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恨陈菊
每文提要：台湾民主化是外来力量逼迫的结果。台湾走向文明有几种力量共同作用：1）大陆的军事压力，国民党不敢过于压榨人民而引起内乱，已经有了228教训。2）美国的政治压力，不准蒋家独裁世袭下去。3，台湾原住民的民主压力，从大陆迁到台湾的所谓外省人占到台湾人口的15%，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接受日本教育50年的所谓本省人；2千万人的小岛，有几百万原住民是受日本教育的。4，三民主义党纲中宪政框架的压力。在如此大的压力下，一个小小的台湾都支撑到80年代才走向民主，可想中国文化的反现代性有多强。
有人说，台湾走向文明是儒教文化自发的结果，是“仁义礼智信”在现代的开花结果，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台湾民主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结果。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闭门读了2年的儒家经典，因此他满脑子儒家垃圾。
1975年蒋经国在日记中斥责说：立法委员康宁祥在国会的质询是“小人之言”；1978年4月10日蒋经国日记记载：“内忧者在于国内少数野心家和卑鄙的败类如康、黄、张、林之类。”康指康宁祥、黄是黄信介、张是张俊宏、林是林义雄。在那个时期，蒋经国把康宁祥把反对派当敌人。“把反对派当敌人”是儒家的传统。
从1978年6月到8月之间，蒋经国日记有以下记载：
6月28日记：“处理陈菊案”。7月9日又记：“美国问我政府有关陈菊案所采取的蛮横态度，令人痛恨，无可忍矣！美国人的做法既恶毒又愚蠢。”7月10日再记：“陈菊案为一高度政治性之案件，处之以轻则将使国内反动分子益趋狂妄，处之以重则将引起美国之政治干涉，不论是轻是重，皆应以国家之利益为先，内奸外贼皆足以害我国也。”
7月14日记：“为陈菊案，美国对我加以压力和恐吓，其行为之卑鄙下流令人痛恨，益增余深爱我中国之情操。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不可稍存任何之幻想也。”8月21日记：“美国大使竟在其使馆接见我国之罪犯，行为之卑鄙可悲。美国私通国内反动分子并予支持行之多年，美国所做之事无不害人害己，不知我将忍至何时，呜呼痛哉！”
陈菊（1950年6月10日-，独身者）19岁从五专毕业后，由于父辈的渊源，1969年成了61岁的宜兰县省议员郭雨新的秘书。此后多年，一直帮郭联络全台湾的反国民党人士。陈菊活动力很强，不只将老、中、青三代串连一起，当时党外和海外人权团体的联络，双方信息的流通也是透过她。她同时是许多禁书的重要来源，等于是流动地下图书馆。即使郭雨新离开台湾流亡到美国后，陈菊仍然积极到处活动。
1978年6月15日半夜三、四点警总搜索陈菊住处，借口她家有许多反动文件和禁书，事实上，是要搜出她与海外来往的证据，因为她负责与海外组织联系政治犯情况。陈菊虽然被吓坏了，但她没有被抓，天亮后，陈菊出门找朋友，知道自己被跟踪，后来展开逃亡，在一位外国神父帮助下，躲在彰化罗厝天主堂。天主堂郭佳信神父受人之托收留陈菊，后来他因此事被国民政府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遭驱逐出境。当时陈菊就住在修女宿舍，宿舍内也有郭佳信神父收留的十多名失依或顽劣的青少年。一周后抓捕陈菊那天，全村大断电，街头布满便衣情治人员，一辆又一辆的“黑头车开进来”，陈菊被逮走。这是自《自由中国》事件之后，台湾新一波民主运动中的第一个逮捕事件。根据当时警备总部的纪录，警总搜索她住处是因为接获密告，陈菊在自宅中排印“选举万岁”，同时收藏有雷震的反政府文件。
陈菊被逮捕后数日，美国大使馆向台湾政府查询案情，被关了13天后，7月6日陈菊被释放。
据江春男在《陈菊逃亡记》一文忆述，陈菊被抓关那段时间，以老康为首的党外人士到处奔走，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召集安全局长王永树、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国防部长高魁元、外交部长沈昌焕协商处理原则，国民党知道这是烫手山芋，有人怪罪警总闯祸，大家忙着善后，决定软性处理。首先请台籍将领陈守山出面与她谈话，其次找陈菊同学的父亲吴俊才，以长辈的身分，纠正她的错误观念。国民党会议不只决定释放日期，举办记者会，安排她访问各地建设，还要辅导她到军事院校图书馆工作，月薪一万元左右；释放前要严正告诉她是保释而非结案，随时可再逮捕，并对其错误观念应适时导正云云，这种处理方式学名可称之为“软性威权统治”。
