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以血洗血”制造冤案
蒋经国喜欢报仇。1939年12月12日毛福梅被日机炸死，蒋经国立碑“以血洗血”来报仇。
1950年代，美国扶持留美学生孙立人、吴国桢取代两蒋，惹恼了蒋经国。于是，蒋经国乘1957年美军枪杀刘自然的事件，浑水摸鱼打砸美国大使馆，打开保险柜，盗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
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在美国被“台独”黄文雄、郑自才暗杀未遂。蒋经国认为：这是美国故意给他颜色看，于是就决定报复美国和“台独”分子，来一个一箭双雕。
于是，特务们秉承蒋经国的旨意，于1970年10月12日与1971年2月5日，在台南美国新闻处与美国花旗银行台北分行，先后制造爆炸事件。当局就开动宣传机器说：爆炸事件是“台独”分子所为。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栽赃陷害。“台独”分子要借助美国力量来打击蒋家王朝，怎么会用炸弹去炸美国在台机构？
1971年，台北的律师陈逸松收到一盒日本友人捎来的羊羹，羊羹刚放在家里饭桌上，尚未打开食用，突然间国民党特务就找上门来，指控说这盒羊羹是颗“炸弹”，是“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及“台北花旗银行爆炸案”的相关证物。但特务将羊羹切开之后，完全找不到任何炸弹的零件。日本友人也另外送了一盒羊羹给颜艮昌（时任国大代表），请他转交给唐培礼牧师。特务们眼看在陈逸松身上找不到证据，就罗织新的说法，认为是日本独派要请美国唐培礼牧师CIA执行的爆炸任务，所以他们又沿线追查了谢聪敏及李敖等人。指控他们替日本独派及美国工作，犯下两件爆炸案的罪行。23人被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其中，谢聪敏再度被判15年，魏廷朝再度被判12年，李敖判10年，李政一判15年，吴忠信判12年，刘辰旦判15年刑，郭荣文判15年刑，詹重雄判15年，洪武雄判12年。
马来西亚人陈钦生（1949年2月28日－），1967年以华侨身份来台湾学中文，1968年考进成功大学化工系。他经常前往台南美国新闻处浏览英文报纸及杂志，并和美国人互动良好。却被怀疑涉及美新处爆炸案。令他不解的是，自己被秘密警察逮捕时，已是美新处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年，而且据当时联合报报导该案已破案，为何还会牵扯他？当局说，有人检举他参与马共，但他根本没参过类似组织。结果被判刑12年。出狱后在台北街头流浪了近3年。民主化后，他曾到档案局试图调阅相关数据，但由于“档案法”还躺在立法院，官方的说法是怕加害者的第二代遭到报复，有关国安局相关的档案，他无法取得，故他不明白为何被关了12年？
二，刑讯逼供，制造冤狱
陈钦生8岁时，父亲去世了，兄姐因此辍学。12岁那年，母亲就找了算命先生给他算命：“这个小孩不宜往北发展，会遇到很大的灾难。”他母亲未把算命先生的话告诉他。1967高中毕业，其二姊夫是英国人，帮他申请到的利物浦大学入学许可，但他坚持要到台湾。妈妈、大哥、姊姊强力反对，最后是在三姊的帮忙下，其母才同意。东拼西凑，借钱来台湾上学。
