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据就是用对人品质的评价代替对论题的论证，具体表现为“诉诸权威、诉诸敌我、人身攻击”。人身攻击就是反驳别人的观点的时候，不是以逻辑的方法来反驳对手的观点，而是对辩手的个人品质进行揭发、诋毁甚至以谩骂的手段来代替具体的论证。例如：骂娘、侮辱人格：“你算老几？凭你这长相，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看你那德行，不知羞耻，还有脸出来讲话”。可见，人身攻击是一种为诡辩论者所运用的恶劣的论辩手段。数百年前，有学者反对培根的学说，他揭发培根是一个恩将仇报、落井下石的人，形同禽兽，其学术思想（归纳法）无价值。这就是“人身攻击”的谬误。事实上，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很可能发表自相矛盾的观点，而一个战争罪犯可能解决一个数学猜想。所以，一个理论是否成立并不取决于这个理论提出者个人的道德水平，而是由理论自身内部的逻辑结构决定的。
二，以“对事不对人”逻辑思维取代“对人不对事”的帮派思维
逻辑是超阶级、超党派、超政治的；逻辑是价值中立的。而中立恰恰是公平正义的基础。西方的司法女神之所以要蒙上双眼，就是要摆脱视觉诱惑导致的审判不公，法官要倾听双方的辩护词，然后经过逻辑思维依法做出公正的判决。所以，逻辑思维“对事不对人”。
国人的思维就是“复归于婴儿”的帮派思维，其重点是：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不跟着领袖，肯定是坏蛋。这是以政治标准代替了思维的逻辑标准。帮派思维缺乏蒙眼女神的中立与公正，更易受视觉诱惑而偏听偏信而远离正义。这是因为帮派思维与象形文字有关联，象形文字的重心在视觉及其形象思维，拼音文字的重心在听觉及其逻辑思维。人类最初的形象思维形成于原始社会早期，当然是帮派思维。为本帮派谋利，哪怕杀人祭祀搞得人头滚滚，你也得执行；当然要隐瞒丑事“父子相隐”，没有公平正义。所以，帮派思维“对人不对事”。
假设：欧几里得是一个精神病患者，那么几何学是否还成立？假设：牛顿先生是一个罪犯，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否还成立？
这样的问题似乎很可笑，但却是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一个观点并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附于思考者的派生的“属性”，如果一个人被证明品质不好，那么他的理论和观点自然就是无价值的，所以中国人对于人身攻击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理论本身的兴趣。
如何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成立，对西方人来说就是一个逻辑问题，合乎逻辑的就是正确的理论。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因为中国人不会对一个理论挑其语言和逻辑上的毛病，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才知道逻辑学和语法学。
西方文明以逻辑为基础，而逻辑一个严格的语言工具，它要求任何一个理论都得合乎逻辑。逻辑学有着严密的体系来对一个理论的内部结构进行梳理，所以，西方人有着强大的工具来对任何一个理论本身进行分析，而不用去了解创作者的品性、学历、家庭等信息。
在论证中，我们应该关注论证本身，而不是关注作者。如果一个人忽略论证本身而去攻击作者，那么他就违反了这个原则。逻辑学指出：对作者的个人分析是一种诡辩，并有专门的一个名称叫做“诉诸背景”或“人身攻击”，即将作者个人的情况作为对其观点进行证伪的证据。所谓“对人不对事”，就是在与他人辩论时，通过散布与论证无关的对手的信息来击败对手。这种谬误的制造者不是讨论问题，而是消灭提出问题的人。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而是反对你这个人。哪怕你跟他意见一致，他也要从动机、态度等方面找你的茬。
你批评一位名人的观点，其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为人格问题、立场问题。你道德败坏，所以不诚实，说话不可信。这便是抹黑对手，把对手打成品行低劣者。这种谬误叫“诉诸人身”，指的是攻击（或歌颂）提出论题的人。通过诋毁（或拔高）对方的人品，达到否定（或肯定）对方主张的目的。人身攻击者的目的，是激发情感，引发听众心理联想，诉诸非理性因素，达成否定对方论题的目的。用篮球运动中的“打人犯规”来比喻，正常的讨论就好比是“打球”；但有人不是“打球”，而是打带球的人，便是犯规了。因为，即使是人格有问题者，别人说的话，未必全错。不能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反对”。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事实就是事实，不在乎谁说出来。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人与事，应该分开考量。
只有当所有的观点和理论都被置于同样的逻辑规则下进行审视、只有所有的中国人都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去解析所有的理论和观点，华夏理性的大厦才能矗立起来，一视同仁的同一律观念才能够深入人心。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恢复汉语语言的内在结构是当务之急，只有当语言是可以建构独立的自洽概念体系的，谩骂和人身攻击才是不必要的，理性共识才可能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