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长运在察网发表了《三岁女孩的治国绝招——也说产生“问题疫苗”的原因》,他说:前几天在微信视屏上看到一个三岁小女孩说自己最崇毛,因为“M主席可以打坏人!”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三岁的小姑娘,她概括出了至高无上的治国绝招——打坏人!
据庄子说:有一次黄帝到具茨山去拜见神人大隗。在襄城附近迷了路,正巧遇上一位牧马的少年,便向牧马少年问路。结果这个牧童不仅知道具茨山,而且知道大隗居住的地方。黄帝看这个牧童很不简单,于是就向这个牧童请教治理天下的方法。牧童起先还推辞,后来被黄帝的真诚所感动,就说:“治理天下,不就像我牧马一样吗?只要把最坏的马或害群之马去掉就可以了(去其害马也)”。黄帝听了深以为然,口称“天师”,一再向牧童叩头至地行了大礼,感谢而退去。……要打坏人,要杀害马就要杀那些最坏的、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要杀就要杀人们最痛恨的、最有影响的。要杀坏人就要杀得轰轰烈烈——在杀坏人的同时还要能警示世人。……
蔡长运这种思维就是一种斗争思维,而且自古有之;所谓的无为而治的道家庄子也是一个斗争哲学的鼓吹者,这说明道家的“无为”是何等虚伪!《道德经》中老子就是要消灭敢于标新立异的“为奇者”!
斗争哲学一是缺乏人人平等的普世理念,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就像牧马人把马分为好马坏马一样,对坏马杀无赦;牧马人不可能对所有的马一律平等,统治者不可能对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必然对坏人杀无赦。
对坏人杀无赦就会导致滥杀无辜的扩大化灾难。黄帝通过战争屠杀了蚩尤部落,还吃了蚩尤的肉体!可见,斗争哲学会导致人吃人啊!文革时期,广西、湖南一带风行杀地主,将人肉煮了吃;广西有数万“反革命分子”被活活吃掉,甚至人脑被生吃。
最邪恶的理论莫过于为了“理想”可以消灭“极少数敌人”。没有一个理论比这样的理论更有利于独裁统治了。因为从经验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有能力反抗、也有勇气反抗独裁统治的从来都是“极少数”。因此,独裁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其权力镇压“极少数敌人”。对于一个正在夺权的政治领袖,打击“极少数”也是他们确立独裁地位不可缺少的步骤。学过微积分的人都知道,将“极少数”积起来就是全体。也就是说,今天打击极少数缌明天打击极少数,天天打击极少数……,最终结果打击的将是全体人民。每次迫害5%,20次政治迫害就会是全体100%的遭殃。
网民好好先生说:“对犯下罪恶的恶人讲人权,那么全体人民就没了人权!跟为非作歹的罪犯讲司法公正,对遵纪守法的受害人就没了公正!”此人就是人权盲!他是被洗脑了。以前官方说:无产阶级人权就是指“多数人的人权”,即不给地主资产阶级的坏分子以人权。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人权成了“进步”阶级的“特权”。
其实,人权不分多数人和少数人,人权是每一个人的人权,是所有的人都享有的人权。好好先生的“全体人民的人权”是将少数人排除在外的。“少数人”不是人吗?如果是,为什么没人权?如果不是,那是把人不当人。既然把人不当人,也不会限于少数。“对部分人自由的剥夺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侵害”,这已成为文明社会的常识。富人欺压穷人属于野蛮和专制当受遣责!反过来,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欺压同样是也是专制,不存在正当性、合理性,更不代表社会进步和人类理想。在现代民主制下,无论多数与少数,都享有同等的法权;任何人不能对任何人实行专政,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都无此特权。
要避免几千年的斗争哲学的野蛮,中国人必须系统地学习基督教思想——人皆罪人,统治者不是正确的化身、不是真理的化身,凭什么说“黄帝消灭的坏人就是真坏人”?人人都应该反省自己的罪恶本性,悔改接近上帝的道。中国才能摆脱野蛮,走进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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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牺牲少数”看李敖的错误
