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柯文哲的“蒋经国功大于过”的话题
柯文哲说：“蒋经国功大于过”。这话反逻辑。因为功与过是性质不同的事情，不能比较。譬如，一家奶粉厂，它一年的奶粉养活了百万婴儿，但由于掺了三聚氰胺，有30万婴儿得了肾结石。如果仅仅从人数对比，可用“功大于过”来评价。但评价者忽视疾病危害的长期性以及疾病折磨所带来巨大机会成本，若把这些潜在的危害加以经济量化，应该是“过大于功”。
柯文哲说国“对就对、错就错”，功与过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但功过比较论往往不是理性客观中立的评论，而是先把“蒋经国功大于过”视为真理，然后再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种证明也只是不完全归纳证明，其结论是或然的，不是真理。“功大于过”忽视了独裁者践踏人权，就是在宣扬：弱者为强者而牺牲、个人为国家而牺牲、少数为多数而牺牲的丛林道。独裁不好，但只要开明就该原谅。
社会的进程有许多原因，把许多原因归结为某个人，是帮派思维所致。例如：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族扩大是一种莫大的功，但相对的就是非俄的其他民族凋零、式微。从多元的视角看，功可以是一民族的功，也能是另一民族眼中的过。独裁者的功根本没有共识可言。
希特勒对德国可谓有功，而且不输给蒋经国：希特勒上台4年后，德国GDP增长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人均收入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失业人员由600万降为不足4万，失业率由30%降为1.3%；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德国由最高的赤字和最高的失业率、濒临破产边缘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经济复兴的奇迹。
柯文哲认为历史人物的功过会有定案，但独裁者的定案往往是过，不会是功。践踏人权者，即使创造了无数的功，也掩盖不了独裁者任意屠杀人民的罪恶。德国人民会争论希特勒的功过吗？没有一个德国人会这么想。因为希特勒杀反对派、杀犹太人，践踏了人权。
被柯文哲认为功大于过的蒋经国时代，有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江南命案，519绿色和平运动，何来美好？正是一连串的践踏人权事件致使蒋经国自食其果，不得不面对来自国际的、民间的种种压力，最后不得不向人民和文明社会妥协。一帮奴民提出台湾的民主是国民党的“恩赐”，无视台湾党外人士前仆后继的抗争。改革从来不是统治者的恩赐、功劳，而是那些喊不出名字的渺小抗争者们的血汗，将这个年代的变革简化为蒋经国三字，岂不是对抗争者的讽刺？即使是民主国家的争议人物也难有功过的明确定论，例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削弱社会福利换取经济成长，在他死后评价依然两极，英国人对她的共识只有“他是一位对英国影响甚深的人”，而非单纯的“功大于过”。
二，蒋经国真想搞民主吗？
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廖达琪说：1950年台湾就开始了地方选举，党外人士能参选还会当选的。”台湾过去虽然是威权体制，但还是有县市长跟立委增额选举，党外有地下杂志与地下电台。但中国大陆是一律禁止，已到了极权的峰巅。大陆以“万世执政”作为依归，从来没有想过把权力还给人民。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几年是国民党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内外压力逼使禁锢的枷锁一一解开。到民进党自行宣布成立时，蒋经国的想法是：“大家都在反抗政府，那就开放让你们参政，大家一起堂堂正正进入国会来议事。”加上当时许多留美留欧知识菁英，纷纷回国效力，他们长年吸收国外的民主思想，早就有有了民主素养，解严就水到渠成了，没有发生任何动乱。“台湾民主化真正的源头，是因为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解除戒严”，台湾才会有集会、结社、组党等之自由，再加上解除报禁，因此“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才得以启动，这个启动形成了台湾民主化的开端。”
说蒋经国最后解除了报禁是不准确的。1989年郑南雄因“台独”文章被逼死，说明还有报禁。台湾民主史书籍《百年追求》第43页记载，蒋经国说：“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的统治办法。……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们就永远没有民主。”独裁者总是“唯我独正”，蒋经国曾说：“有一本叫《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滥调……遂行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
可以推断，蒋经国的三民主义民主就是一党制下的“伪民主”，甚至像李光耀一样容忍小反对党竞争，若威胁到本党统治地位，就会找借口镇压你。如果蒋经国再多活十年，后来李登辉掌权时期发生的变革就难以发生了，台湾至多就是一个新加坡的政体而已。
三，多重因素推动台湾民主化
曾为营救台湾戒严下的政治犯在国际间奔走、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韦杰里说，蒋经国最终同意让台湾走向自由化是迫于压力。“我不认为蒋经国非常喜欢民主化，但他最后的确解除了戒严，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同时受到两股压力。”一是来自台湾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的草根压力，在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后，许多被捕的党外人士亲属纷纷投入政治，呼吁民主、人权和要求解除戒严；二是来自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对于1986年民进党的成立，韦杰里说，国民党当局没有镇压，只是因为外来压力让蒋经国无法动手。
韦杰里说，从压迫独裁转变为自由的民主是有可能的，不过那需要许多人的努力。“它需要许多的奉献、需要许多的牺牲、需要许多人认为他们对现状不满意而有要朝那个方向走的视野。”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副国安顾问叶望辉(Stephen Yates)说：在李登辉之前有人对台湾民主有所贡献，在他之后也有别人做出根本性的贡献，不过，李登辉的任期是台湾民主过程最历史性和最关键性的改变——1996年总统直选。此前，总统由国民大会选出，这些终身不改选的代表被批评为“万年国代”。蒋介石在这一制度下连任四届总统直到去世；蒋经国在这一制度下连任2届总统直到去世。李登辉的总统任期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为止，在这一年，台湾以和平民主方式实现了政党轮替。
曾在台湾传教的叶望辉认为，台湾能有今天的民主，李登辉功不可没。他说，从1988年到2000年期间，台湾政治上发生包括台湾省政府组织冻结、国民大会终结、各种公职开放直选等政治转变，李登辉原本可以在2000年总统选举轻松连任，但是他选择了放弃权力，这显示他对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承诺。“李登辉的12年总统任期是台湾民主的新基础。”
叶望辉认为，台湾的内部因素是台湾民主化最重要的驱动力，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在台湾内部有许多政治力量支持这种民主转变，国民党当局一直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美国国会不断有强烈动作要求台湾民主化，但当时中国内部发生的改变也给了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力。叶望辉说，“坦白说，我认为1989年的事件让全世界震惊，台湾当局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化来显示台湾与大陆的天壤之别。”台湾只有成为东亚民主的样板才会被西方坚定支持而不被吞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