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讲堂没有资格探讨后殖民时代的话题？
秦汉月
诸玄识先生受北外学校邀请，于2019年3月5日在北外东西方关系中心作了一场学术讲座，讲了一个关于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话题，不料这此讲座好像捅了一个马蜂窝，被闹得满城风雨。举例来说，有一位自称“麒璁韩洞博士”的微博，对此讲座大加攻击，进而针对北外学校，好像说北外没有资格讨论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学术话题，大有“只许州官（东方主义）放火，不许百姓（传统文化）点灯”之势。本来在一所现代大学里，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大学，讨论一下东方主义的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有不同见解，可以通过平等的学术讨论，或者学术交流来对待，没有必要气势汹汹地对一位学者或者对一所学校展开一场“声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原来是殖民地意识在作怪。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诸玄识先生在讲座上讲了些什么？
诸玄识所讲内容，有根据、还是没根据？
诸玄识先生所讲的内容，都是基于历史文献及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并无什么凭空想象、脱离事实的地方。
“韩洞博士”主要指责诸玄识讲座中的三项内容：
第一，8世纪比德（Bede，672-735）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ation）系伪书；
第二，1215《英国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也是虚构的。
第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戏剧著作为18世纪前后的伪造。
我们来看这是不是事实，让我们由近及远，先从莎士比亚剧作说起。
1.关于莎士比亚剧作被伪造的问题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16世纪时英语尚未形成通用语言，还处在方言土语的阶段，尚不能表达高雅的文学及高深的哲学，莎士比亚本人是一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现在流传至今的莎士比亚只有六个签名，每一个签名都不一样，因为他不会准确地书写自己的名字。莎士比亚曾在伦敦街头做过演员，说是演员实际上与我们现在理解的戏剧不一样，那是类似于街头卖艺的内容，所表演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即兴发挥即可，并不需要什么剧本。
莎士比亚生前大约就是这样一个文盲戏子，由于他的表演博得观众的喜欢，因而大约到了17世纪的时候，出于宣传的需要，剧场的宣传单及剧本编辑使用莎士比亚的名字吸引观众，于是开始了最早的谫陋粗略的剧本。
西德尼·李爵士（Sir Sidney Lee, 1859-1926年）指出：“莎士比亚的信息已经被篡改，莎士比亚的资料是现代的伪造。”而之前的莎士比亚作品——虽是17世纪“编辑”所写——则是“粗鲁、无文采的风格和过时的措辞和思维”（rude unpolished style and antiquated phrase and wit, 沙夫茨伯里勋爵原话）。
在英法战争之后，大英帝国出于民族主义文化立场大造文化品牌的需要，动用国家之力，鼓励推动构造以莎士比亚剧作为代表的文化精品，这场运动与导入汉语雅言改造英文土语互为表里，形成了词汇丰富、数量庞大的剧本精品。因此，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莎士比亚剧作，并非莎士比亚本人所作，也不是16世纪的作品，而是在18世纪前后经过百余年集体创作的英国文学经典。这样的结论出自于大量的英国原始文献及研究著作。
详见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pHDO1GLT5CdkBceU7EtfRQ
2. 对1215《英国大宪章》的质疑
在1215年时，因为王室是来自法国诺曼底的征服者——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兰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都是部落头领——都讲原始法语，而被统治阶级都讲原始英语（属于日耳曼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语）。而这两种语言在当时都是口语方言，它们形成文字语言要再过几百年、是印刷术普及之后的事。当时，只有极少数的神父专用拉丁文（它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不可能被使用于神学之外的“俗世事物”的），绝大多数的教士都是文盲。吉尔·莱波雷说：“（中世纪）的英格兰法律都是口语。其统治的规则和法律岂会用书面文字写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格兰维尔认为，习俗和先例共同构成了一个可知的普通法。”
