧相机，第一个爬到告示牌的顶上去拍照。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儿，发现自己变被拍的了，就是这张，表情挺可爱的。我举着机器一直在等他抬头儿已经等很久啦。

5月4号，北大同学们的队伍从三角地出发。三角地这个烂地方，面积小不说，交通也不是很方便，直接出来上南北方向的校园主道虽然不远，但是那条路太不体面，很窄还乱七八糟的，所以游行队伍就只好先往那边儿走几步再往左拐向东上主路。这张照片就是在即将走上主路前几十米处拍的。这是游行队伍的先锋。

还是4号，北大南门大门口。那天是大家都知道北大同学准备游行，所以来看热闹的和很多记者都在门口等待着，对面6层高的居民楼顶上都被摄影记者给占领了。

那天早上，北大的门口看守的比较严，不是本校人一般不许进入，所以门口外边儿的人很多，连路完全都给堵住了。等半天没有白等，游行队伍终于从三角地出发。本来以为要“冲出”大门的，其实大门口没有进行实际意义上的阻拦。我自己一直在游行队伍的前边儿几十米，看到门口没有拦截就先窜出来了。

到了5月中旬以后，才有比较大比例的其他社会阶层参与其中，此前一直都是学生为主的。

这瘦孩子是绝食团的，后背上写的字就是：绝食。这孩子的形象是比较典型的学生，中等个子，瘦了吧唧戴眼镜，头发有些乱。

这照片不太好拍，尤其是我当时用的标准镜头需要靠比较近才行，因为我国人民一般都不太习惯被拍摄，所以经常表现不自然，这张看起来还好。上午坐在车顶上跟他聊天瞎胡扯，我手里一直把玩相机，玩儿到他对机器完全没有感觉了，再举起来看着取景器继续玩儿，拍摄的机会就比较好找了，拍他两张，这是其中一张。

23号下午，天安门前。当时风雨大作，大部分同志都暂时在树下避雨，我缩在大会堂北门外树下躲雨，本来怕雨水太大都不敢把机器拿出来，可是看到这老哥还是拍了他一张下来。

这哥们儿够猛，顶风冒雨高举旗帜大步前行。看到他的英姿我突然想起来一首幼年时候学过的歌儿：

“举红旗，向前走，毛主席率领我们反潮流，反复辟，反倒退，勇往直前不停留。打击地修反，批判封资修，，，”

应该是根本就不沾边儿的事儿，可我那时候就想起来了。没办法。

说不上来这是什么单位所属的文化人儿了，反正看这意思是一帮不太爽的文化人，不然不会把“人”给写成彩色的“火”字。

5月23号中午，头顶上阴云密布，风雨欲来，天安门前偏西的长安街正中，面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革命人民群情激奋，振臂高呼反革命口号。

后来，我走到摄影师跟前问他是哪个单位的，回答中央台的，我继续问，你们顶头领导艾知生同志表态了没有？他说没有，应该是仍然与中央保持一致，然后反问我一句：人家是部长，咱能把他怎么样？我顺口说，那好办，抽丫挺的！

万没想到，我这句话刚说完，后边儿一大群人竟然异口同声喊道：抽丫挺的！

快赶上毛泽东同志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了，整个儿一“痞子运动”。

23号的游行，因为有了那场伴随而来的狂风暴雨，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风雨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营造出来的气氛却非常浓厚。

从23号以后，可能还有些游行或者声援的活动，但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好像26号或者是27号有过一次比较大的活动吧。

再后来，5月底的“民主女神”揭幕也是个参加人很多的活动，那天是个不太晴朗有些薄雾的天气，感觉有点儿闷热，尤其是揭幕仪式是在中午前后，人群也比较拥挤，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有些潮乎乎的闷热。

虽然那天去的人很多，不过还是没有能够使得热情持续很久，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趋于平静，也没有什么紧张气氛了。

这是那尊女神像揭幕以后的时刻。因为胶片质量和冲洗都不好，加上我当时是面南北被的逆光方向，所以这照片看起来实在是不怎么样。

这尊神像大概是当时美院那帮哥们儿突发奇想加班加点制造出来的，所以质量不敢恭维，相当粗糙。所谓揭幕，其实也没有“幕”，就是一条长长的红色的布蒙在女神脸上，然后拉下来，完事儿。

估计是当时条件所限，那块红布条实在窄小了点儿，只能有个象征的意思，其遮盖效果，还远远不如我国旧时代的洞房花烛新娘子顶的盖头。

那几天比较宁静，有不少同志认为，继续拖下去，学生自己就要撤退了。我自己也是这样感觉，因为学生都是凭一时的热情上来的，这种热情很难长久维持下去，如果我国政府继续半死不活的拖个几天，很有可能学生们自己就坚持不下去了。

那几天的天安门广场，虽然不能说完全的平静，但是已经看不到多少热情了。来声援的几乎没有了，占领广场的同学很多是来自外地的，白天都四处游玩去了，晚上回来累得一声不吭直接睡觉养精蓄锐准备完成明天的旅游计划。

天安门地区的人也不是很多了，甚至有的地方比平时还要安静，因为附近的旅游热点关闭了，连平时络绎不绝的游人都看不到了。

我记得清楚，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女友在故宫大门口儿缠绵。这在平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地方是世界级的旅游热点，大白天有无数人出入，别说在门口缠绵了，想多停留几秒钟都不行。

