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最缺乏的是正义观念。华夏社会的“正义”犹如带有正、反两面的硬币，对你是正义的，对他往往是不正义的。这样，华人在一起喜欢互斗——斗嘴、斗心眼、斗智斗勇，最后在一个小环境里达到力量平衡，以一个相对强者的标准为正义标准。即便是两个人在一起也要有一番争斗，分出高低上下。所以，华人社会类似猴子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必须有高低上下、长幼尊卑、远近亲疏，才能有秩序，不然就是争斗个没完。即便如此，华人也是明争暗斗，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三国演义……无所不用其极。有组织地做假药卖假酒坑骗害人就不用说了，整村的人成群结伙扒火车偷工厂也已习以为常。有人杀老师，有人杀学生，有人杀医生，有人跳楼砸死好几人，有人把汽车乘客带入江河胡泊……无非是多拉几个垫背的做人殉。这都是无正义观念所致。华夏无正义之原因如下：
1.缺乏多元力量的均衡，导致社会无正义。华夏几乎没有多元力量均衡局面的出现，有的是一股独大，一边倒。黄帝吃战俘蚩尤，大禹吃掉了防风氏，说明华夏自古以来就没有过多元均衡过。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出现了短暂的均衡局面，但各派都想吃掉对手，没有把“均衡”当做终极价值来追求。喜欢暴力的人最讨厌规则，不愿意作茧自缚。“宪法是我制定的，我记不住；我们不靠它，我们靠开会的决议。”这样一来，社会就没有一以贯之的正义规则，人们随皇帝的喜怒哀乐而忽左忽右。由于没有正义的社会规则，就会出现警匪勾结，良民遭殃；这样，人们期望侠客搞暴力革命，而革命只讲立场，对不同立场的人往往格杀勿论，这样就更缺乏理性和正义，社会陷入了恶性循环。
2.缺乏正确的信仰，导致社会无正义。仅有多元力量均衡也不能产生正义，关键在于价值观。华人“道法自然”，信仰弱肉强食而吃人，而吃人成了习俗就不可能有正义了。祖宗崇拜的孝道导致一盘散沙：每家都崇拜自家的祖宗秘方（标准），从而丧失了统一的正义标准。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性的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以“拳头”来定是非——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拳头”最硬的家族的“法定”代表人罢了。中国社会无正义观，人无从判别是非，民无所措手足。凡事都要讲关系、走后门。与我有关系的，就全力帮忙，没有关系，简直寸步难行。中国的德治传统已失去了确定性的根基，华夏的那套伦理之辩、道德之教、仁义之心在基督教神权政治的视野之下显得苍白无力，它们不可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永恒性问题，更无法提供永恒的正义底线。只有主张博爱的基督教，才为正义价值观奠定了精神基础！西方人有信仰，他们的正义标准来自上帝，都在圣经里写得明明白白，只需要照着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比较：谁按照上帝的标准，做得更好。这就省去了中国人争当规则制定者的争斗过程。
3.反平等的阴阳辩证法社会无正义。正义一直是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它是公共理性或社会的公约数。西方法制以正义为灵魂，正义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平等。通过实践人人平等，他们认为得到了正义。儒家认为：平等并不是正义，而差等才是正义，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的处罚是不同的。孟子曰：“义者，宜也”。宜什么？有哪些宜？都不清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不作限定，就可以任意取舍了。这样一来，华夏的“义”就是辩证法的双重标准。同样都是坏蛋，舜对外姓则诛之，对亲弟则封之。由于儒家的教导，华夏官吏不会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公平审判，他会根据被审者的地位作出判决，即：谁后台大谁赢官司。法律一点也不神圣，人可以便宜行事。这就是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即立场决定是非的辩证法——自己人做的，错的也是对的；外人做的，对的也是错的。这样的社会能有公平正义？
3.无自由必然无正义。正义是人们在自由争鸣的过程中达成的社会共识，是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有人说，“苏格拉底之死说明了雅典没有言论自由。”这个论断不成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阿里斯多芬在他的戏剧中把这场战争的雅典英雄统帅描绘为小丑。美国国父汉密尔顿以此为例说明：欧美社会也赶不上希腊的言论自由。希腊虽有杀苏格拉底之悲剧，但与东方滥杀无辜相比，公民的人权有保障得多。被中国视为学术争鸣顶峰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言论自由。子产杀了“律师”邓析(前545-前501)，孔子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前496)， 都是以言治罪的。这两大文字狱发生的间隔只相差5年！诸子百家都反对言论自由。儒家讨伐异端；墨子要求上同于天子；道家提倡“不争”。诺奖得主森说：“沉默是社会公正即正义的一个强大敌人”（《不平等、不稳定与不平之鸣》）。正义是以言论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在一个万马齐喑的国度是不可能产生社会正义，所以，华夏无正义。