陈菊被释放之前，要她签一份自白书。陈菊根本不知道她即将被放出来，她有心理准备这一签起码要关3、5年。她签完后，警总立刻表示她可以出去了，并说她的父亲已经在外面等她很久了。陈菊一走进会客室，陈父老泪纵横马上跪下来求她不要再搞政治。原来警总凌晨即到宜兰三星把她父亲带来台北。这一幕，陈菊永远忘不了，但她极少提及。
对照日记的记载，很明显如果不是美国的介入，陈菊不可能被释放。而美国的介入包括大使出面过问、在大使馆约见陈菊等，则让蒋经国深感痛恶，日记中甚至以“蛮横、恶毒、愚蠢、卑鄙、下流”等不堪的字眼形容美国的做法。但当时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谈判即将完成，台湾与美国的邦交岌岌可危，使得“陈菊案成为一高度政治性之案件”，对蒋经国来说十分棘手，“处之以轻则将使国内反动分子益趋狂妄，处之以重则将引起美国之政治干涉。”轻重之间该如何拿捏？难怪他会气得在日记大骂老美以泄愤。
1979年12月10日，党外人士在高雄纪念世界人权日活动所衍生的美丽岛事件，导致陈菊12月13日被捕。国民党以“叛乱罪”起诉，该罪的唯一刑罚为死刑，陈菊因此曾写下著名的《给台湾人民的遗书》：
一、愿所有受苦、被束缚、被压迫的人早日得到解放，愿我深爱的故乡——台湾的人民早日享有真正的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祈法律能象征代表正义，而非只是统治的工具，形同具文愚弄人民。
二、《圣经》上记载保罗在雨中致书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来，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人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也没有为自己辩解，虽然我受尽了侮辱、欺凌，但我心无所恨无所惧，我深信一切的是非、功过、历史自有公正的论断。
三、监狱是人类的耻辱，政治监狱尤其残酷，惟可耻的并不是受囚禁的人，我至死坚信，鼓励人民争取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行使人类良心的行为，绝不是暴力。
四、我感谢并怀念所有爱我的朋友，不管此刻你们在台湾亦或在海外，请你们持续民主的香火，请你们永远记取故乡苍生苦难的呼唤，不必为我悲伤，卅年来我不是第一个牺牲者，但希望是最后一个。而念及义雄兄的灭门惨剧，我再大的痛楚都微不足道。
五、我向我最好的日本友人——三宅女士致敬，你为台湾的人维权奔走呼吁十年如一日；我所隶属的东亚人权协会主席——司马晋教授、好友林迈尔(Lynn Miles)以及为台湾政治犯默默努力的许多无名英雄，我向你们致最深挚的致意。
六、与我共唱《黄昏的故乡》的友人，请你们不必为大逮捕而难过、懊恼，我最后紧握你们的手，凝视你们因故乡而沧桑的脸，也包含我一切的了解、谅解和期待，希望我们能活在台湾人的心中。
七、我向史明老伯致意，三宅女士深知我对你的敬重，我已尽心尽力，期盼没有让你失望。
八、多年来与我共迎风暴和苦难的战友，我知不管我的出镜有多恶劣，你们永远对我有信心，而我从早岁投入运动，从关心政治犯演变到最后亦得受唯一死刑审判的政治犯，这是必然的历程，谨请司马、庆黎、秋堇看顾我年老的父母，千万不要让他们限于那么孤苦和无助。
九、最后，我向父母手足致歉，进弟、雄弟得坚强，若我死于狱中，请葬我于老家三星的山上。人生有许多遗言，有志未酬是其一，惟我能看破，若有墓碑，文字请司马文武亲撰。
陈菊于狱中亲笔(1980年1月在调查局侦讯中被迫撰写，1980年4月26日再稿，交予高瑞铮律师带出监狱。陈菊曾在2015年12月28日于脸书公布这封遗书)。
在美国的压力下，台当局改判有期徒刑，陈菊在监狱服刑6年多后于1986年获释。其后，她在1994年被台北市长陈水扁任命为台北市社会局局长，1998年被高雄市长谢长廷任命为高雄市社会局局长。2006年陈菊任高雄市长，任职长达3届12年，2018年4月任总统府秘书长，现为监察院院长。
蒋经国日记关于陈菊记录见报后，2020年5月26日，陈菊在脸书回应如下：
朋友告诉我，今天媒体报导蒋经国1979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我的名字。当时我只是党外的小妹，蒋经国笔下又痛恨又恐惧的不是我个人，而是党外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威权统治者打压我们，说我们是反动分子，跟外国势力勾结，现在听起来很好笑。其实，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国际友人仗义执言，我们应该心存感谢才对。雷震先生曾经引用宋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来鼓舞我们，果然，不管如何打压，也挡不住沛然莫之能御的自由民主潮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