举例来说，诸玄识在研究中曾引用国外学者对大宪章的质疑：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M. I.芬利认为，《大宪章》来自虚假的历史。他进一步指出，那前前后后的历史都是不真实的：不仅“爱德华忏悔者”法律（Edward the Confessor, 1042—1066）是假的，而且在威廉征服（1066年）前后的整个政法体制，包括《大宪章》，都是杜撰的。道格拉斯教授指出，“科克不是历史学家”（Edward Coke，1552—1634年, 最早在法律上认可这个文献的人。——引者）。
《大宪章》（Magna Charta）属于被杜撰的、假的手稿。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埃德温·约翰逊（Edwin Johnson, 1842—1901年）曾详述过这个伪造的特点。我在此举出另一部书，即布鲁尔（1810-1897年）所著《历史的笔记》，他列举了许多欧洲国家都步英国之后尘，而伪造了它们各自的“大宪章”（最近，瑞士也发现在13世纪有“大宪章”——Switzerland's Magna Carta, 1291。请注意，那个时代，整个欧洲都是非文字的！——引者）。
详见以下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2w5p4.html
3.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是8世纪作品吗？
英国的“历史之父”？——孤证不立
人称比德（公元673-735年）为英国历史之父。比德不仅知道英国过去发生的一切，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且还知道意大利、法兰克高卢和基督教西班牙的历史。从公元597年到731年，无论就世俗或就教会事件说来，这部书都是唯一的一部可靠的史料，尔后所有作家都是从他这部书中摘取材料的。为了收集文献资料，比德不但翻阅了英国全部档案，而且还派人到罗马、法兰克高卢和德国寻找其他材料。关于当时西欧全部知识，他都可以信手拈来。比德是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的安静环境中埋头钻研的一位学者。
按：当时的英国没有文字（古英语不存在书面语言），何来档案？当时不存在“意大利”、法兰克及西班牙的概念。当时不可能有图书馆。比德《教会史》为5世纪中期到731年间英格兰历史的唯一记录，而考据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孤证不立！因此，这种历史缺乏充分的证据。
《英吉利教会史》英译本及拉丁文版本不靠谱
据说比德《英吉利教会史》原书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后来由阿尔弗烈德大帝将其翻译成了古英语。其实并不存在“古英语”这样的东西。说有古英语是因其有这本译本的存在，而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伪书，这样也就否定了古英语的存在。两者循环论证，互为前提。实际上，到了“英国大宪章”时代，英语都还没有形成书面语言，否则的话就不会编造拉丁文大宪章的故事，直接使用英语岂不更加方便？
比德的《教会史》由阿尔弗雷德大帝翻译成古英语。第一次把它翻译成现代英语的是托马斯•斯特普尔顿。斯特普尔顿生于1535年，卒于1598年。他在1565年于安特卫普出版的译本献辞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翻译比德著作的目的：“从这部《历史》中可以看出，您的尊贵的王国是在哪一种信仰里施洗的，它持续了几千年，使天主荣耀，君王光彩，国泰民安。”
斯特普尔顿对这位作者的拉丁文采取了过分随意的态度。他有时释义，有时引申，有时省略。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如果要使英文版成为比德的拉丁文版的准确翻译的话，那么他的著作中几乎所有的句子都要作某种修改。
1565年斯特普尔顿翻译的最早英文版本的来源是拉丁文版本，所谓古英语版本根本没有下落。
《教会史》初版，埃格斯丁，斯特拉斯堡，1475年左右。
比德全集本，巴塞尔，1563年。
第一个评注本，史密斯，剑桥，1722年。
最新评注本，C.普卢默，牛津，1896年。
本书的拉丁文原文采用的是莫伯利版本（牛津，1881年），它几乎就是史密斯本。这里所著录最早的拉丁文版本不过是15世纪后半叶以后的，因此其版本来源也是一个问题。由此可见，比德的这部著作，不论是拉丁文的原版，还是所谓古英语的译文版本都不靠谱。
