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其人行文尖酸刻薄，本文就要让他自食其果。要知道，跟不讲理的人讲理，不但不可能有用，反而被笑为迂腐。只有让他自食其果，方为正道。
前三章分别是：历史舞台、神话时代、传说时代。所谓历史舞台者，地理也，这东西一般都无所谓不对。“神话传说”则是认不得真的，你跟他认真就输了。所以就都不论了吧。
倒是第一章有这么一句：“现在，让我们搭乘可以跟光速相等速度的太空船，从广阔的太平洋向西飞航。”体现作者的文傻本色。不懂理科倒无所谓，你说点什么“刹那”“一瞬”“疾速”什么的，谁也不会把你当傻子卖了。唯独看了“光速”这个词时髦（时髦就时髦在它是物理学中的速度极限），拿来就瞎用，可谓“文傻”。
柏杨其人，就是“文傻”加“左傻”，双傻临门。下面慢慢分剥哦。
第四章，半信史。
夏朝基本子虚乌有，到了柏杨这里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稿费真是好赚。当然，话说回来了，柏杨倒是写了“半信史”这三个字，所以除了涉嫌故意拖戏以外，倒也没什么大错。
无独有偶，到了纪元十二世纪，伊里亚特的传说也拿来拖戏......
好吧，进入正题，周王朝建立了，姬昌姬发姬旦，都还算熟悉吧。但是...怎么这么别扭呢！对了！“文武周公”这些词跑到哪儿去了？原来，柏杨这厮满怀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古代封建统治者的深仇大恨，把人家的尊称都给去掉了。姬昌姬发姬旦还算勉强熟悉吧，接下来的名字可就一个比一个不熟喽。
说起来，当年有个家伙为了讨好皇帝，给乾隆上书说：某县的名字乃是明朝的年号，应该改了。结果被皇帝驳回：名字这东西要是瞎改，以后岂不是要谁也不认识谁了？夷狄之心，尚且如此；柏杨这个激进分子，连夷狄都不如呢！倒有这么一句老话对他挺合适“外中华而内夷狄”（外者，外貌也）看起来是文明之邦的国人，心里却是凶胡狡竖（比方说拿卢布的，或者丧了家的俄夷走狗）。
第五章，信史时代。
自共和元年，中国有了连续的编年史。柏杨写道：“共和政治历时十四年，到纪元前八二八年结束。那一年，姬胡（就是周厉王，我注）在流亡中逝世，姬靖（就是周宣王）乘机即位，恢复君主政治。”
写厉王止谤的时候兴致勃勃，可转眼之间，共和国就彻底完蛋了，这段怎么就一笔带过了呢？柏杨就是这个笔法的。
其实，君主制在其时代背景下自有其充分的依据，共和国就该完蛋，这可是柏杨这种革命家最不想承认的。
第六章，纪元前第八世纪。
柏杨写道：
“楚王国建国过程中，最大的一件事是接受了中华民族的方块文字。他们可能在上世纪（前九）之前就已经接受，但我们注意的不是时间，而是他们终于接受的事实。此一事实使中华、楚两大言语相异的民族，因文字类别统一的缘故，最后终于融化为一个民族。假使那时候中国跟腓尼基人一样使用拼音文字，楚王国必然用字母拼出他们的文字，经过七百余年的对抗，各自发展各自民族的和乡土的文学，两个民族只会越离越远。这是方块文字第一次显示它的功能。这功能在大分裂时代再次显示，在满洲民族的清王朝入主中国后，第三次显示。”
柏杨的这种认识完全谬误。方块字只要不在一个国度，当然也会彼此不同。今天，大陆台湾日本的汉字，岂是一样？当年要是一样，秦始皇又何谓书同文呢？就算语言文字相同，又与国家何干？英美语言文字相同，又岂是一个国家？满人与汉人语言文字都不同，岂不是还在一国，照样同化？
文字不过是一种形式，岂能对抗军事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实质性因素？文傻自己天天只知琢磨文字，文字对他就有了神圣性，这就是柏杨无端推崇方块字的原因。
第七章，纪元前第七世纪。
在本章，柏杨发明了一个新词汇“尾巴国”：“本世纪，封国间的战争升高，战败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向战胜国乞和，当战胜国的尾巴国，即所谓接受‘城下之盟’；一是想当尾巴国而不可得，被战胜国并吞。”
效仿一下柏杨尖酸的思路，我来估计一下“尾巴国”这个奇怪词汇的来历吧：
本来有现成的词“卫星国”或“仆从国”，但是这类描述东欧国家的词出现在这儿，难免要提示人们俄国人的跋扈。作为俄国人的尾巴人的柏杨是断断不能用这类词的，只好发明个新的。
第八章，纪元前第六世纪。
在本章，柏杨稍微编造了一点历史：“阳虎在稍后出任鲁国的宰相，负责实际政治三年之久。他谦卑地延揽专家，曾亲自拜访过孔丘，邀请孔丘任职，但孔丘怀疑他政权的稳定性，没有接受。”