18岁的陈钦生于1967年9月一到台湾，就见满城贴满了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等红色标语，在马来西亚只有节庆才贴红纸。后来他知道两岸处于敌对状态，后悔已来不及了。1968年考进成功大学化工系。因从小受英式教育不懂汉语，所以他常在台南美国新闻处翻看英文书。1971年“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发生后，3月3日秘密警察在胜利路告诉他，有亲友欲与其在台北见面，并将他载至当地调查局，连续刑讯逼供三周，又屡屡退回其配合编造之自白书。
陈钦生对自己炸毁了台南美国新闻处毫无头绪，于是忍不住脱口问了一句“我是怎样取得炸弹的？”警官答：“你从吉隆坡坐飞机来台湾时不是会先经过香港吗？你就写你在香港饭店留宿的那一晚，有个神秘人士交给你一个包裹，你把它带到台湾后，发现里面是两个计时炸弹。”但机场关卡那么严格，连螺丝都会被侦测出，又怎样携带炸弹来台呢？结果经两方辩论之后，陈钦生最终被迫以“化工系的学生都会在实验室里学做炸弹”编完这份被堪称“完美无缺”的自白书。
后来，承办人员告诉他原案件已由李敖和谢聪敏承担罪责，故其可返校继续完成学业，但又将他哄骗并载至另一处继续要求其配合编造新的自白内容，以维持承办人员之业绩。
警官说：“我们要你写下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的所有求学过程，包括你做过什么、见过谁、参加过什么活动，可以吗？”他们递上纸和笔，让陈钦生把真心话写下。他照做了。但内容未让他们满意，还质问他遗漏了什么重要事情。陈钦生为了自保，只能绞尽脑汁地把芝麻小事写下来。但他们不满意。
警官说：“好吧我们就直说了，你就随便编个故事说你是共产党吧！”当时，有3人轮流看守他，要他把做过的事，仔细地写出来。
但陈钦生压根儿不知道共产党的事情，两三天都写不出一个字，结果一连几天不被允许吃饭、睡觉和上厕所，尝尝“疲劳审问” 的滋味。他们甚至利用大头针刺戳他指甲与指肉间的缝隙，待血干了以后再刺、刺完以后再用筷子夹手指。他被打到吐血，再被逼着把吐出在地毯上的血舔干。甚至将他的四肢捆绑起来，然后反吊身体，不断灌入盐水，直到这些咽不下的水，顺着耳鼻眼慢慢流出为止。
“哎呀，陈同学你别傻了，我们中华民国调查局怎么可能承认错误？你忍着点吧，我们抓你一个，可以领20万奖金，再加上伟大领袖蒋总统说‘宁可错杀一百，也不可放走一个’，你说，我们可能把你放回去吗？”
“可我不是你们中华民国的人，我是马来西亚的侨生啊！”
“你是谁这都不重要啦，你只要乖乖按照我们所说的去编故事就好了。”只见他们随手拿出一份文件夹，打开一看全是陈钦生密密麻麻的人生：1949年2月27日生于马来西亚怡保、祖籍广东梅县、家中有8个兄弟姊妹、1959年毕业于崇德小学、1966年从三德中学毕业后，1967年到台北市芦洲读侨大先修班，来年则考进台南成功大学化学工业系……随后他们关起档案夹，再次发挥超群的编剧能力，开口便说：“嗯，就写你在马来西亚读的崇德小学副校长梁汉珊是共产党党员，你从小学至中学都受过他的训练，3年前被他送来台湾当匪谍，处心积虑许久就是要颠覆中华民国政权。”
匪谍？陈钦生想到的是，马来西亚严禁共襠，怎么会轻易让一个共产党人担任小学副校长？陈想多了。因为警总有本事让副校长在一天内变成共党，就像他们现在把他变成共党一样。
“我们可没时间和你一直在这边耗！你赶快写一写，我们和上头交差了，就放你走！”语毕，另一位警察再取出一张写好的自白书丢在桌上，让陈钦生照抄。可这下却不得了了。一看纸上写的是他小学同学陈水祥的名字，陈钦生立马错愕得说不出话。因为小学毕业后，两人因选择了不一样的中学，而渐渐失去联络。直到陈钦生来到台湾后，才得知陈水祥比自己更早一年到台，在台中中兴大学就读。
