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有一部电视剧叫《商战》，是郑州的一家大型商场投资拍的。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这家商场就在商战中灭亡了。商场如战场的思维，是汉语被党的战争思维毒化的结果。赤共起源于黄埔军校的战争中，它们以共产战争看待一切，如把同事叫“战友”，把瓦解敌人叫做“统战”，把文艺叫“文艺战线”；既然如此，就可把商业叫“商业战线”，简称为“商战”。中共在井冈山延安的时候，都卖过鸦片，就是“商战”啊！加上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即使到了今天，中南海依然高喊武统台湾，可见，两岸的战争状态并未解除。
商、战看上去类似，实际上，有本质不同。商业中最主要的关系者，有两个：一是消费者，二是竞争对手。不受强制力干扰的市场交换，都是自愿平等的交换，是陌生人之间也可以实现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孟德斯鸠直言不讳地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可见，商业才是最大的善，商人是文明秩序的推动者。如果对待消费者要是像战争行为一样，那就是欺骗了！因为《孙子兵法》鼓吹：兵不厌诈。试问：哪一个企业、哪一个老板敢这么说！
也有人说，“兵不厌诈”不是对消费者，而是对竞争对手而言的。孙子兵法说，兵以诈立。这样的商战，视对手为敌人，使诈是必然的。在别人那里，诚信是商业的核心价值，然而，在我们这里，不择手段地获利才是最重要的。对竞争对手，就适用“兵不厌诈”吗？商业竞争，不是你死我活。如果一个企业，不是谋求独霸市场的话，竞争对手的存在，恰恰是企业进步的最大动力之一。将对手视为敌人，欲置之死地，是一种极为病态的战争思维。把商业比作战争，不仅是类比不当，违反了逻辑，而且严重地践踏了正义原则，破坏商业道德，劣化了社会环境。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显然是违反了道德。如果把商场看作战场、把“兵不厌诈”的战略箴言引进到商场，那还有什么商业道德可言？
另一说法是：把商场看作战场，很可能与“胜劣汰”的进化论有关。达尔文的“生物之间战争”的进化论也是在鸦片战争后逐步形成的。“商场即战场”的谬见的流行，是清末民初引进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一起带进来的。当时，“商战”这个新名词，经常出自时髦人物口中或笔下。
但是，人类的市场竞争是“社会竞争”，是人们在社会合作的制度下，为争取最有利的地位而作的自我努力。这种竞争，表现于每个行业、每个厂商都努力提供物美价廉的货物或劳务，来争取顾客，这与生物学上的争斗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商业竞争是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最有利的长处，让拥有的有限资源作最有效率发挥，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大家都能活。在竞争中虽有“优胜劣败”，但败者只是在某一产品、某一比赛项目中失败；而在社会中充满着无数机会，任何一个有心人都可很快寻得自己较强的项目，并非被竞争对手将肉体都消灭掉。
消灭敌人，胜者通吃，是“你死我活”的丛林（狮子）思维。竞争且共存，分享市场，是商业思维。所以商业和战争，怎么可以类比呢？类比，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一种思维和辩论套路。很多懒于思考的人，一旦找到了某种似是而非的类比，便会欣喜若狂地以为自己发现了人间大道。但是，如果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则会看上去很像，其实，谬之远矣。作为一种修辞和比喻，类比可用，但要是作为论证的话，就要小心了。若不同类，则不可比。不同类而比，就会成为孟子的以水之流向，类比人性，贻笑千古。
诚实是商业道德。“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西方格言特别适用于商业。在外国人看来，华人做生意，非常缺乏诚信。清朝的时候，西方人在福建人商人那里买茶叶，商人总是往茶叶里掺沙子。无论怎么抗议，都是要掺的。后来，西方人终于在印度生产出了茶叶，就不再进口福建的茶了。这样的坑蒙拐骗，一再上演，连孟德斯鸠都说，华人是最会骗人的民族。当然，华人对待熟人不会掺假；不讲诚信都是针对外人的。儒家的信仅仅在家庭范围；在家族之外，讲诚信被孔子视为小人，对外则可以欺诈。《邱会作回忆录》披露，1938年前后，中央军委供给部急需经费，绞尽脑汁搞创收，通过开骡马店、贩运食盐等各种方式，积累了几十万元。他们生产的假人丹，用树皮做原料，销路也很好。有一次，杨梅生拿走了一大包，要送给毛泽东，邱会作一路狂奔，追上后告以实情，杨梅生的脸都吓白了。现代的传销叫杀熟，专门诈骗亲戚朋友的。真是：越来越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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