故宫大门口。这是我后来在傍晚时分故宫已经关闭趁没有人的时候拍的，白天可是满坑满谷都是活人，不是这样子。

那时候故宫连续关闭了很多天，所以白天也没有人到这里来了。我当时正抱着漂亮小恋人，靠在这门上香柔温软天旋地转找不着北的时候，来了俩洋人夫妇，探头探脑的，会说英文，我赶紧腾出嘴来告诉这俩人我国现在处于戒严状态，故宫不开放，所以不用瞪眼儿瞎惦记着了，赶紧走吧，以后解除戒严了你们再来。

那洋人嘴里表示感谢我，表情却仍然有些复杂，他那意思我大概也能明白：戒严了劝我赶快离开，可为什么你这个王八蛋在戒严状态下却可以公然抱着小姑娘在此缠绵苟且？

北京进入戒严，对于我来说就是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在故宫门口与女朋友缠绵的机会。谈恋爱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要把当时的印象给深化，办法之一就是在比较著名难忘的地方进行，这么一来想忘了都不容易。反正，我现在一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就想起来曾经在旗杆地下撒过好几次尿，看到故宫就想起来春夏之交时候在大门口的缠绵来了。女友当时穿的是浅蓝底色有图案的连衣裙，记得清楚。

您瞧照片上这大门口儿，虽然有些破败了，但是皇上的级别仍然是明明白白的，每扇红色大门上的金色门钉是九行九列一共九九八十一颗。这是皇家标准，连王爷的王府也不许照这个标准玩儿，一般草民就更甭说了，任何人胆敢在自家大门上装八十一颗门钉的都算造反，绝对是“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严重罪行，没什么可说的，死刑！

幸亏皇上早就吹灯拔蜡玩儿完了，不然靠在万岁爷大门上抱小姑娘乱亲嘴儿的草民估计也肯定活不了几个钟头。

那次也不是专门要去故宫门口缠绵的，顺便过去了，看这地方不错，而且四外无人，就先停下说会儿废话呗。其实，非常闹中取静的一个绝好谈恋爱的地方也离这地方不远，出东华门立刻沿墙根儿往北走到头儿，筒子河拐角儿附近就特别好。现在什么样儿我可不知道了，反正当年是个很好的地方，周围都很热闹，但是这地方几乎就没有几个人来。

6月3号，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到了下午女友来电话申请会见，我正好有几张刚放大的照片要给她，说好了傍晚凉快些以后紫竹院门口不见不散。紫竹院东门，就是面对首体那个。

出门时候已经七点多了，其实我刚离开不久，就有电话从五棵松打过来了。以前曾经有个网友与我讨论航天部的情况，表示过对我说的有些怀疑，其实那地方是我自己家的一部分，我说的都是俺家门口儿的事儿，应当不会差太多的。当时的电话就是俺家里人打过来的，消息就是戒严部队已经开枪了，那时候大约是傍晚八点。

那年月没有手机这东西，我浑然不知所以，还在紫竹院跟女友说废话呢。

女友的老爹很多天都不在家，后来我认为他虽然是总参系统的什么狗屁首长，但当时北京的高级军官应该都与戒严部队的行动有关系，那些天估计他也没干什么好事儿。

我一般都尽量不去女友的家，首先这是不便公开的地下恋爱，虽然这小姑娘怎么看我怎么喜欢，但是她的军人父母肯定看不惯我这土流氓的作派；还有我很不喜欢去门口有持枪士兵站岗的地方，尤其是我自己并不属于那地方，就更加感觉别扭。如果没有“首长女儿”下楼来出面迎接，那拿枪站岗的王八蛋真不放我进去。

虽然是身份很卑贱的乡下人，但我还就是受不了这个。本来也不是我要上赶着非要进这戒备森严的高门坎儿，是你们首长女儿要追我，若不是她小模样儿长得那么漂亮，想要搞定我作男朋友还不一定有戏呢，我终于赏脸过来一趟，还他妈把我当贼一样拿枪拦着不让进。

真他妈岂有此理？你们首长家里最宝贝的独生女儿我都可以随时抱走，我不抱她自己都会扑我来，你端着个破枪还狐假虎威的守卫什么？首长家里还有啥吸引我的？也许是怕我把首长家的半瓶儿酱油给拿走。如果拿枪拦着首长女儿别让她往我这流氓怀里扑可能还算是对首长尽职的表现，可是他们又不敢。

那天晚上约会以后，我把女友送到家门口就走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天她家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我如果一直把“首长女儿”送到床上陪她睡个觉，那拿枪站岗的哨兵也不敢上楼来监视，更不会向首长汇报什么。

北京夏天的傍晚仍然有点儿热，抱女友抱得满头满脸的都是小姑娘的体香，身上带着一股女孩子味儿，在路上喝过点儿冷饮，往南走了不太远就是天安门广场了。

到天安门广场时候，已经有十点多了，广场上一片黑乎乎的，没有几盏灯，人也不是很多。

继续往西走，是回海淀的方向，没走多远就快到西单路口儿了，前边儿人多而且乱。西单十字路口儿上斜着停了一辆面包车，车顶上还架着自动步枪和钢盔，有学生站在车顶上，不少人围着，车内是便装的军人，好像已经有些时候，是白天军人开车进城被堵截住的，但是没有“动乱” 迹象，大家都比较平静。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我到达的时候能看出来已经进行了一段儿了。一个武警方队，正在从西往东推进，有装备但是没有看到使用枪支，手里都拿了棍棒/警棍，头戴钢盔，还有透明的盾牌，与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防暴警察一样。

武警与“暴徒”，真正的近距离接触并不多，主要手段是在互相扔砖头。暴徒们的优势只有人多，而且热情高；武警的优势，是训练有素，装备好，而且武警除了棍棒和砖头以外还有一样厉害法宝：催泪弹。

