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人的祖宗崇拜源于生殖崇拜
有人说，华人是无神的拜物教徒。其实，华人更是血缘至上的“拜祖教”信徒。农耕民族依靠经验而生存，导致了崇拜祖先的心理。泰勒说：“任何国家或地方都赶不上中国崇拜祖先的程度。中国人把自己那死去的父亲整年地保留在棺材里，像对活人一样供他吃的和喝的。”即使埋葬了，在先人的诞辰和忌辰，子孙照样要给他上坟，摆放酒肉，烧香和烧纸钱。“在特殊的日子里，当灵魂们返回自己从前的住宅时，他们还要用祈祷和鼓声招请长辈的灵魂进屋享用食品和饮料。”可见，中国一直停留在万物有灵论的巫术文化阶段。
祖宗崇拜导致了圣王崇拜、权力崇拜和崇古巫风。祖宗崇拜占据国人的大脑深处后，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就难以深入形成宗教，所以，中国没有诞生像外国的宗教。中国的道教虽然是土生土长的，也是佛教传入后应急反应产物。拜祖教和道教更多显示了原始拜物教的巫术性质，为了眼前的升官发财、消灾祛病、早生贵子的物质利益。刘泽华说：“圣”就是“祖宗”，他是氏族血缘繁衍的配种中心，家规家法由他制定；“圣”也是“大巫”，他是天人交通的联系中介，代表氏族专制的话语权。可见，圣王崇拜、权力崇拜都是祖宗崇拜的产物。
而祖宗崇拜则是源于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最早表现为崇拜女性祖宗，后来转为崇拜男性祖宗。“祖”和“走婚”的“走”同音，说明最早的“祖宗”与“走婚”制有关。为了使祖先不朽，生孩子、生男孩“续香火”便成了“生殖崇拜”的头等大事。中国人对男系血统的重视为全球第一，达到了恐怖的程度。于是，儒教规定了一夫多妻妾制，男人的妻妾数目不受限制，成了一夫万妻制。汉人的最高目的就是繁殖下一代；如孟子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易.象.归妹》云：“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归妹”即嫁女，就是说，婚嫁是天地之间最大的正义，天地不交合就不会生万物，男女不婚嫁，就不能传宗接代。前几年，山东招远市的赵玉令杀死了回国探亲的博士女儿和博士女婿，原因是女儿不肯承担傻子弟弟买卖婚姻所需要巨大开销，断了赵家的香火，所以采取了恐怖主义行动。这样的一个重男轻女的原始时代的孝道模式，岂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二，拜祖教导致歧视外族、盲目排外
原始部落在相互碰撞前都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生活，交往很少，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强烈排外心理。拜祖教强调血统纯正，排斥外人接触自家的女性，由此形成古人的排外性格。这就像雄狮严禁其他雄狮进入自己领地，一旦两个雄狮相遇，要么你死我活的决斗，要么夹着尾巴逃走。阿拉伯男人把自家的女人包扎的严严实实，也就是雄狮排外性在伊斯兰教里的残存。
随着部落规模越来越大，祖先崇拜也愈演愈烈地发展起来，因为它是部落凝聚力的精神基础。血缘关系是部落内部人们保持相互信任和亲近感的唯一原因。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越来越远，强化祖先崇拜，就成了把全部落人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唯一手段。各个部落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兴建起规模巨大的祭祀祖先的宗庙建筑。祖先崇拜不但为部落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而且还为部落内部的伦理等级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它教育全部落的人，部落首领的权力来自祖先的赐予，因此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抗拒的。它教育全部落的人，晚辈要永远服从长辈，女人要永远服从男人，伦理规范丝毫不容挑战。
在这种血缘专制趋力的推动下，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部落纷纷转化为“邦族”。它们是一个个巨大的血缘联合体，有史学家称之为“酋邦”。考古学家发现，“邦族”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巨大的宗庙为中心，建立起一个防御性的中心城镇，“君主”或者说“酋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这些酋邦规模巨大，人口数万、数十万，控制的土地往往达数万平方公里。邦族完全是按血缘原则建立起来的，其“君主”是这个部族先祖的嫡系后代，部落里的其他人都是“邦人”，血缘上与“君主”都是同一个宗族。与“君主”血缘关系近的人，处于社会的上层；距离远的人，处于社会下层。和平时期，他们共同劳动，以自己的收获物奉养君主，祭祀祖先。战争时期，每一个男人都成为战士，在“君主”的带领下全族出战。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部落组织都属于这种社会类型。