历史记载是：孔子似乎有点动心（至少子路这么认为），但是阳虎这种臣子的臣子出来主政，毕竟不符合孔子的理论；所以子路力阻，孔子也就没去。跟稳定性是无关的，至少完全无证据可言。
第九章，纪元前第五世纪。
在本章，柏杨继续恶毒攻击孔子。当然，孔子也不是没毛病。象杀少正卯这种事，虽然朱熹认为并无此事，但是此前儒家认可已久；被柏杨拿来当信史来骂，孔子泉下有知，也只能找荀子算账，还算不到柏杨头上。（这事都是从荀子一个人的书里来的）
但是，也有骂得不沾边的，柏杨写道：“《诗经》出现于纪元前十二世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包括贵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把它作一次重大规定，依孔丘的标准，只保存了他认为有价值的三百首，其他的都被淘汰——这是中华文化最大的损失。”
人家编订诗集（假设是孔子编的）必须全部保留，不许淘汰？要真是全部保留，弄得太长，没人看，等于全部淘汰了。照柏杨的逻辑，所有编订唐诗宋词几百首的人，都是造成文化损失的人了。
而且，还有不是骂，但也对不上号的。孔子云：“麟也，仁兽也，出而死，吾道穷矣。”柏杨偏偏写成：“孔丘叹息说：‘古人有言，世界和平，上有圣明的君王，麒麟才会出现。现在世界大乱，它却出现了，真是怪事，我的智慧已经干枯。’”
真是怪事。
然后，柏杨还要无端赞美墨子：“为了拯救他的第二祖国，他从鲁国首府曲阜（山东曲阜）狂奔十昼夜，赶到楚王国首都若阝城（湖北钟祥西北人曲阜到若阝城航空距离六百一十公里，千山万水，盘旋弯曲，即以最低限度两倍计算，也有一千四百公里，只走了十天（那时代还没有马匹，全靠徒步），可看出支持他拼命奔跑的爱心。”
“那时代还没有马匹（！），全靠徒步”的话也亏柏杨想得出来。估计千秋万代以后，某人赞美柏杨“狂写十昼夜...支持他拼命写作的爱心”的时候，也会说“那时代还没有脑子
，全靠徒手”吧。
第十章，纪元前第四世纪。
在本章，不用说，柏杨开始推崇法家了，但凡XX都会推崇法家。
当然，柏杨还要继续抹黑儒家：“燕王国的内乱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儒家系统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在它的思想体系内，把纪元前二十四、二十三世纪黄帝王朝第六第七两位君主在位的时代，形容成为空前美好的世界——三十余年惨重水灾，死人千万的史实则一笔抹杀。第六任君主唐尧帝伊祁放勋和第七任君主虞舜帝姚重华，简称‘尧舜’，也是形容为比天老爷、比耶稣还要仁慈完善的圣人，他们之间权力转移方式，更美化为一首抒情诗一样的自动‘禅让’制度。燕王国国王姬哙是一个跟囗槐一样的糊涂虫，他真的相信了这一套。于是就在纪元前三一六年，如法炮制，把王位禅让给他的大臣子之，自己非常谦卑的走下宝座，参加官员的行列。”
上古盛世是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的幻觉，“禅让”也非儒家一家之言。《墨子 尚贤》云：“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庄子 让王》云：“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商君书 修权》云：“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
更何况这类君不君臣不臣的原始共产主义倾向，于儒家思想何利？只不过人们都这么传说，儒家也不能分辨，误以为真罢了。儒家要真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篡改历史，早把这些玩意儿改没了。
第十一章，纪元前第三世纪。
秦始皇终于统一中国了。为了以示尊重，柏杨不仅把他称为嬴政大帝，还破天荒地写了“秦始皇”这三个字。而紧跟着的汉高祖，仍然只是刘邦，既非刘邦大帝，也非汉高祖。
当然，秦王朝和共和执政一样，也很快就完蛋了。对此，柏杨写道：“秦王朝虽然是一个由悠久历史的王国演变出来的政权，但建立大帝国的时间却很短，刚刚进入危险的瓶颈时代，却不幸的出现了一个花花公子当它的舵手。”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秦朝不幸灭亡的故事。
最后，柏杨总结道：“秦王朝灭亡的如此迅速的原因，我们归纳为下列三项：
一、中国古老的法家学派的法治，是以君权为基础的，跟现代以人权为基础的法治，有很大不同。......
