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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台湾民主?

怎样看待台湾民主?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就是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东方社会也有三权,但三权都在皇帝手里,被孟德斯鸠视为最大的暴政!苏式政权也有三权,但三权依附于裆头,故无民主!古代希腊罗马就有一定的三权分立,如司法权独立。中世纪的欧洲逐步形成了代议制,最后,国会成了最高权力机构,就民主了!西方议会、司法的独立发展都是和逻辑思维、罗伯特议事规则以及宗教独立势力的发展分不开的!而中国人对逻辑一窍不通,对独立宗教讨厌得很,只知道崇拜老大而搞圣王崇拜,还处在巫术思维的辩证法阶段!无论你怎么搞敌我斗争,由于国人不懂逻辑、不会辩论,只会诉诸人身攻击、只会诉诸暴力,就永远无法民主文明。至于台湾,那是外来文明改造的结果!
 
一,不是基督教改造,台湾根本不可能民主!
 
美国正是高举基督教的博爱旗帜推动世界民主化的。韩国民主化得益于韩国的基督教化,这一结论获得了举世公认。台湾民主化有基督教的引领与支持。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在台存在100多年,有960多个分会和16万名教徒,是当地历史最悠久、教徒也最多的基督教组织。长老会里有定期的选举,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最早倡导“住民自决”。1971年他们发表了《对国事的声明与建议》:“我们反对任何国家罔顾台湾地区1500万人民的人权与意志,只顾私利而作出任何违反人权的决定,人民自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促请政府诚意地推行民主政治”。1975年发表《我们的呼吁》,1977年发表《人权宣言》“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这三篇正义宣言,似划破夜空的闪电,震撼了台湾社会、照亮了台湾人心、鼓舞了人们追求正义的信心。不仅如此,台湾长老教会在庇护异见人士、扶助弱势、开展街头非暴力抗争等方面,也对台湾之民主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当时被国民党当局列为“黑五类”之一。这“黑五类”是:议会反对派、基督教长老教会、媒体领袖、为权律师、地方黑派。

在台北“228和平公园”,每周日都有一个教会在此进行户外敬拜,长年累月、风雨无阻,已成为台北的一大景观。该教会有牧师、有奉献,但没有教堂、没有办公室。每个礼拜天,你可以看到一群基督徒扛着用漂流木做的十字架来到公园,他们将十字架架在哪里,哪里就是教堂。该教会网站上宣示“我们的信念与坚持”:学习主耶稣的精神,有痛苦、贫穷、不公义的地方,教会就在那里。他们透过爱与非暴力的行动,来争取被压迫者的尊严。该教会就是隶属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台北公义行动教会,它体现了基督教长老教会的精神。

台湾长老教会成员成为台湾大多数街头抗议运动的主体。1979年美丽岛事件就是由长老教会策划的。1980年代,长老教会的政治活动从口头向街头发展,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高喊“台独”口号。1986年民进党成立,其党员多是长老会教徒。民进党的党徽与党旗都设计了小小的台湾岛在大大的十字架下,象征着民进党是一个信靠上帝党,祈求台湾在上帝庇护之下。长老教会的作法,给其它的宗教组织树立了榜样。新教内部的新约教会向国民党当局“暴政”发难,其激烈程度更甚于长老会,令当局深感棘手;一向顺从当局的天主教会出现了由教徒组成的“人权小组”,1991年9月参与发起了“台湾重返联合国”游行;年轻一代佛教徒也提出“佛教应向基督教长老教会学习政治见识”。台湾的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民主化过程。国民党从孙中山,经蒋介石、蒋经国,到李登辉都是基督徒。李登辉提出,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是要有信仰;第二是为国着想,不惜放弃权力。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仍独裁统治(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
 
台湾政治领域有儒家的影子吗?没有,一点也没有。 儒家从性善论出发,几千年来都把统治者意淫成圣人,指望统治者有良心以德治国。基督教从性恶论出发,把掌权人都设想成为无赖,通过完善的制度来弥补人性的缺陷。当然,现在某些儒生也知道完善的制度对社会多么的重要,他们也想嫁接西方宪政。宪政本是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罪”这两条基督教要义之上,而儒生推崇的是儒家的等级秩序与性善论,那还要宪政干什么?

