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一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幼儿园对小孩的教育均一视同仁，不因为种族、肤色、性别和国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中国幼儿园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孩子从小就懂得和学会了“送礼学”，学会了腐败。中华民族从精神上烂掉了。日本文化优于中华，优在哪里？优在打倒了孔子的血缘至上而搞契约文明的博爱，这种博爱又叫超验正义。
一，集权与自治的不同
中华文化是大一统的集权文化，定于一尊，并且政教合一，皇帝为天子，代表上天行令；统揽一切，霸占一切。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日本天皇虽然是日照大神的化身，但天皇仅仅是国家的象征，不直接掌握权力，也不拥有土地所有权。日本的大名诸侯幕府将军制度，才是真正的自治性的统治者。日本一直是虚君制，最高荣誉与最高权力之间是分离的；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也不能够问鼎天皇的位置。而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虚君，君主一旦大权旁落，也就意味着王朝的覆灭，意味着改朝换代。
日本的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相当于西方的联邦制。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举措不对，其它方面都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一权独大。西方的民主政治的精神就是帝王无权，权在民选的宰相和议会；这恰恰触犯了中国皇帝的最大禁忌。明治维新前夜，日本是复合政体社会：一方面德川幕府在江户施行其政治统治，一方面又有京都的皇室存在。日本天皇一直没有权力，所以也不担心丧失权力；明治维新时，新的政治势力迅速在天皇周围集结，并迅速取代了德川政权。征夷大将军归还大政，不过把权力从旧式的幕府转移给新式的内阁与国会而已。其过程虽然不免也流血，但这种流血是政变式的而非革命式的。于是，改革势力借天皇的权威自上而下地推进新政，不久日本就面貌一新，显示了日本复合政体的灵活性。
二，契约文化与血缘文化的不同
儒家思想血缘至上（亲亲为大），只要符合血缘关系，做出违背常理与法律的事也可以原谅，比如，孔子的“亲亲相隐”，父亲偷羊，儿子必须替他隐瞒，而儿子偷羊，父亲也必须替他隐瞒。日本人不血缘至上，也不搞“亲亲相隐”的，而是以生产事业为上，只要有利于生产事业的发展，非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作为养子成为家族的一份子。所以，无血缘关系的人对家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与本家的关系要比旁系亲属更加紧密。
日本人认同契约，他们围绕着契约而活动。契约文化对规则的尊重是惊人的，如每个高级武士必学的茶道，对规则程序是充满了宗教式的信奉，这产生了民族的向心力。相反，中国的江湖游民是不讲规则。1882年天皇命令伊藤博文考察西方宪政时，天皇本人仔仔细细明列了要考察的29条，其中“议事规则”是单独的一条，列第14。这就是日本能主动“脱亚入欧”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原因。
中国的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比封建社会还要落后的宗法血缘专制社会。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应叫做宗法血缘氏族专制社会。宗法专制的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即家国天下，公私不分，公域与私域不分，公权与私权不分，公产与私产不分。没有真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个人与天下的关系，是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的。氏族专制社会极端重视“血统”和“姓”。中国人（的中医祖传秘方）有“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规定。宗法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核心是权力的嫡长继承制，即正妻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王位继承人。中国的宗法制是同姓决不允许通婚的，要维系的是父亲的血脉。所以，中国历史上除了武则天篡位有过一代女皇之外，从来没有女人通过正常秩序登上皇位。但是，日本史上出现过8位女天皇，而且都是通过合法的继承取得的。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家”是指基于婚姻和血缘关系的集团。而在日本，“家”是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的经济共同体。在日本家庭里，如果缺乏能干的继承人，可以签订义子协议作为继承人的，这就是养子制度。欧洲的进步就是从对血缘家族的依赖转到对契约制度的依赖，只有契约制度才能够把人类的活动扩充到陌生人那里去，才能够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因此，人类真正的文明进步就是从身份等级特权制到社会契约制的转变。而作为日本家庭传统的养子制度正是这种契约的体现；作为义子要履行相关的义务，同时享受家庭里的财产继承权。
