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博爱思维取代复仇思维

靠树外敌来统一思想并维护自己的江山，是专制者驾驭愚民的法宝。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这是中国人帮派思维的传统。这种帮派病毒思维是极端原始、野蛮、荒谬的。

一，专制社会充斥着敌对思维

专制必愚民，愚民必洗脑，洗脑必实施仇恨教育。民主自由是专制的敌人，所以任何民主自由的国家都成了专制国家的敌人。专制国家会把所有的民主国家说成敌人，用仇恨教育让民众形成仇恨心理。于是，美帝国主义、西方民主、普世价值便成了仇恨对象，成了人人喊打的妖魔鬼怪，以此拒绝西方的任何批评，把西方的所有批评都说成是干涉内政，从而刻画出了“伟光正”社会的言论禁区。

 

有了仇恨教育自然也就有了忠心教育，因为人有恨也有爱。专制者灌输仇恨教育，一方面是要屏蔽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是要建立对自己的忠心和热爱。于是，“党或国家”就成了极权社会所有人心目中的神，它独一无二、永远正确，它值得所有的人都为之牺牲。似乎所有人都牺牲了，“党或国家”依然存在。“党”就是这样一个不依赖于个体而独立存在的怪物。“党”这个怪物是要喝血的，它必须把他人的血肉之躯吸干才能生存。在纳粹德国，他们的国歌名叫《德意志高于一切》，他们的妇女是为德国生产优良后代的工具，科学被“看作是增进国家荣誉的一种工具”，教育的目的“是把青年锻炼成一副有用的工具”（《我的奋斗》）。在共党国家，把人说成“螺丝钉”或“人材（才）”。曾经流行这样的话：“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专制国家可以培养火箭专家、导弹专家等，但永远不会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这与极权国家的性质不相容。极权国家需要的工具，工具是没有个人自由意志的，它可被任意操纵、控制和丢弃的“刍狗”。所以，专制主义者都热衷于把人变成工具，而把人变成工具的利器便是所谓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设定了外部敌人就可以一致对外，就可以转移群众视线。亚非拉独裁国家都以美国为最大的敌人。制造一个罪大恶极的假想敌，污蔑它要进犯我国，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庸民的危机意识和仇恨心。《道德经》第69章说：“祸莫大于无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兵胜矣。”在这里，无敌：无视敌人，即轻敌。“祸莫大于无敌”是说：最大的灾祸就是无视敌人，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而骄傲自满，给你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而灭亡。人民为了对付这个最恐怖的外敌，就会抱紧本国独裁者的大腿，专制统治就因此而长寿。

靠树外敌来统一思想并维护自己的江山，是专制者驾驭愚民的法宝。120年前，慈禧依靠义和团向西方世界宣战，导致8国联军占领北京。余英时说：清朝政府被外国欺压以后，它的权威日益下降，所以它发动仇外运动。慈禧想把光绪废掉，外国人却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她听说有义和团反西方的事情，于是就以朝廷名义奖励义和团反帝国主义。虽然慈禧不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但慈禧的实践无疑成了反西方文明的共产党的先辈。可以说，共产主义是传统专制主义的升级版。中国一向有反对外国传统，就是只要跟外国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这是中国人帮派思维的传统。判断一个观点正确与否，不看观点本身，而看你的立场：“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说中国的缺点就是汉奸；你说美国好就是洋奴。”这种帮派病毒思维是极端原始、野蛮、荒谬的。

把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是统治者维护江山永固的分而治之的鬼蜮伎俩。“敌人”是专制思维的产物，是同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敌人”这个概念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处于战争状态的双方，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而相互为敌。而在和平时期，有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危害社会或他人的罪犯，可以依法惩处，没有必要高呼“外敌来了”。

余英时说：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接近义和团的事情就是文革，那时把所有外交部人员都撤了，陈毅被批为“对外不够硬”，因此找一批无知的、狂热的、仇外的“战狼”主持外交。毛靠树外敌来统一思想，与慈禧类似。马教与回教一样，始终以暴力相伴。马克思有过毁灭一切的狂想，金家是宁愿毁灭宇宙也不下台的！这种恐怖主义的同归于尽的价值观与民主轮替的双活价值观是矛盾的！马列认为：它们领导的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定能能够胜利的。为什么？因为：无产阶级是大多数而且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所以，有能力战胜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夺权的目的，拼命鼓吹阶级歧视与阶级斗争（儒家也鼓吹报家仇、雪国耻）。这和孟子的仁者无敌论类似。“仁者无敌”的意思是：施行仁政（省刑罚，薄赋税，灌输“孝、悌、忠、信”的价值观）的君王，必然赢得民众的拥戴；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就可以报仇雪恨，能战胜天下的所有敌手即天下无敌。然而，历史却是秦国统一了中国，随后秦又灭了，后来的王朝又落入了秦政的老路。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新政权也会步上历史的老路吗？是的，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社会的重新洗牌，使原来的“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成了统治者，而使原来的“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成了被统治者；其政治结构并未变化甚至恶化。

马教社会，地富反坏右等敌人的人权一律被剥夺。敌人无人权，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把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一切由党头说了算。一般的划分是，谁听共党的，哪怕你实际是剥削阶级出身，你也是人民；不听共党的，更不必说反共了，一定是“反动阶级”和“敌对势力”。1957年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提出了六条标准来作为人民和敌人的划分标准。看起来似乎有理；但是，这六条都没有明确的内涵，说是标准，实际上没有足以定性定量的指标。这就使得掌权者得以随心所欲地作出解释，把他们认为有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社会力量，加上“敌人”的名义，进行打击迫害。毛在讲话三个月后所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今天，人民的敌人不是“外敌”，而是垄断政权的权贵。他们是罪犯，是危害人民的病毒。对于公民来说，任何个人都不是我们的私敌，即使是那些滥用权力、罗织罪状、残酷迫害无辜公民的专制制度维护者。