4.国人的理性未上升到逻辑层面，无法确立社会的正义标准。人有理性，理性必须上升逻辑的高度，才能确立公认的正义标准。
如果人的理性停滞在本能阶段，就无法认识正义。如果把人的自私性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谁“先进”谁就有垄断权即所谓的“厚德载物”，竞争的最后结果必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只能得出特权等级制和多妻制天然合理。就像猴子们经过一番打斗，胜者为王败者为奴。可见，把自私作为天然合理的大前提，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公平正义。
儒家的核心是仁义而不是正义。孔子是没有社会正义感的巧伪人，其倡导的“义”乃是相互包庇罪恶。“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相隐，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这扭曲绝不是正义；可孔子竟颠倒黑白地说“直（正义）在其中矣”。你干坏事就干嘛，竟厚颜无耻地把干坏事说成是“正义的”。此后，就开创了中国人一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正义”。有人说：孔子主张亲亲相隐，不能因一时的公义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难道亲亲相隐，就可以说谎、就可以盗窃、就可以任人唯亲搞腐败吗？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一个道理，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臣就要为君隐；由此推广开去，就有了师徒相隐、同学相隐、同事相隐，华夏就成了毫无公平正义的黑社会。
是至亲第一？还是正义第一？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华夏搞至亲第一，怪不得是一个野蛮的丛林社会。经过儒家的教化，形成了“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华夏面子文化。不仅“家丑不可外扬”，而且国丑更是碰不得。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自家或本国的，就绝对不能到外面说，这是对自己心灵的背叛，纯粹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儒家由近及远的仁爱，从爱自己的亲人扩展到其他人，其结果必然是亲情压倒了正义，父子相互隐瞒罪恶，必然导致仇恨蔓延，社会溃败不已。
古希腊的斯多噶派将理性置于亲情之上。理与情孰大？理大。埃皮克提特说：“上帝的善比一切恩义都可取，不论是怎样密切的恩义。我并不是同我父亲发生关系，而是同善发生关系。如果把善不解释为优美和公正的话，那么父亲、兄弟、国家和一切全都走开吧。”可见，西方人崇拜正义（神），说明他们的世界，精神重于物质，正义高于私利，亲情可为之而放弃。
希腊人尤狄弗伦（Eutyphron）要控告他父亲杀人，苏格拉底问他被杀者是不是他的亲戚。他回答说：“可笑，苏格拉底，你也以为被杀者有亲戚与非亲戚之别吗？却不想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杀人是否正当；正当便听之，不正当，虽一家人也要告发。明知某人犯罪而与之共处，不去告发以涤除自己和那人的罪愆，那便是同罪。”这同儒家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有天壤之别。
华人拜物，说明华人的世界，物质重于精神，私利强奸了正义，因此，就否定正义标准。在中国，当学生打架后，老师、孩子甚至警察都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没有正义标准。佛教徒说：“大凡天下的事，本来都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只因为人的立场不同，才有了是非对错”。这种说法完全错误。物质运动确实没有是非对错，但人类社会的活动是有是非对错的。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天赋人权，由此而引伸出一系列的规则。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说法，别人把你全家杀光也无所谓是非对错吗？要是那样的话，你早到地狱去了，还能再佛说八道？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观念，那还要法院干吗？譬如举行足球赛，按“是非对错都是因为立场的原因”；那么，足球裁判员到底该站在那一方来执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场而搞歧视性执法，裁判员以阶级立场执法，处处维护偏袒他的穷人（或富人）球队，就没有了公平竞争，比赛也失去了意义。若裁判员吹人情哨、金钱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吗？可见：立场性==歧视性==邪恶性。
