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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下的罗密欧和茱丽叶1

冠状病毒下的罗密欧和茱丽叶1

冠状病毒下的罗密欧和茱丽叶



 



我在二十四小时店工作。我们家就在武汉的一个小区里。城市生活都差不多,上班、下班,逛逛街,看看抖音、小红书。谁都没想到庚子鼠年武汉人会这么倒霉。我们院里是张叔叔先发病的。我们两家挺好的,我爸和他是棋友。我妈说:“老张住院了,咱们晚上去看看。”



我们在吃饭呢。我妈是和我爸说的。我爸出差刚回来。“他怎么了?什么病?”我爸说。



我妈也不知道。我谈了个对像,正是大夫,父母还不知道。我就说:“哪家医院呵?”



我妈说了,我没吱声。我男朋友工作的医院。我们居住的位置和他所在的医院近,我猜张叔叔去这儿了。



“应该没事儿,老张才五十出头。”我爸说。



我妈说:“前天我见他时还好好的。”



吃过饭我跟雷韬见面时说了张叔叔的事儿。雷韬说:“叫什么?我照应一下。”



“张劲松。”



“你还没和家里说咱们的事儿吗?”



我二十三,雷韬二十九。他老担心年纪问题,怕我父母不同意。



我没说。恋爱就够了。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说。没有介绍人。早上我在小花园练一种少有人会的“魂拳”时把路过的雷大夫吸引了。年青、倜傥,给这样一个男子盯着看我练不下去了。我不好说什么,你练武,人家看,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准备走了,雷大夫说:“小姐,恐怕整个武汉就咱们俩会这拳。”一个符合你审美的男生说话,往往你不会冷脸拒绝的。现在都是5G 时代了,人都泼辣大胆的厉害。看看“非诚勿扰”里的那些女生就行了。



他说的话也吸引我,这拳的确没有练的。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我爷爷会,我爸不喜欢练武。小孩时我爷爷教过我。上学这些年我没练,现在突然觉得无聊,想减肥才练一下。这拳术挺厉害的,练起来风声鹤唳的。看眼的人都问:“丫头,你这是练的什么拳?”魂拳算不上拳谱上的拳术,我说:“我也不知道,跟人家学的。”看眼的说:“你这拳厉害。”



雷韬也打了一个套路,果真和我一个拳术。我们就这么认识了。一周后我们就确立恋爱关系了。这是雷韬的功劳,我们一起吃肯德基后他就表白了,说他喜欢我。



我接受了。当时的想法挺俗气的。雷韬是大夫,不错的工作,是独子,父母在江西。从确立关系起雷韬就担心年纪诧异,怕我父母反对。我不觉得六岁有什么问题。



“医院有那么多护士,你怎么不找一个护士?”我说。



现在的男生都会说话,雷韬说要我是他们医院的护士他就找了。男生嘴甜其实是好事儿,某些甜言蜜语会叫你幸福,真的假的其实并不重要。



雷韬也问我一些事儿,像怎么去了二十四小时店。我到想去更好的地方,可人家没有要我。二十四小时店把我录取了我就去了。这个话题我没什么好说的。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市民,这样的家庭往往造就不出野心勃勃的孩子。对自己我心知肚明: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远大的规划。我说:“我就是个普通的城市女孩。”



雷韬说我们一样,他也没想过别的。大多数可能都这样,找一个爱自己,自己也爱的人一起生活,人生其实很短,不必想那么多。



转天我在二十四小时店里上班,雷韬打电话给我,他说的话我当时听不太懂,他说我们邻居张叔叔得的是种很奇怪的肺炎。在我的印象里肺炎不是大不了的病。“告诉你爸、妈,这病可能传染。”肺病传染我知道,像肺结核,回家我跟父母说了。我妈怀疑:“你听谁说的?”



“人家说的,总之你们一定注意。”



两天后我下班回家我妈脸色凝重地说道:“小菊,你张叔叔去世了。”



生病、传染我都能接受,去世了我接受不了:“怎么会?”



我妈说上午去世的。



“什么病去世的?肺结核?肺炎还是肺癌呵?”我说。



五十五岁,一周前还好好的,这不是死去的样子。我给雷韬打电话:“怎么会死了?”



雷韬他们也困惑,他们怀疑是一种新型的肺炎,最终的结果得明天才能出来。雷韬说:“听我说,不要叫叔叔阿姨再去张叔叔家了,我们大夫觉得会传染。”



我妈说:“你给谁打电话了?”



