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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啼血子归鸣

杜鹃啼血子归鸣



来源: 新三届作者: 蒋海新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
说,还是不说?
于是成了问题”
——林贤治


合川,曾经是我的,也是我们全家的,不能言说的心结和隐痛。


我出生在成都。合川是我的籍贯,是父亲的出生之地,是1957年父亲被定右派后,爷爷和大哥被送回的地方——爷爷作为“逃亡地主”被押解回原籍,大哥精神失常而精神病院爆满,被好心人送回去跟爷爷同住。


爷爷是1953年来成都与我们合住的,那时母亲因肺结核需要隔离休养,他包下了买菜做饭的家务。


想来爷爷五七年被强行押送回合川之前,街道上是组织了批斗大会的,因为那些日子里,班上几个调皮的男孩经常在我面前恶作剧:一个男孩低着头,双手背在后面,做被反绑状;另两个男孩跟在后面做押解状。他们一边走一边喊:打倒蒋地主!喊的时候,他们看着我,仿佛我就是打倒的对象。


不表演的时候,他们就采取实际行动。不知有多少次,他们跟在我后面,用脚尖踢我的脚后跟,一边踢一边喊:打倒蒋介石!打倒蒋光头!


爷爷被押解回合川没多久,大哥就回来了。大哥多愁善感,喜欢写诗记日记。他1950年代初期毕业于一所工业中专,分配到沈阳一家以数字为代称的工厂做技术员。正像成都以数字做代号的工厂是保密工厂一样,那家工厂也应该是一个保密单位。右派分子的子女是不宜在那样的工厂工作的,更不能担任技术员这类重要工作。


父亲的右派言论见报以后,大哥被工厂除名。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刚刚进入社会的大哥遭到的压力和屈辱可以想见。


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爷爷被当成“逃亡地主”押解回原籍,自己又被工厂开除,这些横空出世的灾难像晴天霹雳一样,接二连三地击中了年仅二十出头的大哥。自尊而敏感的大哥,精神恍惚地回到了成都。


他回来那天,我一人在家。他身材高大,没带行李。他把我抱起来,说:告诉妈妈,我住在小花园旅馆。


那天晚上,二哥去小花园旅馆找大哥,却没见着他。


几天之后,他又回来了。


他回来时,三哥和弟弟们都在家,我也在。他紧紧地牵着我的手,要带我出门。我有些怕,但只好硬着头皮跟他走。他一路上胡言乱语,说什么“朱德是我的军师,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之类的话。我那时不到九岁,但我知道他疯了,这些话怎么能乱说呢?


在他滔滔不绝地说话间,我看到二哥从旁边不远处跑到我们前边去了。我大呼:二哥!二哥!二哥听见了,立刻回转身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小妹,快回去!你们学校的老师来家找你了!我知道这是个借口,可大哥把我的手攥得紧紧的,我走不开。二哥见状,就来掰开大哥的手。大哥手一松开,我就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只听见大哥高喊:杀人啦!杀人啦……


从那天起,大哥就被关进爷爷住过的房间里。那房间外面是后厅,隔壁邻居在那里安置了煮饭的一应家什。有一次大哥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那家人案板上的菜刀,便拿起来挥舞,结果把自己砍伤了。好心的邻居帮着妈妈带大哥去精神病院看病,要求住院,可是住院部爆满,住不进去了。


迫于无奈,妈妈请人送大哥回了合川老家。


我一直没有听说过爷爷和大哥后来如何了,我们全家没人提起过这方面的事情。


我在《父亲归来》那篇回忆中写过,父亲从劳教农场归来那天,家里门板取下来了,下面放上两条长凳,做成了父亲在家栖居十天的床铺。他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这床铺上面咽下的。


父亲去世后,门板没有归位。家里无门,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我家。我们家没有可供人偷的物品,所以小偷也从来没有光顾过。


但是,有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桌上有一张写得文绉绉的字条。大意是他从合川出差成都,顺便来访,见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不胜唏嘘。希望母亲保重。这位不速之客是谁?母亲没有提起过,我们也不曾问过。


这位不速之客来时,三年大饥荒已经接近尾声。三年中,我们那个住了九户人家的院子里,已经死了4个人。如果算上我父亲,就是五个。


农村比城里饿死的人多得多。我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当地农民告诉我,他们那个生产队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农民说,死的人太多了,活着的人饿得没有气力掩埋。我那时就想,在合川乡下的爷爷和大哥肯定早就死了。


可是,他们在合川遭遇了什么?最后又是怎么死的呢?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黑五类子女的我,认同了革命的宏大叙事。我以原罪之身,努力改造自己。下乡以后的第一次招工回城,我是生产队七名知青中唯一被推荐的。来招工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考虑到你出身不好,需要多多改造自己,我们这次就不招你了。我心悦诚服。我争取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竭力不去追怀逝去的亲人。我回避了家世,回避了合川。


