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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自救宣言

台自救宣言

台湾人民自救宣言 

1964年,台大教授彭明敏与他两名学生(谢聪敏、魏廷朝)发表了《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提出两岸关系是“一中一台”,要拒绝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走第三条道路——自救的道路。目标是: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这个自救宣言被视为台湾人的《独立宣言》。宣言由彭谢魏三人筹划,谢聪敏起草。初稿5万字,在彭明敏指导下缩减为7千字,并删掉论文式注释。宣言在印制时被发现,三人被捕,成为岛内重大事件;也因彭明敏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声誉,该事件被国际媒体报导和重视。

原来,1964年夏季的一天,谢聪敏私下拿了一篇五万字的文章来给彭明敏看,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注释及理论,大意是在说蒋介石的失去统治台湾的正当性等等,彭明敏看了眼睛一亮,说:“Exciting!”但彭明敏认为这篇文章太过文诌诌,要谢聪敏拿掉注脚,并精简有力一点的宣言,后来谢聪敏拉魏廷朝进来一起润稿,于是他们三人就聚在一起,完成了这篇七千多字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并且决意在中秋节过后大量散发。

谢聪敏以做生意为由,向父亲要了笔钱作印刷费用,存在吴澧培服务的彰化银行艋舺分行。台北市小型印刷厂大都位于万华、圆环一带巷弄,连找人植字、找印刷厂、买铅字都小心翼翼。“谢聪敏在圆环附近小旅馆租个小房间,作连络中心,接着找专门帮人植字者植字排版,为防内容外泄,还先做个假版,将宣言中的‘蒋介石’、‘国民党’、‘蒋政权’,换成‘毛泽东’、‘共产党’、‘毛政权’,乍看好像是篇反共宣言。”因彭明敏忙,多数工作是魏廷朝与谢聪敏在分头进行,当假版植好字,再去买铅字,将“毛泽东”、“共产党”、“毛政权”,换回“蒋介石”、“国民党”、“蒋政权”,因需要的“蒋”字太多,还跑了多家铅字店,也怕遭店家怀疑。印刷的宣言没有标题、作者,他们准备印刷完成后,再刻番薯印来盖标题,并准备一万份,彭教授也广为收集各机关、行号、团体的信封,并向内政部要了人民团体与公职人员名册,准备寄发。

但百密仍有一疏,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有段回忆:谢聪敏在万华找了间极小又无照的印刷厂,因常印黄色书刊,做事偷偷摸摸,老板答应印刷,由我们提供纸张。约好印刷那天,谢聪敏带来笨重排字版,老板也安装在印刷机上,当谢聪敏走到巷口等魏廷朝雇的三轮车送纸来,再进入店内时,老板竟说他不愿印了,令谢、魏都感惊骇,只好将排字版、纸张带回旅馆。此后十余天,印刷厂附近传出有共产党企图印刷文宣品攻击国民党与蒋政权,致他们怀疑老板可能趁谢聪敏到巷口等魏廷朝时已先盗印一份,看了内容才不敢再印。

因风声鹤唳,他们暂避风头,隔了近一个月,他们在市政府附近的赤峰街再找家没有登记的地下印刷厂,同意中秋节那天由老板亲自印刷。中秋节那天,魏廷朝帮谢聪敏搬排字版和纸张到印刷厂,他们穿着军服,口操北京语,自称军事学校军训教官印刷考卷,要严格防止试题外泄。这在台湾并不是不寻常的事,老板似乎也不感觉异常。

魏廷朝上午9时就到印刷厂监印,一直印到下午近五时,期间他只出去上了一次厕所,连中餐也没吃。傍晚,彭教授弄了两个大皮箱,叫了三轮车,将近万份宣言载到衡阳路三楼彭教授朋友舞蹈老师许惠美的家,楼下是饼店。随后他与彭教授回到圆环附近旅馆,谢聪敏还在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接着六、七名持枪便衣情治人员闯进来,将三人带走,那时约傍晚六时,天还没有黑。

因老板不识字,那天又是中秋节,员工放假,由老板自己印,且中秋节印是两倍价钱,但还是无法避开情治人员耳目,魏廷朝怀疑老板趁他上厕所时,私藏了宣言,致后来被查扣的宣言只有九千八百多张。而警察破门而入时,有人手上还拿着揉得皱皱的宣言。彭明敏发现特务手中揉得皱皱的宣言,并不是印在他们准备且质料较好的纸张上,该是第一个印刷厂老板利用谢聪敏到巷口等魏廷朝纸张的几分钟空档,盗印下来,并拿去检举报案拿奖金的。彭明敏怀疑,可能在一个月前,万华、圆环一带印刷厂、小旅馆都布满情治人员线民,他们还天真假设老板不识字,殊不知已撒下天网,准备“瓮中捉鳖”。

宣言连一份都还没发出去,就全数被查扣了。据说被查获之后,蒋经国非常生气,认为国民党对台湾籍的彭明敏这么礼遇,甚至考虑让他未来接掌台大当校长,没想到彭明敏会在此时做出这样的事情。国民党高层甚至不敢将《自救宣言》拿给蒋介石看,因为里头将蒋介石形容成“暴君”及“裸体的国王”等,难以想像蒋介石看了会是如何地暴怒。

一直到1966年,这份文宣才被世人看见。是由谢聪敏的律师李琳亲自誊抄,李琳再秘密转交给郭雨新,郭再转给日本大使馆,最后传到海外的台独联盟手上,经由罗福全等人募资,翻译成英文,《自救宣言》终在两年后登上《纽约时报》版面。

这份宣言只是很实际地,将台湾的现况描述出来:

根据蒋政权本年的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数目,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军事费用。每年由粮食局供给军队二十万吨米的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远低于局定的价格;军队的运费、电费以及其他应付公营事业的费用,从未结帐:军需工厂所得与美援物质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军队的消费,已超过资本的形成。……经济政策应该有一套长期发展计划,但蒋政权所做的,只是不顾经济原则的盲目的投资,以及表面而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他们为了维持军粮,不惜杀鸡取卵,榨取农民。他们深怕军费一时中断,所以不敢面对现实,改革它命脉所在的税收制度,而任它腐化。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更与财阀勾结,抑制贫苦大众,造成贫富悬殊的不安定社会。

宣言点出了蒋介石独以反共之名,行独裁之实,整个是一场骗局。台湾人应该觉醒自救,推翻蒋政权,成立新的民主自由政府。宣言提到:
让我们结束这个黑暗的日子吧!让我们团结奋斗,摧毁蒋介石的暴政,建设我们的自由国土。因为“蒋介石不能代表中国,甚至也不能代表国民党”,所以要“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

