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振甫（1917年1月6日－2005年1月3日），生于台北市，家乡彰化，来自鹿港辜家，为富商辜显荣之子。1937年，辜振甫进入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政治学科，不料刚入学，父亲即骤逝，才20岁的辜振甫继承家业，接下大和拓殖、大和兴业、高砂制造等会社代表取缔役（代表董事）的职务，同时也担任大欲茶行、集大成材木商行行主。期间曾赴东京帝国大学进修。1940年，辜振甫从台北帝国大学取得政学科学士学位毕业，并进入满洲制糖，1942年辞职回台，在台湾奉公壮年团本部任职。
1946年初，台湾当局就颁布所谓的《汉奸总检举规程》，开始滥捕台湾人民，至少有上百名台湾人被扣上“汉奸”罪名受难，知名的富豪辜振甫、林熊祥、许丙等人也同时被捕。
国民党的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才成立不久，就迫不及待在1946年1月16日根据《汉奸总检举规程》发动“汉奸总检举”，要求“民众尽量告发，过去日寇统治台湾时，所有御用汉奸之罪恶”，依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实施半个月就收到三百多件检举，到同年二月底共逮捕了40多名“汉奸”。
1945年9月，“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中国南京举行，辜振甫、许丙和林献堂等人曾被指定从“太平洋战区”的台湾前往观礼。1946年初；他们被指控与部份日本主战派军人密谋企图发动一项所谓的“台湾独立计划”。这项计划并未实际推动，只是初步商议阶段，历时一个星期就夭折了。不过，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下令特务，在1946年3月21日，将辜振甫等一批人逮捕。
当时一起被捕的，除了辜振甫、林熊祥、许丙（日本时代担任贵族院议员）等3人，还有林熊祥的哥哥林熊征（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创办人）、陈炘（台湾最早的金融家，创办大东信托），以及简朗山（桃园轨道株式会社社长）、徐坤泉（日本时代著名大众小说作家，写有《可爱的仇人》）等人。
林熊征和陈炘是被以“汉奸”罪名逮捕，经过一个多月的侦讯，两人都因“查无实证”而获释。陈炘曾为这次遭遇写了一首古典诗：“平生暗泪故山河，光复如今感慨多；一吁三台齐奋起，欢呼声里入新牢。”他没料到的是：228事变时被当局杀害。林献堂也曾对他们被捕而在日记中写道：“以莫须有之事虐待绅士，台湾统治之黑暗从此更甚矣。”
辜振甫、林熊祥、许丙、简朗山、徐坤泉等五人，可以说是“汉奸总检举”实施后最早被逮捕的；他们被捕前，司法院抢先函释：“凡台人被迫应征、随敌作战、或供职各地敌伪组织者，应受国际法之制裁，不适用汉奸惩治条例。”因此，根据国民党当局的《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以“战犯”移送台湾全省警备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侦办。
该事件起源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日，台湾日军中的主战派，包括陆军少校中宫悟郎、陆军少校牧泽义夫等人拟定“台湾自治方案”，企图利用当时在台的20多万日军，结合台湾地方人士，拒绝中国国民党及美国的接收。被网罗的台湾人士包括了30多位御用绅士及有名的抗日人士.其中，内定辜振甫为总务部长，许丙为顾问，林熊祥为副委员长，组织的名称拟定为“台湾自治委员会”，由日本人主持。可是，中宫悟郎在征询林献堂等抗日人士的意见时，遭到严重质疑，因为当时联合国对台湾的政策如何，以及中国国民党政权对台政策、美国对台态度等等，都不明朗，所以，他们都持保留态度。
根据当时着名的左派文化工作者苏新的记述，林献堂为了证实，曾经拜访了台湾末任总督安藤利吉，他们会面的情形是这样的：“林问：外面广传，有‘台湾独立’的计划，有无这件事？安藤答：有这件事，但这是少数军人一时的冲动，我已经制止他们了。安藤说得很干脆：我们军人只听天皇的命令。安藤拜托林献堂转告其他人：希望各位先生也不要作违背天皇命令的事。”
林献堂将会面经过告诉杜聪明等人，于是，杜聪明、罗万俥等人在8月22日邀同辜振甫、许丙、林熊祥等人，也拜访安藤利吉，安藤就利用这次会面正式公开表示，台湾人民不得轻举妄动，禁止有图谋台湾独立或自治的情事。安藤还非常慎重地向在台湾的日军下令：禁止军人蠢动。另外，也下令台湾各地的警察机关，禁止台湾人的独立运动。辜振甫等人知道事不可为，决定取消参与“台湾自治委员会”之议。于是，所谓的“台湾独立计划”便胎死腹中。