尽管缘分让这两位老乡再次产生关联，但他们仅见过一次面，而那次分离之后，两人应该万万没想到下次重逢就是在监狱了。此时，陈钦生既愤怒又悲伤，他一边看着陈水祥的字迹，一边抄下自白书：“16岁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参加共产党，接受了马共的命令到台湾企图颠覆中华民国政权。”一个18岁的侨生来到台湾颠覆中华民国政府，这不是很离谱吗？
这样，陈钦生因“参与小学副校长在马来西亚的共产党组织”，并因而被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判处死刑。陈钦生不服判决，指责法庭没有证据，但制作伪证对当局小事一桩。为了满足陈的“证据”要求，法庭休庭一周，特地派人南下“搜证”，并经多名同学签名“作证”后，将他的罪名改为“向同学进行为匪宣传，声称匪区社会进步和科学发达”，判处徒刑12年，禠夺公权5年。
陈钦生入狱后，监狱官希望他能到办公室里服役，专门检查信件。然而满腹冤屈的他，怎会为刽子手服务？他誓言沉默一辈子，像个被世界抛弃的孩子一样，与世隔绝。但陈钦生错了。他的女友并没放弃他。在陈钦生失踪当天，她便走遍台南，寻找他的下落。而在知道男友被捕后，她还连同身为成大教授的父亲，到处联名要大家证明他的清白。只不过，联名申诉在那个时代还派不上用场。
他的家人也没放弃他。在与陈钦生失联后，他母亲曾到处烧香拜佛，为了请官员帮忙被骗了很多钱，还一度绝望地为儿子设好灵位。但在接获噩耗后，他们第一时间准备了很多数据，交给国际特赦组织和中华民国参考，想尽各种办法要证明他是无辜的，但台湾政府坚决不采信。
马来西亚更没放弃他。就在陈钦生与另两名马来西亚侨生陈水祥和蔡胜添因这个案件被捕后，马来西亚驻台大使副领事官曾要求接见在台被关押的3人。只不过除了陈钦生，其他两人都见了。那年正好是台马断交年，马来西亚驻台大使撤馆后途经香港，只能召开记者会痛哭，指责自己作为大马政府代表，却无法保护在台生活的大马子民。不论美国等国施压多少次，国际组织频频抨击这件事，被联合国遗弃的中华民国，就是拒绝放人。种种努力最终使台湾当局改判有期徒刑12年。
但是，在法庭上，他因无法接受如此结果而央求法官给予死刑，法官答以其惟奉命行事而已。在监牢中曾3次自杀失败的他，这次因外界的营救而未被枪毙。
三，撕心裂肺，母子相见
1972年3月，陈钦生与其他150名政治犯，以10人为一单位被铁链连成一串，被带到了绿岛。绿岛原名“火烧岛”，只有16平方公里，4千老百姓。在这里，政治犯被称作为“新生”，绿岛人民却叫他们“白蟑螂”，因为政治犯的皮肤都是白白黄黄的、看起来营养不良。
每间牢房大概只有4平方米左右，塞了10个人，却全数禁止攀谈；放封时间也非常吝啬，每个政治犯平均一天只能放封两次，每次只有10分钟。陈选择到图书馆服役，读《国父思想》和《三民主义》等。后来，陈钦生被调到了洗衣部和福利社劳役，从洗菜、切菜到煮菜，慢慢熬出一手好菜，甚至要办一个百人饭局也都难不倒他。
1975年蒋介石去世，成大共产党案的成员得以减刑出狱，但是更早入狱的无罪的陈钦生却不得减刑。大赦规定：判“二条一”的没份儿。在确定自己无法减刑后，因不想耽搁一个女孩的大好前途，陈钦生寄下最后一封信，告诉远在台南的女友，别再苦等他了。
弟弟陈保生说：“台湾政府不让陈钦生寄信到马来西亚，都是透过其女朋友把信转过来。我收到二哥写信说他在绿岛缺钱、缺很多东西，还列了一张清单，盥洗用具什么的，我就在信里夹了100块美金寄给他。但是二哥出狱回到马来西亚和家人聊起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关在绿岛是做外役，不缺钱，从来不曾跟家里列过清单要钱。”国际特赦组织也寄过钱、物给陈钦生，都被台湾当局吞没了。
“你怎么在这里！我被你害得好惨啊！”某天服役结束后，陈钦生望着眼前那位出卖他的陈水祥。