比德对君士坦丁大帝出身的记述——“高卢人”的国王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死去。戴克里先在位时，他统治着高卢和西班牙，为人性格温和谦恭有礼。他和他的无法律地位的配偶海伦生的儿子君士坦丁被拥立为高卢人的王。尤特罗皮乌斯还写道，君士坦丁在不列颠被拥立为王之后，继承了他的父亲在王国的地位。他当政时出现的阿里乌异端，尽管在尼西亚会议上遭到揭露和谴责，但他那不忠的使人致命的毒素不仅害了世界上所有其它地方，而且还毒害了这些岛上的教会。”
按：据说比德一生基本上没有出过他所在的修道院，更不会知道不列颠岛之外的世界，而在比德上面这段记述中，完全是站在不列颠岛之外对事件进行记述的；而且，古罗马帝国戴克里先、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丁的故事，都是出于后世编造，比德的时期这些故事并不存在。
进而，“高卢人”的说法也是一个出于18世纪之后的概念。“我们的祖先高卢人这一说法，经由第三共和国的世俗学校及其所使用的参考教材《小拉维斯》的推广而为世人所共知。于是高卢人就成了民族统一体这一神话的缔造者。”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为后世所编
比德是萨克逊人，7岁出家进入修道院，基本上一生在书本里讨生活，终生没有离开过修道院，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却对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比德所在的修道院据说有丰富的藏书，比德的所有知识都是在藏书中获得的。本来是基督教的修道院，其藏书却有大量非基督教的内容？
当时欧洲基督教的中心公认在罗马，英伦三岛偏在一隅，当时英格兰处于七国割裂时代，比德所在的小国诺森伯利亚却成就了文艺复兴，靠的就是比德的这部《英吉利教会史》。
英格兰当时没有政治统一，没有典章制度，没有史官制度，没有纪年手段（干支），没有档案资料。古英语既不存在，古希腊语又从何学起？正字法、韵律、修辞法在哪里？没有书面语言，凭一个僧侣呆在中世纪的寺庙中、就可以写出符合现代历史学规范的历史著作来？比如今天精通中国历史的和尚呆在寺庙里也未必能写出当代中国史来。
这本著作中使用了耶诞纪年，而耶诞纪年起源于17世纪，是斯卡利杰的弟子，最先创造了耶诞几年的方法，8世纪怎么可能使用耶诞记年呢？因而，可以断言，这部书的出笼不会早于17世纪。
为了构造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历史，英国于1904年在靠近贾罗的罗克角据说是比德的墓地上竖起一个十字架，并举行了揭幕典礼。因此说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是一部伪书，是符合事实的。
国外学者提出英语源于汉语雅言
西方学者揭示中国风造就英国现代性的著作：例如Ideographia 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作者：大卫·波特（David Porter）。
在漫长的18世纪之伊始，中国文化成为英国性的尺度。……中国文化逐渐修正不列颠的民族认同，尤其是变更“英国性”，使之从旧的贵族实体转变为个性化的心灵。
在1660—1830年间，英国在全球的傲然凸起；追根究底，“中国风”的成果构成了英国的世界主义的基础材料，它与在这一时期的修正和重塑英国身份有关。由此，我们能够看到，新兴的现代性民族、阶级和女性，以及（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政策，后者的作用是虚构英国主体性（服务于帝国主义和鸦片战争）……
在18世纪，英国通过“中国意象”反射出自身的世界主义民族；而后，它却设计了（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的策略，来编造不列颠的主体性……
对于英格兰的某些事来说，“中国”何止是另一个国家、帝国或文化，而是意味着新兴的全球观念（“天下文明”）；由此，英语必须用中国的标准来衡量和检验……
把中国（元素）写入英语主体，是不列颠能够作为一个世界主义民族，全球伸张的文化路径之一。（Writing China into English selfhood was one way of asserting England's global relevance as a cosmopolitan nation）。
参考文献：
Eugenia Zuroski Jenkins: The Cosmopolitan Nation, Where Order in Variety We See, A Taste for China, September 2013.
Eugenia Jenkins: A Taste for China, p.9.
Eugenia Jenkins: A Taste for China, p.7.
Eugenia Jenkins: A Taste for China, p.4.