1964年9月20日:台湾人民自救宣言 
彭明敏 谢聪敏 魏廷朝

一个坚强的运动,正在台湾急速地展开着。这是台湾岛上一千二百万人民不愿受共产党统治,不甘心被蒋介石毁灭的自救运动。我们要迎上人民觉醒的世界潮流,摧毁蒋介石的非法政权,为建设民主自由,合理繁荣的社会而团结奋斗。我们深信,参加这个坚强运动,使这个崇高的理想早日实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一

“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论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不论承认中共与否,这个世界已经接受了“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存在。即使在亚洲政策上陷于孤立的美国,也只有少数保守反动的政客,在炒“不承认主义”的冷饭,舆论主流,尤其是知识分子,都要求在法律上承认“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以谋中国问题的最后解决。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为什么美国还在口头上把蒋政权当作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因为美国要藉此与中共讨价还价,以达成有利的妥协。美国跟中共在华沙谈了一百几十次,美国一直强调了只要中共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美国对中共的门将永远开放着。

蒋政权只靠美第七舰队苟延残喘,我们绝对不要被“反攻大陆”这一厢情愿的神话蒙住眼睛,走向毁灭的路上去。第七舰队一旦撤退,蒋政权在数小时内就会崩溃。“反攻大陆”云云,只是蒋介石用来维持非法政权和压榨我们的口实罢了。

              二

“反攻大陆”是绝对不可能的!凡是具有起码常识的人们,都会毫不迟疑地下这样的判断。蒋介石控制下的军队,顶多是一个防御力量,而绝不是一个攻击力量。它的存在完全依赖美国的军援,而美援的目标,又仅在保持美国太平洋的防卫线,因此它不可能获得超过防卫需要的攻击武器。它的海军无法在海上单独作战,因为它不但没有主力舰,连保养一只军舰的设备也没有。它的空军由短程战斗机组织,攻击所不可欠缺的运输机和长程战斗机却少得可怜。它的陆军,仍然以轻装备步兵为主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只不过是装饰品而已。

台湾没有支持反攻经济的能力,蒋介石尽管全力支持军队,不惜以80%以上的预算做为军费,但凭这弹丸之地,维持数十万军队平时已苦于奔命,战时怎能够供给庞大的战费?又怎么能够补人力的毁灭?

战争的目的已不存在,蒋介石虽然在号召自由民主,但处处蹂躏人权,一手把持政权,以特务组织厉行暴政。有人说,大陆来台人士返乡心切,容易受蒋介石的驱使。其实,中共国势的强大,已使百年来饱尝外侮的民族主义者扬眉吐气,他们相信,这绝不是贪污无能的蒋介石政权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究竟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蒋介石已失去了使人信服的战争目标,谁愿为这个独夫卖命?

蒋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献给这个独夫,请问他们得到什么代价?一旦年老力衰,不仅不能享其余生,且被摈去民间,流浪街头。这种骗局怎么不令他们痛恨?因此,退伍军人常说“亡大陆的固然是退伍军人,亡蒋介石也将是退伍军人”。

现役官兵的生活,更是惨不堪言,他们常常说,“毛泽东断了我们的祖宗,蒋介石绝了我们的子孙。”狂者铤而走险,猖者郁郁终日,官兵越规犯禁层出不穷,指挥官能多方笼络,结果兵比官骄,军纪扫地。

至于代退伍军人而入伍的台籍青年在他们的记忆中仍然留着蒋介石在228事变中屠杀2万台湾领导人物的仇恨,他们虽然三缄其囗,始终还是蒋介石的“沉默的敌人”,在军装的铁面孔下,固然看不出他们的思想,他们无论如何不致认贼作父,受蒋介石的奴役。政工制度牵制军事行动,减低军事效能。军事行动的优点,在于能迅速动员人力物力,完成任务。政工制度则徇教条监视军事行动,政治目的重于军事目的,政治责任抵销了军事效能。虽然军中明理之士,如孙立人等,曾提出异议,但却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迄今含冤莫白。官兵常说:“一旦动员,先枪毙政治指导员。”

想一想,一枝欠乏攻击能力的军队,在没有战费,士气消沉,效率低落的情况下,和强大的中共作毫无目的的战争——这个战争叫做“反攻大陆”,而顽强的五星上将蒋介石,却效法唐.吉词德高举一枝破烂不堪的扫把,向风车挑战。

             三

为什么蒋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陆”?因为这个口号正是他延续政权,驱使人民的唯一手段。15年来,他一直藉这一张空头支票,宣布戒严,以军法控制了一千余万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陆”的把戏,实在是20世纪的一大骗局。

国民党官员何尝不知道这个骗局不能持久,他们一面将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来的财富送往国外,准备随时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陆”的延命丹喂给死在跟前执迷不悟的蒋介石。

让我们看看这个口号有什么魔力:

第一、蒙蔽人民,利用人民心理的弱点,以苟延早已丧失存在的蒋政权。部份大陆来台人士,思乡心切,可因“反攻大陆”的幻想而支持蒋介石,部份台湾人则因盼望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减少,而姑且信其有。

第二、可利用非常时期的名义,排除宪法和法令的正当行使,陷害爱国而富于正义感的人们,进一步限制言论,封锁新闻,控制思想,实行愚化政策。

第三、挟中共以自重,向美国讨价还价,作为勒索美援的工具,当中美交涉不顺利,或美国向蒋介石施以压力时,立即在香港放出国共和谈的消息,使有恐惧中共病的美国不知所措。

总之,“反攻大陆”的口号,对外可以要挟中共以自重,对内可以厉行恐怖政治,延续政权。

            四

蒋介石政权代表谁?

国民政府自称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认为现在的国民大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是经过人民选举而产生的,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代表在内。我们知道,这些选举都是18年以前(1947年)举行的,我们也知道不到2年(1949年)中国大陆的人民已痛恨蒋政权的腐化无能,蒋介石虽然拥有数百万军队却很快地被赶出了中国大陆。显然,大陆人民已选择了另外一个政府。当时的国民政府已不能代表当时的大陆人民,何况在18年后的今天,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蒋政权显然不能代表现在的大陆人民了。

那么,蒋政权能否代表台湾的人民?三千余人的国大代表中,台湾的代表只有十余席,473人的立法院中,台湾的代表也不过六名,他们的任期已分别于12年前和15年前届满,当然不能代表现在的台湾人民,何况228事变时,蒋介石屠杀了两万的台湾领导人物(当时台湾人口只有600万),虽然台湾人一直忍气吞声,但他们一直是蒋介石“沉默的敌人”。

