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邬来的故事，相当离奇，至今仍难以理解为何他会被国民党以诱骗到台湾，邬来形容当时国民党的行径为“绑架”。
一，邬来回大陆发展
邬来1936年出生于马来半岛的雪兰莪州，一个叫双文丹（Serendah）的小镇，当时马来半岛是英国殖民地。他还记得小时候早晨和家人去果园捡榴梿，他依然难忘榴梿香这属于马来亚的独特味道。
邬来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兄长，当他7岁时，即日本南侵马来亚第二年（1943），父亲与大哥同一年相继离开了，他父亲因病過世，而大哥被日軍抓走後下落不明。邬来回忆说，他记得大哥是支持国民党的，因他大哥曾到马来亚北部号召华侨回中国支持抗日。
由于两个姐姐已出嫁了，因此只剩邬来和母亲、二哥相依为命，当时他母亲患有白内障，因此家庭生活相当困苦，为了生存下去，邬来和二哥到矿场工作，同时还种稻米糊口。邬来说，当时难过的是，当稻子快收成时，却被山猪吃掉，实在欲哭无泪。
邬来的祖籍是广东台山赤溪镇，是客家人，是第二代华人移民。邬来表示他父亲年青时先到马来亚发展，发展有成后再回广东，娶了他母亲，再返马来亚定居，而他父亲过世后，他家里仍有和广东的远亲有联系。因此，1952年邬来16岁时，母亲希望他回中国大陆发展，因为广东亲戚写信过来说解放后的中国改变很多。邬来首先从新加坡搭船出发到香港，再入境深圳到广东台山市。邬来原先打算在广东念高中再升大学，但当地高中却不收他。在广东住了半年，只好到北京谋求发展。最终虽然有北京的高中愿意让他念书，但邬来考量到已离广东亲戚太远，而在马来亚的年迈母亲无法工作，已婚的二哥还得养家，家里实在没办法接济之下，只好去工作。
在文革前，中国大陆的华侨事务委员会曾有段“黄金期”，为返国的海外华侨提供接济，包括提供求职机会，而邬来就在那时代下，1954年初被分配到河北省的国营化工公司工作，还在那学会了会计。邬来也在那时代下，历经大跃进，与一般中国人民一样一起大炼钢、受军事化管理。1956年，因表现不错，邬来被委任为国家干部。后来邬来认识了来自上海的姑娘，也结婚生子，但随着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1957年邬来被下放到邯郸的纺织厂、矿务局、人民公社等地方工作，而两个孩子跟妻子先回上海。
1962年收到家里来信，告知年事已高的母亲病了，二哥希望邬来尽快回马来亚。当时邬来的主管也相当体恤他，允许他请假离开，并提醒他小心，因当时“情势复杂”。
二，被绑架进监狱
邬来先回到上海探望妻小，再到澳门，没想到这一别，就断了音讯几十年。当时他从广州珠江搭船到澳门，先在澳门待了五六天，以准备到香港、马来亚的手续。邬来没想到的是，或许因为那时期从珠江公开合法搭船到澳门的人相当少，因此被潜伏在澳门的国民党特务盯上了。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接近他，告诉他说能尽早帮他安排到香港的手续，邬来表示，那时对政治环境不了解，就听信了他们的话，然后上了他们的船，以为隔天一早就能到香港去了。结果第二天醒来，“天亮到哪里你知道吗？到了基隆港，才知道到台湾了，一起来就完了”。
到台湾以后，邬来称国民党特务请他到位于松山区的招待所住了三个多月。邬来说当时并没有受到任何肉体上的折磨，只有情报局等情报单位向他“问东问西”，要了解当时大陆的情况。这令人联想到北韩曾绑架不少日本公民，官方称是需要他们教导北韩简单日语和当地社会情况。
邬来回忆说，当时调查局并没有关他，但只能在招待所“到处晃来晃去”。邬来称因为他没做过什么，因此他们不能进行逮捕，而是想要“看我会做什么”。邬来没想到官方还给他身份证，还打算把他安排到在南投县的台湾省政府工作，但邬来不想去这么远的地方。最终邬来被安排到位于长安西路的台北市政府新闻室工作，并搬到饶河街的公务员宿舍住。
