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教的第一特色是等级制。
子产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记.冠义》云：“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也就是说，等级特权制度是宇宙的总规律。儒教礼制内容包罗万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被礼制囊括于内；分别规定在《周礼》《礼记》《仪礼》三部书中。其所强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如：
天子的坐席是五层，诸侯的坐席是三层，大夫的坐席是二层。
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小国一军。这是周代的军制。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正是靠武装力量保证的，由军队支撑政府，自然构成黑社会性质的极权统治；六军的相对优势，保证了皇帝黑社会老大的地位。
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士有一座宗庙。庙宇的数量和规模差别，即确定了这个特权阶层的崇高地位，又划出它们之间清晰的等级。
周礼规定：天子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天子主宰着国家大政，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级规范行事，绝不能越雷池一步。鲁国大夫季氏却用了八佾，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维护的是等级制。
按周礼规定，天子祭天地，祭四方之神，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即：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诸侯祭本地之神，祭境内名山大川，祭五祀（司命、中罶、国门、国行、公厉）；大夫祭五祀（门、户、井、灶、中罶）。由此看出，即令是五祀，由于地位的不同，具体的内容也大不相同。而士的阶层就只能祭祀自己的先祖。平民、贱民与奴隶，连祭祀自己先祖的资格也没有！
天子用豆器二十六个，诸公用豆器十六个，诸侯用豆器十二个，上大夫用豆器八个，下大夫用豆器六个。
同是仪表，说法就不同：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同是老婆，称呼也不相同：天子后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庶人曰“妻”。
同是死，叫法也不同：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用五层垫席和杭木，用八层隔扇；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用三层垫席和杭木，用六层隔扇；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用二层垫席和杭木，用四层隔扇。
诸侯之下士禄食9人，中士食18人，上士食36人；下大夫食72人，卿食288人，君食2880人。次国之卿食216人，君食2160人。小国之卿食144人，君食1440人（《礼记》）。
凡养老，……50异粀，60宿肉，70贰膳，80常珍，90饮食不违寝，膳饮从于游可也。……50杖于家，60杖于乡，70杖于国，80杖于朝，90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礼记》）。
孔子论音乐：“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礼记.乐记》）。音乐的五音也被纳入等级专制思想中，真是荒唐！
纵观其礼仪制度，充分体现了“贵者恒贵，贱者恒贱”的血统特征和强盗特征，其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在统治阶级内部，上尊下卑的理念以级差加以确定，拉开距离。
②以礼制礼仪显示贵族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大到祭祀小到饮食起居一言一行等，都要表明各个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在精神上，它无形中起到一种震慑作用，诚所谓“威仪三千”。一部《仪礼》，都是对士及士以上贵族规定的，与平民、贱民和奴隶们毫无干系，这就是“礼不下庶人”的来历。总之，周礼是维护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灵通宝玉”，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丢失了这个“捞什子”，难免要失魂落魄，性命不保！自有周以来，统治者将礼视之为立国之本，《左传.襄公三十年》讲：“礼，国之干也”（礼是国家的命脉）。《国语.晋语》讲：“礼，国之纪也”（国家的纲纪，根本大法，基本原则）。孔子在回答治国是否有道的提问时，更强调说：“为国以礼！”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恢复周礼，以礼治国！”
“夷狄之有君，未若诸夏之无也”。为什么夷狄的君主连中原的无政府状态都比不上呢？因为野蛮人中有平等，而华夏即使处于乱世也处处是等级森严。孔子多么地欣赏等级制！
金字塔的等级制社会充斥着特权，没有权利平等。金字塔的底层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应付不完的义务；上一个台阶，义务就减少一些、权利就增大一些；金字塔的顶层没有义务，权利趋向无穷大。压迫来自以等级划分为基础的权利制度，权利等级制金字塔从上到下一级压一级。由于权势不平等，必然引起物质不平等。权利不平等是人类压迫的根源。
维系这样一个大金字塔，是孔夫子开创的儒学教育的目的，通过教育让人们自觉地去维护这个等级特权秩序。这教育不限于老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其效果是显着的，使人潜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为孔教的俘虏，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中国古代的等级，不同时期有些许变化，有的等级消失了（如周代分封制下的诸侯），有的等级产生了（如科举制实行后读书人正式成为衿士等级），但总的格局未变。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大体可划分为六个等级：第一等级皇帝，第二等级贵族官僚，第三等级绅衿，第四等级平民，第五等级半贱民，第六等级贱民奴婢。等级之间差异鲜明，权力、义务截然不同。比如，特权等级（大体相当于前三个等级）总有出仕、免役、赎免之权，在与贱民的诉讼上有受优待之权。
等级监督严格，是什么等级的成员就享有什么社会地位。等级制度不只体现在政治方面，而且渗透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门第家规、节日娱乐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到一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就可以大体判断出他的等级身份。等级制度绵延在中国人心灵深处铸成的等级意识可谓系统、强烈而又影响深远。人们熟知的门第观、名分观、血统论等都是等级制度的产物，又都反过来加强着等级制。以血统论为例，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虎的儿子穿山洞”，不过是中国社会中贵者恒贵、贱者恒贱之等级现实的反映。重要的是，从功能角度看，门第观、名分观、血统论之类都是支持皇权统治的工具。
儒家把等级制度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理。朱熹认为：在没有宇宙前，“理”就存在。“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三纲、五常都是“理”所化生，是宇宙中永恒的理，也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因此，必须“存天理、去人欲”。“人之一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二，孔教的第二特色是人身依附，以下附上。