我到不觉得父母有生命危险,可毕竟死了人。我和我妈说我一个朋友在医院。“这病可能传染。”



过了两天我和雷韬约会时他叫我戴上口罩,又不厌其烦地告诉正确的口罩戴法。我笑起来,说道:“干什么啊?”雷韬不解释,说见面说。我戴了口罩,露出一双大眼睛,看上去很好看。我们本来说好去涮火锅的,见了面雷韬不去了。



“你知道‘非典’吧?”他问我。



我当然知道,中国人大都知道。我那时还是小不点儿。



“张叔叔得的病是类似‘非典’的传染病。已经死了三个人了。”



我吓了一跳:“都是你们医院的?”



“两个是。”



“又闹‘非典’了?”



“可能比那个严重,我们已经上报上去了。”



雷韬建议我们去吃蒸饺。我笑:“这有什么说法?”



蒸饺我们可以各自吃各自的,涮火锅不一样。我挺傻的,说:“为什么要这样?”



雷韬说:“我们大夫都接触了患者,也没有做什么防护。我们有可能被传染了。”



我看着雷韬,有点儿不知所措。我不是担心我,是他。一感性,我说了我有生以来最幼稚的一句话:“你不会传染的,我不干。”



雷韬笑道:“丫这么爱我,我可以瞑目了。”



我脸红了。



“但愿不会那么严重,只是小心些。十三四天没事儿就没事儿,就算有事儿也未必就一定会死的,放心,我还要娶你呢。”



雷韬说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先不见面了,一来要自我禁闭下,二来如果是传染病,会很忙。雷韬拿出一包口罩来给我。“叫家里人出去都戴上口罩。这种N95口罩别连续戴四个小时会缺氧造成肺气肿的……。”



我不觉我们连面也不能见了。十五天太长了。“咱们可以这样戴口罩见面呵。”我说。



雷韬是大夫,知道的更多。要医生真的传染了病毒,他们出来走动会使病毒扩散。



越听越吓人了。“那电话可以打吧?”



“当然,每天都得打,你不打我还不放心呢。”



我有点儿难过,分手时我要和他拥抱一下,雷韬不让,看见我非要这样,他假装要拥抱我,然后跑了,说道:“不安全,以后有的是时间。”



回家我把口罩拿出来,我爸说:“发的?”我妈说:“发这些口罩干什么用?发点儿别的也好啊。”



我觉得我应该把雷韬的事儿告诉父母了,好像这个时刻我必须这么做了。我说:“爸、妈,我找了个男朋友。……



得知雷韬是个大夫、博士,副主任医生,我父母很高兴。我妈认为年纪差六岁大些了,不过算是可以接受的年纪。我把雷韬今晚说的话都说了。我父母有点儿拿不准了。“非典”的事儿他们知道。我爸说:“会吗?”



我没法回答,只说雷韬是这么说的。我妈说:“不管真的假的,咱们小心些好了。”



第二天上班我跟店长说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叫人知道了,做好防护没什么不好的。店长吓着了,说她爸昨晚住院了,高烧、干咳,呼吸不畅。他住的是雷韬的医院。我给雷韬打了电话,雷韬知道,说是重症,在ICU重症监护室。我迟疑了下还是问道:“有危险吗?”



“有。”



店长听了,眼睛就红了。



“别太担心了,也许回好的。”我说。这是安慰的话,我自己也不知道这话的真假。店长叫我看店,她回去嘱咐孩子别去医院看老爷了。



店长休了五天假,上班时戴着黑纱来了。我目瞪口呆,我给店长倒了杯水。她表情忧伤又凝重,说:“医院里很多人,都和我爸一样的病。医院招呼不了。”



这是武汉变成危城的前奏。晚上下班我买了饺子去医院给雷韬送去,我特意买了很多,他有很多同事,总不能他一个人吃。医院的情景把我吓到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在看病,噪杂而混乱。挂号的人排到医院外头了。有些人看上去几乎不行了。到处是焦躁的人,有的蹲在地上哭泣。走廊上保安不允许进入诊疗区。我打了电话,一个护士接的雷韬的手机。“哪一位?”