虽然邬来有工作了，也可到处走，但这突如其来的“奇幻漂流”，人生地不熟的他依然去不了哪里。邬来认为：既然他们绑架了他，又不让他回去，那还得让他吃饭，因此给他工作，以等待时机捉住他把柄。邬来指出，某种程度上来说，安排到市政府工作，是要“线人”监视他。
台湾同事们常问他：大陆情况如何？邬来说：大陆人民生活不是很苦，粮食有一点紧张，但没吃树皮，而大灾害主要在北方。在台北期间，邬来和马来亚的家人通信，他母亲和二哥知道他安全，但没法和中国大陆的家人通信。邬来曾到驻台的英国办事处求助，但经办事处确认后得知，由于他1952年已回中国，等于自动放弃了英殖民地的马来亚公民权。
1963年的某一晚，当他独自在办公桌时，感觉郁闷的邬来将心情写在纸条上。他写下“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坚持地下斗争”，却忘了把纸条销毁，夹在书本里。
也许因为在大陆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多年，使得邬来“油然而生“地写下了那14个字，邬来称他在大陆时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他自嘲说“这几个字实在是，害到我坐14年牢。”似乎毫无意外地，纸条已被发现并被人举报。约一周后，邬来就被扣押到三张梨的调查站，而这次就不幸受到肉体折磨。从邬来被诱骗到台湾，再被扣押，已过了9个月。问邬来是否恨国民党？邬来说“写就写了，过去就过去了”。
三，14年的铁窗岁月
很快邬来便被送到台北市青岛东路三号的军法处受审，罪名是“意图非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宣判前，牢房的狱友告诉邬来他的情况相当危险，因已被认定为共党，会被判“二条一”唯一死刑。邬虽有抗议自白书被捏造的，但不被法官采信，因此也不敢抗议什么，因为讲什么都没用，只能“服了服了”。最终法官称基于邬来“年幼无知，受共产党洗脑，因此判十四年。”邬来还记得，当他回到牢房后，狱友见他没被扣脚镣，连连向他道声“恭喜”，同时也劝他不要上诉了。
邬来一开始被送到台东泰源监狱，后来再被送到绿岛监狱。对于如何看待那14年的牢狱之灾，邬来表示：“我觉得我被判14年，出来还有时间看其他地方，到了这地步，只能认了”。虽然那14年不获减刑，但邬来深信还是能顺利出狱的。
对于在绿岛监狱时生活情形，邬来称他的牢房里面有9个人，最多10个人。邬来在绿岛认识了许多朋友，包括柏杨。当时邬来担任厨房的伙食委员，从厨房回来的时候会拿几根香烟给柏杨，而他出狱后也和柏杨往来。
因为担任伙委，邬来才认识了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陈钦生、陈水祥和蔡胜添，当时陈钦生被安排在厨房工作。陈钦生等三人都是来台念书的马来西亚学生，年纪比邬来轻，邬来这才得知，原来也有同乡人因被控“涉嫌加入共党”而沦落在异乡的冤狱。同时邬来也知道，也有新加坡人被关在绿岛。
与此同时，邬来的第二个故乡中国大陆已开始“文化大革命”，那时也是归国华侨的灾难时期，只要家里被怀疑有“海外关系”，会有被批斗的风险。当时不少已返大陆的南洋华侨为躲避文革，纷纷想办法逃到香港和国外。可以说，两岸都有过让海外华人蒙难的过去。
此时的邬来，依然没办法和中国大陆的妻小联系，无法得悉他们的近况，但能与马来亚的家人联系。然而不幸的是，在他到绿岛的第二年就收到家里来信，告知母亲因病过世了，被诱骗到台湾的邬来始终无法如愿回马来亚看他母亲。
四，无国可归，只能做台湾人
1977年出狱时，邬来是由一位来自广东的难友保释出来的，之后便在一名温姓难友家的阳台搭帐篷住。当时邬来仍有台湾身份证，他的户口是放在一位难友家，但警方依然为难他，要他将户口迁走。那时，不少政治犯出狱后都被警方刁难，生活常受打扰。最终邬来一气之下，到当地的派出所对所长大骂，邬来说“再这样我就跟总部投诉”，就这样，邬来把他户口直接放在派出所。1987年解严以后，警方常骚扰邬来，称要查户口。当时邬来已结婚，警方还常到他妻子工作的地方去。不堪其扰的邬来只好再骂警察，邬来说“当我骂过警察以后，就不敢来了”。