二,日本对台湾的影响

胡适的父亲亲眼目睹了台湾汉人吃人,台湾人还把人肉人油出口到大陆!番膏指的是清朝至日治时期在台湾开垦的汉人把捕获原住民的人骨所熬制成之药膏。此风当时在台湾难以禁止。曾任清国户官胡传(胡适之父)在《台湾日记与禀启》中说:“民杀番,即屠而卖其肉,每肉一两值钱二十文,买者争先恐后,顷刻而尽。煎熬其骨为膏,谓之‘番膏’,价极贵。”番膏就是熬人骨出来的油脂!汉人相信人油人肉能治病!除了番肉、番膏,还有番鞭、番下水等。以水缸包装的原住民腌肉,从台湾鹿港出口到厦门,非常抢手。台湾汉人在回忆录说,小时候体弱多病,其母给他熬制番肉番膏!
 
台湾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不会发生东西被偷的事。在台湾的日本人参加了神风敢死队,为了向台湾人买几只鸡上前线而给台湾人下跪。黄文雄的母亲把下跪者的日语翻译为闽南语,代为求情,台湾乡亲才卖了3只鸡给他。1945年,40万日本人被迫迁回日本后,随后而来的200万大陆人,台湾忽然化为盗贼社会,以至于台湾高楼大厦的上层也装置了铁窗来防盗。

日本中日新闻社2001年9月16日消息:2000年一年间,在日本的华人一共有1,329,315人,占全亚洲在日人数的1/3以上;其中:大陆人 385,296人,台湾人 944,019人。2000年一年间在日的华人犯罪为14331起,其中:大陆人 14176起,台湾人99起。从上面的统计数字来看,在日华人中台湾人是大陆人的约2.5倍,而犯罪率则大陆人是台湾人的约35倍!“大陆人多,所以犯罪的也多”的理论还好意思说出口吗?

日本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中国人总说,你帮我看着东西。可日本人不明白,东西你看它干嘛。在日本的机场、饭店、宾馆等各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放着没人看的行李。在日本没有人家装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盗网,因为他们不担心会被盗。街上停放的自行车、摩托车,有上锁的,很多是不上锁的。前几年,一日本人骑自行车周游了全球,正准备从中国返回日本,他的自行车偏偏在武汉江汉路被偷了。

李敖之子李戡说:我很看不起少部分“公知”,他们动不动就讲什么“中国在台湾”,这种话讲得很没意思,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台湾,他们以为台湾人素质好是因为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那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

台湾人与大陆人不同,就是他们文化水平高而且不怕死,文化人总是冲在前面,如立法委员黄信介,这和日语、英语文化的长期教育有关。大陆受儒家的无道则隐的贪生怕死文化的影响太深,文化水平高的人要么是权力的帮凶,要么胆小如鼠,不敢冲击到前线。如在悼念耀邦及其后来的活动中,刘宾雁、方励之都不在广场出现。方励之至死都信资本论,李登辉在1950前就不信资本论而退出了共黨。说明大陆人没有逻辑思维的鉴别能力,多是一些教条主义者,水平差当然无法践行民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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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文化无关吗?

一,自相矛盾的熊粉

宋君说:“民主制度只会与专制权力冲突,与你掌握的文化关系不大;事实证明,同一种文化的台湾、香港的民主思想要远远高于大陆。”全是胡言乱语。台湾、香港的民主思想要远远高于大陆,说明台湾、香港的文化与大陆不同,宋君又凭什么说台湾、香港的文化与中国大陆是“同一种文化”,完全是前言不搭后语,违反逻辑的糊涂虫。台湾、香港的民主思想不是源于中国大陆,所以,三地根本不是“同一种文化”。

若“民主与文化无关”,猴子、牛、羊社会都应该会实行民众投票选举它们的头领,太平洋和黑非洲的原始民族更会民众投票选举他们的头领!事实上,不是!这就说明,民主制肯定与文化发达有关系的。世界历史证明:古代科学逻辑文化最发达的古希腊率先进入了民主制社会,而其他所有地区还沉睡在野蛮的血缘至上的氏族专制中而夜郎自大、故步自封!

熊飞骏说: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台湾民主了,所以中国文化最适合民主。李敖之子李戡说:我很看不起部分“公知”动不动就讲什么“中国在台湾”,这话讲得很没意思,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台湾,他们以为台湾人素质好是因为保存了中国文化,其实那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

2019年初,熊飞骏抛出奇文说:“儒教去除糟粕就契合了民主元素,汉人素食为主特适合民主!”既然汉族最适合民主,那最早的民主国就该是华夏的东周而不是古希腊,应该是东亚的宋朝而不是英国来搞出《大宪章》。熊说中国人倾向于基督教,若熊说得对,就不会有屠杀基督教的义和团运动!事实上,今天的儒棍依然视基督教为头号敌人。