我说了我是谁,说了饺子。护士说雷主任在抢救室,她出来把饺子接下来了,说道:“谢谢你,我们一天没吃东西了。”护士的穿戴也把我吓着了,穿的和《生化武器》里的人差不多。她叫我赶快离开,别在医院逗留。我知道她的意思:危险。



过了没两天武汉的情况变得很糟也明朗化了。只是大家这时还是不具体知道发生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都明白有“非典”类似的瘟疫爆发了。大家买报纸、看新闻,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朋友圈开始有各种传言和微信贴图,那些贴图叫人震撼。



这天下午我在同学群里看见几个人因散布疫情消息被警察抓捕的消息,提到了雷韬所在的医院。我赶紧打雷韬的电话,电话打不通了。一下班我就跑到医院去了。好不容易看见了一个大夫,就问他。他看看我,不准备说什么。我说道:“求您了,我是雷大夫的女朋友,我联系不上他了。”大夫把我拉到角落里。果真在被抓捕的人里有雷韬。我说:“医院不能保他们吗?”大夫说医院在做工作了。大夫叫我别太担心,一来他们在微信里发布的情况都是真实的,并不是造谣,二来医院需要医生。“回去吧,这儿不安全。不要太担心了。”



我哭了,不是担心,也不是觉得雷韬做地不对,是那种无助和无所适从的感觉叫我控制不住眼泪。



上头的专家组来武汉检查后认为疫情“可控”后,武汉开始骚动了。海鲜市场散播疫情的说法日嚣尘上。病人开始越来越多。我每天打雷韬的电话,但始终联系不上。我到派出所去打听,他们要么没人搭理我,要么说不知道。家里和街坊议论的都是瘟疫的事儿。突然之间小区里有八个人得了这种病,五个回家来了。医院挂不上号,挂上了也没床位,有床位也没有对症的药物治疗。大家除了焦虑,没别的办法。



雷韬联系不上了,彻底失踪了。一个关系亲近的人突然音信全无,叫我时不时感到幻觉,好像雷韬是梦里的人物。有天晚上我在抖音里看见了钟南山院士的讲话,我赶紧和父母说了。我爸说:“这下好了,钟南山讲话是有分量的。”



崇拜英雄,他是“萨斯”时代的英雄。



我妈在纠结术语,说:“人传人是什么意思?”



我爸说:“八成是人和人之间会传染,就像流感一样。”



随着死人日渐多,街道上得病的人不断增加,我妈开始忧心忡忡,担心我们家也会传染。我妈常到那个出事儿的海鲜市场去买菜。我们和市民们一样尽可能的防护,可这种防护很容易就崩塌了。要是谁家出现了一个病患,所有的防护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武汉宣布封城的那天我们店长死了。我要去店长家看看。店员小白说他也去。店长是个好人,四十五岁,在眼下这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家里二十天里死了两个人,叫了看见了就想哭。我和小白各自留了五百块钱回去了。小白说他不干了,中午他们家要离开武汉。“八个小时后就封城了。”



中午小白回家了。



关于生存,关于生命,我没说什么。店里还有两个女孩,我说要是她们也要离开走就行了。她们没有离开的打算。离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拖家带口不说,还得有落脚点,这并不容易。



封城的消息给人们带来的慌恐是前所未有的。大家蜂拥到商场和超市去买东西,和劫掠一样地采购。封城说必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商场、店铺铺货都铺不及。这和电话视上描述的井然有序、物价丰富不一样。武汉在电视里变成了这样:人们聚集在一起唱红歌,感谢这感谢哪儿,哪有这样的事儿。人心思危的时刻,想想就行了。



我们店里被抢购了一上午后东西销售的差不多了。我给总部打电话要货,总部叫我们先关门,物流已经没有了,没法供货。关了门,贴了封条我们三个就走了,和之前的放假不同,大家都有种壮士一去不复还之感。



“保重,小菊姐。”



“你们也是。”



谁也不愿意那么想,不过有可能真见不着了。



我父母都在家里。封城前的逃离叫气氛紧张、焦灼。小区里有开车离家的,有乘火车的。我们家除了乡下老家没地方去。我妈不想去乡下,她跟我奶奶不和。我爸到想借机回去。看见我,我妈说:“你要想回乡下就和你爸走吧,我留下。”



我妈这样就走不了。我说:“咱们哪儿也不去,就在武汉生死与共吧。”



