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公共理性
理性(reason)即人类基于经验事实而把握客观规律的思维能力，是一种发现真理的能力。而公共理性，是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公民的理性，是公共推理、公共辩论的理性，是指向公共利益的理性，是超越了一己利益的公共意志。所以，公共理性表现为社会高度认同的观念和价值。公共理性的核心在于公共性，本质在于公共的善或社会的正义，目的在于寻求公共利益。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公共理性。他说：“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因此，公共理性的公共性就有三种含义：1、它是民主国家公民的理性，是平等公民的公共理性；2、其主题是公共性的善（利益），关涉到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3、其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后来他又写了《公共理性观念新探》，指出：“所谓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
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只有一种，非公共理性有许多种。在非公共理性中，有各种联合体的社会理性，如教会、大学、科学团体和职业群体（行会）的理性。每个群体所进行的研讨、推理，相对于每个成员而言，这种推理具有公共性，但相对于政治社会的公民而言，则是非公共的。罗尔斯把这种联合体的理性看成是社会理性，如家庭理性、市场上的交易理性就是社会理性。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这是明显地把事实（真假）判断与价值（善恶）判断等同起来的谬论。存在与否属于事实判断，合理与否属于价值判断。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确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则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有人说：“存在都是合理的”是指“存在都是合乎理性的”，即“所有的存在都有某种理性因子。”譬如：吃人者经过理性计算在饥荒年代吃掉自己的孩子，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这种理性属于弱肉强食的强盗理性，只具有个别性，不具有普遍性。抢劫、强奸、杀人都是个别理性，不可能为对手承认和同意，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不是社会理性。人的行为只有合乎社会理性即为对手承认才有合理性。可见，“存在都是合理”的是绝对错误的。
非公共理性由许多社会理性所构成，与公共政治文化相比，它不是公共理性，或不构成公共理性的内涵，但对于公共理性起着背景性作用。
公共理性与其他所有人类理性一样，都具有某些共同的要素；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规则以及其他许多因素。掌握这些理念的能力是人类共同理性的一部分。因此，公共理性本身包括着在公共范围内的充分证明的可能。公共推理规则即逻辑就是我们研讨的限制性的标准。没有逻辑，就无法运用各种实质性的正义原则，而且会使得政治观念不完善。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是立法者的理性、执政者（比如总统）和法官的理性，各派政治领导人的推理理性以及公民对宪法和基本正义问题投票表决时的推理理性。公共理性的内容涉及到宪法的人权保护，基本政治制度的维护以及公共政策的合理辩护等诸多方面，在这些方面，都需要公共理性起到维护作用。
二，公共理性的基础
一般说来，一个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并非难事，但一个社会群体要将众多“理性人”的选择整合为一种公共意志，则决非易事。要达到公共理性的境界，必须具备若干要素：社会高度开放，公众意志能自由表达，信息传播没有阻碍，公众选择权不受任何限制……说白了，成熟的民主制度、成熟的公民是公共理性生成的基础。
民主意味着“同意的权力”，而财产权与同意联系在一起。仅仅因为财产私有，征税才需要财产所有人的同意。哈耶克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善的制度来保护个人权利，但唯有私有制才能给予每个人最佳机会。私有产权意味着选择自由，而选择自由正是个人理性成熟的最佳土壤。任何人在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处分过程中，都会理性地进行核算，而不会滥用他的自由以招破产。财产是一种客观约束标准，这就使得人们的智慧有了真正的理性；由这些理性人平等协商出来的法制，才成了社会的公共理性，才能促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私有财产权受到蔑视的社会总是排斥人权和理性，个人就不可能有理性、道德的行为；个人的意志自由也必然趋于任性，法律秩序必受到严重破坏，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的文明法制就不可能在公有制社会建立起来。不允许个人拥有财产的社会，就会造成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无产者心中充满仇恨，极富者充满恐惧，这样的社会没有安定和秩序可言，也不可能有理性和法治，只能是专断、人治与新冠病毒杀人于无形的黑暗。
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种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公共理性是在公民个人理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依赖于公民个人的理性能力，这主要包括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古往今来，无数国家强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民主国家强调：军人以服从合法命令为天职，对非法的命令可以拒绝。随着知识化程度的提高，善于思考、明辨是非、具有正义价值观的将士成了民主国家军队的中坚力量。这就杜绝了军队屠杀人民、干预国内政治的可能性，从而终结了丛林社会的“暴力元规则”。