儒家主张法先王，法自己的祖宗。必然导致血缘至上的帮派思维：每个家庭都崇拜自家的祖宗，人与人之间就有了亲疏远近之别，从而形成盲目排外的帮派思维的圈子文化。帮派思维认为：我族最先进；非我族的异族因为无君无父就是非人类的禽兽，灭之不为过。儒家对非祖宗的文化和外族持断然否定的态度。华人自古就把别族人当禽兽，用“虫鱼鸟兽犬”来形容他们，否定他们是人类。例如，蜀、闽、回鹘、鲜卑、羝、羌等；《国语.周语》云：“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孔子说异族“有国君等于无君”。原壤伸长两腿坐在地上等孔子，孔子认为伸长两腿坐就是违背了华人的“礼”，骂道：“你小时作为弟弟不懂得谦让，长大了也不讲礼，老不死的，一个害人虫。”骂完就用棍子打他的小腿（《论语.宪问》。这是典型侵犯人权，干涉人身自由。
华人阿Q夜郎自大，认为自己的祖宗天下第一，视外族人为蛮狄为“非人”，这样，取长补短、虚心学习他人就不可能了。“夷狄之有君，未若诸夏之无也”。为什么夷狄的君主连中原的无政府状态都比不上呢？因为野蛮人中有平等，而华夏即使处于乱世也处处是等级森严。孔子多么地欣赏等级制！孟子把许行比做“南蛮鸟央舌之人”，认为许行说的是“非先王之道”即兽道。因为许行的老师是楚人，孟子就不管人家是否有真才实学，就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来反对。楚为夷，所以，楚人的学说就不该行于夏。孟子谈到了舜和文王，夷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了。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西岐……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可见，他分明闻过夏“变于夷者”：为舜、为文王所变。他以“夷人的思想无权传播于中国”的借口打击楚人，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原则。
孟子说楚是夷人，夷人的思想无权传播于中国。舜和文王也是夷人，只因为他们是孟子的祖宗，所以，舜和文王的思想就该发扬光大了！这是一种狭隘的祖宗崇拜在作祟。韩愈在其著作《原人》一书中，评定夷狄为“半人半兽”，是由禽兽进化而来的。韩愈对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甚至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从东周至清末，国人都把中国看做“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把外国、外族看做“胡虏、番狗、夷人、洋鬼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就是这种歧视外族心理的反映。
原始人都狂热地吹嘘自己“伟大的祖先”创造了“伟大的文化”。原始人只会崇拜祖宗，一些落后民族在崇拜祖宗的仪式上吃死去亲人肉体和脑髓，以至于得了库鲁病而慢慢灭绝。1919年3月，周作人在《祖先崇拜》的文章中要求人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那我们应当崇拜谁呢？他的答案是崇拜自己，崇拜子孙。周作人依然没有走出“亲亲为大”的“血缘至上”的陷阱。
三. 拜祖教践踏人权
华人的祭祖习俗源于血淋淋的祖宗崇拜！商人特爱祭祀祖宗的魂魄——鬼神，他们非常虔诚而不惜任何代价发动战争掠夺俘虏。商人以人为牲畜：人被视为偶像的奴隶，人要做成偶像的祭品才有意义。为了表示对祖宗的孝敬，商人不断地为其祖宗献上人肉的“宴席”。在殷都273年（前1395年-前1123年）间，从殷墟的卜辞中，可查的全部杀人祭祀中，就有14197人。殷商最大规模的祭祀与墓葬，人牲与人殉达1千人，牛牲达1千头。对鬼神的孝与残暴的奴隶制度结合起来，被人们视为美德的“孝”是多么血腥！
孔子用“无违”概括了孝道的实质，“无违”就是不违背君父官长的意志。祖宗崇拜通过辈分高低的等级制意识来维护家长的绝对权威，从而使人丧失了独立人格。舜父多次谋杀舜，即使这么坏，舜对其父也孝顺无比。舜父杀人，舜把他父亲藏到天涯海角。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舜是最孝顺的人了，五十岁还依恋父母）。按照孝道规范，子女只能对父母百依百顺，唯命是从，乃至于“一举足不敢忘父母，……出言不敢忘父母”。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礼记.内则》）。个人爱憎全然以父母意志为准，是父母的心奴；甚至“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伯奇是周代大夫尹吉甫的儿子，其父母将他逐出家门。他欣然领命，在野外以木荷为衣，采野花而食，后投水自杀。后人极力赞扬他的行为是“勇于从而顺令”的楷模。秦二世矫始皇诏，赐蒙田及太子扶苏死；扶苏说：“父赐子死，尚安敢复请”(《史记.李斯列传》)。