中国人以自己改姓为耻，而改名换姓、改旗易帜在日本很平常，在中国就由于血缘至上而困难重重。中国虽然也存在养子的现象，但一直受到抨击。儒家宗法制提出：异姓不养，毕竟等于是把自己的家业托付给了外姓人。“国立异姓曰亡 ，家立异姓曰灭”。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的《唐律疏议》规定：“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就是不许收养异姓的男孩；如果违反这一规定，收养者应当徒一年；被收养者的亲生父母也要被处以笞刑50。中国人说收养异姓子女总是带来混乱，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不尽然。
比如：古罗马时期长期实行养子继承皇位，恺撒大帝养子屋大维继承皇位之后的200多年中，养子继承皇位的有10位，使罗马帝国统治大权并没有因为一家一族的绝嗣而中断。现代日本各界的知名人士中，仍有许多人是养子出身。在任过首相的人中，是养子的可以举出寺内正毅、高桥是清、加藤高明、滨口雄幸、吉田茂、岸信介等人的名字。日本养子制度非常发达。异姓的养子在改变了姓氏之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如果没有管理家业的能力和良好的资质，即使亲生儿子也可能被剥夺家业继承权。例如支持孙中山闹革命的宫崎滔天，兄弟姐妹一大堆，但其父仍然选择了一个养子作为继承人。日本人重事业而轻血缘的态度打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封闭性，使人们可以依据品德和才能标准选择家业继承人，它不仅维护了家业的延续，使日本拥有百年以上甚或数百年历史的企业或店铺屡见不鲜，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日本的财产继承除了长子继承家财田产与武士荣誉与中国宗法相似之外，其他都不相同。日本在长子继承之后，其他子女都无权分得家财，需要另寻出路，比如当兵、经商或者外出开矿、开荒拓土。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长子继承制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2/3）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好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业。明代的倭寇就是海盗加商人，其中许多人就是日本武士家庭中的非长子。中国是平均继承（防止私有财产过大威胁皇权），每一男子都有一份遗产，朝廷鼓励参加科举，不鼓励甚至禁止个人创业。《红楼梦》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典型，没有工作的成年人都停在家里，照样享受醉生梦死的生活。
三，贪生怕死与视死如归的不同
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均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国的“仕”是文士，文士的任务是读书、升官、发财，他们只会读四书五经及全心追求科举功名，不懂得如何打仗及捍卫国家，他们认为打仗是军队的事。
日本的“士”是武士，武士由于长年征战，形成了勇猛坚毅的性格，在日本社会中代表着最完美的人格。武士的任务是尊王、统治及打仗，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国家使命感，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因此明治政府才能顺利地“王政复古”及“废除幕府”。
在中国，“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忠和孝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并且孝是第一位的，忠要为孝让路；李鸿藻、翁同稣以“三年之孝”抵抗慈禧太后的召唤，拒绝“尽忠”。孔子在鲁国当官的时候，鲁国有一逃兵从前线溜回了老家，交到孔子手里，逃兵说我要养老娘，无法服兵役，孔子就释放了他，还给他赏赐。1894年，叶志超军队的武器比日军还先进，日军不怕死迅速靠近了平壤的叶志超军队，叶志超贪生怕死，丢下军队自己首先逃回了中国，慈禧问他为何“先走”？他说要养老娘，自己死了就无法“尽孝”了。
在日本，“忠孝”思想的核心是忠，为天皇尽忠，孝要无条件地服从于忠。中国儒教的忠孝，到了日本完全变成了神道的补充和延伸。石田梅岩明确表示：“日本是凌驾于其它一切国家之上的诸神的国家，其它诸种学说都不过是对神道的辅助”。神道具体、集中的体现在日本武士道上。