谈到台湾人和大陆人,我们必需指出,蒋介石政权虽然在口头上高喊“台湾人与大陆人必须携手合作”,其实却最忌讳台湾人和大陆人真正合作,所以极力挑拨离间,无所不为。这种政策,在选举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蒋政权分化台湾人和大陆人,使他们互相猜忌,彼此独立,以便操纵与统治。因此蒋政权一直防范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竭诚合作,协力消除蒋介石的专制,实现民主政治。当雷震要求台湾人和大陆人合作的途径时,蒋介石终于撕破了脸皮,不顾国内外舆论的指责,张牙舞爪地将雷震戴上红帽子。蒋介石深知台湾人和大陆人合作实现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权瓦解之时。

或者说,蒋介石政权是国民党的代表,并且根据他们的传统的“党国合一”论也就是代表中国。其实,蒋政权甚至于不能真正代表国民党。国民党本身只有独裁,而没有民主,绝大多数的党员,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代表,在大会中,只能恭听头目的训词,鼓掌鞠躬而已。他们只是一群“点头人”,只能一致通过头目的提案,至于提案的内容,是不能也不敢过问的。党内又是派系分立,在蒋介石的权力斗争中,如两广势力,胡汉民、张发奎、李宗仁等被清算的派系固不必说,其他不得宠的派系也不能进入权力的核心。这些被排挤的多数党员,当然是愤慨而不满的。党内明智之士或避囗不谈政治以作无言的抗议,甚至于积极抨击,成为反对蒋政权的主流。

我们可以说,蒋政权只是国民党内少数小人集团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国、又不能代表台湾,甚至不能代表国民党。

             五

台湾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庞大的军队组织,一是激增的人口。这是不负责任的蒋政权在“反攻大陆”的虚伪号召下自我毁灭的陷阱。

根据蒋政权本年的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80%以上,这个数目,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军事费用。每年由粮食局供给军队二十万吨米的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远低于局定的价格;军队的运费、电费以及其他应付公营事业的费用,从未结账:军需工厂所得与美援物质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军队的消费,已超过资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减低了经济成长的效果,影响所及,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尤以农村的情形最为恶劣。台湾的劳动人口约有400万人,而失业人口至少在100万人以上,约占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每平方公里的耕地,要挤1230人,受大专教育的优秀青年迫不得已,纷纷出国,每年都在千人以上。蒋政权不敢面对现实,将问题的解决诉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陆”上面,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正直呼喊着,但仍然无济于事。他们说,主张节育的人是失败主义者,而把希望寄托在刚出生的婴儿,认为二十年后,这批后代将为他们执干戈而“反攻大陆”。

许多人以为台湾的土地政策是蒋政权的德政。其实,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的动机,却是为了削弱潜在的反对力量。从清朝以来,台湾传统的政治领导人物,都来自地主阶级。蒋介石深知政治人才的兴衰对他的专制的影响,因此,先在1947年228事变时屠杀了两万台湾领导人物,又在1950年实施土地改革,打倒传统的政治领导阶级。当然大陆人不属于台湾地主阶级,也是土地改革能实施的主要原因。由于蒋政权倾心消灭地主阶级,地方力量终一蹶不振,而农民却在农产品价格的抑制、无从逃避的重税、以及肥料换谷政策的重重剥削下,每日为糊囗挣扎而无余力。

经济政策应该有一套长期发展计划,但蒋政权所做的,只是不顾经济原则的盲目的投资,以及表面而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他们为了维持军粮,不惜杀鸡取卵,榨取农民。他们深怕军费一时中断,所以不敢面对现实改革它命脉所在的税收制度而任它腐化。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更与财阀勾结,抑制贫苦大众,造成贫富悬殊的不安定社会。

让我们看看到了山穷水尽的蒋政权的最后面目,一方面将它们的创子手们放在重要的位置加紧暴力统治,他方面以所得“十二亿公债”都市平均地权、及变卖公共事业等,来榨取人民,屡次派遣他的掌柜徐柏园到中南美疏散民脂民膏,大买地产。

            六

台湾足以构成一个国家吗?

国家只是为民谋福利的工具,任何处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们都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十余年来,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就人口面积、生产力、文化水平条件来看,在联合国一百十余国中,台湾可排在第30余位。其实许多小国的人民反而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文化的贡献。如北欧各国、瑞士、南美的乌拉圭,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应抛弃“大国”的幻想和包袱,面对现实,建设民主而繁荣的社会。

有人说,蒋介石已成了裸体的皇帝,我们可以坐待他的未日。但是我们不能不想,走到穷途末日的蒋政权,将台湾交给中共。我们更不能不忧虑,台湾将被国际上的权力政治所宰割,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等待。

许多知识分子们仍然在迷信“和平转移政权”与“渐进的改革”。我们必须指出,如果回顾劣迹昭昭的国民党史,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只要刚愎狂傲的蒋介石睁着眼睛,任何方式的妥协不是梦想,便是圈套——专门用来陷害知识分子的圈套。所以我们绝不能妄想“和平转移政权”而妥协。

我们还要坦诚的告诫与蒋政权合作的人们:“你们应立即衷心悔悟不再为蒋政权作威作虎,不再做蒋政权的爪牙耳目,否则,历史和人民将给你们最严厉的制裁”!

          七

在台湾这种正在开发中的地区,经济发展实际上是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的大革命,而政治则为一切推动的源泉。台湾尽管具有现代化的良好基础,可是只要腐化无能的蒋政权存在一天,我们距离现代化仍然非常遥远,所以我们绝不能期待“渐进的改革”。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提出下列主张,即使流尽最后的一滴血,我们也要坚持到底使它实现。

甲、我们的目标

(一) 确认“反攻大陆”为绝不可能,推翻蒋政权,团结一千二百万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诚合作,建设新的国家,成立新的政府。

(二) 重新制定宪法,保障基本人权,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三)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联合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乙、我们的原则

(一) 遵循民主常轨,由普选产生国家元首。他不是被万人崇拜的偶像,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领袖。更没有不容批评的教条。他只是受国会监督与控制,热心为民众服务的公仆。

(二) 保障集会、结社和发表的自由,使反对党获得合法的地位,实行政党政治。

(三) 消灭特权,革除贪污,整肃政风,改善军公教人员的待遇。

(四) 树立健全的文官制度,实行科学管理,提高行政的效能,确立廉洁公正的政治。

(五) 保障司法独立,废除侵犯人权的法规,严禁非法的逮捕,审讯与刑罚。

(六) 废止特务制度,依民主国家常轨,规定警察的地位和职务,并树立人民的守法精神。

(七) 确保人民对国内外通信、迁徙与旅行的自由,维护开放的社会。

(八) 以自卫为原则,裁减军队,并保障退伍军人的地位和生活。在经济方面,由于国防负担大减,我们可以根据长远的目标和计划,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加速经济的成长。我们将以民主方式分配经济权利,废除个人和阶级经济特权,保障机会均等。我们将建立直接税制,加强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消除贫富悬殊的现象。我们计划扩大国家的生产力,消灭失业,普遍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具有实质意义。我们将改造农村传统的生产力式与维护温饱的观念,建设科学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农村社会。过去蒋政权盲目投资、无理干涉企业,以低工资支持资本家、以肥料换谷办法剥削农民、以消费税和户税增加一般大众负担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我们将予以彻底解决。