为了生活和购买回马国的机票，邬来也必须去工作，但由于他曾是政治犯的背景，而四处碰壁。后来一位黄姓难友介绍邬来去一家饼干店工作，也就在那认识了现在的太太。邬来感性地说“我太太愿意跟我打拼，我很感谢她”。至于在上海的前妻，邬来在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的第三年，约1990年便回上海探亲，那时才知道前妻已改嫁了。
出狱后第2年，当局批准邬来回马国，然而当飞机一降落吉隆坡国际机场时，马国却不让邬来下机，理由是他已放弃公民权。1978年时，马共仍未投降，或许马方基于反共因素，对于邬来的过去而有所顾忌。在无法踏上故土的情况下，邬来只好要求转机到新加坡去找朋友，结果找不到他友人，只好从新加坡再到台湾了。
1990年代末时，已成家的邬来小有积蓄，因此想带妻儿一起出国旅行，就选择尝试再次入境马来西亚。没想到虽然成功入境马国，但马国海关却要邬来放弃马国公民权。前文提及，邬来在入狱前，曾向英国驻台代表处确认了他已无马来亚公民权，1978年入境时马方也告知他已放弃公民权，对于这矛盾的情况，邬来说“那我就放弃公民权了，毕竟已在台湾成家，就当作到马来西亚旅行”。就这样，邬来正式从中国来的马来亚归侨，被成为了台湾人。
邬来已从“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已于2014年熄灯）那得到了补偿金与恢复名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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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胜添祸从信出
如今在台湾的马来西亚留学生已有16000多人，且逐年增长，当中大部分为马国华人，可见六十多年来台湾的侨生政策成功吸引不少马国华裔学生来台升学。侨生政策在台的推行，得益于韩战爆发，美国为避免东南亚华人“赤化”，因而用“美援”支持国民党政府大力发展侨生教育。对于这段历史，大部分在台侨生是不太清楚的，自然也更不清楚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也有侨生受难。
1970年，就读于中兴大学昆虫系大三的马来西亚侨生蔡胜添，在升大四的暑假时，突然被调查局的人带走，被指控在马来西亚加入马共，来台后搜集情报资料、向台湾同学“宣扬共匪建设进步，科学发达，并教唱匪伪歌曲，为匪宣传”，被判有期徒刑12年。1982年出狱后，由于不被允许离开台湾，迫于无奈之下，只好入籍台湾，“被”成为了台湾人。
一，蔡胜添留学台湾
1946年，蔡胜添生于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士乃（Senai）的第三代华人，祖籍是广东宝安客家人。身为家中长子的蔡胜添回忆说，他家境贫寒，父亲原是有稳定收入的小学老师，当父亲亲戚牵涉到马共案后，就被贬去当橡胶园管理员，加上家里有12个兄弟姐妹，因此家庭负担相当重。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脱离英国而独立，11岁的蔡胜添和同学代表士乃小学参加了国庆汇演。小学毕业后，蔡胜添到柔佛州新山市的英语学院English College念预科班，之后被分发到拿督嘉化国中，而中五毕业后，便申请到台湾升学。
当时，在蔡胜添的家乡只曾有两个人到台湾升学，对于到台湾的升学讯息了解有限，因此台湾会成为他的升学选项是相当偶然的，因为某天他父亲在街上听到台湾升学消息后，便建议蔡胜添赴台升学，而当时蔡胜添也想到外面看看这世界。