西方学者解构英文——英文是被引进英国的
亨利·希金斯著《英语的秘密家谱——借来的文化，逆势成长的历史，强制推销的人类意志大杂烩》，台湾大家出版共396页远足文化公司2012年10月发行。
希金斯揭示道：“英语其实是被引进英国的，日后的美国也是如此。这种混种语言（尤其是字汇方面，包含的语言足足超过350种）的历史，也刻画了英国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英语如何不断求知求新，也可以看到英语这种清教徒所谓的‘我们的’语言，如何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改变形貌。”
英文是被引进英国的，并非由古英语、中古英语发展而来。
实际上，英文的发展可以分两个阶段。最初英语定型是基于汉语雅言的改造。1755年出版的这部《约翰逊英语词典》，是英语被“汉语雅言化”的一个结晶。约翰逊是一位中国通，按照巴罗爵士（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的说法，约翰逊编写该词典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汉语思想”。
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英语演变成世界贸易语言。“‘洋泾浜英文’或商业英语源于十八世纪的通商口岸，一个世纪前，安生准将还斥之为荒谬。” “英语的一般影响，到今天为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未免叫人扫兴。英语本身正向四方传播，因为英国人把广大地区殖民地化了。可是无从说它在任何地方进入了别的语言的词汇核心。”
结论：诸玄识先生的讲座有根有据，详实新颖，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最新成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好好反思。学校举办这样的讲座，符合中国文化复兴的大形势，符合世界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大潮流，我们要为这样敢于为天下先的学校点赞，为举办这样的讲座鼓掌！希望中国其他的高校能以北外为榜样，为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开辟出一条文化复兴的道路来。
北外讲座“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出版于1978年，提出东方主义概念，在国际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人们反思西方的殖民运动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199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学说，都是在萨依德《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
每十年上一个台阶。从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萨依德（1935-2003）《东方主义》（1978年）开始，80年代的代表作有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90年代有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20世纪第一个10年有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到了2010年代，这一潮流已经发展到风起云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学者们纷纷发声，分门别类，从各个方面开始了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机构包括世界历史研究所及历史理论研究所等八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中国于1949年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世界上后殖民主义时代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们都在期待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次北外校方邀请诸玄识来进行学术交流，正是与国际上这种否定西方中心论的思潮合拍的。我们对北外这种敢于为天下先的开拓作风表示钦佩。
这种讲座，完全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复兴中国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北外的这次讲座，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未来，北外的学术地位，今后应该当仁不让，在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及德国皇家科学院面前，应该至少与他们平起平坐，而不是仰人鼻息。1949年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也需要在学术上、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不要匍匐在地下甘心给西方中心论当传声筒。在学术上实事求是，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尊严，这样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因此，北外的这次讲座，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好得很”！
某博士痛批“英语源于汉语雅言”，原因竟是觉得自己在海外抬不起头来
据传这位“麒璁韩洞博士”在海外留学，拿了英国政府颁发的最高奖学金，这位博士以此为殊荣，说是从来没有其他中国人拿到过这样高的奖学金。本来，父母望子成龙心切，在自己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十分优厚的状况下，把儿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其出发点是希望孩子能够在国外学有所成，回来报效自己的祖国。这是一般中国的家庭最自然的想法，拿到奖学金对家庭的经济也是一种补贴，此事无可厚非，能拿这样的奖学金说明这位博士天分聪颖，得到学校的认可。但是，无论如何家长都不希望因为拿了英国人的奖学金从此就变成一个“香蕉人”。
