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贴三九点五：缺乏言论自由传统的知识分子，总论，古代
自由派也好，共产党也好，其核心都是知识分子。当然，共产党掌权以后，其领导人的主要属性将转变为职业官僚而非知识分子，但那是后话。让共产党上台就晚了。
本系列曾讨论过知识分子左倾的问题，本文将开始讨论知识分子缺乏言论自由传统的问题。由于这个事是从古代讨论起的，古代还没有自由主义，所以首先从泛泛而论的知识分子说起。
一、总论
看起来，言论自由这一原则和知识分子的利益高度相关，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也没少提出过此类概念。
实际上，知识分子的直接利益是“劳心者治人”，即要管别人。既要管别人，自然不能让别人说太多废话，把自己没事找事的嘴脸给揭破。这一点既是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原因，也是知识分子普遍不尊重言论自由的原因。
至于此类概念，大多也是幻觉。只有当知识分子需要标榜自己是人类自由的恩主时，或者当自己不得势而希望得势方尽可能尊重自己时，言论自由的概念才被强调。
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
其中“自由”似乎可以和“言论自由”挂钩，然而，在这个口号之下的却是革命党的恐怖统治。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口号完全虚假。法国大革命之“自由”，指的是“摆脱封建束缚的自由”，而非泛泛而论的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这就如同美国独立之口号“人生而平等（英文原义：上帝平等的创造了人类）”，指的是殖民地白人和英国白人之间的平等，而非“自由民与奴隶、土著”之间的平等，更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平等。
区别仅在于：美国独立时有限的平等，防止了社会的激进化，是好事；而法国大革命时有限的自由，却为革命党的暴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再如，罗斯福之四大自由。我们姑且不论其中的“言论自由”也略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以后的文章会讲到），也不论其它三项自由都大有问题（尤其是那个“免于匮乏的自由”是“通向奴役之路”），仅就其四项并列，就是不尊重言论自由的体现。
因为其它三项都有“行动自由”的性质，把“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并列，一旦两者发生冲突，就一个权衡问题。而一旦陷入权衡，就难免会出现具体的行动自由压倒具体的言论自由的情况。例如，无产阶级这么匮乏，你还说没必要实现社会主义？黑人这么匮乏，你还说没必要黑命贵？好吧，本着“免于匮乏的自由”与“言论自由”对等的原则，你有一半几率被惩办。
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民主、科学”的旗号下打人放火，就更没“自由”什么事了。
二、古代的情况
古典时期，知识分子有相对较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是基于当时普遍分裂的状况，没有哪个政权能垄断一切。古罗马共和国扩张到最后，已经有了“大一统”王朝的体量，于是社会也体现出了不宽容的特征。不过，这一状态维持时间很短，共和国旋即灭亡，帝国建立。
实际上，在帝国基督教化之前，相对于大一统的共和国而言，帝国的言论自由状况倒是相对好转。此时实施的是皇帝-元老院的二元统治。尽管皇帝凌驾于元老院之上，而暴君有时候也会用暴力来打压反对言论。但双方的话语权还是有平衡的：皇帝终有一死；皇帝一死，元老院马上翻脸的情况屡见不鲜。再考虑到对皇帝的“记录抹杀刑”之类，对后世而言，元老院的话语权还可能大于皇帝的话语权。
帝国的鼎盛时期在基督教化之前，而异教皇帝们的普遍名声不好，即便不能说明他们本人的宽容，也能说明帝国体制的相对平衡。
此外，尽管基督教化是帝国衰落的标志，但总的来说，基督教化是帝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三、知识分子对古代的理解
所有上述历史因素的综合效果，是让西方知识分子普遍不重视言论自由。（中国的历史因素当然有更不利于言论自由，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诞生于西方的，所以本文主要讨论西方。）
对于古典时期来说，言论自由看起来是自然存在的。而对于中世纪来说，言论自由的不存在，又似乎仅仅是社会普遍状况退步的结果。
只有帝国体制，才从制度设计上照顾到言论自由，但自近代以来，共和主义就占绝对优势，人们很少会对帝国进行正面思考。
当今知识分子对古典时期知识分子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中世纪一致。
中世纪前期被推崇的古典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柏拉图。其“理想国”不仅是一切乌托邦的源头，也是一切妄图以理性来构建社会行为（例如推行普世价值）的源头。