日本武士道的“专注于死”和中国的道教的委曲求全、贪生怕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日本人不怕死，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到“武士道”的熏陶。武士道的要义就一句话：“赖生不如好死”。对贪生怕死的人他们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时，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心迹，可切开腹部，光荣地死去。由于这样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绝少出现“汉奸”。宁可战死自杀，也不会束手就擒受辱。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韩信钻胯之图时，狂歌一首：宁斩挡道人，不能钻胯下，这是大和魂！中国是中国，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捡了中国的纸屑，忘掉了日本刀！
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中指出：日本人蔑视物质，重视精神——物质是次要的、瞬间的，充其量不过是精神的表征；精神却是永存的，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因此，每个日本人都要成为永恒精神的化身，成为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不负神的后裔之名，这也正是日本思想家大川周明所反复强调的观念。武士道意味着死的坚决意志。战争时期，武士道使日本人成为最勇猛、最令人可畏的士兵。二战时，日本神风敢死队的士兵在明知失败的情况下还发动自杀式冲锋，为天皇而战死。有限的身体消失了，但它的精神却永存，突破了物质局限的人便是完人的榜样，是神的子民。
四，吸取精华与吸取糟粕的不同
日本在五世纪就拥有了独自的文化，日本的海洋文化在汲取大陆文化的同时还延续了对皇权的制约，比如天皇也是1夫1妻制，他们绝对不学中国皇帝垄断天下美女的一夫万妾制，不搞太监制、更不搞人殉制和食肉寝皮的吃人制。太监制在中国变态到极致，让中国人以自残的病态如男人自宫、女人裹小脚为美。日本天皇由于没有太监代劳，许多事都是亲历亲为。比如，大约唐代的时候，日本的天皇就有亲自写日记的习惯，直书天皇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中国皇帝的日记，都是秉笔太监写的皇帝起居录，没有皇帝个人的心理感受。日本近代化的过程受欧美文化的影响较深，而中国不仅没有怎么影响日本，反而受日本影响比较大。连“科学”、孙中山的“革命党”一词都是日本人首先发明的。
文化教育方面，日本没引入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因此，学术研究不受任何限制，可以自由地研究各种学术。这样，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抓住要害与精华，而不是在形式上与表面上消磨意志。周作人惊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中国人是善于吸取他国糟粕，譬如华人爱好鸦片，爱好中医，爱好专制。日本有（荷）兰学，中国没有。兰学的视界是现代化的科学的，儒学的视界是区域性的崇古的，这样，两国成就的事业就大大的不同。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无人问津；传到日本，众人学习。不久，日本人研究《几何原本》的著作也已问世。日本人之所以优秀，就是他们斩断这些崇拜祖宗复古癖好，认真学习西方，采用英国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度，1868年全盘实行德国医疗卫生体制，1874年禁止中医授徒或开学校，取消中医的医师资格。
庆应二年（1866），前岛密等人上书德川庆喜，提出了《汉字御废止之议》的建白书，主张废止汉字，把日本语全部改成平假名。明治七年（1874），《明六杂志》刊载评论《洋字书国语论》，认为“如果脱离了中国文字文明的影响，日本人就不需要学习汉字，就可以快速接近西洋文明。采用象征文明进步的文字，在人们的眼中也会被认为是文明开化进步的象征。我国现在使用的是被欧洲列强蹂躏的大清国从汉唐文化传承的汉字，那是朽劣的、落后的，在西洋人眼中自然会被看作是非文明和落后的象征。”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服装完全改变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走上自愿与西方文化杂交的时代。1876年，李鸿章告诫日本驻清公使森有礼，不要模仿欧洲各国风习改变本国传统的服制。森有礼说：“古来旧服宽大爽快，非常适合那些无所事事悠闲的人，可对勤耕劳作之人完全不适。”“一千年以来，日本人的祖先敬仰贵国服式的优雅，传承了隋唐这一文化。但从我等的角度审视，贵国的衣服和洋服比较，其精致性与便利性不及半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吸收了西洋人的面包文化，重视面包营养对国民健康的重要性，继而成为世界上的面包大国之一。日本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面包食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江户时代从印度进口了奶牛，用奶酪治疗马病。此后日本人认为西洋人躯体高大是与喝牛奶有关。1871年，日本媒体报道了皇家每日喝两次牛奶的新闻，随即在日本全国掀起喝牛奶的风潮。奶牛饲育、牛乳榨取、牛乳贩卖，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
