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文提要：信仰是社会的根本，如果一个社会的信仰不好，人民必遭殃，佛教皇帝辽穆宗喜狩猎，动辄杀人，杀人如踩死蚂蚁……
一，好的文化降低人的残忍性
《自然》杂志有一篇关于《人类残暴性的起源和进化》的文章，说人之残暴比所有动物的均数要高6倍之多。也就是说，抛开文化背景，单从动物学来看，人是最残忍的动物。当人类进入石器时代，采集与狩猎生活模式大大加剧了杀戮，宗族间对部族首长的争夺成了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后社会逐步发展出了严苛的法律和监禁系统，较大成都上地限制了人类的暴力行为。人类现在的致死率不足0.01%，比哺乳动物系统进化的模型预测要低200多倍。显然，文化的发展能够塑造人心，对人类的残忍性起到限制作用。否则，人类应该比现在要凶残得多。
二，基督教文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的残忍性
圣经记载：起初，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撒旦诱惑夏娃，夏娃又劝诱亚当一同吃了禁果。这是人类犯下的原罪，其子孙难以摆脱。圣经对原罪说得清清楚楚：“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创8:21）。“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17:9）？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没有人是善良的”。被公认是耶稣的大门徒的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路5:18)！使徒保罗告诉罗马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是有罪的。
人人皆有罪性暗示人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滥成灾”，这就证明了“人世间不可能有神一般的圣贤”，意味着人不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天主教徒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认为：地位越高的人，罪恶性也越大；1887年他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是如此，而当他们掌握了权力行使权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历史经验证明，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法律越无效。革命领袖一旦变成伟大领袖，他就不再是人民的救星，而会变成人民的灾星。韩国没有伟大领袖，人民幸福安康；而朝鲜的金家领袖使朝鲜灾难频仍。17世纪的英国大诗人、清教徒约翰.弥尔顿说过：“国王和行政长官，他们既然是人，就可能犯罪，因此他们必须被置于人民所制定的法律和管制之下。”这就要求以宪政来制衡权力，实行国家权力分立、普选弹劾等民主制度。
三，一块石头凸显了东西方的博爱与残忍
《圣经》里有个故事：有妇人犯通奸罪，依摩西的法律当乱石砸死。法利赛人把这案子交给耶稣。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砸她。人们听了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去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把手中的石头砸向这妇人，耶稣放了她。这块石头在西方凸显了博爱！
这块石头在东方凸显了残忍。伊斯兰教到今天依然用乱石砸死通奸者，即使国王的女儿通奸了，也会被砸死。1977年，一名19岁的沙特公主因在黎巴嫩留学的时候与情人同居被处以石刑砸死，这名公主是已逝哈立德国王的侄孙女。据称她的死刑是其祖父、哈立德国王的兄长下令判处的。
假如那人群中掺杂着一个中国人，这妇人就糟了，准有一块石头击中她的命门，叫她一命呜呼。清末民初时期，汉族地区的通奸者往往被沉塘，这块石头就成了压住通奸者的沉塘石。
一块石头，在《圣经》里是检验人皆有罪的试金石，在中国却进入了一个很不光彩的成语：“落井下石”。诚如马丁.路德所说：“罪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是罪的最终形式。”中国人不承认人人有罪，以为“个别人是没罪的”。为证明自己没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诬陷他人。仇恨、争斗就难以避免。愈窝里斗，愈发罪孽深重。最终有一人会让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号，可以用十几个最好的词藻，九五之尊以造假自我神化为乐。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无自我反省之心。
既然人人都有罪性，那么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更为良善，也不可能有一个阶级比另一个阶级先进，所以，“某类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就纯粹是胡扯了。事实上，当你把越多的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个通知集团时，这集团就会越腐败越残忍。