往常我这么说我妈会骂我。今天没有,这是现状。



“还没有雷医生的消息?”我爸说。



我告诉他没有。我爸在工厂当小干部,组织观念有,说雷韬还是年轻了,太冲动。我妈这次立场变了,说道:“他也是为大家。”我爸听了没说什么。



二十四小时店关门了。我到希望上班,干点事儿能分散焦虑感。去医院打探雷韬的消息依旧什么消息也没有。他的同事都不知道。每次去医院都看见那些焦躁、无助病人叫人心碎。街上则是清冷。春节的气氛荡然无存了。庚子年鼠年的这个春节令人惴惴不安。置身在武汉和别的地方不样,你能看见很多外头不知道的东西。群里的消息叫人震撼。



转过天雷韬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发贴子说他们搞不到饭吃,要饿死了。我正好没事儿,可以给他们做饭送过去。我们家有间套一的房子,租给了两个学生。眼下她们回家过年了。我尝试着给她们打了电话。



“武汉的事儿你们肯定也听说了,我想用这房子给医生和护士做饭送去。”



我说我会把房租退给她们。得知道我要做的事儿她们不要我退房租。告诉我在门口的脚垫下有把钥匙。我把她们的东西规制到一间屋里,跑出去买菜。买菜不容易了,我跑了好几家店,回来清洗,做了米饭、油菜和红烧肉。用买来的一次性饭盒盛了,给医院送去。医院门口的警察不叫我停车,我只好停在稍远的地方,把饭拎过去。我跟接我电话的小吕护士说:“我看见你们的微信了。单位关门了,正好没事儿。”



小吕说:“真谢谢你,等你和雷大夫结婚时,我们送你们个大红包。”



挺忧伤的,我都不知道雷韬在哪儿。



我每天都送饭,至少送一顿。不送饭的时间我到处采购。封城造成的恐慌叫大家买东西囤积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两天没回家我妈打电话找我。



“小菊,你在那房子里干什么?”我妈说。



我说我住在别处,给医院做饭。



我妈吓着了。“医院那地方多危险?”



这种时候没人不怕。



我说我们做好了,他们来拿。我妈将信将疑,说道:“别去医院送。”



后来我妈哭了。她好姐妹家里有两个人去世了。这种事儿在武汉叫人悲伤却不稀奇了。



我妈叫我别到处跑。我安慰我妈说:“我练武,免疫系统好。”



我妈说:“别胡说八道,你得小心。”



我收留了一个人,是我大学同学,南昌的。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武汉,想投奔我。我开始不信,以为是玩笑,这种时候大家逃离武汉都来不及,外地人谁会来这儿啊。可他真就在武汉,他祖籍是武汉的,只是武汉已经没人了。见了面,他说警察在找他,他就跑到武汉来了。现在上边做了安排,各地都在寻找武汉人。他觉得武汉人很可怜,像过街老鼠,就发了个贴子给武汉人在南昌免费提供住处。街道上的干部不知道怎么知道了,到处找他,想通过他找被他收留的五个武汉人。



我不觉得他这样做对。“你这样不好,会导致疫情扩散。”



他说他告诉他们自我隔离十四天。“我给他们准备了吃的,用的。”



要是他收留的武汉人导致疫情传播他要承担责任。



“你说的也是,现在怎么办?也不好办。”



我叫他给当地派出所打个电话,说明情况。



“他们要叫我回去呢?”



这个好说,眼下道路都封锁了他回不去。果真,警察叫他自我隔离,别到处跑。感染者,潜在的感染者、疑似,武汉到处是这类人,警察管不了这些。他留下帮我做饭,晚上就住在那儿。日子一天天过去,普普通通。每天戴好口罩我们就上街到处转悠去买菜。武汉的街上充满了压抑,到处都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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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父亲病了。我跑回去了。我妈眼睛通红。我父亲发烧,呼吸也不畅。我开车拉他们去医院。医院到处是人,排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排上。

“你男朋友就在这医院?”我妈说。

我点头,充满担心。看着医院里的人我觉得我要失去父亲了,一这么想我就想哭。我妈说:“你不认识别的大夫?”我不觉得我妈有什么不对的,这是中国思维,遇到事儿就想找熟人。到处都是看上去危重的病人,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太那个了。后来小吕护士看见了我,说道:“小菊?怎么在这儿?”

我说了我父亲的事儿。到处是绝无焦急的病号。小吕护士叫我们去后门,从外头的小道绕过去。检查后我爸被收留住院了,不能陪床。我问小吕护士:“我爸是冠状病毒肺炎吗?”医院没有核算检测卡了,最快得明天到。这种检测卡和危机联网,如果是武汉肺炎,结果会自动上报出去进入汇总统计。上边下发的检测卡是有限的。人可以住在走廊上,但没有卡没法确诊施救。我爸隔离了,家属不能陪床,也见不到人。第二天下午吕护士说我爸确诊了,是冠状病毒感染。

“你妈和你回家自己隔离,不一定都有事儿。”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要这样我给你们送饭也不安全了是吗?”