植木枝盛在《尊人论》中说：人是万物的灵长，有无限的创造力；寰宇之间最大的是人。他批判历史上把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说，认为人是凌驾于天、地之上的，提出“人就是神”的观点，并且说神的时代已被人的时代所代替。1879年他在《民权自由论》指出：国家为自由而设，结果反使人受奴役；人民不自由，国家又怎能独立？每念及此，他就大声疾呼：“专制就是卖国！”他认定，国家在本质上就是“恶”，而“专制”则尤其“恶”。他告诫人民，不要“以政府为天”，要“以自由为天”；不要“以国家为神”，要“以自我为神”。他声称，自己是“世界精神之王”、是神、是佛，如果没有我，世界就会暗无天日。他不仅称自己为神，而且认为，全体人民都是神。其《贫民论》曰：“天地间有至重至贵之神，这神就是你——守夜的更夫、街头的人力车夫、挖薯类的庄稼人、挑大粪的农夫，……你们应该重视自己，尊重自己。”这样，他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与个人，既然个人是神，那么国家，就应该反过来为个人服务，个人的利益，哪怕微乎其微也要争取，国家的利益，要在个人利益的权衡下来考虑。
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了他的著名社论《脱亚论》，强调了日本应该放弃中国的儒教，转而学习西方文明。他说，“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应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洲东方的坏朋友。”
日本连亚洲都反了，怎么会不反传统文化？正是因为脱亚入欧的观念，日本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因为一帮保守派倡导日本国学，所以日本反传统文化并不彻底，仅仅学到了西方文化的方法论，也就是科技，没有学到人家的世界观、宗教信仰和求真意识。明治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使神道教成为明治政府教导百姓忠君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这种“政教合一”使日本走上法西斯扩张之路，成了单一政体的社会，结果失败了。然而，日本的运气好得出奇：不仅战败后借美国占领白拣了一个民主，而且天皇制度也得以幸存。如今，民主制与天皇制并存，又成了复合政体社会。而中国，打倒了一个单一政体，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单一极权政体。
中国人只能够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称霸全球的“中国梦”，以及“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夜郎自大“中学”的口号；并常常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作为排外的借口。华人崇拜自家祖宗，认为自己祖宗天下第一，拒绝学习外族文化和普世价值观。突出表现就是：义和团见“洋”字就杀，哪怕你使用了进口火柴（当时中国不会造，叫“洋火”），被义和团知道了，都有惨遭屠杀的危险。儒士们鼓动起来的义和团运动，与马列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帝国主义的运动，都具有“滥杀无辜”的残酷性。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后来华人反西方文明的先声，一直影响到如今。当日本脱亚入欧的时候，清末的谭嗣同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愤怒的汉人骂为汉奸、洋奴，用鸡蛋砸他……鲁迅《狂人日记》里提到：辛亥前夕的民主革命家徐锡麒被抓后，他的心被官方炒着吃了。民主革命家秋瑾遇难时，麻木的看客把她的血做成人血馒头吃掉……多可怕的吃人文化与食人族啊！
郭沫若在1930年代在《中日文化的交流》说：明治维新时，日本竭诚欢迎欧洲文化，而唾弃他们本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反观清朝则专用儒家文化来统治中国，维持科举制度长达260年之久，优秀人才都埋没到八股文中，反抗这种制度的人们也只不过是掉头去钻研往古，穷究音韵、甲骨、小学之类的学问而已。一代博学硕儒至多不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解释和分类有所贡献。由于清代的愚民政策，中国就这样蹉跎了300年。
五，人人平等与永远复仇的不同
日本无论谁掌握最高权力，都要承认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日本人在天皇面前都是臣民，而且这个半人半神的国家偶像，是不容许任何人篡改的。
中国人以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进行着朝代的更迭，对于等级特权十分痴迷。周礼就是维护等级特权的牲口棚制度。不同等级的统治者连称呼“死”都不同：天子称驾崩，诸侯称薨，卿大夫称卒，士称不禄，平民、奴隶称去世。死后的人，也要按照生前的等级享受葬礼，包括墓地的大小与隆重程度。周礼规定“画地为牢”，就是统治者罚你却不把你关进监狱，而是在地上画一圈子，你就永远待在那个圈子里。你若逃跑，就诛你九族。这就是使人恐怖战栗的周礼。孔子鼓吹的守孝三年也是“画地为牢”，父母的坟墓就是你的牢笼，你在坟边的茅草棚里住满三年就是“大孝子”了。