催泪弹，大概有不同的种类。我看到不少回忆89年的文章说坦克手钻出来向人群投掷催泪弹，然后是黄色的烟雾弥漫。我见到的催泪弹不是这种的。

对于我现在说的这种催泪弹，我个人体会大概比其他人还要稍微深刻些，因为我不仅知道这东西什么味道，还不幸被这破玩艺儿正好击中一枚。

我说的这种催泪弹，是武警用枪发射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枪，太远了看不清楚，但是发射的时候有声音，一声闷响，然后一个亮闪闪的银白色的如手指长短比手指稍粗的金属筒就飞过来了，射程能达到大约100米左右的样子，速度很快，飞行过程看不到，但是能看到这东西落地。

冒出来的烟是没有明显颜色的，反正我在当时的夜里路灯下看不到烟雾的颜色，而且奇怪的是你冲进烟雾中去时，首先感觉到的是很难闻的一股烧塑料布的味儿，这个不是不能忍受的，只是很难闻而已，比烧乒乓球的味儿还要稍微客气一些。

再过十来秒钟，坏了！脸上好像被人抽了俩大嘴巴似的，有些火辣辣的疼，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但是鼻子并不酸。

第一次中招儿的人一般都不由自主就骂出来了：“哎哟我操他妈！这是怎么了？”

这时候，从传单上学习来的知识就用上了。自来水可以化解催泪弹，大家很快都明白这招儿了，于是脸盆水桶就全上来了，催泪弹打过来，只要中招儿的都立刻找水洗脸，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洗脸，不过是用毛巾擦脸。水桶里有几条毛巾，几十上百人都用这水和毛巾擦脸，我可是真正领会“公共卫生”是什么意思了，不过那时候早管不了太多，首先要解决的是脸皮生疼眼泪横流。

那天夜里也不知道与多少男男女女的共用毛巾擦脸，只要用湿毛巾擦脸一把，催泪弹造成的痛苦几乎是立刻消失，效果不错。

最豪华的是有一小伙子，头上竟然戴了一顶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的钢盔，与武警的钢盔一样，上边儿没有帽徽，而且还有一条湿的大白口罩蒙着鼻子和嘴。我夸他一句：“哥们儿，你丫这行头可够牛比的！”这孙子听了相当受用，很得意。

武警与暴徒们进行的是拉锯战，阵地的移动主要取决于地上砖头的多少。暴徒脚下的砖头多了，就向西进攻，武警处于被动状态，立刻收缩队形变成方阵用盾牌连在一起躲藏在盾牌后边儿；暴徒把能找到的砖头扔完了，武警同志再把那些刚扔过去的砖头扔回来，暴徒没有防护装备，戴钢盔的也就只有我说的那么一位，于是大家只好向后退。

有的暴徒被武警的砖头打中，头破血流，还有的被武警用警棍打得满脸都是血的，不过暴徒们一般都比较仗义，不会留下同伙让武警打下去，马上会有一大群人冲上去把挨打的可怜虫从武警手里给抢夺回来，武警的人数究竟比较少，所以只好放弃打人，退回方阵中去。

就这么在长安街上来来回回的互相用砖头扔来扔去的，磨了很长时间。武警的催泪弹并没有连续不断的密集发射，一般是零星飞过来，只是在暴徒们逼近时候打过来的比较多一些。

那天该我倒霉，正在马路北边儿往前冲时候，一枚武警叔叔的催泪弹射过来正巧就打在我右脚上，当时感觉像是挨了一砖头似的，低头才看到那催泪弹在地上乱转，我的一只鞋全变成黑乎乎的了。

那时候我穿的是白色的运动鞋，里边还有袜子，所以并不是很疼。跑到后边拉开袜子一看，脚面变成粉红色了，起了好几个水泡，是不太严重的烧伤。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撞击一瞬间这玩艺儿就能造成烧伤而且把一只鞋都给熏黑了。

这武警叔叔发射过来的催泪弹温度非常高，我本来想拣一个回家玩儿去，但是太烫手，拿不起来。

后来，大约两天以后，我那只脚上的水泡破了，脚面上象扑克牌那么大的一块开始溃烂，不疼但是很痒，一直流水流了二十来天，上紫药水儿也收不干，睡觉时候只好把烂脚放在旁边儿一把垫了好多层纸的椅子上，不然流水流到床单上也挺讨厌的。到七月中旬回学校了我还不能穿普通的鞋，我跟学校说是严重过敏反应，系主任批准我可以穿拖鞋。

因为在校园里穿拖鞋，竟然被一个从矿院来的领导在批评现在大学生水平低素质差的时候顺手一指我的两只脚丫子，抓了一“现行儿”，拿我当作反面教员来教育大家。我就讨厌这种无端的挑衅，当时很不爽，立刻反齿相讥，板起脸来严肃认真地给他上了一课，最后给这孙子玩儿了一哄堂大笑下不来台。

3号夜里在西长安街上与暴徒展开拉锯战的武警，在我印象中不过100来人，也许是一个连队的人马，队形一直都保持的不错，也许有挨了一砖头受伤的，但他们的保护装备比较好，应该不多，唯一的例外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卫士”的刘艳坡。

那时候大概已经过了午夜时分算是4号凌晨了，开始怎么发生的我说不清，估计是这个武警被砖头击中，也许是一下子就给砸晕了，丢了钢盔，脱离队形，然后又接连挨了几下更多的砖头。等我赶到跟前他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他两膝着地垂着头，两个学生架着他，另一个学生挡在他面前保护他别再挨打，我在前边儿帮着把愤怒的人群推开一条路，把他送到路北的民族饭店里抢救去了。