这位博士在英国留学，所学的基本上都是19世纪之后西方中心论所宣传的内容，所用的版本100%是西方17世纪末到20世纪的“经典化运动”动过手脚的版本，但这一点他的英国老师们未必告诉过他。因此，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所学的东西本身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另一位被他质疑的诸玄识先生所读的书与这位博士有所不同，诸先生喜欢探索教科书里没有的东西，换句话说，他要寻求真理，寻找被18世纪以后西方中心论所隐瞒的真相，他所找的资料是被动过手脚之前的原始资料，以及后殖民主义时代批判东方主义的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揭露专著。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样一比，两人的高下立见：一个是西方中心论的传声筒，一个是后殖民主义时代历史真相的探索者。
按照这位博士的说法，反对北外引进这样的讲座，有一个原因是：“自己觉得这样讲起来，自己在英国没面子、抬不起头来。”这句话在后来修改微博内容时自己将其删掉了，文字可以删掉，但留在这位博士心底的阴影却不是可以轻易删掉的。这暴露了一个真相：原来是一种殖民地东方主义心态在作怪！国外学者揭露，英语来源于汉语雅言，诸玄识将这项研究进展介绍进了中国，如果是正常心理的话，知道了英语来源于中文，理应在英国作为中国人感到骄傲，昂首挺胸才是，大卫•波特揭露这个真相，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自己一点也不觉得丢脸抬不起头来，这位博士何必替古人担忧，自己觉得丢脸呢！
建议这位博士，除了成天读一些西方中心论者动过手脚的伪史教科书，抽时间也读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不是听到别人发表学术观点，觉得与自己所接受的伪史不同就急着跳出来，随便在网络上找几张图片，来为自己的伪史知识进行辩护，并且还对自己的母校进行毫无道理的攻击。
如果说找不到门路，我们可以向你推荐，建议诸玄识先生帮帮忙，“救救孩子”，使这位博士尽早走出阴暗心理，成为正常的、有独立见解的学者。
附：“麒璁韩洞博士”微博原文
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 做的“西方伪史论轰动京城：法、英、德语都源于欧洲方言和汉语雅言的结合”（网页链接），直接指出这些欧洲语言都源于汉语。主讲者英籍华裔学者诸玄识指出：1、法语通用语是汉语雅言的变体；2、中国风塑造英语文化；3、德国语言的“狂飙突进”也与汉语关系密切。而为了论述这一问题，他进一步指出了一系列的西方文明成就，都是伪造或来自中国的。
或许法语、德语很多人不熟悉，但是英语很多人是熟悉的。诸玄识在PPT中生动地指出了“英语伪史叙事”的逻辑。古英语代表著作8世纪比德（Bede，672-735）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ation）系伪书，为后人伪造。中古英语也是“伪造之物”，如121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史蒂芬·朗顿（Stephen Langton，1150-1228）起草的《英国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也是虚构的。而所谓的现代英语，包括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戏剧著作，也都是18世纪前后伪造出来的。可以说，凡是证明18世纪之前存在所谓“英语”的证据，都是伪造的、虚构的。
事实上今天《大宪章》仍有4个抄本传世（图6），但想必与会学者都会说这些东西都是伪造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证据。莎士比亚戏剧合集书系“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即《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Mr. 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 Tragedies），出版于1623年；这套书当时印刷了大概一千本，今天仍然有二百多本存世（图7）。所以他们是怎么证明莎翁戏剧都是18世纪前后伪造的？直接说这些都是全部都是假的？非常令人奇怪的是，讨论现代英语，诸玄识居然没有提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 and James VI，1566-1625）下令翻译的英文版圣经《钦定版圣经》（Authorised Version）；此书于1611年首次出版，阅读范围极其广大，对于现代英语使用规范影响极大，现在也有大约200个本子存世（图8），前几年还新发现了一本（网页链接），所以这些书都是假的吗？证据呢？
事实上诸玄识的这个讲座所谈的远不止如此。与会的河北大学哲学系教师孟晓路更是指出，“全部（西方）哲学都是近代事物，是从六经流出的欧产之子学”。而这场讲座的主题可以被归结于一个主题：现代西方是中国的“子文明”，中国是欧洲文明的源头。
我非常佩服北京外国语大学请来了著名学者诸玄识来做这个讲座，直接颠覆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术立论的合法性。但这个讲座终究缺少新意，其内容虽然广杂，但仍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西方文明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是抄袭中国的。
这类高论今天在国内很流行，只是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这一中国外国语研究的最高学府，我着实震惊。北京外国语大学有多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前副校长何其莘教授和现外国文学研究所姜红教授，都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所以这是在暗示他们这些学者，包括北京大学程朝翔教授、已经仙逝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泰斗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等所有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都是靠着研究伪造之物、继续编造西方文明的伪史，而当上教授的吗？陆谷孙教授虽已仙逝，我仍然关注着他的微博，偶尔翻看仍能感到一丝激励，难以想象他倾注一生的事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的这场讲座中都成了虚构、伪史。
当然，和“人类文明起源于湖南”这个杜钢建教授一直强调的观点相比，这个讲座的内容实在是太平淡了。建议他和吉林的宫玉海教授好好讨论一下，因为宫玉海教授认为耶稣就是颛顼，“伊甸园”在云南，《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信史。 英国·University of Warwi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