《孝经》鼓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人体的所有权属于父母，子女是父母的私产，无任何人权，只剩下绝对服从的义务。基督文化里，孩子从小获得自由与自主活动的空间与机会。孩子的成长是快乐的、自由的，他的生命自出生之日起就属于他自己。只有中国的家庭，孩子自出生之日起就成为父母的私有财产；成为家族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工具，孩子成为父母可以任意暴打、虐杀与买卖的对象。中国文化中，人的生命得不到尊重、敬畏与保护。如《郭巨埋儿》的故事，为了省点粮食供给年迈的母亲，竟然亲手埋掉自己的年仅三岁的儿子。即使真的省出了粮食，作为母亲能够吃得下吗？即使再贪婪好吃的母亲，也不会忍心看着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去卧在零下几十度的冰上融出窟窿来捕鱼给生病的母亲吃。如果真能够这样做，而且真能够吃得下这样的鱼吗？因为违背人性，自然是不容易的。因为不容易，因此，才需要用这种极端的办法去鼓励。还因为有难度，才使得这种高难度的变态行为具有升官发财的诱惑力。
四，拜祖教导致了等级森严的专制
殷商时代，西方人开始崇拜“上帝”，而中国人却崇拜祖宗。孔子把祖先放到了类似神灵的位置上，祖宗崇拜就成了华人的信仰。孔子并不相信鬼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他要利用鬼神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所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要求子女守孝三年，就是为儒家谋利，因为他们就是祭祀时候的祭司。由此，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一个是上帝崇拜，一个是祖宗崇拜；节日风景也大异其趣：西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走进了民主法治文明）；东方祖宗面前人人下跪（停滞于宗法氏族专制）。
祖先崇拜是一种权力等级体系，而平等观念是西方文明发展出来的。等级观念不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甚至也出现在对祖先的态度之中，比如当中国人说“千万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时，他所指的其实只是祖先中声名显赫的那几位，甚至不惜攀上别人的显赫祖先，而对落魄的祖先一般都是避而不谈的。可见，中国人真正崇拜的是权力及其特权等级。另外，一个人对自己的祖先都嫌贫爱富，那么对生活中其它人的苦难毫不在意自然是可想而知了。西方人的平等精神不仅仅是体现在活人之间，也体现在与祖先的关系中。西方人并不认为祖先与自己是不同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的后代更高贵，他们认为代际之间也是平等的，所以西方人并没有祖先崇拜的观念。
华人的祖先崇拜从宗族意识中生发出来，它用死人统治活人，使人面向过去，背对未来，并衍生了一整套的等级制伦理。儒孝的核心是“顺从”，顺从是奴才的标志，从而铸就了中国人的主奴根性。身份等级成了人们的行动指南，生命至上的人本主义思想无法产生，个人没有独立性，全是奴性十足的人。甲骨文的“孝”，表示“人子”要服从“爻”的权威，即无条件地服从权威者。如何推行“孝”呢？殷人发明了“教”。甲骨文的“教”，从爻从子从攵，“爻”就是忽悠；“攵”即手持棍棒之像；忽悠与武力，就是劳心者奴役草民的绝对工具。“教”就是“劳心者拿着棍棒，要求草民服从爻”，就是棍棒教育法，就是把人教成“刍狗”的洗脑法。
儒家拔高“孝”，是为了实现“忠”。“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移“孝”做“忠”；将崇拜祖宗变为崇拜君王权力，这是拜祖教洗脑教育的目的。它培养了华人神化长辈或首长的习惯从而无法制约官员。当帝王占有成千上万美女的时候，当官员荒淫无度横征暴敛的时候；如果大家相信上帝，以“朝廷的暴行违背了上帝的意志”相互号召，就可以团结起来像英国人一样限制朝廷；但是，如果你说，朝廷的暴行违背了你祖先的意志，就没有任何感召力，因为大家和你的祖先没有关系。西方社会都有一个祭司性质的组织和阶层包括巫师、牧师等。而祖先崇拜则不需要这样的组织。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可以和王权相提并论的神权。如果华夏有强有力的教会，则当皇帝过于残暴的时候，教会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制约力量，或者民众可借助“神”的意志来制约皇权。