“哎呀，我也没料到会这样啊！”
“你到底为什么要陷害我，我根本是无辜的啊！”
“我没有陷害你，我报出你的名字是因为我以为只要你能证明我们的小学副校长不是共产党，那我就清白了，可是我笨，所以才被他们利用了！”
“你……真的没有刻意要害我吗？”
“我为什么要害你啊朋友！我过得也很惨啊，当年我被调查局的人剥光衣服要求坐在冰块上，直到皮肤和冰黏在一块儿，那种痛苦我也不是没承受过啊！”
陈钦生在听了陈水祥的辩解后，决定暂时释怀，毕竟造化弄人，让他困在此处的搞不好真的不是陈水祥。渐渐地，陈钦生不再刻意回想自己因何被困在此处，而是一点一滴地将自己沉浸在工作内，让时间与汗水为他那一直无法结痂的伤口麻醉。
更离谱的是，陈钦生的母亲、马来西亚70岁农妇廖焕娣女士，得知儿子遭遇，多年申请来台探视，却屡遭刁难，背后竟是因为唯恐她回国后“不利我之宣传”。1975年冬，廖焕娣孑然一身来台，在不懂汉语的情况下从台北乘火车到台东，再搭船至绿岛，但错至岛上另一监狱且没被告知其子就在绿洲山庄。无奈之下，廖焕娣只好折返台北，日日在植物园打发时间，不知怎么办好。她悲凉的遭遇，被中华民国当笑话，老天爷却看在眼里。一位退休的丁将军到植物园跑步，每天都看到廖焕娣在那个地方一脸忧愁，有一天他问她为何脸忧愁？于是她就把陈钦生的事讲了，“我一天见不到我儿子，我就不回马来西亚去。”这个好心人就把他母亲又一次带到了绿岛绿洲山庄监狱。
“陈钦生！有人来看你！快出来！”就在绿洲山庄接获通知以后，班长走到4区6房，一开门便如此大喊，但陈钦生只是愣在原地，毫无头绪，他在台湾这座岛上无亲无戚，又有谁会来看他？后来才知道，母亲跟弟弟的信被狱方扣留，所以他不知道母亲要来看他。
陈完全不知道这些事，直到监狱官拍了他肩膀，要他赶快着装，说有人来面会，他说不可能，他在台湾没有亲戚，“你是不是再查清楚，监狱官说不用查了，我确定就是你，监狱官也不肯跟我讲要见谁，我只好跟着他走到会客室。我站在会客室门外边的时候，不敢进去，担心如果走进去不是我认识的人，那种失落感会更重，我从门口角落看进去，里面似乎站了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似曾相识。”
陈钦生已近15、16年没看到母亲，印象中母亲很年轻漂亮，所以第一眼看到那位老妇人时，完全不认识，她那么憔悴、落寞的样子，根本不是他母亲，后来走近一点才看清楚，“我愣住了，怎么可能，我整个吓呆了，我母亲怎么可能一个人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当时是监狱官推了他一把说，要他赶快进去，会客时间有限，只有15分钟。
他忐忑地走到接见室门口，但门还没进，那个每晚都在心里呼唤的名字就这样冷不防的脱口而出。“妈……”陈钦生推开了门，双脚却一直在颤抖，进去之后坐了下来，仍狐疑地看着母亲，揉了眼睛好多次，心想这是幻觉。他与母亲只能隔着玻璃窗凝视触摸，才确认是真的。
陈钦生不知道说什么，就只是望着对方，直到班长再次催促，他才拿起话筒。廖焕娣率先开口，用客家话说了几个字。“妈，我是被冤枉的。”两人简简单单几句家常话没想到才开始就被打断了，班长见形式不对立马大吼“不准谈案情！只能说国语！”但廖焕娣只会讲客家话，若要用国语，她能说什么？而陈钦生被中华民国熏了一身冤气，若不谈案情，那他又能谈什么？于是两人再次陷入一阵失语状态，直到陈钦生打破沉默：“妈，你放心，要照顾好自己，我答应你，一定会回家跟你团聚！”
廖焕娣一边使劲地点头，泪水却像扭不紧的水龙头一样，不停往下流。她不知道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情绪激动得将双手贴在玻璃窗上，希望能触碰眼前这受尽折磨的儿子，确认他是否真的还活着？