二、秦王朝统一的时间太短，前后只有十余年，人民对新政府的效忠心理，还没有养成惯性。被剥夺既得利益的既得利益阶级，诸如六个王国的那些贵族和当权阶级跟他们身上的寄生虫，以及大批被排斥的儒家知识分子，每一国以五万人估计，就有三十万人的反对力量潜伏民间，在那里怨声载道。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秦政府还没有彻底的消化。他们日夜都在破坏新社会和新秩序，巴不得秦政府早日垮台，以便恢复他们过去的那种好日子。所以任何震撼发生，他们都会抓住机会。像孔丘的后裔孔甲，跟一些故鲁国的儒家学者，一听说陈胜起兵，立刻就迫不及待的抱着他们的儒书，前往投靠。
三、最后的原因是帝国的舵手赢胡亥，我们不必多强调他，只要了解，无论大船小船，舵手非常重要。舵手如果决心向礁石上猛撞，谁阻止他谁就成了卖国贼而被杀或被投入监狱，再坚固的巨轮都会沉没。”
我来评价一下吧：
“一”毫无道理，完全是转移视线用的，谁打算比较秦王朝和现代国家啦？法家也好，儒家也好，与现代理念当然都是不同的，这跟迅速灭亡有什么关系？
“二”看似有理，实际上是倒果为因的：因为秦国激进，所以反对者众多；反对者多不是秦国灭亡的理由，秦国自己才是自己灭亡的理由。而且，首义的陈胜、吴广，入关取天下的刘邦都不是旧贵族或儒生。如果非说儒生“立刻就迫不及待的抱着他们的儒书，前往投靠”陈胜，并对秦朝的灭亡起了很大作用。那只能说朝廷不能容忍能人，活该倒霉。
“三”不过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逻辑。
要让我说秦朝灭亡的原因，其实也简单：
儒家法家都极力推崇王权，但儒家的推崇形式重于实质（或者至少是并重），即“礼”；法家则要设计一整套制度，让国王（皇帝）能切实掌握权力，从上到下一而贯之。法家的效率当然高，但其制度有两大漏洞：
一是一旦王权被奸臣篡夺，或者国王（皇帝）太不像话，整个体制对掌权者就是一点阻碍也没有。平时办事的高效率，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作恶的高效率。办事效率低点并不致命，作恶效率高就完蛋了。
二是法家办事的高效率，完全建立在对相关人员进行苛求，进行人身威胁的基础上。如果相关人员还能混得下去，自然得战战兢兢地把事办好。但如果混不下去了呢？也就只好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的具体原因“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法家不给倒了霉的人留活路，就是这个下场的。
好吧，打住，再写就太长了。最后说两条吧：
一、连续三个朝代：周、秦、汉都是依靠同一块地盘进占天下的，如果不是纯属偶然的话，那么秦国之统一的主要因素...恐怕是地理因素吧？
二、汉高祖只比秦始皇小了不到5岁，所以与其说始皇帝灭了六国，不如说始皇帝灭了七国。这七国都有数百年的历史，不被始皇帝这么一折腾，怎么会这么快就“宗庙为墟”呢？
第十二章，纪元前第二世纪。
在柏杨笔下既无高祖也无大帝的汉朝不幸建立了。按他的说法，汉朝之所以不像秦朝那样完蛋，纯属幸运：“大一统的西汉王朝比秦王朝幸运，更比西楚王国幸运，它的瓶颈危机虽拖的很久，但终于平安通过。”
当然，柏杨仍然要继续诋毁儒家：“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形式决定内容。是谁统一了中国而让皇权至高无上的？当然是秦始皇和法家。没有绝对的皇权，礼仪再严厉，也不过是虚礼；有了绝对的权力，就是不叫国王、皇帝，而叫公仆，管老百姓叫主人，还不是照样绝对腐败？
儒家之所以能在汉朝的“朝仪”中发挥很大的作用，让朝廷风气迥然不同。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刘邦出身卑微，朝廷里原本一点威仪没有，所以反差极大。要真是仔细对照仪式排场，汉朝真还未必一定强于秦朝。
统一中国被当成功绩算到秦朝、法家头上，而统一的恶果却算到汉朝、儒家身上，柏杨就是这么写历史的。
第十三章，纪元前第一世纪。