当时，我看到这个武警的样子心里直发紧。他肯定是头上挨了砖头，路灯虽然不太亮，但是看得清他满头满脸都是血，甚至流到制服上的也不少。这个武警是个中等身材，绝对不算魁梧，如果不说他瘦弱的话，个子不高，也许连175公分都不到，瘦瘦的长脸型，头发很短，钢盔也没了，只有腰里一条武装带，那军装好像是二号的而已，穿在他身上也还是有点儿太大。

送进去以后，我心里还是有点儿放不下。过了不久，我回到民族饭店去看，有个人出来，直到我要进去看那个受伤的武警，跟我说不用看了，他已经被全身上下用白布包裹起来，那就是已经确定他不行了。

我当时感觉很悲哀，年纪轻轻的一条生命突然就没有了。当时是午夜时分，他家里的父母亲人那时候可能正在千里之外的酣睡中，怎么能想得到自己家出来吃粮当兵的孩子竟然糊里糊涂的在长安街上送了性命，噩耗传到他家里，那该是多么大的打击。

后来经过这地方，见到政府在六部口路南放了花圈（其实花圈放的地点不对，应该是长安街再往西靠路北），知道这个武警的名字叫刘艳坡，才十八岁。

十八岁，和我女朋友一样年龄，差别可是真不小，仔细想起来让人胸口发堵。

我女友几乎就算是生活的无忧无虑，相貌身材都让自己非常满意，在学校是成绩不错的好学生，在家里是独生女儿掌上明珠，刚开始谈恋爱也挺顺利，一口就把自己喜欢的给叼在嘴里了。与情人缠绵之后在楼下持枪哨兵的守卫下躺在被窝儿里流着哈拉子发春梦，可是在同一时刻，几个街区之外，另一个也是十八岁的竟然血溅街头一命呜呼了。

这是武警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的双层人墙。您瞧瞧，这一个一个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农家子弟。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几乎可以肯定全部都还是处男，被上级派来干这个，大概连上厕所的机会都未必有，糊里糊涂的站在这儿完全没有任何的自主意识，象猪狗一般被政府使用，随时准备送掉自己的小命儿。可怜。

这是后来拍摄的天安门前站岗的武警战士，他大概感觉自己能有机会在天安门前站岗是无尚光荣的一件事儿。后边的背景是人民大会堂和正在修建的中国大剧院。

这武警站在那个奇怪的台子上一动不动，我走到他面前与他四目相对互相看一眼，我笑了，他没反应。我猜不出来他当时在想什么，也许奇怪为啥这条汉子过来朝他傻笑；他肯定是猜不到我想什么，因为我看到年轻的武警首先想起来的就是十几年前那个血腥的夜晚。

我当时站在民族饭店门口，还在为这个武警的事情七上八下的在心里发慌，其实更加让人伤痛的悲惨时刻马上就要来到面前了。

在北京整个范围内，我见到的武警刘艳坡是在戒严部队开枪几个小时以后被砖头击中致死的，但是在当时的西长安街上，还没有开枪。我怀疑武警可能没有枪，或者有命令不许开枪。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戒严部队在开枪进城过程中发生流血伤亡最多的就是西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和我当时所在的六部口。戒严部队也有从东边儿过来的，但是没有遇到西边儿这么顽强的堵截，所以伤亡也比较少一些。

我家的电话是在傍晚打过来的，那时候戒严部队已经开枪到达了五棵松地段。军队从西边儿的石景山一路鸣枪开过来直到木樨地之前，都没有遭到太大的阻截，我想这与那一路上周围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北京的西边儿，复兴门外，尤其是公主坟往西，是当年国军傅作义同志开发的“新北京”，共党进城以后继承了这份儿产业继续使用，许多新北京地区都进驻了军队单位。

从石景山方向过来，我印象中能说上来的西边儿最远的有铁道兵/工程兵，然后到玉泉路附近右手是军医科和307医院，左手是共军政治学院，这地方应该是纯粹培训坏人的；再往北铁家坟是我军的小脸蛋儿的所在，三军仪仗队的驻地，一大帮高矮胖瘦差不多一样的孙子天天在这儿走正步玩儿，还练习放礼炮；接着是原来为军队单位的航天部大院；再往东走万寿路右边儿是301陆军总医院，应该傍边儿下去就是通讯兵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好像也在这一带；左边儿是电子部；北边儿不太远是空军大院；过了301马上就到公主坟，右边儿一拐路西是海军司令部，海军大院儿的游泳池不错，可就是他妈氯气放太多熏得人睁不开眼，想偷看一眼小姑娘的玉腿都很困难。

这一路上几乎没有一所高校，共军政治学院自然不能算了，那是个最臭的大粪坑。唯一曾经存在过的就是玉泉路的中科大，但是早就搬走去安徽合肥了。

这些军队大院儿或者由军队托生出来的大单位里的人，在经过多年党的教育以后，洗脑效果比较显著，对自己的思想活动完全没有任何自信。估计那些在这种单位呆过的同志都深有体会，简直就他妈不是人呆的地方。

您如果看北京地图，我说的这些地方一般都是大片的空白，没有标明是什么单位，尤其是军队的大院儿，您走到门口儿都不知道里边儿是干什么的，大部分都不挂牌子，顶多从站岗的哨兵军装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兵种。据说有的单位在房顶上还涂了颜色，从天上看也看不太清楚是什么玩艺儿。