陈钦生见母亲已哭成泪人，也赶紧把手掌心凑上去，渴望将累积多年的思念，借由这冰冷的玻璃传给对方。放下话筒后，廖焕娣不舍的眼神，慢慢消失在陈钦生眼前。陈钦生那压抑已久的情绪才彻底崩溃，像条失控的电缆线倒在地上不断抽搐。他没想到重逢会是这般痛苦啊。那之后他下定决心，往后再怎么苦，一定要活着回家，完成与母亲的约定。
四，愿做台湾人
1983年3月2日，陈钦生刑满出狱的时候，他要求回到马来西亚。对方告知：“我们不能让你回马来西亚，因为你知道太多了，如果让你回去，会造成中华民国的困扰。”
陈钦生离开监狱后，流浪街头，遇到一位比他更早回归社会的监友，便在他的房子里住了3个月。然而，朋友最终因生意失败而垮掉了，房子也就被抵债了。那年夏天，陈钦生开始流浪街头，过上没有尊严的人生，平时晚上就随便找个纸箱钻进去，或在某处的石椅下与蚊子共眠。饿了就在垃圾里找残羹剩饭维生；在露宿台北街头的3年里，特务依然跟踪他、骚扰他。
陈钦生只好到“更生保护会”求救，要求办理台湾身分证。然而该单位除了每月用3000台币搪塞他，那日盼夜盼的身分证却迟迟没下文。一气之下，陈钦生在最后一次登门拜访后，终于与对方撕破脸皮。结果身分证没弄到，3000块的补助也拿不到了，无处可去的他只好再度流浪龙山寺街头一带，学会了街头的生存之道，到台北火车站睡觉。
陈的家人、尤其是母亲已经知道他被放回台湾，母亲想来看他，被他用各种不同方式拒绝，这是他出来后受到精神压力最大的地方，“我很想我母亲，可是我回不去。”他兄弟姐妹都知道他在台湾很困难，可是母亲不知道。有一次，他弟弟写了一封信给他，说已经没办法阻止妈妈到台湾。他收到这封信，心情很沉重、很难过，“妈妈看到我居无定所一定会伤心。”
陈钦生想到一位在绿岛跟他很好的云南工友李荣贵，拜托他让自己借住几天，他在房子里摆一些自己的东西，白天他会出门，假装去上班。后面几天，陈钦生骗母亲，说跟公司请假要带她出去玩，母亲也相信，他带她到很多地方玩，直到最后送她回去，心里才放下大石头，“每天看她玩的越开心、我就越难过，这个故事我不太想讲，因为我欺骗了自己的母亲。”
陈很想回马来西亚，中华民国却不让他回去，就以死威胁，1986年5月陈钦生终于领到台湾身分证，足足等了3年。有了身分证后，他先到一家成衣贸易公司工作，但37岁才入社会的他一点经验都没有，于是比任何人都来得努力与谦卑，并凭着良好的英语能力，负责应付国外客人。而只要手上有多出来的样本衣服，陈钦生都会送到李荣贵家，报答他们一家对他的厚待。有时，他也会帮李荣贵还在念书的女儿李桂芬补习，两人在年纪上虽相差16年，但情感上却特别契合，渐渐开始交往。1987年7月台湾解严了，可以探亲，陈钦生于是立马申请台湾护照。
1988年，回到那个他朝思暮想的家园。阔别20年，他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少年，而是一个见证了台湾历史的悲剧人物。刚抵达马来西亚梳邦国际机场，他就被一群移民官给拦下，“请问是陈钦生先生吗？”熟悉的一句话，让陈钦生不知该如何反应，他牵着身旁的李桂芬，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罪，喜悦的脸庞立马变成恐惧。移民官要他放心，对他说：“移民局在收到你的签证申请时发现原来你本是我国公民，后来我们查了你的数据，才知道你经历了如此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事先帮你申请好了护照与身分证，你只要在这上面签名就可以了，想问你是否愿意重新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他当下二话不说便拿起笔，才要签下去，便想起了李桂芬，复杂的心情随即袭卷而上：“那女孩是第一次出国，要不这样吧，你们先让我带她回台湾，待我把那边的事情处理完后，我再回来。”此事暂告一段落后，陈钦生终于见到那群在机场外等了20年的家人，而他也完成了10年前在绿岛许下的诺言，抱着更显苍老的母亲， 把那存了20年的眼泪一下子抒发出来，无法相信自己就踩在这片他一直想念、一直惦记的土地上。