因此在1965年6月，蔡胜添到与柔佛仅一水之隔的新加坡搭船到香港，再从香港转船至基隆上岸。抵达台湾后，蔡胜添到台北芦洲侨生先修部上课一年，蔡胜添原本想报考农艺系，但最终被分发至中兴大学昆虫系，他当时的心情是蛮失落的，不过当他父亲说马来西亚的橡胶常受到害虫危害后，就觉得未来昆虫系应大有可为，立志四年大学结束后回国发展。
由于侨生在考试上是有加分优待，台湾人认为侨生水平差。蔡胜添在大学的成绩还不错，和同学相处也相当融洽，热爱音乐的他还参加过合唱团与土风舞社，也在中兴大学图书馆当工读生，有些许收入贴补生活。他与常人无异，从未没想到会被捕。
二，祸从信出
蔡胜添认为，被捕的原因与通信有关，他和老家的好友常写信联系，信中常提及国际时事，如越战，还有一些当时的台湾社会现象，如台湾有不少“色情咖啡厅”，蔡胜添也批评台湾大学生“敢怒不敢言”。在戒严的氛围下，大学校园无言论自由可言，因此可以理解当时台湾大学生的“敢怒不敢言”，只是当时单纯的蔡胜添没想到：他的信件会被审查，因此，祸从信出。
蔡胜添不讳言称，按照今天的标准，他们就是“左派”！而与他通信的好友，当时已在马国加入了左派政党劳工党，并非马来亚共产党，没想到因此被调查局扣上了加入共产党的帽子。
1970年7月22日，当时正值炎热的暑假，蔡胜添接到同班同学的通知，住中兴新村的教官表示要找他，蔡胜添不疑有他，便在隔日见教官。教官他问蔡胜添都去了哪里？蔡胜添便告诉教官说：到一位要考公务员的同系学长家帮忙整理考古题。
1970年7月24日，4名调查局的人把蔡胜添带走，先被扣押到台中的调查局据点，待了不久后便被带去台北的三张犁留置室，关了一段时间后再被送至景美看守所扣留。蔡胜添痛苦地回忆道，当时调查局人员虽对他甚少肉体上的折磨，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不让他睡觉，会故意将他弄醒等精神虐待，且不断以判死刑恐吓他，导致他在狱中常噩梦缠身，会半夜起来大喊。在种种的精神虐待下，导致了蔡胜添出狱后曾饱受忧郁症之苦。
调查局要蔡承认是共产党员，说他来台湾后仍和共党联系，以散播情报，同时还指控他教台湾同学唱“匪歌”。蔡说他在马国时就很热爱唱中国民谣如《刘三姐》，没想到会被扣上教“匪歌”的帽子。此外，蔡写下的《军法答辩书状》提及，他大学同学曾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但被他拒绝。蔡认为这应不是他被捕的导火线，导火线应是和家乡的信件内容。其实很早之前，他已被教官提醒要注意通信内容，而他也不再和朋友通信了，没想到大祸还是临头。
起诉机关：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起诉书字号：(60)警检诉字第054号、(59)劲雷字第7305号
原始职业：省立中兴大学学生
被起诉时年龄：25岁
同案被告，被控犯行描述：系马来西亚华侨于民国54年经陈匪介绍参加共产匪党，55年来台曾将台湾社会、治安、教育、人民生活函告陈匪，56年就读中兴大学时相同学宣传匪伪建设进步，科学发达(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
起诉日期：民国59年12月29日。刑期：12年。
蔡胜添以一句台湾俚语说道“别人的小孩死不完”。蔡胜添在景美看守所后期才知道，原来和他同校马国侨生陈水祥也一样被抓了！而另一名台南成功大学马国侨生陈钦生也受牵连被捕。
陈钦生是目前台湾最活跃的外籍白色恐怖受难者，根据他出版的回忆录《谎言世界，我的真相》提及，当时台北的美国花旗银行与台南新闻处发生爆炸，而陈水祥因蔡胜添入狱后，常为蔡送衣物包裹、处理事情而受牵连，国民党当局要求陈水祥举出一位可证明他无罪的证人，即可被释放，陈水祥提出了他同乡陈钦生，因此陈钦生就这样无辜地被捕了。
蔡胜添表示当时为他处理包裹的是台湾同学，不是陈水祥，因此他在景美看守所见到陈水祥也被捕了而感到莫名其妙，而他是到了绿岛才认识陈钦生。蔡胜添坦言在狱中时，他从来无仔细询问陈水祥、陈钦生被捕的详细原因，对当时的他们而言，能活着出狱就是最重要的事了。