我英勇的共军号称是巍然屹立战无不胜的钢铁长城，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以这种鬼鬼祟祟的面目出现，在闹市当中还遮遮掩掩的不拿正脸儿见人，好像刚偷过汉子还来不及洗澡的寡妇，这种作派有点儿让人怀疑兴许真是干过什么不要脸的亏心事。

据说是为了保密，其实也是笑话。连最敏感的保密单位也曾经发生过北大的俩洋人留学生早上锻炼时候一路跑步通畅无阻的跨过两层岗哨进入了工作区的“安全事故”。当时上级给警卫连全连记处分，立刻戒备森严，连我这种从来不用带出入证的“老熟人儿”都被拦下来登记。

在这些周围有很多军队大院儿的地区，不会有成规模的人群来拦阻戒严部队的军车进城，就算有很多人出来了，也没有太大意义。

不过，从石景山到公主坟这一路，倒是有一个地方，如果把里边儿的同志们发动起来上街就一定能够挡住戒严部队。

想象一下，八宝山里那些同志，都是“革命先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之类的，如果一个一个都从骨灰盒儿或者坟墓里钻出来，满脸泥土，一字儿排开站在马路上进行拦阻，戒严部队肯定屁滚尿流望风披靡，绝对“震惊世界”。

这个方向上一直到天安门都没有什么高校，我印象中只有过了复兴门南边儿胡同里有个中央音乐学院，但是过了公主坟以后马上就是木樨地，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

木樨地本身没有什么大单位，北边儿是科学院院部的老楼，南边儿是全总的破楼，里边厕所都是漏风的。但是，这个地方正好是三里河路与复外大街的交叉口儿，这才是原因所在。

从海淀到天安门的路线很多，但是大部分人都走的比较直接的就是这段儿，从北边儿下来到木樨地左转然后一直走就到天安门了。

海淀的学生们回学校去一般也走这条路的居多，从木樨地往北上三里河路，经过钓鱼台门口，这条路曾经是北京最漂亮的马路之一，旁边儿有树，快慢道有绿色隔离带，就是因为它在国宾馆前边经过。三里河路也是西城区与海淀区的界限，但是在这个路段上还没有什么高校出现。

走到头儿左转就是白石桥，左边远处是北京师范学院，右边进去是北方交大；再往北走临街的左边儿是民院，右边儿有气象学院和军艺，往西魏公村后边是北外和工业学院，靠三环上的是北京计算机学院（简称很可爱，“计院”。有的女生生怕别人误会就改称“北计”。我见到过一个自称“北计”的姑娘，立刻恭维说看得出来，姑娘奇怪怎么能看出来，我说，很简单，您明显不是一“南计”，她思索一下以后开始不太高兴，大概是误会了）；右边儿是农科院和农影，然后过了北三环路口（现在叫四通桥）就是人大，过了黄庄北大附儿，右手全是中科院的地盘儿，走到头儿是320总站，面前是成府路丁字路口，左边儿是北大东门，右边过去是清华的破石头墙；往东北下去是林学院和中科院综考会；往东南方向是语言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矿院钢院北航北医等乱七八糟一堆。这些学校里的“暴徒”，有相当一大部分人都是经过木樨地这个转弯点来往于海淀和天安门之间的。

于是，木樨地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戒严部队遇到顽强阻截的一个地点了。伤亡的人中北京本地人占了很高的比例，可能超过学生伤亡的人数，这是因为北京人上街堵截军队的行动首先是出于对学生的同情支持和保护为出发点，所以学生上来堵截军队，北京人自然就会上来帮助学生，于是堵截的力量就强大起来。

同样道理，在由东边开过来的戒严部队受到的堵截就比较少一些，不是因为那边儿没有人，而是学生太少。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有一个出朝阳门往东走过东大桥呼家楼以后位于红庙路南的北京经济学院，那学校也不太大，门口儿在一个坡儿上，骑自行车进门还有点儿费劲。

北京经济学院斜对面儿，过去一段儿乱七八糟的摊贩市场，就是人民日报所在地金台路，往里边儿走就到了前一阵子咱们关注过的不锈钢老鼠的家了。金台路靠北的路西有一家山东风味的饭馆儿，名字好听，叫做“聚贤楼”。我一直怀疑他们是用了错别字，应该是“巨咸楼”才对，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菜都放了太多的盐，巨咸！不过有一样很可爱的东西是他们的烤馒头，特别香！

以后如果有机会，咱问问不锈钢老鼠有没有吃过她家门口的山东烤馒头。

从东边儿进城的一支戒严部队就是通过朝阳门外这条路来的。我另外一个女友（别误会！不是同时交往的），在呼家楼眼看着戒严部队鸣枪开进来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从木樨地往东还有好几站地才能到六部口。木樨地堵截之后，为什么六部口还会发生巨大伤亡？

这个六部口，到底是以前哪六个部的口儿，我可是说不上来了，反正是在西单和复兴门立交桥的中间，用抗日将领佟麟阁命名的一条路向北的终点，这地方比较为人熟知的建筑大概要算是路南的北京音乐厅。

这音乐厅我很多年不曾进去过了，好像最后一次是有朋友拉我去看马友友同志与中央乐团的排练。我也就见过这马友友那么一次，虽然是排练，这同志照样儿把自己收拾得很整齐，随时参加个婚礼葬礼啥的都不用特别修饰；与马同志合作的中央乐团指挥是袁方，这孙子是一如既往的脏乎乎不洗脸浑身的臭烟味儿，整个儿就是一流氓。人家玩儿的音乐是很高雅的东西，跟我这种土鳖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咱这耳朵根本享受不了高雅音乐，在村儿里听个河北梆子还老赶不上趟儿呢。我也不愿意当人家面儿糟践艺术给中国人丢脸，就自己主动跑后边儿藏起来睡一觉以后到马路对面喝啤酒去了。