本章，柏杨歪写了苏武留胡的故事：“莫名其妙的怪事就发生在这位丑恶的副使张胜身上，张胜跟早先投降匈奴汗国的一些汉人，密谋乘且囗侯单于外出打猎时，杀掉匈奴的智囊卫律，然后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国，这种卑鄙计划，竟出自高级外交官员，使人心惊。事情败露后，经过一场流血杀戮，爱国心切的张胜露出投机的原形，投降匈奴。”
这个故事和历史记载很像，但里面却包含了故意的歪曲，这种笔法我们都很熟悉吧？歪曲的地方包括：第一、卫律的身份可不仅仅是智囊，而且是叛徒（写智囊多无辜啊）；第二、张胜也不是主谋，主谋是卫律的一个手下，张胜可能连从犯都算不上，仅仅是知情不举而已。所以匈奴才让张胜投降啊，你想想看，如果真是无故搞谋杀的主犯，谁敢留着？
第十四章，第一世纪。
在本章中，柏杨写到：“王莽的社会改革是伟大的措施，但他彻底失败，他的生命和他的王朝也跟着一齐丧失。我们可为他归纳出下列五项使他失败的原因：......”因为有这个“伟大”作为基础，王莽虽被柏杨认定是“儒家巨子”，总算没被恶骂。当然也有看起来不太准确的说法，总体来讲倒还好。不过我以为：王莽和柏杨是同一种类型的“伟大”。
上一章张胜这样的倒霉蛋被柏杨指被“卑鄙”“使人心惊”，本章的班超卑鄙得手，柏杨笔下班超的事迹是这么写的：
“班超说：‘不然，智慧高的人能在危机未发生时，即观察到危机，何况危机已经发生。我判断一定是匈奴使节到达，鄯善王正在仿惶不定，不知道应该追随中国？或是继续追随匈奴？’于是诈问招待人员：‘匈奴使节来了几天？住在何处？’招待人员吃惊说：‘来了三天，住地距此十五公里。’班超召集他的全体部属——总共只三十六人，研究对策。大家说：‘我们在危急关头，生死都听你安排。’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有一条路，我们乘夜攻击匈奴使节，把他们全部消灭，使鄯善王国得罪匈奴，必须依靠中国。’于是当晚奇袭匈奴帐幕，匈奴使节团一百三十余人，全都葬身火窟。”
班超这种事干了不只一件，大费柏杨的笔墨，但却无一语恶评，殊为怪事。
第十五章，第二世纪。
本章柏杨写外戚、宦官和士大夫，文笔还算公允。当你见过“明朝天下第一，宦官制度运转良好”之类的绝顶谬论以后，就不得不承认智力不如柏杨者还是大有人在的。
有点问题的一段：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魔杖就在他们身旁。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像阳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这段前后矛盾。“魔杖”就在宦官身边，一旦与之对抗，不往死里打，那是没退路的。这点政治规律如果不懂，当然也就没得混了。
第十六章，第三世纪。
柏杨写道：“一八四年距羌战平息，仅十五年。东汉政府用以讨伐羌部落的军队，恰好用以讨伐黄巾。那些凉州（河西走廊）部队在血腥中成长，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无法与他们对抗，尤其是张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领导中心。于是这一历史性的农民暴动，只支持了十一个月，就被分别击溃。”
但凡是自己喜欢的一方倒了霉，肯定要说成是偶然的。黄巾军之所以完蛋，竟然就是上面这些原因，太避重就轻了吧？
第十七章，第四世纪。
“本世纪，中国进入大分裂时代。”
第十八章，第五世纪。
第十九章，第六世纪。
“大分裂时代终结”
平心而论，柏杨写这部分内容写得还好，热闹而不失头绪。当然，我之所以这么评，也是因为我对这段历史理不出头绪，所以批驳起来也没什么底气了。这三章除了“这次重归统一，再次显示汉字的凝聚力”这种毫无道理的谬赞以外，我只说一条吧。
五胡十六国（柏杨写作“五胡十九国”）时期，天下大乱，难免会有不少夷狄杀害汉人的悲惨事件，这类事件，柏杨是能不写就不写，就算写了也会尽可能让你看不出来。不写当然也无所谓，问题是：汉人杀害夷狄，汉人杀害汉人的文字，柏杨可没少写，情也没少煽。例如前面的第十五章，柏杨写道：