我们家中,再次提起合川,是文革以后。那时学医的六弟在新华书店看到《四川医林志》一书,书中有川东名医蒋鸿模的记载。母亲说,蒋鸿模就是我们的曾祖父。她说,遇到天气晴好的日子,曾祖就要晒医书,医书之多,要摆满半个院子。母亲还提起我们一直不知的高祖蒋璧芳,他是清代的翰林。六弟有同学在川大历史系任教,那位同学特地从川大图书馆的方志室借出了《合川县志》,以便六弟把县志里有关曾祖和高祖的记载抄录下来。


合川,这个在我心底潜藏久远的心结,再次被触及到了。


可是,我太忙了,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结婚生子搞翻译,兼夜校课挣外水照顾家庭。更重要的是,从少儿时代起,为了减少痛苦而避免触碰家庭往事的习惯,已经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


我再次回避了合川,我连六弟抄来的县志都不看,尽管曾祖和高祖似乎应该是家世的荣耀。


一个人竭力回避的东西,其实是绕不开的心结。


去国经年,斗转星移,我一直无法忘记爷爷和大哥。渐渐地,我开始正视家史和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必须去一趟合川,了解爷爷和大哥后来究竟如何了。


2002年,我趁学术年假的机会回国,去了一趟合川。


原来的合川县已于1992年变成了合川市。


我知道蒋家老屋在合川白沙乡,但详细的地址就完全不知了。我一个亲戚的妻子,与当时合川市某领导是老同学,两人都曾在重庆乡下插队落户。她给老同学打了电话,请他予我关照。我到合川后,就去市政府找他。他立刻打电话,请来了一位已经退休的中学校长。这位退休的中学校长对高祖蒋翰林的事情十分了解,知道翰林墓的所在。他也知道名医曾祖和我家老屋“蒋家大院”的具体地址。


根据合川县志记载,高祖“家境贫寒,少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勤奋刻苦,饱读诗书”。“蒋家大院”是高祖中了进士,士人乡绅“争相馈遗,至数千金”之后才置办的。高祖自己在蒋家大院没住多久,因他很快就奔赴京城,任职翰林院编修兼国史馆纂修。光绪十年夏,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立刻回家奔丧。一路上舟车劳顿,历经两月,方才抵达。据说他回乡守丧时,在母亲的坟墓旁边为自己修了一间茅舍居住。他在守丧期间,“哀伤逾恒,未几病逝”。


曾祖蒋鸿模晒医书,就是在蒋家大院里面。史载他“初从老医刘道芝学,后又奋志研读家藏医书数十百种,历十年苦学而外出应诊……虽穷檐小户,犹精思及之……应手辄效……由是医名大噪,远近延诊者,门无虚日,日无虚时……极贫者,则周以药资。”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医治,他进城“设堂授徒,就药学、医经、方剂、证治各编成歌括,以便习医者习诵”。他的著述有《本草便读》《医林辑要》《证治药例》等等。


爷爷虽在蒋家大院的书香中长大,但因曾祖太忙,川东一带,“无不有其舆影”,“每闻其还,则舆马盈门,争相延至”——无暇顾及爷爷的培养。曾祖1918年去世后,家道衰微,日渐贫穷。爷爷便去重庆当了好些年学徒,攒下一笔钱来,回到老家购置了些许田产。他是自耕还是自耕兼雇工还是租佃给他人?不得而知。据学者调查,土改时期,川东一带,很多自耕农被打为地主。巫溪县竟有人比别人家多了两个煮饭的酱罐,而被划为地主的。


市里那位领导的朋友找了一部吉普车,送我和老校长去蒋氏一门曾经的故地。开到离村子大约还有二十多分钟步行路程的地方,吉普车就停下了,因为前面没有可以行车的路了。我和老校长下车步行,司机原地等待。


步行途中,老校长说:文革中翰林墓遭红卫兵挖掘尽损。你的爷爷和大哥,也可能早已离开人世,但蒋家大院应该还在。


进村以后,我们直接去了“蒋家大院”。这“蒋家大院”砖墙瓦顶,已经破败不堪。虽然在村里算得上大宅,但比起我家五十年代在成都与多家人合住过的,那所几进几深的宅院,小得太多。老校长说,现在住里面的,是几户贫下中农。老校长还为我找来了我的远房堂姐,她身材高大,面色红润。随后,老校长和堂姐带我去到另一户蒋姓远亲家里。