当时蔡胜添的弟弟在台湾大学念书，曾到监狱探视他，马来西亚驻台大使亦曾前来探望，但1974年台马断交后，所有外界救援就都被国民党吞没了。
蔡曾上过3次军事法庭，也向法官抗议他的自白书是被威胁之下写的，但不被法官采信。蔡激动地说“其实判决书你去研究的话，也是很多矛盾，例如我生长在马来西亚，即使我是马共，其实马共也和台湾没什么关系啊，应该是马国政府抓我，关你台湾屁事。台湾凭什么审我。再说我叛乱，我连枪都不会开。至少要有个组织嘛……当然那个时代有很多荒谬的事情”。
蔡以他并非中华民国国民为由，要求送出境，但法官以中华民国国籍法是属人主义的立场驳斥，认定蔡祖先来自中国，所以他也是“中国人”。最终蔡被判“有期徒刑12年，禠夺公权5年（指不得参加选举、投票及参加国家考试等“公民权利”），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讽刺的是，蔡胜添本无中华民国公权，公权却被禠夺。
三，出狱后仍被警总骚扰
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亦通称“绿洲山庄”，蔡胜添被安排在厨房工作，因此让蔡胜添学得了煮菜的好手艺，促成他出狱后和友人开自助餐创业。1982年出狱后，蔡胜添的心情相当复杂的，曾要求回马来西亚，却被台湾当局拒绝；他也不敢去马来西亚在台代表处求助，因担心真的会被认为是马共党员，毕竟当时马共仍与马国政府处于对抗中，冷战还没结束。
为了生存下去，蔡曾写信给警备司令总部，要求给予生活费、身份证，蔡胜添说他“烦了”警总几个月后，终于得到了身份证。自此蔡胜添第一份工作便是跟同学（难友）一起开自助餐。不过后来生意失败，便去馒头厂工作，但工伤意外让他手受伤。在祸不单行之下，后来被招揽到同为被关进绿岛的菲律宾华侨难友刘汉卿所合伙开的砂石场工作，砂石场是在三峡横溪（原为台北县三峡镇，现为新北市三峡区），蔡胜添在那工作了两年。
后来蔡胜添经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他太太，并交往了两年。虽然他太太不介意他的过去，但当时岳母的心情相当难受，因此岳母决定去三峡的行天宫掷“筊杯”问神明意见，结果是神明同意。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蔡胜添举办婚礼时，他母亲还特地从马国来台出席。
对于家人，蔡表示，1987年左右有了第一个儿子后才首次回马国，他当时之所以没有急着回国，是因为觉得愧对于家人，因为身为长子的他本是家里的希望与支柱。当时蔡胜添只回国5天，也没联系当年通信的朋友，蔡胜添说“怕他们有负担”。
虽然当时已经解严了，但当他从马国回到台湾，在桃园机场入境时，警总的人带他进入一个小房间，当时蔡担心回不了家，但他们只是简单地问他在马国时去了哪里，就放他离开了。蔡胜添也和其他难友一样，即使出狱了，仍面临警方不时的骚扰：警总的人不仅到蔡胜添工作的砂石场找他，也常到他家里。蔡胜添的太太对上门的警总的人说，“他就是犯罪，出狱都十二年了，债已经还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他？”之后警总便没再来骚扰了。
蔡胜添的名字已被刻在景美人权园区的纪念碑，该园区曾是关押政治犯的扣留所。蔡认为，当年的补偿金是受难者争取过来的，但只是补偿，没有赔偿。 虽然陈水扁时期有恢复名誉证书给受难者们，但意义不大，因为他们仍是被国家所牺牲的受难者，仍希望得到国家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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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8-15 06:08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