汉代的阉人司马迁鼓吹“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他说：“凡举事无逆天数”，“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纪；天有十干，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书”；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与天上的紫微垣相对应的。他居然将国人的死分为“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真是搞窝里斗的等级制依据。此后，中国人互杀到文革也是“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日本人无此类陋习。日本曾发行一个牌子，纪念一位被倒下的烟囱砸死的人，因为他让大家知道了地震时烟囱是会砸死人的。中国唐山大地震时有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司机直接开车到北京新华门报信，他只说了一句唐山完了就死了，但中国没有纪念他。
日本人确信：“不管多坏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没有了，人死就变成了神”。所以，日本人认为：东条英机被国际法庭判了绞刑，他死了就成了神，被人们祭拜不是很正常吗？这就像美国南部的叛乱的李将军被林肯总统击败了，依然树立他的威风凛凛的雕像供人们瞻仰。其实在日本，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或被民众憎恶的历史上人物，也都放在神社中供人祭奠的；比如祭祀逆臣足利尊氏的足利神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人参拜神社犹如汉人拜祭祖先，所以中国人不应指责日本人去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在日本人看来是过于残酷了。
中国人认为：即使人死了，也不等于其罪行可以被解除，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典型的如，杭州城外的岳飞庙里，有秦桧夫妇下跪的石像，去参拜岳飞庙的人，用庙里准备好的鞭子抽打这个石像。中国人对罪人往往是杀死还不解恨，还要食肉寝皮如黄帝、刘邦，还有鞭打尸体如公元前506年伍子胥掘坟抽打楚平王尸体三百鞭，直到尸体粉碎；甚至喝下仇人的骨灰来解恨的如隋朝初年的王颁在陈国败后，王颁从坟中掘出陈霸先的尸体，焚其尸骨，用水和着骨灰喝了下去来报杀父之仇。这是一个被利益和仇恨扭曲了心态的病毒民族，当然会对日本人参拜自己的神社愤愤然。
文明人相信：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人类无法证明死后的差别，那么在今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规定人在尊严与权利上一律平等。2007年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裔学生赵承熙射杀31人后自杀。令人意外的是，美国人在悼念仪式上点了32根蜡烛，为32个生命祈祷（包括凶手赵承熙）。这是一种超越了爱恨情仇的神爱。日本人也有对所有死者神爱，他们信奉“死人无罪”。日本的本土宗教是神道教。日本人称皇室、氏族的祖先与已逝的伟人英雄之灵魂为Kami，亦将认为值得敬拜的山岳、树木、狐狸等动植物与大自然的灵称为Kami，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日本人在活着的时候，按照神道教规则生活，死了按照佛教的方式埋葬，葬礼都比较简单。对于犯罪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惩罚是应该的，一旦死了，他的罪行就可以原谅了，不必穷追猛打了。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后，往往以死谢罪来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是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
世人皆以为尚武的日本人在遭到原子弹毁灭性打击之后，会对美军“复仇”。谁知美军走下飞机时，迎接他们的竟是相当礼貌的欢迎仪式。刚下飞机的美国军人开始还警惕地紧握枪支，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将枪支丢到一边，轻松地上街买东西去了。前几天还奋不顾身与美军殊死作战的日本军人，转眼非常礼貌地接待美军。即使一个美国人独自去偏僻的日本乡下，也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因为天皇反对仇恨与阴谋诡计的报复。
可惜的是，中国人就喜欢搞阴谋诡计的报复。一个中国的奥运冠军在日本住旅馆，偷偷开了一夜水管放水来向日本复仇；还有偷日本马桶盖来向日本复仇；在中国反日的游行示威过程中，有砸毁日本汽车、打死中国人来复仇日本的……这都是中国仇恨教育惹的祸。
六，诚实守信与虚伪狡诈的不同