89年之后，一回有个在音乐学院折腾音乐的圆脸大眼睛短头发的南方姑娘请我吃饭。到现在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反正我本来就非常单纯而且愚蠢，有人请就去吃，先不管为什么，也不会自作多情怀疑人家姑娘喜欢我。好在我吃饭要求不高，也就是熬白菜臭豆腐土豆丝儿之类的卑贱玩意儿，不会吃完了欠人家一大笔人情。

这姑娘算是“崭露头角的乐坛新秀”，有理想有追求，对生活充满信心。我只管埋头吃饭，姑娘看我一心都扑在饭菜上了，只好就没话找话说：“您看昨天的《北京日报》了么？”

我继续吃：“没看。你又忘了，我跟你说过我不识字儿。报上说什么？谁死了？”

姑娘开始兴奋，“没人死，都活着呢。昨天的《北京日报》文艺版，有一篇给我写的报道，还有照片儿呢！”

难怪这么高兴，人家原来上报纸了。我假装满不在乎：“不就是《北京日报》么？我也上过一次，还是头版头条。”

姑娘大惊失色：“头版头条？！您干什么了？能上头版头条？”，她当时大概突然发现这次请客真是请对人了。

我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89年6月5号的《北京日报》头版头条这样说的[戒严部队开到西单路口附近，迎面冲过来两万多暴徒]，那两万多暴徒里边儿，有我。”

《北京日报》没有完全胡说，当时确实有上万人在西单路口以西，也就是咱现在说的六部口地段，这都是那个“共和国卫士”刘艳坡的所在武警部队给戒严部队打好的“群众基础”。

木樨地的伤亡很大，我当时不在那地方，凭同学描述得知大概情形，我估计其中原因之一是双方的力量虽然悬殊，但是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小。由公主坟方向到达木樨地的戒严部队是开着卡车过来的，而卡车很难冲过暴徒们的路障，于是堵截的效果比较好，流血冲突也就严重了。

戒严部队的卡车能够从石景山一路开到木樨地，就说明前边儿那些军队大院儿路段的表现了。

据说，在木樨地向人群开枪射击的一辆军车的前头还挂着一红色的横幅，上边儿写着醒目大字：向首都人民致敬！

戒严部队的同志相当有幽默感。如果以后有机会拍摄相关的电影画面，我一定要坚决要求把这个细节拍进去，这完全不是我的创意，这是戒严部队的杰作。

在六部口开枪杀人的并不是从木樨地开过来的队伍，因为那只队伍的卡车被堵截住了，一时过不来。在木樨地和六部口之间，是复兴门立交桥，立交桥往南是西便门，来到六部口杀人的队伍应该是从国华商场附近的西便门进城上了二环路，由复兴门转弯向东很快就到达六部口了。

木樨地堵截的军车是卡车，可是开到六部口/西单的是清一色的装甲车，所以我认为他们来路不同，北边儿是阜成门车公庄西直门奔俺们老窝儿海淀方向去了，应该机会不大，只有从南边儿的西便门进来了。

我想，有可能是军队的卡车被堵截在木樨地无法继续开进，才导致他们“暗渡陈仓”派了可以冲开路障的装甲车队从西便门进来直扑长安街。

大概是因为街上本来就很嘈杂，所以我们在六部口根本就听不到木樨地方向的枪声。等听到枪声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复兴门立交桥上往下冲的装甲车大灯了。

在长安街上从远处看装甲车由复兴门开过来，那画面很有些诡秘怪诞。我一开始都反应不过来远处的是些什么东西。首先看到的最明显的是探照灯一样的前大灯，突然向前照着，又突然朝天，突然又朝前，再朝天，，，就这么上上下下变换着照射的方向。我当时完全看不懂这是怎么个意思，因为是在夜间的正面看过去，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正在开过来。

开到跟前，看明白了。装甲车大灯突然朝天，是因为遇到了路障车头冲上去的结果，压倒路障以后车灯就恢复朝前；然后再冲击路障，这样循环往复同样的动作导致了怪异的车灯照射角度频繁的变换。

路障，主要就是长安街两侧的快慢车道的铁栏杆被暴徒们横过来放在路中央。这东西拦住卡车是没有大问题，但是挡不住履带装甲车，只能降低装甲车队的行进速度。

枪声，从出现就一直没有停过，并不是象爆豆那样密集，但是没有任何间断，一直在不断的响。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的是，当时的枪声很大，异乎寻常的大。我从小就见过开枪，近距离观摩过三十八军的实弹训练，后来在美国的靶场自己也打过枪，但是印象中声音最大的还是那次在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的枪声。

也许是两边儿的楼房导致回声，也许是夏天夜晚的空气湿度比较大，但是我不认为是心理作用导致给人的感觉这枪声特别大。

那枪声大到不少人已经忍受不了要伸手去堵耳朵。站在我身旁一条汉子大喊：大家别怕！这不是真枪，这是吓唬人用的响弹。我是复员军人，我听得出来什么是真枪。

一开始我还真相信这爷们儿了，但是马上事实就证明他说的不对。随着枪声，墙上往下猛掉土渣子，头上的广告牌子和公共汽车站牌也偶尔会突然发一声巨响。

我他妈再傻，到这时候也完全明白过来了：这可不是吓唬人的，是真的！

中弹的人也出现了，因为是夏天，大部分人穿的衣服都是浅颜色的，中枪的人最明显的就是在路灯下突然身上出现迅速扩大的黑色，那是在流血。

事情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从很糊涂的迟疑惶惑到鲜血淋漓的悲惨真相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都是在大约一两分钟内。