本文强调汉语的弘大的辩证法思维是反文明、反人权的。道德经等经典都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必须唾弃。
一,“牺牲少数”就是弱肉强食的恐怖主义
保洁说,“我支持,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南杉说,“不支持,你这种想法很纳粹。纳粹就是为了多数德国人而牺牲少数犹太人的。”
我说:“不要骂纳粹恶,他的价值观比纳粹恶万倍。”
保洁说:“你们这些人只会人云亦云,不会独立思考。牢房里的囚犯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被牺牲掉的少数人。”
我说:人权不可侵犯就是每个人的人权不可侵犯,怎么能牺牲少数人?如果牺牲少数就是正确,由于每一个人相对于国民全体都是少数,那么,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就成了任人宰割的韭菜,就必然会陷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恐怖局面。譬如:辽穆宗耶律璟(931-969)在位19年,“昼寝夜饮”,谁让他喝得快乐就升谁的官,以至于“左右授官者甚众”。女巫肖古声称有长生健体的秘方,但需用男人的胆做药引子。于是,他每日杀一男人,用“人胆”做药引子,连近侍随从也难免于难,“不数年,杀人甚多”,结果身子骨越来越坏,觉得女巫在骗他,于是将女巫杀死。耶律璟皇帝以杀人取乐,一次饲鹿场出事,他杀了44人;最后,园丁、厨子、打杂的6人合力将他杀死。
如果牺牲少数就是正确,由于皇帝每天杀的人相对于国民全体都是少数,所以,君王滥杀无辜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了,必须谢主隆恩。皇帝高洋每逢喝醉了酒,必须杀人才能快乐。而他从早到晚都在喝醉,所以他必须从早到晚不停的杀人。高洋杀人还不是好杀,而是肢解、焚燃、投河,以把人虐死为至乐。三台殿上,高洋还亲自锯杀都督穆嵩;都督韩哲没任何过错,高洋忽然看他不顺眼,叫出来当心一刀。宫女、宦官和亲信每天都有人惨死在他盛怒之下。他把宫里的太监、宫女杀尽后,最后由司法大臣杨愔把判决死刑的囚犯,每日供应数十上百,让高洋杀人时之用。死囚犯被他醉后杀光了,就把拘留所里正在审讯中的被告充数让他杀,称为“供御囚”……
二,“牺牲少数”的思维根源
汉字思维是以视觉为基础的形象思维,无法逻辑化。因为:视觉追求的是“高大上”的“面子”,“大”至上的价值观使华人保持弱肉(韭菜,小)强食(镰刀,大)的陋习,无法形成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人权,也无法形成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逻辑。
中国人追求“大气、大器、大度、大战略、大手笔”都是辩证法策略:“抓大放小”就是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就是“突出中心,突出重点”从而牺牲“非中心”、牺牲“非重点”。即便主要矛盾抓对了,也不会有“一切矛盾皆迎刃而解”的神效。“抓大放小”是江朱时期解决公有制困境的口号,国家抓住大的国企,给它输血;小的国企就卖掉。这些说法非常合乎唯物辩证法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就是“为了多数可以牺牲少数”的弱肉强食主义。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就是一种视觉主义的宏“大”崇拜。大崇拜源于原始人的生殖崇拜。譬如:中国人最喜欢说的吹牛B或者牛B红红的。就是因为牛B大,好生牛崽啊!可见,大崇拜就是生殖崇拜。当然,牛B不是吹的,吹牛B就是舔牛B,也就会舔菊。保洁支持“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表明他就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症的舔菊者,受虐狂狂舔襠之菊,还有脸骂人“人云亦云”。
汉语成语“重本轻末”也蕴含了“牺牲少数”的弱肉强食主义,其意思就是“为了母本可以牺牲子末”,“母本”的意思就是母亲乃生命之本。汉语常把母亲比喻成官员、国家和党,如“父母官”,“祖国母亲”,“襠啊妈妈”……这意味着“为了襠国可以牺牲老百姓”。汉语这些说法违反了“每个人的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普世原则,是弱肉强食的体现。当然,这些说法也是反逻辑的。如“把襠比母亲”就是荒谬的,一是这比喻犯了类比不当的错误;二是襠的历史才百年,而华人的历史有5千年,百年的母亲怎么会有5千年的儿子?咄咄怪事!