五，拜祖教无法创新，使社会糜烂为陈腐的酱缸
儒家不仅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还要求子女不得离开父母，要与父母永远住在一起，直到为父母送终。为了随时伺候父母，子女不能远游。“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是不要出远门，出门必须告诉父母方位！“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礼记.曲礼上》)。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华人追求的家庭理想，是家庭美满的象征。一个人成年后离开父母自己独居，华人认为这是抛弃父母的不孝行为，是没良心的表现。而远离父母几十年就更被视为不孝！这就阻止了开拓创新局面！古希腊人、英国人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到海外开创殖民地，从而创造出来了灿烂的民主文明！古华人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老死不相往来”，成了停滞的巫术丛林！
孔子认为：人心不古、子不如父，要求子女“无违”并且“三年无改父之道”即永远不改变父之道。而所有的家长必须尚同于族长，族长必须尚同于官员与皇帝。这样的社会，没有任何人有自由和独立思想！几千年来，国人的思想被“圣、祖”所禁锢，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教的阴影之下，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
有人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是“三年之后可以改变父之道”。这种说法不合乎孔子一贯作风。孔子鼓吹祖宗崇拜，把死去父亲当神一样的供着，“三年之后就改了父之道”，说明他没有把死去父亲当神一样的崇拜！西周王朝灭亡好几百年了，孔子依然叫嚷“吾从周”，推崇周礼，最后把周文王的易经当宇宙真理，视为百分百的正确，孔子哪里有什么改革精神？他唯一的精神就是“无改”的保守精神。
孔子非常崇拜古代圣王，他教育自己的学生遵守夏的礼仪，坐殷的车舆，戴周的帽子。这种祖宗迷信视“家庭、祖国”等为最优秀的顶峰，为此不择手段地美化祖先或祖国，进而美化祖先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从而生出“今不如昔”论而视创新为离经叛道，这样的社会就停滞了。譬如：国家药管局几年前就宣布冬虫夏草有毒，却被中医视为神药，因为中医古书说这个药管用。这就是迷信祖先，是“无改于父之道”的体现。其目的是谋取中医方面的利益，而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祖宗迷信阻止了先进的科学文化取代落后的巫术文化！
中国人能看到今人的不足与当今社会的弊端，便对“今”深感不满；但他们不可能亲眼见到古人的行为，便想当然地将古代社会和古人理想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什么“汉唐宋全面领先世界”等说法，都是夸大其辞。孔子活着的时候就哀叹：苛政猛于虎也；汉武帝时期的老百姓易子而食；唐代的柳宗元说赋税之毒胜过蛇毒，白居易反映“衢州人食人”；宋时到处人吃人，都是因为统治者妻妾成群使税赋过重导致民不聊生，绝不是官方鼓吹1/30或者1/10的税收。《圣经》明确了赋税，几乎杜绝了苛捐杂税，就连教皇要建“圣彼得大教堂”都只好以赎罪卷的名义集资。基督教主张一夫一妻制，抑制了人们的贪欲。孟德斯鸠指出：“君主信仰宗教是有用的；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君主就像狂奔不羁、汗沫飞溅的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所以，西方人受政府的剥削压迫要小得多。布留尔在《原始思维》指出：把中国文明说的天花乱坠，“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他认为原始思维习惯导致了中国文明的停滞：“要让中国弃绝她的那些物理学家、医生和风水先生却很难”。正是中国文化长期停滞在原始阶段，才导致了原始民族如鲜卑族、契丹族、女贞族、蒙古族、满洲人反复统治中国。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六，血缘至上的拜祖教导致了华人有私德而无公德。