《礼记.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即制定礼仪和考定文义的权力都属于天子。帝王制礼作乐的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让尊、尊者凌贱，维护“君先臣后”的社会秩序。制礼贯穿着这样原则，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也。”“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级服从上级，必须做到不许犯上，不许违抗。子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爱亲人有远近之分，尊贤人有等级之分，这就是礼所产生的缘由）。
儒教的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是网上的总绳，君、父、夫为“总绳”，臣、子、妻为“网”，网对于总绳来讲，除了服从还是服从。国君是所有臣子的纲，臣子们又是自己儿子、妻子的纲，整个国家便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总纲的关系网，这个网疏而不漏，每个中国人都逃不了。《礼记.文王世子》里的孔子说：“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这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源头！《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乃天下之常道也”。在这个专制网中，君、父、夫只有权利而没义务，而臣、子、妻只有义务而没权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这是一种单向的权利、义务关系，里面没有双向制约，不存在丝毫平等观念。鲁迅说：“儿子跟老子讲话，还没开口就错了。”在这些关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儿子、妻子错了。权力者怎么欺压百姓都是对的，都是为百姓好。任何人只要在权力上“高”人一等，就可以肆意侮辱他人。这样一来，(上等)人自然就丧失了人性、只剩下残暴性和奴性。即使被压迫得暗无天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说：皇帝再混蛋，大臣也必须“守节伏死”。
三纲之外尚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对兄长绝对服从，这一点在儒教礼制观念中是仅次于孝道的人伦，因此二者常被合称为“孝弟”。五伦之中的“朋友”，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应该摆脱父子、兄弟之间的服从关系，平等相处了吧，偏不！儒教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缘关系将之强奸了：儒教通过结拜兄弟的方式将朋友泛血缘化、泛兄弟化了。还美其名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拜把兄弟要磕头、烧香、喝血酒，以年长者为尊，它其实是一种泛家族化的宗教仪式。儒教通过拜把兄弟这种方式使他的等级礼制观念突破了血缘家族的范围，一下子放之四海皆准了。
三，孔教的第三特色是“一个头脑，全体服从最高”即忠君。
因为周王是既得利益者的总代表，只有恢复周王的绝对权威，既得利益集团才不会失落权利，才可分到一杯残羹。只有周王的地位得以巩固，生活在周王阴影下的大小贵族地位才不受威胁；如果周王倒了，必然树倒狐狲散。所以，孔子极尽其能事地予以呐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到这一理论，高兴地说道：“太好了啊！假如国君没有国君的权威，臣子不懂得忠君的道理；父亲没有父亲的尊严，儿子不肯服从父亲，虽然有粮食，我岂能吃得安逸！”这就是后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基础。
孔子在《春秋》一书中特别强调的，无非是天子、国君不可触犯的权威及其利益，下级只有“忠”的义务。如何忠君？除了克己复礼，严格遵守上尊下卑、上命下从等之外，孔子还讲了：要对统治者，对帝王将相这些贤者，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一定要隐瞒恶行，隐瞒过错。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究其实，三讳的核心是讳“尊者”之过。为亲者讳得区别对象，普通民众为亲者隐瞒恶行要受到法律追究；为贤者讳得有分寸，得不触犯最高当局者利益，否则也有包庇嫌疑；唯其为皇帝隐瞒罪恶才是真的，这就为刻意制造“圣君”“明君”“最高当局永远正确”提供了理论依据。
忠君义务观念要求臣子们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及价值的选择上，以忠于君主为基本原则。其上限为绝对忠顺，专一而不懈。孔子说：“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为了忠君，孔子又讲：“忠君要忠到奴颜卑漆的程度，纵令被别人笑骂也不在乎”（“事君以礼，人谓之谄”）。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1958年3月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柯庆施附和康生，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诚可谓得孔子真传！荀子说：君子“其待上也，忠顺而不懈”(《荀子.君道》)。“事两君者不容”(《荀子.劝学》)。古代忠臣的典范诸葛亮也说：“二心不可以事君”(《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君臣》)。董仲舒还利用字形构造，强调忠君专一不二的必然性，说：“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执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春秋繁露.天道不二》)。
其下限为不背叛君主。荀子说：“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荀子.臣道》)。这些认识逐渐形成了固有观念，演化为普遍的“愚忠”心理，天子神圣不可冒犯，臣子们只能忠顺服从。
四，孔教的第四个特色就是鼓吹“天命”。
翻开《四书》《五经》，天命二字充斥其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生德于予”，“天之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不怨天，不忧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吾谁欺，欺天乎！”“五十而知天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春秋》一书，更多处把自然现象与上天意志联系起来。在鼓吹天命的理论中，“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集中反映了孔子天命思想的真谛。在这里，他充分利用人们对天的敬畏，强调天的意志是绝对的意志，不能违背；大人是天在人间的代表，畏天就得畏大人；圣人是代天立言的，圣人的言论，就是天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说天命理论是构筑不平等社会的荒谬理论，并不过分。
在中国，只要“等级制、人身依附、一个头脑、天命”这四样东西还存在，大金字塔崩溃了，仍会有许多小金字塔；小金字塔还会再构建成一个大金字塔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嘛！总有人想从自己的小金字塔的顶尖上，进而居于大金字塔的顶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