三,李敖错误的根源——宏大的辩证法思维
拼音文字是以听觉为基础的抽象象思维法,才能逻辑化。因为听觉已经剔除视觉的“假大空”的追求,而把思维的起点固定在坚实的个体之上,从而形成了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与个体主义的逻辑思维方法。
李敖的错误源于宏大的辩证法思维。李敖2010年8月观看了上海世博会台湾馆后说:“台湾只是全世界的五千分之一,虽然我们很努力,但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我们很小”,中国才是“大”,也就是说他遵循着华人的“假大空”的辩证法思维陋习,陷入了反逻辑的酱缸。其实,瑞士与台湾的面积差不多,瑞士人口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他们创造了民主(公投)制度,他们的科技成果和幸福指数都领先于他国的。瑞士的成就就源于他们坚实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及其发达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们反对“多”可以牺牲“少”的弱肉强食主义。
1953年李敖与其恩师严侨准备偷渡大陆;不料严侨于深夜被拘捕入狱。李敖帮助严复的孙子严侨的妻子度难关。2003年严侨被中南海追认为烈士。李敖因严侨被捕痛恨国民党。李敖曾协助彭明敏逃亡,又把台湾的政治犯名单转给国际特赦组织马汀,发表在境外的“台独”刊物上。1971年3月19日,李敖被捕,并于1972年2月28日因“台独”罪,并根据刑法第一百条之“内乱罪”判处10年徒刑、褫夺公权6年。后逢蒋中正逝世大赦,改为8年6个月。1976年11月19日,李敖被释放。实际被监禁日期,总计5年零8个月。李敖在狱中写了近100书痛骂蒋介石、痛骂孙中山,1976年出狱后,李敖在凤凰卫视黑蒋介石、黑孙中山。
2000年3月18日,李敖代表新党参加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选举,结果得16782票,得票率0.13%;陈水扁以39.30%的得票率当选。2004年李敖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法委员,成功当选,成为中华民国立法院第6届立法委员。
2005年9月李敖在飞往北京前对媒体说:他曾公开赞成“一国两制”,大陆应对他有“基本信任关系”。李敖说到北京就是“向党中央报到”。他在北京机场的感言是:“今天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我)不是以客人的身份,而是以自己人的身份访问大陆”。李敖诳天安门,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休戚与共”,他说:“休”代表快乐,“戚”代表难过,“共”就代表共党。在天安门楼上,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向他介绍,这个位置就是当年毛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地方。李敖听说,赶紧在此留影,又对着广场上呼喊他名字的粉丝挥手致意,但只挥了一下,就机警的反应过来说:“我可不能乱挥手”。
2011年7月23日,李敖在香港书展演讲时说,“六年前我去北京,有个笨人写文章骂我,说李敖这个人有两个大缺点,他拼命地捧自己。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这么笨的笨蛋还得奖,没法讲。"
李敖继续说:大陆腐败的数额相对于中国的GDP来说,比率很低,是少数。所以,大陆的制度顶呱呱。
当人们说腐败时,总有人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错,一棵大树被天牛咬死,并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将树干中输送养份的管道切断了,使得整个系统不能运转;同样,贪官污吏并不是由于他们贪污了多少钱财,而是由于他们破坏了社会公正、破坏了政府职能的运转,使得社会运行系统趋于崩溃。而且,贪官污吏的级别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独裁者发昏胡来破坏整个系统,崩溃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杨广等。万事从小事做起。当亚运会在广岛结束的时候,6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一张废纸。全世界的报纸都惊叹:“可敬的日本民族!”再看看“十一”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人们散去后,满地废纸,到处乱飞!外国人一看就认为:中国要同日本比,还差得远呢!西方人注重个体的独立,注重细节分析,寻求精确和具体,强调思维的形式结构和规则制约,突出从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强调“由一到多”,他们的个体主义思维明显。可见,注重细节、从小处着眼的逻辑思维习惯有利于人权保护与民主制度的成长,有利于社会进步。
李敖进一步说:“香港今天的民主是有问题的民主。为什么?因为它离伦敦越来越远,离台北越来越近。英国式的民主很细腻,在英国议会里,你不可以直接叫任何一个议员的名字。可现在,我们的民主变得非常粗野,什么原因?跟台湾学的。”跟台湾学的这种粗糙的民主,是假民主。我在台湾做所谓立法委员时,为什么用瓦斯喷他们,为什么有225个立法委员,被我告到法院的有224个,我不能告我自己。有人问,如何证明是假民主?我们都以为两党政治是民主政治,错了。美国是不是两党政治?是。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是非法的,是侵略的,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可是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除了众议院的一位女议员外,全体通过。两个党,民主国家的政党,用非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方法去侵略伊拉克,就是他们干的。”
李敖用一个“打伊拉克”的特例来否定民主制度是不严谨的。过去常有人用苏格拉底之死否定希腊民主制度,难道说滥杀无辜的皇帝制度优于民主制度?这就好比用医疗事故来否定现代医院制度一样,从而要求回到无医院的古代社会,是难以服人的。
李敖很清楚台湾从没有民主到民主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但他一直认为:“台湾是假民主”;“大陆政治了不起”。李敖一边夸大陆一边骂台湾,但终归没有选择定居大陆,而是与台湾共存亡。因为台湾能容纳他。李敖一直公开地骂蒋介石、骂蒋经国,1994年,却被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子孙、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聘为客座教授。章孝慈在1994年8月15日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说:“李敖是备受争议的作家,有人说他是疯狗、有人说他是流氓、有人说他打手、有人说他天才,但我们很单纯,就是让任何角度的学者,都可在东吴发展一个看法、一个见解。”后章孝慈脑溢血卧病在床,李敖拍卖生平珍藏字画所得新台币七百余万元,作为章孝慈医疗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