这家人院落宽敞,房舍整洁。那时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余年,他们的日子看来是过得不错的。不过,对于谈论四十年前那些革命运动涉及的对象,大家还是有所顾忌。老校长告诉他们我的来意后,我的远房表嫂把我带到灶房,其余人留在堂屋聊天。


根据表嫂的叙述,爷爷和大哥回乡之后的遭遇,难以用“凄惨”二字描述。


土改时期,蒋家大院即被贫下中农占据。七十多岁的爷爷被押解回去之后,只能栖身于一间临时搭起的茅草棚子。他一无所有,饥寒交迫,生命得以延续,全靠村民悄悄送点粮食和柴草。不出两月,大哥又被送回了,爷爷还要照顾精神错乱的大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表嫂此处语焉不详。我也不敢询问,因为这太残酷了!


但是,更残酷的还在后面。


反右运动之后,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扬的1958年。跟全国各地一样,合川乡下成立了人民公社,搞起了公社食堂。公社严禁村民们自行煮炊,男女老少都必须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可是,食堂拒绝给大哥提供伙食,因为大哥有病,劳动表现太差。


大哥还是有比较清醒的时刻。表嫂说他写了一封信,寄给公社领导,要求吃饭。上面下来指示:要让疯子吃饭。大哥于是有饭吃了。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爷爷就被强制离家去修水库。年老体衰,加上高强度的劳动,使他很快就病倒在工地。为了不让他死在工棚里,给大家带来晦气,他被抬回村里。当时,曾经举国开花的公社食堂,已经因无下锅粮米而停办,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已经开始。


疯疯癫癫的大哥,奄奄一息的爷爷,风雨飘摇中的茅草房…….我不知道他们爷孙俩吃什么喝什么。表嫂此时眼泪涌出,哽咽难语。我不敢问,怕问出更多的人性残忍。


爷爷抬回家几天之后,有村民前往探视,发现爷爷已经死了。生产队的革命干部们谨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在派谁掩埋死人这个问题上贯彻了阶级路线:抬爷爷尸体去掩埋的人必须是中农以下成分,贫下中农不得沾手。


爷爷的身体是用破草席裹着草草掩埋的。后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村民被这样掩埋,他们是三年大饥荒的牺牲品。


爷爷死后,大哥经常去坟地。也许开始只是因为别人告诉他,爷爷埋在那里。后来,就是为了刨食。在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年代,侥幸存活的野狗刨开泥土啃食尸体,死人的骨头外露。大哥饿慌了,就拣那些骨头啃。


《夹边沟记事》中,极度饥饿的右派们,吃树皮草根草籽蚯蚓以及包括蝎子在内的、各种找得到的爬虫。他们要么严重腹泻,要么腹胀如鼓,解不出大便。解大便时,不得不用手或自制的小工具互掏肛门。根据表嫂的叙述,大哥那时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大哥不是右派,不在劳教农场,身边无人帮助。


一天傍晚,大哥正在冬水田边上方便,恰逢大队党支部书记路过,他顺便一脚就把大哥踢进了水田。然后,他便扬长而去。冬水田水深不过膝,极度虚弱的大哥却无力挣扎出来,就这样死在冬水田里了。


听说蒋家的海外后人回来了,还是坐市里的吉普车回来的,那天下午,乡镇干部们一定要请我吃饭。我不好拒绝,因为老校长和司机乐于赴宴。


满满一桌人围着满满一桌酒菜。年轻的镇干部开席讲话,希望我为当地拉海外投资发展经济。我告诉他,我不认识生意人,更拉不到投资。他或许有点小小的失望,但这并不妨碍众人享受公款买单的酒席。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谈笑风生,我心里却在翻江倒海。


我想起了那直白无华的名句:“百代皆行秦政治”。历史学家黄仁宇称秦始皇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他“用焚烧诗书和活埋反对者的办法去巩固他的统治”。


我想起了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广西的文革。


我一边想一边看着眼前满桌的菜肴,突然有了欲呕的感觉。我尽力控制住自己,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以免败坏大家的兴致。思绪翻滚之余,我不禁想到,爷爷和大哥之死,其实不算最惨的。而我自己,则应该感到庆幸——庆幸自己还活着。


后记


学者林贤治认为,黑五类子女的内心,遭受了一个摧毁性的过程。我自身的感受,的确如此。我的至亲好友,为了避免摧心摧肝的痛苦,到现在也不愿提过去的事情。


我是幸运的。出国以后,看了很多心理学哲学和国内外政治方面的书籍,渐渐能够正视家世和自己的内心。但是,写这样的文章,仍然难受到泪湿衣衫。


我之所以要写,一方面自己需要心理释放,更重要的是,我感到我有责任和义务,为普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回归,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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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写这些,都要忘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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