我们确信社会的目的在维持个人的尊严,增进人民的福利,因此我们反对蒋政权统治下的恐怖、贪婪与妨碍团结发展的多种措施,而要建立一个互信互助、友爱的社会,使每一个人都能过完美积极幸福的生活。

多少年来,中国只有两个是非,一个是极右的国民党的是非,一个是极左的共产党的是非,真正的知识反而不能发挥力量。我们要摆脱这两个是非的伽锁,我们更要放弃对这两个政权的依赖心里,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从台湾选择第三条路——自救的途径。

让我们结束这个黑暗的日子吧!让我们来号召不愿受共产党统治、又不甘心被蒋介石毁灭的人们,团结奋斗,摧毁蒋介石的暴政,建设我们的自由国土。

爱好民主自由的同胞们,千万不要因看到暗淡的现实而灰心,而绝望。让我们告诉你们,国内外的情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而我们的自救力量正在急速地扩大中。在政府机关、地方团体、军队、公司、报社、学校、工厂、农村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我们这个组织,已经与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的同志们取得密切的联系,并且得到热烈的支持,一旦时机来到,我们的同志将会出现在台湾的每一角落,跟你携手合作共同奋斗。

同胞们!胜利就在眼前,团结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标志。从今天起,它就随时随地出现在你们的面前,记住!当你们看到它的时候,这个组织正在迅速地扩大着,这个运动也正在有力地展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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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传奇

彭明敏(1923年8月15日-),祖籍高雄市,生于台中大甲,为基督徒;彭氏的父系祖先有台湾原住民平埔族血统,母系则具有北亚的血统,且有客家血统。曾为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因为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被判刑八年,并于1970年在重重特务的监视下神奇逃离台湾,在海外流亡了二十馀年。1992年返台。

彭明敏年轻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1944年日本政府取消原本文科大学生的缓征令,彭明敏在征召的名单之中;由于不愿为日本服役,彭前往长崎投靠长兄,他所搭乘的船只被美军轰炸,他因而失去左臂(后来终生装上义臂),当时在长崎医学院截肢。在长兄家疗伤之时,他目睹了1945年8月9日美军在长崎爆炸原子弹的过程。大部分的医科学生都罹难,其中包括四位曾经慷慨输血给他的台湾留学生。

二战后彭明敏回到台湾,进入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就读。1947年彭明敏经历了228事件。其父彭清靠,总督府台北医学校毕业后便在台中大甲行医达18年,并拥有了440甲以上的田产,当时任高雄市参议会第一任议长。彭清靠参加了高雄市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彭孟缉的巡逻队每看到台湾人集合在一起,便随意射杀。高雄要塞司令部设立在一个能俯视全市的山上。3月6日彭清靠和代表们带着建议书,一进入高雄要塞司令部营地,就被逮捕,并以绳索捆绑。其中一个代表凃光明,是一个冲动的人,他是由大陆回来台湾,曾一度在汪精卫之下做过事。此时,凃忽然破口大骂蒋介石和他所任命的陈仪。他便被带离代表团,以铁丝取代绳索捆绑起来,铁丝并以老虎钳旋紧,直到惨叫。经过一夜苦刑之后,凃被枪杀了。彭清靠和其他代表随后又被绳索捆绑,在颈后打结,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们也等待着随时被枪杀。次日,彭清靠被释放回家。这是因为彭孟缉出面干预,仁慈说:我们知道彭先生是个好人,我们没有理由伤害他。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甚至扬言:身为华人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彭明敏1948年毕业,首先在第一银行就职,然后回台大任助教。之后,彭明敏申请中央研究院的补助出国深造,首先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取得法学硕士文凭,又在法国巴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彭回国后,在台大政治系担任副教授。34岁时,升为正教授。38岁时,出任台大政治系主任,是战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与系主任。不久,彭明敏又被聘任为国科会的国家讲座教授。1961年,彭明敏被派任联合国大会中华民国代表团顾问,出使前,受到蒋介石的单独接见。1963年,彭明敏获选首届中华民国十大杰出青年。

随后,彭明敏便和政治大学的研究生的谢聪敏、中央研究院研究助理的魏廷朝三人共同起草一份《台湾自救运动宣言》,主要内容为“反攻大陆”是绝对不可能,并要求制定新宪法,建立责任政府,保障基本人权,实现真正民主,并以新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彭明敏等三人决定以邮寄方式将宣言寄给台湾各界领导者,但是在印刷时事泄,3人于1964年9月20日被捕。

师生三人被抓,虽有媒体采访,但新闻全被封锁,直到台大开学,彭明敏没去上课,才引起校方以及国际特赦组织的重视。那年教师节蒋介石邀请一些教授学者吃饭,彭明敏也是受邀学者之一,当天却未出席,问台大校长钱思亮“彭明敏在那里?”钱思亮虽知道彭被捕,却不敢正面告诉老蒋,支吾其辞;后来老蒋知道彭明敏涉“自救宣言案”,极为震怒。彭明敏应邀到韩国首尔大学及泰国曼谷的国际学术会议也缺席,引起外国媒体注意,向警总打听消息,警总不得不在一个月后发布了简短声明,指彭明敏等三人因“从事破坏政府活动”被捕。

1965年2月,3人被正式起诉,彭明敏被判8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国际特赦组织等国际团体的奥援及美国方面的施压,蒋介石于11月3日特赦彭明敏,随后彭明敏的生活便受到特务的监控。而这段期间,美国密西根大学有意聘请彭明敏任教,被当局阻挠而无法成行。

1965年年底,美国卫理公会派遣唐培礼到台湾宣教,同时也在台湾神学院与台南神学院任教。本来,彭明敏只要加入国民党,就可以做高官。彭偏偏逆向而行,发表挑战独裁政权的宣言,成为“国家的敌人”。一般人都不理解其“自毁前程”的做法,但唐培礼知道,彭明敏心中一定有一种超越功名利禄的价值存在,这种价值与唐培礼的基督境界非常接近。1966年,长老教会助理总干事韦礼逊牧师(Don Wilson)介绍唐培礼夫妇和彭明敏教授认识,此后,彭教授每周和唐培礼律师碰面一次。唐培礼律师从彭教授那边得知国民党的腐败与残暴,从此,唐培礼就和彭教授提供资料给想了解台湾状况的外国友人。1968年,唐培礼认识还在狱中的魏廷朝与谢聪敏,两人在狱中偷偷将政治受难者的名单、资讯等等传递给唐培礼等人,唐培礼再与友人把相关资讯转给国际特赦组织。唐培礼冒着巨大风险担任转送政治犯难属救济款的联络人,多次奔波在香港与台湾之间。他深知这是雪中送炭之举,故而义不容辞。