公共理性体现为对别人的尊重与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关注。自由、平等、独立的人格使得每个人都不应强制他人服从自己，而只能通过理性对话与交流的方式来进行公共生活，寻求尊重底线正义的发展。在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中，都是经过一系列的妥协而后取得的。民主与法治所支持的正是平等自由的公共的对话与决策。如果一项决策排除了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有效参与，那么这项决策对那个人或那群人就无正义性。
英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公共理性。丘吉尔在英国危难之时，苦撑5年，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可打赢了一场战争的丘吉尔在国内大选中却轰然“倒下”，工党的艾德礼成了二战后的第一任首相。过了几年后，丘吉尔“重出江湖”，再一次担任首相。世人终于弄明白，英国人并非忘恩负义，而是担心：让丘吉尔一直干下去，英国可能会走上个人专制之路。所以1945年英国的选民的行为是一次可贵的公共理性选择。丘吉尔当年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英国选民的成熟。
三，国人缺乏公共理性
理性是人用头脑生活，而不是用本能和习惯生活。然而，在华人的生活里有没有使用头脑的机会：孩子的一切，父母安排好了；学生的一切，老师安排好了；人民的一切，官吏安排好了。这样，华人的理性未发育就被扼杀了。
国人沉醉在欲望的陷阱里，难以理性成熟。比较一下吧，中国历史上那些顶级优秀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者流，30多岁还在疯狂地玩女人；而人家以色列的尤瓦尔.赫拉利，刚刚30岁就写出了《人类简史》的名著，成了全球景仰的大学者了。德国思想家黑格尔指出：孔子、老子的说教不过是生活常识，思想幼稚，其他民族思想家都比他们强。原因就是：华人理性未发育成熟。
公共理性是在公众参与、自由辩论中获得的公约数，是个社会各方通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共识。道家老子反对自由辩论，提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要人像水、像刍狗一般地沉默无言，其理想是复归于婴儿。婴儿当然无理性，就更无公共理性了。理性是文明的前提，没有理性，社会就处于混乱中，无文明可言。儒家反对思想自由，提倡“思不出其位”；孔子要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提倡不争，反对群众参与政治辩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说明“仁”政就是沉默寡言之政。儒家没有认识到人是具有理性的人，而是以丢人和羞耻心作为道德良知的起源，只能借助政治势力而加以强制。学而时习之，不是出于理性的自觉，而是被动的，这样的学习是无效的；丧失理性，文化也随之成为灾难，成了厚黑的互害文化。孔子要求臣民“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不是公共理性，是强权压服！皇帝“以孝治天下”强化了帮派文化，以至于华人句句不离利益。正因为只讲立场和利益，就没有了逻辑正义，丧失了公共理性。
抢劫，对于强盗来说非常有价值，但对被劫掠的人的来说却是可怕的梦魇，所以不具有公共价值，不属于社会理性。吴思的“血酬”就是谬论。公平交易，交易双方各取所需，促进经济的发展，对大家来说都具有价值，所以是社会“可以分享”的理性。
巫术算卦，对巫师来说非常有价值，因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是不可以分享的，因为不能“推广办学”，如果大家都是巫师了，也就都没有饭吃了，不属于公共理性；数学和科学，对数学家科学家具有价值，因为可作为职业，对于大众也同样具有价值，如果一个社会大部分人都具有丰富的科学和数学知识，这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出现爆炸性的增长，所以数学和科学也是可以分享的理性，属于公共理性。
等级尊卑，对于“高等级”的官员和奴隶主来说妙不可言，是人生的终极追求，极具价值，而对于“低贱”的草民和奴隶来说则痛苦不堪，所以“等级尊卑”也是“不可以分享”的价值，不属于公共理性；平等自由，对于富人来说非常需要，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也是心向往之，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相互的尊重中获得满足，所以平等自由是“可以分享的价值”，属于公共理性。
现代国家的法律不是个人意志和阶级意志，而是公共理性；它是理性妥协的结果，而不是强人意志的产物。宪法和法律是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在对等条件下，遵循公平、公开的原则，各方有序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某一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意志的表现。罗尔斯指出：“在民主社会里，公共理性是平等公民的理性，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性的实体，在制定、修正法律时相互发挥着最终的和强制性的权力”。也就是说，民主社会的政治权力是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的公共权力，偏离或违背公共理性的公共权力是异化的公共权力，基于人民主权之上的现代法治就是现代公共理性之产物。现代社会的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都是皇帝即法（王法），缺乏公共理性。
一些官员缺乏公共理性：房管部门无视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现实，一味地抬高地价，一再制造所谓的“标王”，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商人的行为也缺乏公共理性，甚至缺德：像三鹿奶粉、地沟油、毒大米、假疫苗等这样丧尽天良的案例，怎么会为被受害人认同和承认？许多老百姓缺乏公共理性：他们一方面对官员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在遇到关乎自身利益时，总是想方设法地找关系为自己谋利益，这时候，他们绝不会考虑这样腐败做法也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由于中国人没有逻辑理性尤其是缺乏公共理性，所以，他们遇事不是同人商量而是武打或哄抢，以至于坠入滚滚长江中，体现了同归于尽的病毒的原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