小吕护士叫隔离后再干这些事儿。我跟同学说明情况,告诉他我回家隔离,就不去了,饭暂时不送了。我说:“你用酒精消消毒。”

我和妈开始了隔离生活。我爸爸在医院里,一想到那些死去的邻居我妈坐卧不宁。焦虑和烦躁都没用,我们只能面对。武汉每天都有增加的病例和死去的人。我妈在家里烧香,希望神灵能保佑我爸。要在过去我会说我妈愚昧,这次没有。对于我妈这是一种希望。八天后我爸死了。从小吕护士打电话时的声音里我就感觉到了。我没哭,那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充溢了我全身,只是觉得呆和冷。我妈哭起来了。后来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我说:“妈,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你看看那些邻居家。……

哭过后我妈说:“联系殡仪馆吧。”

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去,得排号,我爸至少得四天以后。晚上家里来了一个人,雷韬来了。开门见是他我目瞪口呆。他说他知道我给医院送饭的事儿。他自己传染了病毒,他特意叫人告诉我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什么?”我说。

雷韬说他当时觉得他要死了,很严重。不希望我到医院去了。雷韬给联系了一辆殡仪车,明天上午十点。我妈说:“这病这么可怕真想不到。”

雷韬点头:“确实是严重。”

我妈倒了水给他,我拿一边去了,说:“别喝了。”我叫他回去,说明天我们十点到医院。雷韬说他得过这病好了后有抗体了,不会再传染。

“真的假的?”我似信非信。

“应该是。”

我问了他发布消息的事儿。雷韬说警察叫他们签了训诫书,其他的不知道了。“我们说的都是实话。要追究就随便吧。”

安葬了父亲我和妈继续隔离。隔离的日子除了吃、睡,干不了别的。电视我们很少看。我妈不时就哭泣起来。微信朋友圈、QQ,我靠这个打发时间。气氛压抑死了。

隔离到第五天,有人来敲我们家门,是居委会主任,她身后是警察和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他们都戴着口罩和防护帽。我打开一点儿门,说道:“有事儿吗?”

一个警察说:“你和李靖海什么关系?”

“高中同学。”

我不怕什么。全中国在追缴武汉人,武汉并不追缴别处的中国人。

“他住在你们家的房子里是怎么回事儿?”警察说。

见他们都掌握了我没什么可隐瞒的全说了。警察要我的手机。开始时我没听懂。

“看一下你的手机。”

我拿了手机从门缝间递给他。警察戴了胶皮手套。

“你最后跟李靖海联系是什么时候?”

我爸去世后我回家隔离就再没联系过。手机里存储的信息验证了我话。他们在外边开始嘀咕什么,嘀咕完了,一个随行的社区医生问我状态。我没什么感觉,不咳嗽也不发烧。测了我的体温,他们又嘀咕,之后警察叫我跟他们走一趟。

我有种不安。

我嘱咐了我妈,叫她在家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妈说:“什么事儿?”

我没法说,也说不清楚。“好像是登记什么的。”

医生给了我口罩、护目镜。我们上了警察的面包车。警察把两张照片拿给我看,一张是户籍内的免冠照片,一张是尸体照,五十几岁,像是一个人。

“认识吗?”

我摇头,从没见过。车在我们家的套一房的街上停下了。门锁已经被破坏了。警察说:“我们执行公务开的。”

李靖海住这儿。我琢磨警察是抓他,就强调了李靖海和派出所联系过的事儿。

到了我才知道不是这回事儿。屋里有具尸体。我吓坏了,不知所措,冒出冷汗来。在我想像里李靖海或许骗了我,他是个潜逃的杀人犯?而我稀里糊涂的帮助了他。这年头叫我浑身发凉。

“你再看一下,认识这人不?”警察说。

人变成尸体后光滑的腊状面孔叫我骇然。我摇了头:“不,我不认识。”

警察也不追问。一会儿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李靖海救助了三个从医院隔离区跑出来的人,就住在这儿,尸体是其中的一个。李靖海和那两个人跑了。

这个地下躺着的人在逃跑时拿了别人的衣服,那人的口袋里有很重要的东西。说这话时警察盯着我。透过护目镜我依旧感觉到了警察的犀利。我本想表白我不知道这些,又觉得这么急于表白或许不好,我说了别的:“那这尸体怎么办?”