在魏廷朝与谢聪敏陆续出狱后,唐培礼就和彭明敏、魏廷朝、谢聪敏三人策划资助政治犯家属的行动。当时的唐培礼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就算被国民党政府发现,顶多被驱逐出境;但彭明敏、魏廷朝与谢聪敏师生却是需要付出死亡代价的台湾人,觉得他们是“扑火飞蛾”。后来,唐培礼与友人认为:国民党当局可能暗杀彭明敏,因此决定协助彭明敏逃离台湾。1970年1月3日,彭明敏打扮成嬉皮歌手,从松山机场搭乘日本航空飞到香港,顺利转往瑞典,取得政治庇护。当时台湾特务系统相信;彭从台中清泉岗机场搭乘美国军机飞走。事实上只有外国传教士唐培礼伉俪和日本友人。

彭明敏的成功出亡鼓舞了江炳兴等人发动泰源事件。1971年初,国民党以唐培礼涉及“涉及台湾独立案”为由,将唐培礼一家人软禁在台湾神学院宿舍里,并禁止会客。1971年3月,国民党将唐培礼全家遣送美国。唐培礼回美国后因被国民党当局称为恐怖分子,其后20年美国政府对其拒发美国护照,长期无法踏出美国一步。出生于1937年的唐培礼,虽然在台湾不到6年的光阴,但对台湾历史的影响却是无远弗届。唐培礼牧师回忆,有人告诉他们:“不要忘了你们只是在这个国家作客。”意思是劝告唐培礼夫妇不要介入其他国家的政治。唐培礼认为,这个原则在国际关系有点道理,这本质上不符合道德正义;因为残暴的蒋政权能在台湾横行无阻,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幕后撑腰使然。秉持良知与信仰,唐培礼不能对这个状况袖手旁观。2017年3月8日,唐培礼去世,但留给台湾人却是无限的精神遗产。

彭明敏1970年9月,转赴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1972年,彭明敏出任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一年后辞职。1978年,彭明敏成为台美协会的董事,并于次年《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中在美国众议院公听会作证。1982年,彭明敏与其他台籍美国人组成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并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国民党解除长年的戒严令。而彭明敏之后也长期出任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会长一职,在海外坚持推行台湾独立理念。

彭明敏在1990年李登辉总统召开的国是会议中曾受邀,但是因为通缉令未取销的原因使得彭明敏不愿出席;后在台湾最高法院撤销对彭明敏的通缉令后,彭明敏于1992年11月返台,结束23年流亡生涯,并且在民主进步党的多次造势场合中都引起全场的轰动。1995年2月28日彭明敏在辜宽敏等人的推荐下加入民进党,并且于3月20日宣布正式参选总统;在民进党的党内初选中,彭明敏击败长期有意参选总统、前党主席许信良,成为民进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由于中共发射飞弹的影响,国民党提名的李登辉支持度上升,最终成功连任,民进党提名的彭明敏与谢长廷只得到21.4%的选票,为民进党历次得票最低的一次,党主席施明德也因此辞职。

1996年4月,彭明敏退出民进党,组成建国会并自任会长,喊出“台湾要建国,不能寄望民进党”。1998年9月18日,建立新国家阵线改组为新国家连线,彭明敏出任新国家连线荣誉会长。2000年5月,彭明敏出任总统府资政。2014年9月13日,台湾教授协会与彭明敏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五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彭明敏与三位太阳花学运学生吴峥、黄守达、张芷菱举行跨世代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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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廷朝传奇

魏廷朝(1935年3月27日-1999年12月28日),生桃园市八德区,桃园客家人。他在读国中的时候,便因为不愿在台上歌颂蒋中正,而被列为“问题学生”。就读成功高中二年级结束时,因率领全班同学拒绝参加救国团,而他作为领头羊被校方开除。之后靠半工半读方式考取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并且于1958年7月6日毕业。毕业后立即入伍,1960年2月14日退役。之后曾担任过中学教员、国防部情报次长室聘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等职。

魏廷朝与经常和大学同学谢聪敏、以及台大政治系主任彭明敏共同讨论国际情势与台湾前途。1964年三人决定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主张国会全面改选、台湾前途由人民自决,这份历史文件出自魏廷朝手笔。1964年9月20日三人因此被捕并以叛乱罪嫌起诉。

“第二天三人分被载往台北市西宁南路的警备总部保安处(日治时期的东本愿寺),以及北门附近的警总第二处(日治时期的西本愿寺)侦讯,日治时期原放骨灰的地下室,改成监牢与审讯室,审讯的酷刑声音无法传到外界,故被称为‘阎罗殿’,在这里疲劳审讯了长达三天三夜,想睡就被泼冷水、电击,或遭拳头猛捶,我有两颗门牙被打落。”魏廷朝门牙被打落。

“谁在背后支持你们?”“有多少人?”“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你们有外国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后面不是吗?”特务甚至还怀疑他们计划于双十节当天要阴谋推翻政府,或至少群众示威。因为“我们在宣言中宣称有普遍民众支持”,但其实只是他们3人的共识,并无其他人牵连在内。

“《自救宣言》是谢聪敏主稿,我删改润饰,彭教授审核定稿,三位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特务却质疑台湾人写不出那么有深度见解的宣言,一定有中国人在幕后指导操控,甚至怀疑是出自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作家李敖之手,硬要我们承认,供出是他俩所写,让我们哭笑不得。”魏廷朝告诉特务,这份宣言单纯是师生三人的见解,忠实呈现台湾现状与困境,而台湾未来要在国际社会生存,只有这样做,既无外国势力介入,他们同样也反对共产党。

魏廷朝三人与殷海光、李敖都有深交,而这份宣言除是师生三人的智慧结晶外,在他们心中其实也融入了《自由中国》雷震、殷海光与《文星》主编李敖等人的某些观点,而魏廷朝会帮谢聪敏改《自救宣言》,其实也受到殷海光的影响。“我敢帮谢聪敏修改《自救宣言》,受殷海光影响很大,他是台湾逻辑学权威,为了民主自由,放弃本行,投入政论,是希望台湾变成自由中国。他最大隐忧是怕国民党在台湾作恶太多,激起台湾人愤怒,因此希望开明派要站出来。”

在警总保安处疲劳侦讯一星期后,三人被移监到卧龙街保安处六张犁看守所,三人分到三个房间,并各安排一个犯人同室,魏廷朝跟黄崇光、彭明敏与吴俊辉、谢聪敏与江炳兴。“我用厕所的四方草纸用日文写点东西,放在浴室镜橱内,有些给彭明敏拿走,有些则可能给特务拿走。”因三人不同房,屋顶上装有窃听器,却不准他们在室内交头接耳,三人无法见面,魏廷朝只好以此方式与彭教授取得连系。