佛教皇帝杨坚诛灭自己外孙子的九族（诛灭九族是成语，指滥杀你的亲朋好友甚至滥杀你认识的陌生人。杨坚杀死自己的外孙后，随即对宇文皇室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居史料记载，杨坚共计杀周朝文帝子孙25家，节闵帝及明帝子孙6家，武帝子孙12家，北周宣帝宇文赟另外两个孩子还只是婴儿，为斩草除根，也被杨坚诛杀，至此宇文皇室一族被隋文帝杨坚全部灭族），佛教皇帝杨广是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信仰佛教的武则天竟然敢于杀死自己亲生儿子和女儿……辽朝的契丹统治者信仰佛教，佛教皇帝辽穆宗（931-969）喜狩猎，动辄杀人，杀人如踩死蚂蚁，一次饲鹿场出事，他杀了44人。女巫称有长生不老的秘方，但必需用男人的胆做药引子才管用。于是，耶律璟每日要杀一个活人，用“人胆”做药引子，连近侍随从也难免于难，“不数年，杀人甚多”，结果身子越来越坏，觉得女巫在骗他，于是将女巫杀死。金代的宇文虚中案，宇文因才高为人所忌，被罗织罪名，牵连全家，百余口被活活烧死。这与最近报道的：一高中生因为嫉妒而杀了本班的学习成绩第一名，以为自己这个第二名就可以理所当然是第一名了！
商鞅变法，提敌人的人头来，就可以升官一级，杀人者不仅无罪，而且有功。这种杀人有理的文化就沉淀在商鞅的分封地——陕西商县附近。1985年9月，连杀48人的商县人龙治民对所犯罪行毫无悔意。在法庭上得知被判处死刑，龙治民说：“我想不通。”法官问他为什么想不通？他说：“人家黄巢杀人八百万，都没判死刑，为何给我判死刑呢？”2006年7月，邱兴华在陕西的凤凰山砍杀10人，还吃了道观住持的心肝；潜逃途中，杀人抢劫，造成1死2重伤。邱兴华被抓获后，不认为自己犯罪，是在替天行道，为社会除害。
本世纪初，河南发生一起杀人案件，死者是一个身无分文的老乞丐，警方逮捕到6个涉案的青少年。凶手们不承认犯罪，他们辩称，乞丐在村里影响了村子的形象，打死他是在淘汰落后，使村里更健康！村民还为6名杀人嫌犯抱屈，说他们无罪。县公安局副局长符新忠：“当时村干部找到公安机关说，给你们赞助10万块钱，看能不能罪轻点，或者不要再调查了。”村民说：“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啊！”原来北霍村是有名的精神文明村，每位村民都受过档的基本教育，他们自认高人一等，强者有生存发展权，弱者被打理所当然（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忘了人生而平等。
2003年5月6日晚在陕西汉中城固县，3位未满18岁的少年对女乞丐李文兰采用野蛮手段凌辱2个多小时，其后是医生、警察、干部等都表现出麻木，以至李文兰出事三天得不到有效的救助而死亡。行凶者说：“因为她是‘叫花子’，她的命不值钱。”凶手们不承认犯罪。一女士说：“前不久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河边散步时被劫杀，警方接到报案不仅出动了数百名干警，有关部门还拨专款要求尽快破案。而这次一个女乞丐遭毒打凌辱，死前派出所及村干部却如此冷漠、麻木，人和人怎么就这么不平等？”这说明，打死一个乞丐，公安机关觉得没有什么罪行和危害！
2004年9月，俄罗斯联邦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靠近印古什和车臣，全城仅有三万人口，除了1/3的穆斯林外，其它人都是基督徒）第一中学内1200多名学生、家长与教师被恐怖分子劫为人质，338名人质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面对如此悲惨的事件，中国最大的央视不仅没去直播，反而让观众付费参与手机有奖竞猜死了多少人质，央视自己好发财。把别人的悲伤当作甜蜜来欣赏，这是何等的荒诞和可耻啊！这就像邻家有人得了绝症，你却要举办有奖问答，猜人家还能活几天一样地残酷。
可悲的是，这种事情在中国比比皆是。在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可看到类似的人性泯灭﹕有人落水，上千人围观无人搭救：2000年10月30日晨，重庆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江1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周围近10条小机驳船主们对呼救的人却视而不见，只顾打捞水面的“刨财”，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重庆晚报》）；2001年10月24日傍晚，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丰路，3岁的贵州籍小女孩蓝萍萍掉进人行道上一个无盖沙井内，其母亲和大姨妈跪地向围观者叩头，哭着喊着向人们求救。围观者30多人，无一人挺身而出，也没有一个人借手机给她们或帮助报警。10多分钟后，小女孩的父亲赶到将小女孩从井中捞出来，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了（《江南时报》）。还有人乘人之危漫天要价：长江大学生救溺水小孩牺牲，荆州船主漫天要价捞尸。
有人要跳楼自杀，“观众”里竟有人催促“快跳”；女婴被弃街头或有人倒卧路旁，人来人往却无人理睬；列车或长途客车上女乘客被歹徒当众轮奸，全车人装聋作哑；2003年12月20日凌晨，珠海香洲“滚石”的士高大厅发生一起强奸案；8名男子当着在场近200人的面，将一女子摁在沙发上强奸（《新京报》）。“卧铺车强奸案震惊广西，歹徒连奸3女无人敢言”（《中国新闻网》2002年7月05日）；“少女拒调戏被砍八刀二十多个围观者无动于衷”（《南方网》2002年5月17日）；“哈尔滨上演骇人一幕：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15日）……
企业主只求赚钱全然不管工人死活，有的外企“入境随俗”也被“同化”了；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常常草菅人命……华夏全民道德沦丧，冷血麻木，见利忘义，见钱眼开，只顾自己捞钱，哪管他人死活。
请扫二维码予以点赞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6-22 08:41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