日本人有几点特别突出：1是讲礼节。对人非常有礼貌，赴约非常守时。日本人以相互鞠躬而闻名于世。在日本几乎看不到无礼的举动或粗鲁的行为举止。日本人没有因为日本比中国人富裕而表露出歧视的态度，相反他们对任何人都是十分礼貌、热情与周到的。要让中国人平等地对待他人，短暂的可以，长期的不行，中国人是“一阔脸就变”。
2是重信用，坑蒙拐骗的事情绝少发生。日本的企业也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日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中国人总说，你帮我看着东西。可日本人不明白，东西你看它干嘛。在日本的机场、饭店、宾馆等各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放着没人看的行李。在日本没有人家装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盗网，因为他们不担心会被盗。街上停放的自行车、摩托车，有上锁的，很多是不上锁的。前几年一日本人骑自行车周游了全球，正准备从中国返回日本，他的自行车偏偏在武汉江汉路被偷了。
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东英格利亚大学通过对15个国家的1500人所做的两份网上抽样调查得出结论，中国人的诚信度最低，而日本人和英国人的诚信度最高。这一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是东英格利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大卫.约翰，他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调查。在第一个测试中，来自各国的参加者被要求投硬币，然后自己说出是正面还是反面落地——如果正面朝上着地，就可以赢得5美元。结果显示，其中70%来自中国的参与者说了谎，而英国的说谎者最少，只有3.4%，日本其次。第二个测试是参与者被要求完成一段音乐测试，如果所有问题都答对，同样可以得到报酬，但不能在网上搜索寻求帮助。结果显示，日本人最诚实，几乎没人借助网络搜索，英国位居“诚实榜”第二。土耳其人最不诚实，其次是中国人。综合两组测试结果显示，日本人在测试中表现的最诚实排在第一；而中国人的综合表现最不诚实，排在最后一名。不过，约翰认为，这样结果有“文化因素”，也有“习俗因素”，并不能算严谨；但他同时认为，经济越落后的地区和国家，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之下，不诚实的比例。
3是严格自律。日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并尽力做到尽善尽美。在日本看到街上的小汽车，都擦得干干净净，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门前也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具体表现。在日本的大街上、地铁里，看到的上班族都是西装革履，日本人喜欢穿西装是一种自律的文化要求。日本人工作负责，讲究效率，勤勉敬业，精益求精，工作中加班加点成为常态，而且都是人们的自觉行为。
4是团结、博爱精神。在日本，任何人进了医院，都是先看病，后交钱的；无能力交钱的，一律由国家财政埋单；因此，日本的华人成了最大的医疗欠费群体。日本和德国一模一样：对低收入的人群，孩子免费上幼儿园，还可以享受免费午餐。日本幼儿园对小孩的教育均一视同仁，不因为种族、肤色、性别和国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只要是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老师坚决拒绝收礼。日本让最穷的孩子也很有尊严：比如孤儿住的是两人一间的单元房，里面有厨房、卫生间。日本教育从小就开始让学生讲诚信。对于老师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孩子们可以自由发挥；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顾忌老师的想法。官方不给学生洗脑。在日本拾金不昧是很平常的事，其它文明国家也如是。与文明国家相比，中国幼儿园是不平等的，有贵族式的幼儿园，有平民式的幼儿园，有农民工式的幼儿园，中国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就知道人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孩子从小就懂得和学会了“送礼学”，学会了腐败。正如资中筠所说：“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新闻等领域没有全腐败，所以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而现今各行各业都腐败，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他们长大后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了，不会在乎什么公平正义，而是认同腐败的规则。这就是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了。”此外，日本人具有一种团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