1945年9月，国民党接受大员有人侵吞末任总督安藤利吉的100多公斤黄金，后来，安藤在中国上海战犯监狱死亡。台湾旅日作家黄文雄曾直言他是“被毒杀灭口”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清算时，传讯的“敌人”多达30多人。其中，林献堂因自始即持反对“胎毒”，经过一次传讯后即未受到干扰，但有多位与辜振甫等人较接近者，则多次被传唤问供，不胜困扰恐慌。罗万俥则在传讯时指称：“据我所闻台人之言阴谋独立自治者，以辜振甫最厉害，许丙次之，林熊祥又次之。”（罗万俥在日本时代创办《台湾民报》，战后曾被选为台中市参议会参议长、国民参政员。担任过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执行委员，1948年当选第一届立法委员）
该案审理拖了一年多，主要是由于：1）辜振甫等人极力否认搞独立，只是身为“日本人”，在跟长期有良好关系的日本统治当局商议自治的可能性；2）《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对战争罪犯的定义期间介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9月2日，超过终战日的1945年8月15日，身分难以厘清；3）辜振甫等人自被逮捕后便全力动员多方关系，直达国民政府高层进行疏通，事后又极度表现忠诚。
这可从判决过程看出端倪，台湾全省警备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1947年7月9日宣判，对于判决法条不断研商推敲，到7月29日决定引用一堆《战争罪犯审判条例》法条定罪；后来判决书在8月11日定稿时，又增加刑法条文，经过层层审核确定，最后在12月29日才由警总行文军人监狱告知被告。最后，辜振甫判处二年二个月有期徒刑，许丙、林熊祥二人各判处一年十个月，其余全部无罪开释。
宣判后，辜振甫申请保外就医时，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立刻下条子给军人监狱医务所长俞元璋，要他就辜振甫保外就医一案签报；俞元璋不敢怠慢回覆说了一堆病，警总毫无迟疑地就下令押送医院治疗。保外就医必须有两位保证人，当时替辜振甫具保的是：台北市新中华酒家老板杨承基、台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文汉。
辜振甫于是舒服的住进台大第一内科病房第三室。警总司令彭孟缉多次发文关切辜振甫病情，一直到1948年5月19日，在辜振甫要求撤回监视警员，彭孟缉又马上正式下令撤回，直至将他释放为止。林熊祥也曾在1946年12月2日到1947年2月6日保外就医。
这桩事件的动机有点类似1895年清国割据台湾时，在台的清国官员结合台湾仕绅搞的“台湾民主国”。不同的是“台湾民主国”有行动，辜振甫和日本军人只是商议；前者是“以独立为名、回归清国为最终目的”，后者是在台湾归属未定时，以日军为主力寻求台湾自治。
辜振甫获释后一路顺遂，得意于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成为台湾政商双栖要人。1990年10月7日，国家统一委员会正式成立，辜振甫以工商协会理事长身份担任第一届委员。1990年11月21日，海基会正式成立，辜振甫担任董事长。1992年10月26日至10月29日，许惠祐代表海基会赴香港与海协会会谈，此次会谈又称为九二香港会谈。两岸于会中就“一个中国”原则的涵义该如何表述进行了讨论，根据辜振甫的回忆录《劲寒梅香》，虽然两岸各自提出具体意见，却未达成共识。1993年4月，辜振甫代表海基会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了举世瞩目的“辜汪会谈”。1998年10月他们又在上海举行了“辜汪会晤”。2005年1月3日终因肾功能衰竭逝世，享寿87岁。辜振甫病逝，中华民国行政院决议颁发褒扬令明令褒扬。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亦发来唁电。
林熊祥在此事件后就未涉入政治，专心发展家族事业。曾任台湾水泥公司常务董事，并曾任台湾省通志馆顾委会委员、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兼总纂、副主委及主任委员，负责编纂《台湾省通志稿》。1973年，在台北过世。