我想，当时在场的人主要的感觉是震惊和恐怖。面对装甲车，手无寸铁的暴徒们就只有怒骂了。也真有不怕死的主儿，手里拎着砖头冲上去拍装甲车，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我亲眼看到好几个小伙子这么干。

装甲车是完全的战争机器，没有反坦克手雷或者火箭筒炸药包之类的东西，你有步枪都不行，就只能对它一筹莫展。

在木樨地，暴徒们对卡车上的军人可能还有些很有限的威胁，因为砖头扔过去也有可能会砸到谁身上（头上不怕，有钢盔）；但是在六部口，情况不同，这里完全是屠杀。在西长安街上，没有人，也没有人有能力，去阻挡履带装甲车的行进，只有原来拉上去的路障降低了装甲车的行进速度而已。

装甲车大概是烧柴油的，估计消音器也特别简单，发动机的轰鸣也很震人，而且是一连串的装甲车队开过来。

刚过午夜时分不久，刺耳的枪声一直不断，装甲车的柴油发动机大声轰鸣，装甲车冲撞路障和履带碾压路障栏杆和自行车的难听的金属断裂声，街上是成千上万人的怒骂哭喊和哀号，全都混成一片，震耳欲聋，大概人间地狱也就是这样儿了。

噢，您别忘了，这条街名字叫“长安街”。据说这条街上从来没有动过刀兵，连日本鬼子都没有。

也可能是给吓坏了，我当时感觉脑子有些麻木，但还没吓得失去意识。我当时站的位置比较靠前，装甲车就在面前十几米处开过。当第一辆装甲车正好开到我面前，我竟然还有意识的仔细看了一眼手上的电子表。

那个时刻，我看得真真切切，记得清清楚楚：4号凌晨一点零八分。

封丛德先生提供的资料上说，各路戒严部队在凌晨一点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间不是很准确，因为我的手表误差从来不超过 15秒。第一辆装甲车开到我面前就已经一点零八分了，从西长安街过来的这支装甲部队是不可能于一点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

从六部口到天安门广场，还有好几站地呢。就算没有任何障碍，装甲车也要再开好几分钟，甚至十多分钟才能到达。我小时候随着上中学的表哥在永定门火车站下车，正好是晚上，乘末班车到六部口以后就没有车换了，只能步行往天安门方向走，让我在那时候就已经深深体会到“任重而道远”的具体含义。要不是表哥连哄带吓唬还说要踹我，我早就坐马路牙子上不走了。

我印象里，最艰难的是走到正义路附近那一段带花格的青砖墙外，真是走不动，后来知道那里边儿是公安部宿舍。如果当时住在那院儿里，我的童年时代应该会稍微少一点儿痛苦。后来认识那院儿里一大姐，我很感慨对她说，相见恨晚，20年前我特别想住在您家。现在想住也没戏，大姐早就一猛子扎英国去了。

当时在西长安街上开过去的有多少辆装甲车，我可说不清楚，感觉上有个大约十多辆甚至二十辆吧。因为谁也没有闲心去计算这个，受伤的人需要赶快送医院抢救。

我是那种典型胆小如鼠临阵脱逃的主儿，本来是想马上脚底抹油仓皇逃窜的，可是刚转身正要溜墙角撒腿跑，看见一瘦孩子窝在墙角扶着一棵树，明显是中枪了。

我过去问他“还能走路么？”，这孩子带着点儿哭腔儿回答：“我左腿不能用了”，我低头一看，子弹打在他左腿膝盖下边，也不知道骨头是否打碎了，伤口还在流血。

听口音，肯定不是北京人，可能是外地来北京的，或者是在北京上学的外地学生，旁边儿也没有同伴儿。我确实很想逃跑，可是见死不救也不太合适，我只好弯腰把他扛起来去胡同里找我的自行车。这孩子在我肩膀上就说了一句话，“谢谢你，大哥”，这么一来把我弄得就更不好意思把他扔地上了。

好在我的车还在，没有被放到街上去当路障，我把这孩子放在后座上让他抱着我腰这样就可以骑车走了。我也不知道医院在哪儿，但是正好前边儿有另外一个受伤的学生被往医院送，我就跟着他们往北走。

本来深夜里钻胡同找医院是个麻烦事儿，但是那天很容易。周围胡同里的人都被枪声惊醒了，见到受伤的学生无不热情帮助，不用张口问，人家就给带路，还马上找人来帮忙送东西提供药品纱布毛巾平板车。北京人本来也算热情，但是这么热情的我还没有见到过。

在我前边儿的那个伤员，也是个子不高圆脸的一个孩子，我估计也是个外地学生，伤很重，他一声不吭，如果是我这种贫嘴的北京痞子，早就把戒严部队全体官兵的亲姥姥都给拉出来办过好几遍了。

这孩子是大腿后边儿上挨了一枪，虽然在路灯下我也看不太清楚，但是明显很严重。他侧躺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前边儿一个人推车，后边儿俩人抬着他的头和脚，后边儿的人用毛巾堵着他的伤口，一块白毛巾立刻就变成黑色的了，鲜血稀里哗啦的往下流，马上换一块周围居民送来的白毛巾堵上，立刻又变成黑的，血流的太多，我怀疑是股动脉被打断了。我紧跟在他们后面，我带着的那孩子用发抖的手紧抱着我腰，一块一块浸满了鲜血的“黑色”毛巾不断扔在我脚下，看得我心惊肉跳，就剩下一个感觉了：肉麻！