中世纪后期被推崇的古典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亚里士多德。此人作为教会的科学权威，成为进步人士反权威活动的靶子。其实，亚里士多德是科学家，只不过其科学理论过时了而已。知识分子一方面打倒旧的科学权威，另一方面，在他们以为必要的时候，也少不了靠树立新的科学权威堵别人的嘴。例如，黑人的智商问题，就得由他们说了算；别人有异见，下场可以参见《每日一贴三六：自由主义之恶，美国基因学家诺奖获得者因“人种决定智商”言论被剥夺多项荣誉称号》。
注：亚里士多德一度在西方世界失传，后来才从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重新传回西方，这是他在中世纪后期才被推崇的原因。
简单的说，现代知识分子推崇的是“专制和科学”。当然，他们是以“人类的福祉”为旗号推行专制的，不过，任何成气候的专制，都少不了美好的旗号。
四、苏格拉底之死
人们对苏格拉底的同情，多少是以“言论自由”的基础的。但如“自由、平等、博爱”之“自由”一样，更是以误解为基础的。
为什么雅典民主派杀害一个知识分子，竟然被如此看重？
如果说警察弄死一个黑人嫌犯，引发席卷全国的黑人暴乱，倒还可以说“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警方一贯如此”（尽管这个话并不符合事实，但说还是可以这么说的）。雅典这个事怎么描？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苏格拉底之死的背景。
苏格拉底之死和“三十僭主”对雅典的暴力统治有关。苏格拉底有不少学生是“贵族派”的，这些学生被证明危害极大（或者说对民主制度危害极大）；但因为当时推行的和解政策，民主派并不能针对性的清算旧账。
虽然苏格拉底本人只是在言论上反对民主，但也正因为如此，把他揪出来报复一下，不会激化社会矛盾。民主派的本意是让苏格拉底名声扫地。苏格拉底有很多办法可以逃脱死刑，从“逃跑”到“认错”；而苏格拉底大概是因为岁数太大，所以故意激怒审判人员，结果招致死刑。
注１：随便猜测一下，如果苏格拉底稍微配合审判，大概会被判处流放。苏格拉底岁数这么大了，基本不可能再活着回到雅典。
注２：雅典民主时期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正式审判往往比较宽容。或者是刑罚宽容，或者是根据“未定罪者皆无辜”原则，不对被告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给被告留下逃跑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社会有多宽容，犯众怒或者得罪当权者的人，可能会被人直接打死。也就是说，进行正式审判，往往已经意味着“不想置你于死地”。
也许有人说了：即便判处死刑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但雅典民主派不尊重言论自由，也是事实吧？
事实确实是事实，但关键是应该怎么解决。正如人们讨厌黑人是事实（黑人自己也讨厌黑人），这个事怎么解决？黑命贵打砸抢，只能让这个事更加恶化。
苏格拉底之死的直接结果，就是（作为苏格拉底学生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和后世的知识分子从“苏格拉底之死”事件中得出的教训，不是“要尊重言论自由”，而是“民主制度有缺陷”。而解决“民主制度缺陷”的基本方法，就是“杜绝民粹派（民主派）的言论自由”。
这一点在柏拉图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而大多数后世知识分子则是以伪善和双标为特征的。就是说，当他们不掌权的时候，他们会摆出一副“无条件尊重言论自由”的架势；而当他们掌权的时候，那就是“遵从我的是民主，反对我的是民粹，激怒我的是‘仇恨罪’”。
五、最后从苏格拉底这个事，说下保守派观点
苏格拉底既反对民主，也反对僭主，而他那一套，从我们的观点看，也远非真理。他的逻辑是：修鞋要找鞋匠，治国为什么不靠专业人才？苏格拉底在这里的逻辑漏洞在于：修鞋要找鞋匠，主动权并不在鞋匠，而在修鞋那个人；治国的主动权，也只有凭借民主制度，才能掌握在人民手中。
从苏格拉底既反对民主，又不肯通过勾搭僭主（很多僭主都是他的学生）获益这个角度看，他倒还不错。至少比那些反对基督教会的学术权威，却在学术界推行政治正确的科学家们要好得多。我的意思是说，苏格拉底应该能意识到，反民主并不意味着获得自由（包括言论自由）。
因此，苏格拉底也不是为言论自由而献身的，他是为了自己认定的真理而献身的。不幸的是，他那一套也非真理。
如哈耶克所言，人类只能从试错中摸索前进，还是少对“掌握真理”这种事太自信比较好。
最后的最后，说点细节：与现代民主制相比，雅典民主制确实过于排斥专业人士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格拉底的理论倒比其字面意义更合理。但另一方面，即便是到了现代，“利用专业人士治国而不被专业人士控制国家”仍然是一个重大难题，更不用说古代了。与雅典不同，古罗马就是倚重专业人士（元老院）治国的，这在其开始阶段确实体现出了优越性，但后来却导致了人民和元老院的严重对立，元老院鱼肉人民腐朽堕落，最后让帝制脱颖而出。所以，还是那句话：人类只能从试错中摸索前进，还是少对“掌握真理”这种事太自信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