许丙出狱后，虽曾任台湾省政府顾问委员，但因反对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等政策，长期遭到中国国民党政权特务监视。晚年担任民间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顾问，积极促进台、日合作。1963年因脑溢血，病逝台北市台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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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辜宽敏出生于日治台湾彰化鹿港街，为台湾日治时期闻人辜显荣的八子、和信企业团会长辜振甫的异母弟，母为日本人岩濑芳子。他曾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但是并未毕业。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后，辜宽敏流亡海外，因与党外运动人士在日本成立台独联盟而遭中华民国政府通缉。
1972年2月22日，辜宽敏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局长沈之岳安排下，秘密从日本取道泰国返台，与后来接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对话，呼吁解除台湾戒严，遭台独联盟日本本部除名。辜宽敏称此行系应蒋经国之邀回国“共商国是”，绝非“投降”。在机场迎接辜宽敏的，没有记者，更没有中华民国国军人员，只有辜宽敏三哥辜伟甫。
蒋经国召见辜宽敏后，据辜宽敏事后自述，1972年3月2日，他在蒋经国面前大谈取消台湾省戒严令、开放言论自由、取消党禁等，蒋经国虽然表示不能同意，却告诉站在门口等待的行政院秘书长蒋彦士说：“辜先生的意见将来可以参考。”两人秘会时，他认为反攻大陆是“痴人作梦”，两个人为到底保台优先、还是反攻大陆优先，大声争吵时；门外的行政院秘书长蒋彦士闯进来看怎回事。辜宽敏直问蒋彦士到底那个优先，蒋彦士竟说保卫台湾优先，只看一旁的蒋经国脸色变得很难看。
1972年他应蒋彦士邀请出席台北一场有关台湾未来前途走向的讨论，当时李登辉直言，台湾要独立，才会有将来；梁国树表示同意，孙震说原则同意，只是他是外省人，态度必须保留。
1981年7月至1984年5月间，辜宽敏与当时中央银行总裁兼经建会主委俞国华晤谈多次；后俞国华出任行政院院长，辜宽敏亦持续与俞国华会面。总计1981年7月至1987年8月间晤谈42次，寻求在台投资或汇报沟通。
2006年10月15日，陈水扁等民进党政治人物庆祝辜宽敏八十大寿，辜宽敏宣布自己的生日愿望有三个：“正名”、“制宪”、“2008本土政权继续执政”。陈水扁致辞时指出，辜宽敏为了宪改，向他提出“第二共和宪法”的概念。辜宽敏解释说，应该“冻结”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宪法”；而“第二共和宪法”只要合法、合情，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
2008年5月18日，民进党第12届党主席选举开票，辜宽敏败于新生代的蔡英文。2013年，辜宽敏捐出一半的财产（一亿美元）组织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设立文化、教育、社会等三个委员会从事公益活动，完成父亲的遗愿“把钱还给台湾人”。
2013年9月，辜宽敏表示：《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会冲击台湾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弱势族群反对，赞成者则多为大企业、保险公司或银行；马英九硬要通过服贸协议，将增加台湾人对中国的反感与敌意。2014年4月8日，“岛屿天光点燃希望”辜宽敏登报挺学运。
2016年5月3日，辜宽敏在台湾主要报纸购买全版广告，以文章阐述其两岸是“兄弟之邦”的主张。2016年5月20日，民国总统就职典礼上，“中华民国国歌”响起时，观礼人士纷纷起立，只有辜宽敏淡定地坐在位子上。
2006年12月23日上午，吕秀莲出席韩国作家柳敏珠所著的吕秀莲传记《世界之女吕秀莲》中文版发表会。吕秀莲说，辜宽敏经常说不能忍受一个穿裙子的人来担任三军统帅，是因为他误以为战争是必要的，误以为战争时女性无法指挥三军；“战争是要尽量避免，女性主政时最大的职责是要避免战争，这才是最高的智慧”，“穿裙子的人是很不喜欢战争的。”
2019年6月5日，针对民进党党内初选支持赖清德选总统，辜宽敏称赖清德为可继承总统大位的“年轻男孩”，并认为蔡英文可退位当“国母”，但实际上赖清德和蔡英文只相差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