柏杨说：华人把权势放在第一位，而把伦理放在第二位。华人从来不知道有客观正义的逻辑标准，所以一切都以以帝王的意志为标准（墨家）。孝道的核心就是“只论尊卑，不论是非”；尊长就是“正义”的标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皇帝，无不是的领导。”轻是非、重立场是华人的帮派思维恶习。帮派思维就是帮派利益至上、照顾自己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普世价值为准，而是以黑老大（皇帝）的意志为准。由于老大的意志变幻莫测、朝令夕改，实际上是无正义标准，从而导致社会正义底线的崩盘，只好以辩证法来诡辩。
辩证思维的老子云：“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赞成与反对，相差能有多远？善于恶，相差又有多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天下公认的美，已不是美而是恶了；为天下公认 的善，已不是善了）。庄子说，世界没有正义，无所谓是非，更没有公认的是非标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正确的就是错，错的就是正确）。由于没有正义标准，中国人从来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客观真理。不相信客观真理，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找到判断真理的客观标准如形式逻辑等。即便在以辑为真理标准的古希腊，尚且诡辩风行，那么在不知逻辑为何物的中国，一切说客就只剩下居心叵测的诡辩了。在庄子看来，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齐一”也。于是人们释然了：你指鹿为马，我难得糊涂，“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种“辩证法”实乃诡辩术。诡辩是否定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必然结果，而相对主义必然导致不可知论，而“不可知”正是道的本原——混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是一种纯粹的不可知论，是辩证法诡辩论的老祖宗。这样，中国人学会了“死不认错”的诡辩术，无法产生抽象的形式逻辑，只能在原始的诗歌似的巫术思维的酱缸中永远地沉沦。
5，华夏缺乏司法独立，无法保障第三方来揭示正义。正义是多元力量的博弈并由超越性的第三方协调、裁定的结果。在古代以色列，社会存在着王、祭司和众族长等多元力量，作为第三方的祭司及其司法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公平正义。在古代希腊罗马，也类似于古以色列，并发展出民主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保证了公平正义。之后的欧洲中世纪，教会及其司法审判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某种程度的公平正义。华夏古代没有司法独立，因此，达不到真正的正义标准。据法律史家研究，古代只有希腊罗马社会达到了正义的境界。近代以来，西方人在犹太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了天赋人权的正义标准。而其他社会都迷失在弱肉强食的丛林里不能自拔，不知正义为何物。
6，在西方，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从夏商起，就实行了土地国有制，平均地产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美国哲学家罗蒂断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正义底线。可见，华夏丛林社会缺乏正义观念产生之土壤。
7.资源匮乏和自然经济使华夏无正义。在中等程度的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人们只有分工合作才能生存，因此，公正的分配即正义才有必要达成。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极度匮乏，你争我夺，人人自危，以至于弱肉强食使正义的合作归于失败；或者资源极度丰富，各取所需以至于使正义的合作成为多余。这样的地区不可能有正义。华夏谈不上资源极度匮乏，但总体上来说，是资源匮乏，缺土地缺水；加上朝廷的横征暴敛，以至于人吃人几千年，吃人的民族不可能有正义观念。商品经济最需要正义的契约与法治，这就是希腊罗马社会产生正义法治的原因。所以，一个“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是无需正义的道德和正义的法制的，这就是《老子》反仁义道德和法制的原因。因此，说老子是民主、正义的，完全是胡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