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1840年4月7日－1939年11月4日），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他是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动家，曾是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后来成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辅仁社的创始人。
马相伯生于江苏镇江府丹阳县北乡的天主教村——马家村的天主教家庭。1851年冬，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身前往上海，就学于徐家汇天主教的圣依纳爵公学（后徐汇公学。这所教会学校对法文和拉丁文很重视，马相伯既天资聪慧，又勤奋刻苦，到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马相伯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1862年5月，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初学院”，相伯为首批见习修士之一。在见习期间，他被派往苏州、太仓救护难民，感染严重的伤寒。1864年6月，相伯完成见习，升入大修院，研习神学、哲学、数学及天文等。20年的寒窗苦读，马相伯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七国文字，学富五车。1869年底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相伯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
1870年，30岁的马相伯奉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宣城、江苏徐州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当局所阻。马相伯在徐州传教期间，未经教会同意，用其兄长马建勋的捐款救济灾民，违反耶稣会会规，被要求回到上海反省。马建勋率兵至耶稣会交涉，要求放人。
1872年马相伯任徐汇公学校长兼任耶稣会编撰。相伯要求学生同等注重中西学问的学习，不少学生参加科举考上了秀才，这与耶稣会的培养目标冲突。1876年马相伯被耶稣会调往南京，任编撰，翻译外国著作，他因以往翻译的《数理大全》未能出版，对耶稣会长高若天不满，于8月15日退出耶稣会还俗。
1876年，退出耶稣会的马相伯由长兄马建勋荐于山东藩司余紫垣，担任幕僚，投身洋务运动，调查矿务，并娶妻王氏。随后，马相伯敲开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大门。
凭借熟练7国语言，马相伯追随李鸿章，担任助手和翻译。1881年马相伯任驻日使馆参赞，次年改派至朝鲜任职。1892年他赴日本先后任长崎、横滨等地领事及驻日使馆参赞。1893年，马妻王氏和儿子回山东探亲，因轮船失事遇难。马相伯跟着李鸿章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约。回国之后，他获得是铺天盖地的“卖国贼”讨伐声，所到之处，全部冷眼。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儿子，常对外人说：“我不曾生过马相伯这样的儿子。”在临终之前，马相伯想陪在母亲病榻旁，多尽孝道，可母亲拒绝见他。直到去世，也不肯和儿子说一句话，而母亲葬礼上，马相伯大哭不止。
1897年，马相伯通过补赎，获耶稣会的赦免。马相伯重返教会后，热心于教育事业。1900年，将他名下的财产包括松江等地3000亩田地和大量银两，捐给耶稣会，要求用作兴办大学的学生助学金。并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捐完之后，他身无分文，转身走进上海土山湾孤儿院。
1901年秋，33岁的蔡元培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总教习，他来找马相伯学习拉丁语，马相伯没拒绝，随蔡元培而来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1902年冬，徐家汇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马相伯欣然允诺。来的学生越多，马相伯的生命重新被点燃。“何不办一所学校，让中国的孩子们有书读？”在耶稣会的支持下，马相伯办了震旦学院（“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意即中国，在英语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义。马相伯将震旦学院喻作旭日东升，必将唤醒国人）。
1903年3月1日马相伯于上海徐家汇老天文台（今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创办震旦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投资方为法国教会。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宗教。他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校政由学生自治，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之精神。
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只要是有才能的、愿意学的人，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1904年，于右任还是一个文学小青年，中了秀才，在家写嘲讽清政府的“反诗”《半哭半笑楼诗草》，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走投无路时，他拜见马相伯老人，老人爱才，一见于右任，对他说：“今天你就可以入学震旦，我免收你的学费、膳费和宿费。”只这一句，于右任就热泪盈眶。他从未想过，自己一个朝廷通缉犯，马校长也敢收！为安全起见，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几个月后，马相伯又把于右任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他说：“我知道你过去教过几年书，现在你的学识足以做我的教学助手。从明天开始，你就是震旦的教师了！”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的“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派法国籍耶稣会士南从周任震旦学院总教习，废除学生自治，使学校性质变成一所完全由耶稣会控制的法国化的大学。
“震旦”改制之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带着同学们找到马相伯，在医院，大家一见到老人，就齐齐全部跪下了：“校长，我们没书可读了。”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为了让孩子们有书可读，上海街头，常常能看到一个65岁的老人，一个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东奔西走，到处游说筹集款项。