1965年4月2日谢聪敏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彭明敏和魏廷朝各判八年有期徒刑。1970年出狱之后,魏廷朝又于1971年因花旗银行爆炸案、被诬为台独暴力事件,与李敖等一同被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出狱后又于1979年美丽岛事件遭逮捕。在台湾解严之前,魏廷朝一共坐了17年3个月又7日的政治牢。

1987年5月27日清晨五点,魏廷朝从仁爱教育所假释出狱。8月27日经由江鹏坚之介绍加入民进党,随即接任民进党桃园县党部首席执行官。10月担任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会长。1988年4月魏廷朝前往日本担任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中文讲师;1990年回台,1991年出任民进党桃园县党部主委,1994年出任民进党中常委,1995年参选第三届立法委员,以近4万票的高票落选。1997年4月魏廷朝完成《台湾人权报告书1949-1995(The Report of Human Rights in Taiwan)》,由台北市文英堂出版社发行。1999年12月28日因心肌梗塞病故,享年65岁。魏廷朝的妻子张庆惠为民进党第六届立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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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聪敏传奇
谢聪敏(1934年5月2日-2019年9月8日),彰化县二林人。就读彰化中学时,为了“义气相挺”,帮同学作弊,结果被迫转学到台中一中。
考上台大法律系后,时常逃课到图书馆读书,因而认识了在图书馆打工的魏廷朝。根据谢聪敏回忆,唯一比较亲近的外省籍教师,只有哲学系的殷海光先生。他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

他于1964年在其为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生时,参与彭明敏、魏廷朝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起草,表明台湾前途由人民自决;9月20日,三人因此被捕并以叛乱罪嫌起诉。

谢聪敏因当过陆军官校教官、国民党中央党部《今日の中国》月刊主编,又出钱印刷,结果被打得最惨,但他坚毅不屈。特务轮番疲劳审问,不给他睡、打骂、泼水、电击,用大电灯照他,但也担心出人命,每隔一段时间会就叫医师进来量血压、脉膊,听诊心脏。

一开始,特务怀疑《宣言》是出自被软禁的殷海光之手,希望把案件制造成殷海光所主导。国民党当局认为台湾人写不出这样深度见解的文章,咬定是外省知识分子写的,主要怀疑殷海光。因宣言笔调,尤其是批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谎言等内容,都与殷海光过去的文章相像。但谢聪敏不愿意这样交代,坦承他自己是主笔。于是特务们恼羞成怒,日夜刑求,将谢聪敏两只手臂被绑起来毒打,甚至被医师注射不明精神药物,导致谢聪敏日后出现许多后遗症;就算出狱之后,刑求的过程仿若恶梦,仍不断纠缠着他的身心。

谢聪敏挂脚镣被枪决前,获雷震、田朝明医师与田孟淑夫妇及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共同营救。谢聪敏说:宣言确实是他起草的,但思想源于殷海光。他说当年殷老师非常支持台湾人,甚至说,如果你们台湾人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即使伤害到他(因他是外省人),他也情愿受害!谢聪敏曾信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很多早期台独人士都左倾),但他在台大上了殷海光的课,多次到殷家直接聆听殷海光的教诲,尤其是读了殷海光推荐的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书主要批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后,他信奉了自由主义。谢聪敏在饭桌上说,他最佩服的是殷海光!谢聪敏回忆说,在宣言起草过程中,他多次到殷家,把主要观点都告诉过殷海光;殷教授不仅没反对,还把他的观点强化了。但当时殷海光不知道他们要发表这个宣言。

这个宣言经魏廷朝修改而通俗大众化,例如加进“毛泽东断了我们的祖宗,蒋介石绝了我们的子孙”等军中怨言,使之更为生动。魏廷朝回忆录记载:“我敢帮谢聪敏修改《自救宣言》,受殷海光影响很大”;“彭教授在后面加了二、三百字则是‘画龙点睛’,很有煽动性。”
彭明敏教授指导修改宣言时强调,要以民主、自由、反共为原则。所以这个宣言强调本地人和外省人连手,致力结束专制,目标是在台湾“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具有实质意义”。在这个思路上,殷海光与彭明敏站在同一立场:不强调省籍,不强调血缘,而是要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反对剥夺台湾人民自由选择权利的专制势力。概括来说,这个被视为《独立宣言》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其思想与文字其实来自4个人:“独”是彭明敏,“立”是殷海光,“宣”是魏廷朝,“言”是谢聪敏。

由于彭明敏是国际知名政治学者,获得美国中国研究权威费正清等人的声援,国民党有所顾忌,于是“特赦”了彭明敏,谢聪敏及魏廷朝则刑期减半。1965年4月8日,谢聪敏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为当中最重者;因为谢把责任全部揽下来。彭明敏虽然没有坐牢,却遭到特务日夜监视,等于是被软禁在家中。而且亲人故旧都不敢再联络,在路上见面也都假装不认识一般,他一夕之间从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变成了人人畏惧,瘟神一般的角色。这样的社会性抹杀,甚至比坐牢更为煎熬。1970年初,谢聪敏出狱后不久,彭明敏与他见面,说话的口吻彷佛交代后事。不久,彭明敏蓄须易容,成功逃出台湾,获得瑞典政治庇护。

彭明敏到了瑞典之后,联络“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以下简称AI),请求国际声援岛内台湾政治犯。于是AI派遣梅心怡(Lynn Miles)跟谢聪敏与李敖等人联络,想知道岛内政治犯的状况。于是谢聪敏及李敖等人,在唐培礼牧师(Milo Thornberry)、梅心怡、三宅清子、艾琳达(Linda Arrigo)及陈菊、陈秀美姊妹等人的协助之下,把白色恐怖的情况,以及各个监狱里的政治犯名单送到海外去,让蒋介石对外宣传“自由中国”的形象破灭。

1971年台北的律师陈逸松,收到一盒日本友人捎来的羊羹,陈逸松将羊羹放在家里,尚未打开食用,突然间国民党特务就找上门,指控说这盒羊羹是颗“炸弹”,是“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及“台北花旗银行爆炸案”的相关证物。但特务将羊羹切开之后,完全找不到任何炸弹的零件。日本友人也另外送了一盒羊羹给颜艮昌(时任国大代表),请他转交给唐培礼牧师。特务们眼看在陈逸松身上找不到证据,就罗织新的说法,认为是日本独派要请美国唐培礼牧师CIA执行的爆炸任务,所以他们又沿线追查了谢聪敏及李敖等人。指控他们替日本独派及美国工作,犯下两件爆炸案的罪行。