“他是冠状病毒死亡的。你是房主,联系殡仪馆吧。”警察给我一张死亡证明。

我有点儿惊讶,如果这是案子应该由警方把尸体拉走。我尝试着流露这意思时警察说:“在你的房子里死的,是自然死亡。你不负责谁负责?”

他们走了,社区医生离开前告诉我尸体运走后用酒精和84给房间消毒一下。

我到门口打了殡仪馆的电话。打了五遍,好半天才有人接。殡仪馆的人做了登记,说现在定不下来什么时候去拉,拉之前会给我电话,说完电话就挂了。

一具冠状病毒死者的尸体在屋子里,既吓人又不安全。我找了社区主任。主任知道这事儿,她也没办法。“只能等殡仪馆来车。”我说:“我怕不安全。”

“我们知道,可没办法。现在找不到车来运送这样一具尸体,想你也明白。咱们只能在你们家四周多做些消毒的工作。”主任说。

我给雷韬打了电话。雷韬很骇然:“在你房子里?”我说:“不是你去那套,那套小套一的房子。”这三个被隔离又出逃的黄冈人不在雷韬的医院。

“你先回家,我给联系下殡仪馆看看。他们现在忙不过来。”

下午雷韬给我打了电话。他了解了一下,那个被拿走衣服的人的口袋里有个优盘,优盘里有涉及这次冠状病毒的相关敏感数据。“现在在到处抓你同学和那两个黄冈人。”

两天后靠雷韬联系,屋内的尸体被拉走了。我拿了酒精和84给屋里消毒。我在地上捡到了一个纸片,是李靖海的字迹,上头有句话:花我给浇过水了。

窗台上有盆月季,是那两个女孩养的。我从没叫他浇水什么的。李靖海的话里像有什么意思。我开始看这盆花,后来我用螺丝刀去扒拉花盆的泥土时把优盘拨拉出来了。是那种超薄的优盘,给塑料纸包裹着。

回到家我看了下,像是生物学研究的资料。我英文尚好,可这些专用的英语我看不全。我给雷韬打了个电话,把事儿说了。晚上他到我们家来了,给我和我妈拿了些吃的。他看了优盘。

“是什么?”我说。

“一些研究报告。”

走之前雷韬叫我把优盘放回原先的花盆里对谁也不要提这事儿,要是有人问,就说从不知道,更没看见什么纸条,只顾着打扫卫生了。雷韬不准备解释什么,我没问。第二天我把优盘重新埋回花盆里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和雷韬很少能见面。全国开始支援武汉,但杯水车薪,很多急需物资并没有像电视上说的那样井然有序地送到医护的手里。

歌星韩红到武汉赠送慈善物品的那天,警察找我了,又去了套一房子。我用了很多84和酒精,屋内的气味熏人。那盆月季叶子已经枯黄了。警察从花盆里挖出了优盘。警察不是傻瓜,我怕他们看出端倪来,装作懵懂无知地说道:“这是什么呵?”

警察不回答,说李靖海给我留了一个纸条,要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内容。

“这事儿关系重大,你要实话实说。”警察说。

我崇尚警察,要在过去我会告诉他们实情。现在不一样了,我说我没看见什么条子。“那天你们也来了,没有纸条呵?”

警察看了我会儿说:“你打扫的那些东西呢?”

“全扔了。”我说。

警察走了。这天晚上雷韬叫我去医院门外的街上,他跑出来在车里给我过了生日。我们吃了两块小蛋糕,喝了纸杯奶茶。

“警察为什么找那个优盘?”我说。

雷韬叫我把这事儿忘了,谁也别提也别说。“那是将来的事儿。”

我们回到过生日上。

“这次就只能这样了。没蜡烛,你许个愿吧。”雷韬说。

我许了。雷韬笑:“许了什么愿?”

我说:“这个哪有说出来的?”

雷韬说他猜猜。他说:“叫咱们还有咱们的亲人能逃过这次疫情?”

差不多。我许的是我们能躲过瘟疫,活下去。

他搂搂我,说道:“会的,一定会的。”

晚上回去我打了套“魂拳”。街上一个人没有。魂拳被我打得风声鹤唳。

躲过瘟疫,活下去。

晚上睡觉前我想起了雷韬的话:那是将来的事儿。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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