“羌民族对东汉政府的抗暴行动......不但向东方中国本部推进一千余公里，而且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达数万之多，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数十倍于此。羌民族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汉民族全体仇视。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逼民反。因为政府官员贪残凶暴的对象，一视同仁，并不分什么羌民族汉民族。如一一五年，先零部落攻入益州（四川），东汉政府的大将尹就率军围剿，对汉民族同样奸淫烧杀.....尹就只不过一次小小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发生战斗，给人民的伤害已如此惨烈，其他较大战役下的人民遭遇，使我们不忍想象。战争所到的地方，手无寸铁的善良农民或牧人和他们的家禽，同遭屠杀。整个西部中国，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的炊烟。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汉，饥饿使他们堕入吃人惨境。宰相邓囗甚至主张放弃纪元前二世纪死人千万，从匈奴汗国手中夺到的凉州（河西走廊），可看出当时官员的颟顸和情势的严重。”
怎么到了汉人被夷狄杀害，柏杨就不敢狠写了呢？柏杨在前面讽刺孔子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他这个又算什么笔法呢？为夷狄讳？
第二十章，第七世纪。
柏杨写道：“本世纪初叶，刚恢复统一的中国，又发生混战，使全国三分之二以上人口死于刀锋和饥饿。这场大混战，来自暴君杨广，他是隋王朝第二任皇帝，具有绝顶的聪明和精力，所以只短短的十数年工夫，就把自己的王朝消灭。”
不等不承认，柏杨描写灾难、暴君什么的时候，非常得心应手，本章把杨广又刻画得入木三分。
第二十一章，第八世纪。
柏杨写道：“吐蕃王国从此衰落下去，除了回纥、南诏继续不断给它打击外，同时还有另一个原因。中国两位公主带过去的佛教，经百余年的传播，已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吐蕃人民由凶悍渐变为温和，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也逐日减退。所以，九十年代之后，与中国为难，并使中国连连挫败的吐蕃王国，光芒倏然熄灭。
——吐蕃王国不久就瓦解为若干部落，不能再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十四世纪时，称为土蕃。十五世纪时，称为乌斯藏，跟中国关系更加疏远。十七世纪时，称为西藏。十八世纪时，再次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永不可分的领土的一部分。”
写公元八世纪，偏偏要联系到一千年以后的事，还说什么“十八世纪时，再次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永不可分的领土的一部分。”短短一句话有三重错误。
一、“再”是从何说起呢？远的不说，就是前面这一段，大家也能看出来西藏在唐朝根本不是中国领土吧？怎么“再”的呢？
二、“永”又是从何说起呢？柏杨是不是黑格尔学多了，心也黑了？黑格尔承认哲学是发展变化的，但是发展到他这里就达到了顶峰，永远不再发展了。
三、“不可分割”是什么意思？领土就是领土，非要加上“不可分割”干吗？难道说不可分割就是不可高度自治？可实际上，十八世纪的西藏恰恰是高度自治的啊！
希望大家仔细看看这种腔调，理解一下柏杨是什么东西。
注：领土是利益问题，利益不能轻易让步；但历史是事实，用谎言来代替事实...除非在你能保证没人敢揭穿你，否则有好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