为了强调孝道重要性， 孔子要求儿子无条件地维护父亲的伟光正形象（这就是假大空的光宗耀祖），父亲犯罪要包庇；父亲死了要“无改于父之道”；才是孝子。孔子不谴责“攘羊”行为，还说包庇父亲盗窃的儿子正直。这就充分说明：孔子毁灭了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陷入了“朋比为奸”帮派小圈子文化。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一个道理，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臣就要为君隐；由此推广开去，就有了师徒相隐、同学相隐、同事相隐，那就成了毫无公平正义的黑社会。若父亲是个坏蛋，做儿子只能包庇并继承其衣钵；这样一来，社会只会越来越坏。或曰：孔子也要儿子委婉地向父母提意见。问题是：在“亲亲相隐”的前提下，内部提意见岂能改变坏蛋家长？孝道的重点是孝顺，若父母不接受子女的意见，必须按照父母的规定办！这样的社会就难以摆脱错误走上正确的轨道。
《二十四孝图》讲到东汉的一位少年，六岁时到他人家做客，偷偷地塞了两个桔子在袖筒里。在他告辞鞠躬时，桔子掉了下来，气氛变得尴尬。可这位少年非常镇静，他马上跪在主人面前，说了句家喻户晓的话：“家母喜欢吃桔子，我是拿给她的。”他因偷而成了孝的楷模。这样子的孝道必然违背社会正义、破坏社会公德。对社会公德的最大破坏，就是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设法让某人当皇帝，因此出现了父子相残、兄弟相残等大屠杀悲剧，最典型的就是八王之乱、玄武门之变。
七，祖宗崇拜导致了贪生怕死、一盘散沙。
华人不像基督教徒回教徒和日本人，上战场后都贪生怕死！梁武帝让他弟弟做北伐主帅，一遇到北军进攻就逃跑，南方士兵多淹死在淮河里。贪生怕死的戏剧不断上演，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武器比日本的武器还先进，但是日本人比中国人勇敢不怕死；当日军抵达平壤郊区时，平壤的大清统帅叶志超赶紧逃回了中国的东北，以至于许多人在逃跑的路上被踩死。叶志超的理由是“我要尽孝养老母，不能送死。”
华人的祖宗崇拜必然导致一盘散沙：每个家庭都崇拜自家的祖宗，人与人之间就有了亲疏远近之别，从而丧失了统一的正义标准（绝对道德）和民族凝聚力。每到王朝中后期，分裂割据活动、投敌的汉奸活动都会增多，譬如：南朝梁武帝的孙子、侄子竟然投降北朝做汉奸，五代石敬瑭竟然出卖国土当辽朝的儿皇帝。儒学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史和“窝里斗”史，没有任何荣耀可言。
原因在于：中国人为了血统永续，当然是贪生怕死保存自己从而使自己的血统延续下去。有信仰的人不会为了自己血统的延续而苟且偷生，而是宁死不屈、视死如归，把为公义而死视为到达永垂不朽天堂的途径。从而成就他们的勇敢。
祖宗崇拜导致社会一盘散沙。祖宗崇拜维护的就是自家的小圈子利益，导致私利压倒了公利，社会难以产生团结、博爱精神。因此，祖先崇拜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小家族中虽然可以团结起来，但是整个社会却是“一盘散沙”。因为大家各属不同的祖先，不是共同神灵的信徒，所以没有凝聚力，因此就会出现“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的奇特现象。即使是一个家族，为了最高权力，也会父子相残、兄弟相残，梁武帝的养子、侄子都叛国投敌，家族都无凝聚里，整个社会就完全是“一盘散沙”。
八，祖先崇拜导致假大空泛滥和社会混乱。
按正常的做法：对父母无爱就无须虚伪的表达，有天然的情感，就多表达，一切出之自然。儒家的孝道恰恰相反：北海（山东昌乐）国相（行政首长）孔融，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最后使“孝心”流为哗众取宠的形式。
“义者，宜也”《中庸》。宜什么？有哪些宜？都不清楚。其实，这绝非“圣人”们的粗心大意，它来自经验崇拜的“不确定原则”， 对“义”的内涵和外延不作限定，就可以任意取舍。只要自己认为适宜就做，就无所畏惧、就为所欲为。孔子说，君子为了天下，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敢于做任何事，只要符合义（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信” 直接来源于祖宗祭祀仪式。“信”字由“人”和“言”组成，祭拜者（人）向祖宗献上虔诚的颂词（言）就是信。只对自己的祖宗（黑老大）守信！有利于宗族的诺言就守信，不利于宗族的诺言就不守信，成了儒家公开宣扬的君子品德。孔丘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说话守信用；做事要结果，这是顽固小人的行为。孟轲说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意思是高贵者为了忠义、孝义，做人不必讲究诚信，不必履行承诺。人人“惟义所在”，人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华人就彻底丧失了诚信，“虚伪”成了最显著的民族特色。孔丘宣扬“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公开鼓吹为高贵者隐瞒罪过，开创了中国古代无信史的先河。