由于国民党对于谢聪敏及李敖等人揭露政治犯名单的行动非常愤怒,却又找不到整肃他们的理由。所以绕了一大圈,利用日本友人送来的羊羹,罗织了一个荒谬的故事,要将谢聪敏、魏廷朝、李敖等人一网打尽。于是1971年3月19日,谢聪敏再度被逮捕,这次株连甚广,连监视谢聪敏的刑警洪武雄,都跟着一起被逮捕入狱。原来洪武雄是谢聪敏的二林亲戚,却被指派要去监控谢聪敏,洪武雄基于正义感,私下跟谢聪敏通风报信,于是触怒了警政高层。最后洪武雄被判12年徒刑,比许多政治犯都还重。还有一名军法官曾胜贤,因将崔小萍等政治犯的资料交给魏廷朝公开,也在此案一并遭判5年徒刑。

这次“二进宫”,谢聪敏仍遭到特务严厉刑求,于是身体变得非常虚弱,肠胃更是剧痛难忍,但情治机关并没有理会谢聪敏的状况。后来谢聪敏写了一封《狱中来信》向隔壁狱友小林正成求救(小林因在台湾散发台独传单而遭拘留,预备遣返日本),小林正成将谢聪敏的信挟带出去,请美国记者协助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新闻见报后,国民党才因为国际压力,允准谢聪敏保外就医。

谢聪敏经诊断后,发现是急性的盲肠溃烂。医生说,再过一个礼拜不处理,谢聪敏应该就没命了。后来也因为国际关注,谢聪敏原本被上了脚镣,可能被判处最高死刑的重刑,但最后经过漫长审判后,改“轻判”9年9个月有期徒刑,又因为蒋介石去世,所以减为6年6个月有期徒刑,罪名是“受彭明敏指挥从事岛内叛乱及破坏活动”。

谢聪敏第二次出狱后,仍旧每天被特务监视,身体也变得很差,连走路都要撑着拐杖,生活非常辛苦。于是他在1979年的时候,用开公司做生意的名义,申请“商务考察”,经过几次交涉下,警备总部终于同意放人。他出了国门,开始四处联络日、美、欧洲台独运动的成员,以及向过去曾经救援他的人们致意,但该年同时爆发了美丽岛事件,陈菊等人遭到逮捕,谢聪敏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无法再回到台湾。

后来,谢聪敏与许信良等人为了透过“非暴力运动”挑战台湾当局,于1985年组成“台湾民主党”,以“组党迁台”及“返乡运动”为目标,开始宣传及进行“闯关”行动。他们透过美、日的媒体,大声宣告要闯关回台,希望透过国际舆论,让台湾当局放行黑名单回台。1986年11月30日,谢聪敏、林水泉与许信良自日本成田机场搭机,意图闯关回到台湾,最后因国泰航空拒绝让他们三人登机而无法成行。在台湾,支持群众在桃园机场外声援抗议,是为桃园机场事件。

谢聪敏闯关了两次都没有成功。没想到1988年,李登辉突然就放行谢聪敏的入台申请,让他成为第一个合法回台的黑名单人士。谢聪敏后来判断,可能内政部长许水德是他研究所的好友,加上李登辉想要逐步推动民主转型,所以先让提倡非暴力抗争的谢聪敏做示范。

谢聪敏回台后,建立起台湾和美国联络的桥梁,在许信良以渔船“偷渡”回台的行动之后,台湾当局对黑名单的态度开始松动。于是1992年,终于在谢聪敏及诸多友人的安排下,彭明敏的通缉被撤销,得以光荣地返回台湾。

1991年,谢聪敏决定回二林参选第二届国大代表。但这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不但没有荣归的感觉,迎接他的,更是恐怖的人身威胁与暴力。当时的竞争对手是谢聪敏的国小同学洪清良家族,洪是二林地方的黑道老大,透过跟国民党合作,让自己的家族成员都安插在各个地方重要的位置上——洪清良当过镇民代表会主席、儿子洪树聪当过二林镇长,另一位儿子洪启明跟女儿洪英花都当过国大代表。

彰化地方派系控制选举的方式非常直接,除了派人到投票所“数人头”之外,还会用工具直接取票出来检查,若是没有投给指定的候选人,该民众可能就会被报复。在国大代表投票日当天,谢聪敏的监票人员为了制止这些违法行为,就被人殴打到住院。

黑道猖狂如此,谢聪敏决定举行“反暴力反贿选游行”,但没想到,就在游行的当下,他和妹妹谢秀美被一群年轻的黑道小弟,用锄头柄打成重伤,谢聪敏到医院缝了十几针。而且在医院的时候,黑道竟然还公然进入医院恐吓,连警察都不敢制止。

后来谢聪敏及谢秀美被黑道围殴这件事,引发民进党及彰化县支持者的愤怒,许多农民自愿担任谢聪敏的“保镖”。这段经历,谢聪敏将他的心得写成一本书《黑道治天下》,描写1990年代,国民党跟黑道合作,操控地方选举的事情。

虽然第一次选举国大代表落选,但谢聪敏没有放弃,在1992年继续参选立委,以“建立法治社会”(对抗黑金)及“冤狱平反”(转型正义)两点为政见,终于突破地方黑金的力量,成功当选立法委员。

进入国会之后,谢聪敏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推动转型正义。他认为,社会分歧、族群冲突这么严重,唯有“人权”是共识。有一名山东籍人士赵儒生,找上谢聪敏,跟他陈情山东流亡中学案,给了很多历史资料。于是谢聪敏、李敖与吴正文等人开始研究山东流亡中学案,发现案情非常单纯,却也非常复杂。单纯的就是这是一桩很明显的“假案”,因为张敏之校长等人的案情都非常不合理;复杂的是这样一桩假案,为何几十年来都沉冤未雪?就连山东流亡学生出身的孙震,当上国防部长之后都无法出面平反?

经过谢聪敏奔走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很多国民党高层都很清楚白色恐怖有很多冤假错案,但都不敢说出来。于是谢聪敏亲自去说服山东籍的立委葛雨琴等人,慢慢获得跨党派的共识。于是1996年的时候,他在立法院内举办“在刺刀下从军——山东各流亡联合中学校长及师生冤狱始末”公听会,并推动《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恢复政治犯被褫夺的公民权利)及《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以228方式来补偿政治犯)两项法令通过。

谢聪敏以自己的法律专业,以及受迫害的经验,在新国会内弃而不舍地调查及沟通,让平反及补偿政治犯的事情。而且不分族群、不分统独,客观地研究所有案件,逐渐获得了跨党派的理解,奠定了日后转型正义的法治基础。一直到2018年,民进党推动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才开始进行全面的政治案件清查及撤销有罪判决的工作。

2000年政党轮替、陈水扁政府上台执政后,谢聪敏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2007年4月,谢聪敏曾参与“公审蒋介石”活动。2008年1月4日,谢聪敏在以声援台湾团结联盟为主旨的“挺台联,正本土”记者会中抨击民进党“表面上要打倒蒋介石,却都在学蒋介石”。