有人说:台湾、大陆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同,而制度不同。其实,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传统并不完全相同,台湾汉化的历史才300年,与大陆中国3千年的华人专制历史比,只相当于10%。台湾经过西班牙、荷兰、日本长时间的殖民统治,带有西方文化色彩。台湾是国民党统治,蒋介石、宋美龄都信基督教,人格比矛、盾诚实得多。蒋介石为了获得美援只好搞竞选,否则,美国不援助,台湾就会被大陆吞并。推动台湾民主的是普世价值,与儒家无关。美丽岛事件是于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31周年的集会: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诉求民主与自由,最后被国民党当局镇压。可以说:恰恰是蒋介石父子身上的儒家文化阻碍了民主进程,后来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也是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要求。因此,台湾民主化不等于中国文化特别适合民主,得不出儒家踢出糟粕后就能适应民主。

二,“文化决定制度”的实质就是价值观决定制度

文化是指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是怎样生活的。你把吃饭放在第一位,那就是你的价值观;基督教把精神放在第一位!譬如,为了吃饭,可以杀人放火,可以把人家的人肉拿来吃,像张献忠那样子,就是个病毒价值观的吃饭。这个病毒价值观决定了华夏的制度。“文化决定制度”意思是说,价值观念等文化要素决定着制度的方向和性质。先有马列文化,后有苏联的马列制度。可见,是马列文化决定了马列制度。黄帝是华夏国家的始祖,这个始祖却吃了蚩尤。在黄帝之前,东方就有吃人的文化,这种弱肉强食的文化不可能尊重他人生命,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只能搞帝王一人垄断权力的专制独裁制度。可见,是吃人文化决定了独裁专制制度。

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文化决定了民主制兴起和独裁制的灭亡,这就是所有独裁者都要镇压民主思想、实行封嘴的原因。美文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是民主制的原因,而且这个价值观与基督教高度关联。虽然基督教在中世纪犯过限制思想自由的错误,但它促进了平等博爱价值观的普及。正是人们追求平等反对暴君的抗税运动把中世纪的国会(三级议会)逐步改造成了民主性的国会,在这个历史时期,大学的兴起与随之而来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所有的文化中,只有基督教信仰和古希腊理性文化真正蕴含了人人平等价值观,其他所有的文化包括马列文化都是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不平等价值观为基础的。以不平等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无论如何变化,都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的。东欧国家去苏化后重回基督文化建设民主制度就是证明。 

制度派说,“坏的制度使你无法思考,说文化决定制度就是反民主”。这是以偏概全,因为并非所有的文化论者都是如此。有人说,“民主国家信仰自由,所以,信仰、价值观与民主制无关,文化不能决定制度。”错了。178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联邦宪法》诞生,意味着民主共和制的成立。1791年11月,美国才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信仰自由。可见,“信仰自由”是民主制的结果,当然不能决定民主制度。但是,“信仰自由”不等于宗教信仰里的价值观,因此,不能得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不是民主制度生成的原因。

三,野蛮的东方一直落后于文明西方

“老百姓素质太低而无法民主”,几千年的东方历史已证明这一规律!凡是能民主的地区,其公民素质肯定高于专制地区!根据这一规律,中国古代绝对落后于古希腊罗马,那种并驾齐驱的说法就是无耻!古希腊的科学民主是举世公认的,其中的精神原则依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意大利文艺复兴口号之一就是回归希腊古典文化,古罗马人不否定他们有个希腊化的过程,英、法、美、俄、德、印度……都热爱古希腊文化,阿拉伯和伊朗人还以保护古希腊哲学典籍而自豪(阿拉伯世界有过百年翻译史,其中大部分是欧洲的古典文献)。但是,有一些中国人说古希腊哲学、逻辑学和数学等光辉成果是后人伪造的,以此来说明中国古代比古希腊的先进。这完全是夜郎自大的胡说!更有甚者:湖南大学教授杜钢建说:“英语是汉语的一个分支”,因为英语的“Yellow”来自“叶落”、“Shop”来自“商铺”;他还出版了《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声称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高卢、印第安人统统来自中国,把中国人的自大精神发展到极高峰,已经到了脑残的程度。

中国人夜郎自大的排外思想源于孔孟,因此中国儒家文人自大排外的思潮在明朝达到了第一次高峰,皇帝们喜欢花大钱制造万邦来朝的假象;而满清时代达到了第二次高峰,其中包括乾隆高傲无知地对待英国来使和后来的极端排外的义和团运动;而文革时期的排外可能是中国排外的最高峰,一直延续到今天,如:

熊飞骏在《汉唐大帝国为何气壮山河》文章中说:“大汉帝国官场从不拿纳税人的血汗钱摆谱”,这是颠倒黑白地美化了帝王。连最节俭的汉文帝把国家税收的1/3用来建自己的陵墓,这不是摆谱?熊还说:中国战国时期劳动生产率是欧洲的十倍。其实,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西方的50%。专制国家把老百姓当韭菜,其创造的财富肯定落后于自由的西方!中国历史教科书鼓吹唐朝世界第一,宋朝世界第一!全是胡扯!因为大规模吃人肉风潮就发生唐宋元时期,西方中世纪没有!汉人自豪的盛唐长期给吐蕃等进贡,老百姓每天只能吃二顿饭,战乱时就人吃人。这就证明了:华夏文化是野蛮原始的病毒文化,核心是弱肉强食的等级观念和巫术拜物教思维,与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和普世的逻辑思维方式主导的西方契约民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儒粉否定中国文化的病毒性,说中国文化最适合民主,是睁眼说瞎话!儒粉总是从孔子话里找出几句漂亮的话,说明孔子的思想怎么好!其实,任何人都会说几句漂亮话,那些杀人犯以及希特勒,难道没有几句漂亮话?都有啊!但是呢,那不是他的根本思想,孔子的很多漂亮话都是蒙人的、控制人心的忽悠术,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尊君,就是搞三纲五常的等级特权制度。前几年,中国社科院的儒家大师郑家栋也是猛反基督教,后来他进了监狱,儒粉们向他吐口水!结果,基督教援助了他,帮他在加拿大安居乐业,他不得不皈依基督,放弃儒教。

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辟的形势下,一些变态的大汉分子,极度仇恨基督教,炮制种种“中国自古就有”的鬼话,说:中国古代的“三省六部制”就是现代三权分立制的雏形。

徐水良说西周的“三公”权力的划分就是三权分立,比西方早多了。徐混淆了权力分工与权力分立的区别:权力分工是在皇帝或核心领导下的相互监督与分工;权力分立意味着没有最高统治者,各权力机关分工制衡,只服从人民认可的宪法;中国一直存在着皇帝或“核心”,法律一直小于皇帝,何来三权分立?

熊飞骏说:李世民开创了人类政治史“三权分立”的先河。吃人肉的李世民能开创普世文明,太胡扯了。隋唐时设三省制度,相权由三省分掌:中书省最接近皇权中心,替皇帝起草圣旨,最能体察“圣意”,是权力最大的;而门下省只负责对圣旨审核一下,名义上有权,实际上只是个摆设,因为皇帝可以生杀这些官员;尚书省掌管执行,只能机械执行圣旨;三省分工制约,根本目的就是预防宰相一人滥权,加强了皇权。而西方的三权分立正相反,是为了限制国家一把手的权力;所以,把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让它们互相监督制衡。东方的是对上负责,西方的是对下负责。三权分立的合法性来自于选民,这与隋唐根本不同;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部门各有独立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总统是独立选举,国会是独立选举,大法官一旦任命是终身;而中国根本没有选举,三省的权力都来自于皇帝一人,何来独立性?何来“三权平衡”?

共产主义从来就不属于西方文化主流。完全是两个犹太人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转移犹太人所受种族压力,闭门造车搞出来的学说。共产主义最初的开花结果地——俄国,一直被西方世界视为东方。共产主义经由俄国传到中国之后,在毛手里经过了第一次本土(秦始皇)化,再在其后经过邓的儒家“小康”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跟“西方共产主义”关系不大了,而更多的是对中国皇权传统的继承和回归。当局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大肆鼓动复古思潮,并积极向海外输出“孔子学院”;像政法委,武警之类的体制,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体制的继承。中国当今社会的万千黑恶现状,都可在历史上找到渊源,无须赖在俄罗斯的头上。现今中国的全民腐败,在中国史书就记载过,全系故态复发。战国时,苏秦失败回家,妻嫂都不理睬;后来,他挂六国相印回家,他嫂子跪行到他面前。苏秦问:“何前踞而后恭?”嫂答:“因为子位高而多金啊”!可见,国人特爱钱,这就是国人把法西斯病毒价值观“富强”放在首位的原因。古希腊人说,宁做自由的穷人,不做富裕的奴才。中国人却是,为了荣华富贵,宁愿做奴才,甚至不惜杀人放火。即使是移居海外者也仍然普遍难脱黑污,难道不是民族本性使然?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7-23 18: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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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本身包含了独裁!象美国总统的决策就是个人独裁,民主制对总统的制约就是弹劾,为此,总统决策前必须倾听各方意见!但最后拍板还是总统!这就象写文章,先搜索资料,再别出心裁地写出文章!可见,个人独裁与专制独裁制度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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