1988年11月20日，陈钦生与李桂芬结婚了。两人婚后， 陈钦生再次收到马来西亚移民官的信件，但碍于成了家，立了业，老天还赐给陈一对龙凤胎，因而没再搭理，终于彻底成为一名台湾人。
这段日子，他教过补习，在计算机公司干过，曾因坐过牢被百般刁难，却凭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被外派到40几个国家谈生意。到了1995年，他更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公司，在工作这条路上可谓一路顺遂，似乎再险峻的日子，都难不倒这个被中华民国调教过的白蟑螂。他生养了3个子女，2007年退休。
不过对于过往，他依然只字不提。直到2009年的一天，民间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林世煜，突然无预警地找上陈钦生，说要写关于白色恐怖时期特殊案例的硕士论文，他仍然封口不说。但林世煜死缠烂打，每天都拨电让他重新考虑，日复一日，陈钦生也被烦死了，终于答应只说那么一次，结果接下来一个礼拜，他便无法再入眠。那之后他又决定不再说了，怎知这段历史被林世煜曝光后，吸引了更多人前来采访他。一开始，他当然统统拒绝了，但渐渐却发现当他试着开口，故事说久了，心里的恐惧就逐渐少了。2009年到景美人权园区担任导览志工，为海内外来宾讲解台湾白色恐怖历史。
2017年2月24日，他与吴荣元及吴俊宏等白色恐怖受难者返回国立成功大学，参加由校长苏慧贞主持的毕业证书补颁典礼。促转会在2019年7月7日举行最后一波刑事有罪判决公告撤销仪式，受邀致词的陈钦生主张他本无罪，何来除罪。
党国威权体制下，情治特务偷走了陈钦生十二年青春岁月、折磨了他的肉体，却未能摧毁他的意志。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被害入狱的外国人不止陈钦生一个。景美人权园区入口意象旁，大理石刻着上千名受难者的名字。有的在狱中死亡，有的被判处死刑，有的幸存活到今日。至今，历史的伤口并没有愈合。主持南非真想和解委员会的前南非大主教屠图（Desmond Tutu）说，没有宽恕没有未来。更重要的是，宽恕并不廉价，宽恕必须建立在诚恳的认错与铭记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不了解真相，又如何奢言原谅。腐烂的历史伤口，需要厘清事实进行清创，未来才不致重蹈覆辙。
五，陈钦生语录
“如果不是……我早就应该完成我在台湾的学业，然后到英国继续深造，回国（马来西亚）当教授，我当年的梦想就是回马来亚大学教书。”
“我个人苦难或许不算什么，但只要想到妈妈，我就会难过到晚上睡不着觉。”
“有一天班长讲，陈钦生有人来看你，我想怎么可能……还没进门，就看到母亲远远的在那边……当放下话筒，她慢慢离开，我看着她的背影，撑不住了，崩溃昏倒在地，不停抽搐……想念母亲时，我会唱“母亲你在何方”。”
“妈，你放心，要好好照顾你自己，我答应你，一定会回马来西亚去跟你团圆。”
“上车的那一刻，我就失去了我的自由。”
“午餐过后，很多客人剩下的食物都会倒在里面，虽然很混杂，但食物还是比较新鲜的、可吃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