2009年,谢聪敏与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团体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当年发布的台湾省戒严令未依法按级呈报代理总统李宗仁、再由李宗仁提交立法院追认,因此依法无效;还说,国民党政府依无效的戒严令侵害部分人士的人身自由及财产权,司法院大法官却不受理释宪,他们要求监察院弹劾大法官、纠举大法官失职。

2010年,监察委员黄煌雄等提出调查报告指出,1948至1949年有三次戒严令,1949年5月20号发布的第二次戒严令是否有依《戒严法》第3条送立法院追认无从考究;1949年11月22日第三次的戒严令如未经总统宣告发布(李宗仁当时并不在中华民国境内,不可能签字公告,不符《中华民国宪法》第39条规定),形式要件不完整,法定程序有瑕疵,则戒严令因欠缺形式法效而失效,军事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就有瑕疵,戒严时期因案被宣告没收之财产“恐须重新审酌”,当然也会发生其后的救济问题;但最终相关法律的认定是司法院大法官。

谢聪敏等人对监察院的调查结果感到振奋,他们表示,自己因为在戒严时期遭到军法审判而坐牢,如果监委认定戒严令有瑕疵,那么当时的审判就站不住脚,他们将根据这项调查报告向司法院大法官声请释宪、争取平反及冤狱赔偿。

2016年2月26日,谢聪敏披露,戒严时期,台独联盟日本本部委员长辜宽敏早就被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海外工作组副组长邹纾予疏导回台湾投降,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以辜宽敏压制台独,辜宽敏结合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出卖他、李敖与魏廷朝,此事让金美龄赞叹不已、让擅长辩论的李敖也说不出话来;台独联盟的历史刊物删除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与台北花旗银行爆炸案,不敢刊登李敖的受难,只夸大辜宽敏投降的“工作成绩”;他向监察院控告司法院大法官渎职不敢解释长期戒严违宪,监察院支持“戒严违宪论”,国民党与民进党都不敢面对转型正义的现实执行宪法。直到2018年,谢聪敏的有罪判决才被撤销,他再也不是“终身的政治犯”。2019年9月8日病逝,享寿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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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方励之、王康错在哪里?

1.吴思污蔑马克思“没说暴力”!王建勋问吴思:“能不能把您的解读也说成是经济决定论呢?如果工业文明才能决定政治变迁的话,那您跟马克思的解读没有根本的区别。”吴思:“我说我病得很重,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但马克思没说暴力,我讲了暴力,寻求暴力收益的最大化,我能算得比他明白”。见链接


http://blog.tianya.cn/post-115403-10392189-1.shtml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就是暴力派,共产党宣言结尾就是宣扬以暴力革命来结束资本主义制度,为此被后来马克思粉丝概括为“造反有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吴思还嫌马派暴力得不够,可见,吴思属于极端暴力派——“暴力元规则”派。

极端暴力派不仅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相信:如果没真理,我们可以用暴力创造出一全新的“宇宙真理”。古代的土匪流寇最喜欢打一个旗号叫“替天行道”,有了这个护身符,杀人就可以理直气壮了。借助暴力巩固真理,在一定的时空内是管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军领导人在德国波茨坦会晤以决定如何瓜分欧洲,为了确保苏联的影响力,斯大林的装甲师已经把东欧包裹在一个铁栅栏之中。当被告知教皇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对不符合苏联目的的政治方案之后,斯大林轻蔑地说,“教皇手中握有几个师?”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强权胜于公理”,“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装袋子”,这些武招太厉害了,许多人纷纷屈服。这种相信暴力创造真理的“暴力元规则”思维习惯,被逻辑学叫做诉诸暴力(或诉诸强力)的逻辑谬误。

诉诸强力,指不正面陈述理由去论证其观点,而是利用人们对暴力的恐惧心理,以强力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或放弃他本人的观点。如果一个论证的前提威胁那些拒绝接受结论的人会遭遇不幸后果,那么就犯了诉诸暴力的谬误。譬如:如果你反对市长的政策,你将失业。

意大利有一位法西斯哲学家曾这样说:“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工具来彻底说服对方,讲道理是其中一种,大棒子是另外一种。一旦对方真正给说服了,用什么工具也就无所谓了。”使用强力实际上就等于放弃理性,也就等于承认自己输了理,以至在理性上无计可施。所以,任何这类论证都应被拒斥,因为其前提提供的仅是一个与结论不相干、因此不能支持它的理由。

“暴力元规则”的吴思最近在海外鼓吹儒教与民主宪政不冲突而且很协调,不是可笑吗?


2.方励之、王学泰推崇马克思

方励之在《西(科)学东渐四百年》中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依照《几何原本》格式展开的。50年代在北大物理系上学时,马氏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必修课。《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始是一大堆定义(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就像牛顿的‘原理’一开始定义速度、速率、相对和绝对速度、加速度……。随后是有关剩余价值产生的基本方程,即剩余价值的产生等于生产劳动率乘以可变资本投入。它相当于牛顿第二定律那种动力学方程(公理)。再由此推出引理、定理等命题,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经济危机周期律,等等……”

事实上,方先生精通几何学,却不懂逻辑学,以至于说出了“《资本论》是依照《几何原本》格式展开的”笑话。马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他采用的思维方法是辩证法而不是形式逻辑。他说:我的辩证方法是唯物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方先生把唯物辩证法当成了《几何原本》中所体现出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的逻辑学,说明方先生不懂逻辑。辩证法不是逻辑,这是中国逻辑学界的共识。

方先生不仅把《资本论》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相提并论;还把《资本论》与牛顿的“原理”相提并论。其实,充斥着辩证法的资本论与几何原本、牛顿原理的思维方法完全不同,相提并论是错的。

方的糊涂决不是个案。象李泽厚、刘再复、郭罗基、刘宾雁、苏绍智、王若水等都曾这样公开宣称。王学泰在《中国自古有许多文章是不讲理的》文章说:“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这部著作中(特别是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不缺少任何环节,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这说明:王学泰对逻辑学一窍不通,把忽悠人的辩证法当成走进真理的逻辑学,完全是黑白颠倒!


3.《王康文集》第324-326页摘录:马克思对人类未来却充满了历史的、哲学的、高尚的和真正诗意的美好预言: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王康引马克思的名言:“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看来王康不仅连形式逻辑一窍不通,连恩格斯的《论权威》都没有读过。《论权威》的目的就是树立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权威,说马克思“摒弃(第一国际)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完全是胡扯。

王康先生企图让孔子与耶稣并驾齐驱,企图把孔子打扮成自由平等博爱的救世主,不是很荒唐吗?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8-13 12:5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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