中国的祖先崇拜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祖先在活着的时候只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作为人他总有一些缺点，没有完美的形象。儒家解决这个困难的方式就是：教育大家，即使父亲或祖先不完美，我们也要尽量看他们的优点而不要看他们的缺点——隐恶扬善而且避讳说假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为了维护孝道主张相互包庇做伪证，并把说谎称为正直，这是公然地颠倒黑白、吹牛说谎。既然人人都能用谎言美化自己的祖宗、神化自己的祖宗，这样就导致了谎言盛行，使华人成了假大空的谎言民族，人们在不断地掩盖错误中而衰败下去。人们总是用孝道来原谅、美化邪恶的行为——为母亲偷盗橘子是美德，为父母报仇而滥杀无辜也是美德——扣扣就因为符合孝道的报仇精神而成了“英雄”！这是倒退！因为：报复性滥杀无辜对社会绝无无益处。
九，祖宗崇拜导致思维混乱
祖宗崇拜导致思维混乱。祖宗崇拜实质个人崇拜，这样崇拜会使人丧失独立性，无法把个人从血缘集体中分离出来，逻辑思维无从产生。有子说：“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人，很少会冒犯尊长；而不会冒犯尊长的人，绝不会去造反”。这表明：儒家鼓吹孝道的目的是培养绝不造反的奴才。显然，这是乱用比喻的推理：父兄并不等于尊长，尊长并不等于统治者。结论，孝悌的人，与忠于统治者毫无相干，甚至越是孝悌的人，越容易造反。事实上，华夏帝国的夺权者几乎都是自称孝悌的人如王莽。
中国文人们总是引经据典，以老祖宗的经验做指路明灯。为什么迷信祖宗说过的话？因为诸子百家不懂逻辑，陷入了“一人一义，千人千义”的众说纷纭的困境中，所以，他们必须乞求圣王来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因此，老子就捏造出来一个“古之圣人”来统一思想；孔子更是绝对离不开周公周文王的，须臾不能离开，要是离开了，马上就患上了失语症，连话都不会说了。到了后世，中国读书人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古圣立言”，全中国人两千多年如一日，日日夜夜靠三五个死人的智慧和话语讨生活，实在是可悲之极！如今的儒粉、道粉、墨子粉，对尧舜禹三代乃至孔孟、老子、墨子，也是崇拜有加，甚至于五体投地（如冯友兰）。可是，祖宗的经验并不是真理！即使读完浩如烟海的史书，也不能确认“量小非君子”还是“无毒不丈夫”是真理。井底的泥鳅，即使积累了亿万年的经验，它也不知道井外的世界。华人就在“天圆地方”的拜祖教里轮回。这样，拜祖教就是中国的宗教。华人从不怀疑“圣人”、“古人”；总是认为古人比现代人聪明睿智，今人已经在各种能力上退化，因此总是极力夸大古人成就。如果从古墓中挖出一本“古方”就好像挖到了价值千金的宝贝一样，不厌其烦的整理着古人医书，仿佛做着多么伟大的事业一样，却少有人探究古书的每个说法是否正确，没人检验“古方”是否有效。华夏就这样一潭死水！
看看西方文明是如何对待祖宗的。《圣经》反对崇拜祖先，犹太人批评祖宗的罪恶。请看：旧约《尼希米记》9.2：“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耶利米书》14:20 “耶和华阿，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 以色列人承认祖先有罪，不断地悔改，以色列人成了最爱读书最聪明的民族。犹太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仅占0.2%，不过1600万；犹太人占诺贝尔奖总数的35%。西方国家因为圣经的影响在不断揭开历史真相，在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中进步。
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实质就是剔除祖宗崇拜。日本人能够通过明治维新走向文明，最关键的把儒家的祖宗崇拜思想（孝）从统治思想中彻底的清理出去，从而让西方思想居于正统地位。120年前戊戌变法的时候，慈禧太后受到祖宗崇拜教的深刻影响，提出了改革的“四不变”原则，其具体内容是：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的所谓原则，恰恰是是必须改革的成规陋习和过气的律条。可见，“四不变”原则就是不改革。所以，拜祖教扼杀了中国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