马相伯与张謇、严复、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此日为复旦校庆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
马相伯27日还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各省官绅捐资，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2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1905年9月13日，复旦公学开学那天，300多名学生从各地赶来，甚至有学生坐火车从苏州赶来，又走了一夜的路才来到学校。马相伯担任复旦公学第一任校长，就是这样简陋的教学环境，却培养出了：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民国艺术大师李叔同，国学大师陈寅恪，著名数学家胡敦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政治家、教育家邵力子……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为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此后，耶稣会重新开办震旦，并于1908年迁入卢家湾吕班路（数年后划入上海法租界），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捐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改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905年，马相伯任命李登辉为复旦公学总教习。1913年马相伯辞去校长后，李登辉继任校长。1913年3月，复旦大学从吴淞迁入徐家汇的李公祠。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李登辉继续任校长，复旦大学不断扩大。1922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五角场。
马相伯还创建了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1910年他向教宗提出申请，终于获得批准。尽管马相伯并没有参与建立辅仁的具体事务，但是在试图取得教皇批准这一关键步骤中，他起了重要作用。此外，马相伯还以一己之力创办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培根女校，启明女子中学，等等。1914年马相伯子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学，家无余资，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第四中学）教育经费。
袁世凯称帝后，他痛加抨击，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1917年，马相伯退出公职，离开北京，退隐上海土山湾徐家汇孤儿院的三楼（今蒲汇塘路55号），翻译圣经（《新史合编直讲》，《福音经》），译著天主教书籍。
1936年11月23日当局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
1937年3月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上海沦陷后，马相伯应李宗仁之请移居桂林。1938年又应于右任之请移居昆明，道经越南谅山一病不起。1939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之用。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病重时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我有罪！”博爱忏悔之心，令人感慨。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逝世。弟子于右任敬挽：“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1952年，上海市市长陈毅将其灵柩从越南运回上海，安葬于虹桥天主教息焉公墓。1966年其墓被红卫兵砸毁，1984年迁葬于宋庆龄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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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文通》是关于汉语语法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作者是李鸿章的英文秘书马建忠，精通多种外语。写书过程得到了其兄马相伯的协助。
马相伯是拉丁语专家，著有《拉丁文通》。这部书1903年曾有铅印本，可惜已亡佚了，如今只能读到一篇叙言。马相伯在那里面说，要“借拉丁文以沟通泰西学术之源流”。他之所以重视拉丁文，不但因为它是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科学语言，而且也因为它是神圣的宗教语言，是他本人在教会学校中所学的最重要的一种外国语言。另外，他又看到，各种印欧语言的语法书都出自拉丁语法传统，所以觉得为学习、掌握现代欧语语法的目的，从拉丁语法入手也是蛮合适的。1902年马相伯制订的《震旦学院章程》里，其中“功课”第一条规定：“拉丁为读任何国文（按指现代欧语）之阶梯，议定急就办法，限二年毕业，首先读拉丁文，次年读何国文，以能译拉丁及任一国之种种文学书为度。”
马建忠对拉丁文的看法，跟他的兄长完全一样。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他说：“盖辣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马氏文通》把拉丁语法当作仿借的范式，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拉丁文是西方古时的一种死语言，而《文通》所描述的汉语文言，实际上也是一种古代死语言。因为已经死亡，拉丁文的语法规则就不会再起变化；与此类似，文言也有“一成不变之例”。拉丁文是一种经典语言，要说它的用法的楷模，那是非“季宰六”（西塞罗）莫属；而文言也是一种经典语言，它的范例大抵不出周秦两汉作品的范围，这些作品是所谓“文章不祧之祖，故可以取证为法”。用拉丁文写作，后人哪能写得过西塞罗呢？文言也是这样，马建忠说，“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就连韩愈，在他眼里也已经失去了古文的“神”和“气”。只不过由于韩愈还算懂得“文理”，马建忠才瞧得上他，让他入围《文通》的选材。
马建忠又进一步提出，各种语言的语法规律具有共性，“其大纲盖无不同”。而马相伯后来在他的那本逻辑学著作《致知浅说》里，也提到人类语言的共性。马建忠写《马氏文通》是要借西洋语法的范式阐明古汉语的语法条理，而在20年后，马相伯写《原言》篇，则是想要再深入一步，从语法研究上升到逻辑分析，以求探明“言语之机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