最近的医院就是邮电医院，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胡同里边儿竟然还有个医院。我前边儿那个伤员是第一个送到医院的，我这个是第二个。医院里夜里值班的医护人员也不太多，有个穿白大褂的女护士大概是突然被吓坏了，站在门厅里放声大哭。

我一直想赶快跑，可是伤员很多，附近的大爷大妈都爬起来帮着抢救运送，我这么又高又壮的一年轻小伙子，如果撒腿跑了真有点儿抹不开面子，于是把大爷手里的平板车接过来跑去街上推伤员。

到底有多少死伤，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当时送去医院的有些伤员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尤其是头部中枪的，有个小伙子被子弹从左眼打进去，半个脑袋都血肉模糊，可能当场就已经没命了。

伤员的血，顺着平板车的缝隙往下流，流到我的裤子和鞋上，血迹斑斓。

送伤员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大约有一个多钟头，也许两个多，差不多都送到医院里了。我的推车送人行动结束，医院里的事儿一般人也帮不上什么了。

站在邮电医院门口，脑子里的麻木还没有消散，这几个钟头内发生的事情虽然是活生生的都在我眼前上演，可是却感到有些不真实，如梦如幻。

脸颊上和衣服领子，还散发着几个钟头以前约会恋人带来的女儿香；低头一看，两只脚一黑一白，鞋和裤子上都溅了不知道多少个人的鲜血。

等到骑车真正往海淀方向逃窜的时候，已经大约凌晨四点了。

我真是吓坏了，都不敢走大路，怕被戒严部队撞到当场击毙。钻胡同钻到阜外大街看到一片宁静，才开始走大街。遇到一个与我一起逃窜的小伙子，不是学生，在钓鱼台宾馆工作，到甘家口分手时候互道珍重，他还给我留了名字和电话，但是早找不到了。

这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到了白石桥路口才见到三五个人，看我惊慌失措的样子都很奇怪，他们听到了枪声，但是误以为是鞭炮，还在纳闷儿谁家会在半夜娶媳妇儿。

然后一直往北走的路上继续没有什么人，空荡荡的就我一个人发疯一样蹬着自行车，那时候我心里也是空荡荡白茫茫的一片，说失魂落魄不算过分。

到中关村颐宾楼附近见到十来个人，我来不及仔细解释，只告诉他们开枪杀人了，他们看到我身上的血，倒是相信了，没以为我是精神病。

到北大南门，一帮人，大约有二三十口子，围在一起正在听一个站在台子上的研究生说话，那哥们儿还在义正词严呢“人民政府就是人民可以选择的政府，我们完全有权利要求李鹏下台！”我确实记得他说的就是这几句话。

我过去大喊：“先别他妈说什么李鹏不李鹏的了，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了！”

那帮人大概看我这痞子模样儿不象个体面人，对我说的话也半信半疑。我早被吓坏了，也没有心思停下来给他们多解释。

我不敢确定，但是感觉上我是第一个把杀人的噩耗带回海淀的。

回到家，大约已经快五点钟了。一进院儿，马上有二十多人围上来猛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儿，有人接到城里来的电话，已经知道大事不妙，我把知道的都说完了，才有个叔叔提醒道“你赶快回家去吧，你妈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已经有别人通知俺娘了，等看到俺娘脸上的神色，我突然深刻意识到我在这世界上继续活着或者死了还真不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儿。

我自己的父母，见到自己的儿子溅一身血，但是活着回来了。可是那天夜里的屠杀不知道导致了多少同样慈爱的父母再也见不到他们自己正值花样年华的儿女了。

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大概影响甚至改变了不少人，对我也有影响，虽然我也说不上来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反正这种事儿一辈子也就遇到这一次了。

我这种没理想没追求没见识的庸俗之辈，任何大道理都完全不懂，不过是发现了生命很宝贵也很脆弱。现在拥有可能不觉得多么宝贵，可是等到失去的时候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既然还活着，就尽量让这条生命更愉快更充实一点儿，善待自己也善待周围的其他人，珍惜与家人亲友的情谊。

咱们这里，因为这件事情而严重改变生活轨迹的也有好几位，比如常见的封丛德，老郑，高寒，茉莉大姐，可能也包括胡平王希哲等几位，当然这些大哥大姐（或者说叔叔阿姨也行）都是有远大理想和坚强信念的主儿，就算按咸带鱼分类跟我这种的也绝对不是一拨儿。

不过，人类的共性还是应该占大部分，这些同志大概都不方便回国去。这已经不是“淡淡的一抹乡愁”了，流亡十多年还看不到个尽头，父母亲的年纪也都越来越大，亲人间的思念可不会因为有理想而变得淡薄。看到茉莉说过的“一股暖流”，和一个报纸编辑吴仁华写自己不能回家的一段儿，甚至让人觉得本来是人之常情的回家看望父母亲竟然也是一件奢侈活动了。

对这些受到89年事件严重影响到今天的各位，我也不知道该跟您们说什么好。俺鼓捣一个自己的声音贴上来给各位听听吧，是一首有点儿伤感的歌儿。

给我个温柔的梦想，让我找到个新希望；我要把过去都遗忘，让我从此就不彷徨。

我那远离的姑娘，我会时常把你想往；当家乡披上盛装，我是荣归故里的儿郎。

我要我不伤悲，我要我不流泪；我要我不忏悔，我要我不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