二，华人的复仇思维

华人的龙图腾的崇拜，一半是动物性的暴力崇拜，一半是动物性的生殖崇拜。“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并延伸出暴力之神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很清楚地表述了中国民族精神中的野蛮残酷性。万物和百姓都被《老子》视为转瞬即逝的垃圾即“刍狗”，这垃圾似的“刍狗”还被愚民敝帚自珍，中医还把“狗屎”等粪便当灵丹妙药。国人把残酷性当成了实现自我的灵丹妙药，搞起了野蛮的报仇雪恨的竞赛。在国人的意识中，生命没有神圣性，人为刍狗，杀戮多少，饿死多少，常常熟视无睹。统治者对草民的压榨到极限；草民一旦造反，也是斩草除根、血流漂杵。

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博爱包容性？公元前494年，吴国夫差打败越国，越王勾践被迫求和。伍子胥认为：不能与越国讲和，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可是吴王不听。勾践投降后，便和妻子一起前往吴国首都苏州，做夫差的奴隶。夫差每次出游，勾践总是拿着马鞭，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后来夫差有病，勾践竟亲自去尝夫差大便的味道，以便来判断夫差病愈的日期，还谄眉地说：如果大便是香的性命就有危险；如果是臭的说明正常。而大王的粪便是臭的，一定马上痊愈。吴王因此被感动，公元前491年让勾践回了越国。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发誓报仇，送西施给吴王实施美人计，在西施蛊惑下，夫差下令伍子胥自杀。公元前482年，勾践乘吴国军队北上之机，打败了吴军。前473年，越国再次向吴国总攻，勾践打倒了仇敌夫差，为了防止夫差报仇雪恨，把夫差的王族全部“斩草除根”，建立了“胜者通吃”的制度，这套“斩草除根”被不断地发扬光大！这样，国人之间若有争端，则一定势不两立；胜利一方，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斩草除根诛人九族。

邪教的共同点就是鼓吹复仇与屠杀。我们知道：复仇厮杀是原始民族的主旋律，印度洋岛屿中的原始人见外人就杀，他们只有原始野蛮的帮派病毒文化。帮派病毒文化认为：我族最先进；非我族的异族就是非人类的蛮夷或敌人，灭之不为过。这种弱肉强食的帮派思维就是病毒掠夺性本能的反应。

古华人的“我”就是自家人的“亲亲为大”；“敌”就是“禽兽”。汉人把外族视为非人的虫犬族裔，暗含了“杀之非杀人”的弱肉强食主义，所以，岳飞才“壮士饥餐胡虏肉”。为了自己的帮派能克敌制胜，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没有道德底线！商鞅变法规定：杀一外国人，官升一级；这就成了陕西人嗜血复仇的悠久传统。

华人的思维模式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市侩得很！“仁爱子女”本是无条件的爱，并且由此慢慢生出博爱来。儒家却把“孝敬父母”作为仁的根本和先决条件，“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爱子女”变成了有条件的爱，是对人类无条件爱的本质的反动。墨家的所谓“兼爱”就是偏爱自己的意识形态，推行“杀盗非杀人”的报仇主义，没有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的思想。

中国是个血缘性的丛林社会，崇尚亲情，加之缺少宗教的抚慰和化解，人们容易仇恨他人，也更容易记仇。报恩与复仇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民间。2018年大年三十，陕西人张扣扣连杀三人为母报仇，被无数国人树立为英雄。“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仇恨对仇恨，却不能被视为常理。这是整个人类的演化告诉我们的历史真谛。”

199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的博士留学生卢刚，出于狭隘嫉妒的心理，一怒之下枪杀了同门师兄共5人，然后饮弹自杀。几乎把Iowa大学的天文物理系给毁了。这个事件让美国的华人感到人人自危。但美国人并未因此而歧视华人。被卢刚枪杀的副校长的兄弟姊妹没有“以牙还牙”，没有“血债要用血来还”，而是联名给卢刚的父母写了一封安慰的信；他们还把副校长的遗产捐赠给学校，设立奖学金专门颁给华人等外国学子。

而卢刚生前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充满了仇恨，信中说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找到几个贴（垫）背的”。“死也找到几个垫背的”就是弱肉强食的病毒思维，不可能有文明！因为：“恨”是一种原始野蛮的非理性情结。爱亲友与恨敌人二位一体，遂有“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之论；爱善人与恨恶人一体不可分，遂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之说。有爱就有恨，仿佛天经地义。

三，以博爱思维代替仇敌思维

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与恨分离的爱。2000年苏北的4个贼人在南京行窃，杀害了德国人普方1家4人。死者家属反对给凶手以死刑。凶手被枪毙后，德国人创立了基金会专门资助苏北的穷学生。

文明社会禁止仇恨教育。二战期间，日本受到了美国的巨大打击，但战后的日本没有对国民施行仇恨教育，德国、意大利都没有。相反，这些国家与美国建立了联盟并向美国学习，这绝不仅仅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是价值观相同的必然。

基督教文化是反对仇恨的博爱文化。2007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裔学生赵承熙的持枪射杀31人后自杀。令人意外的是，美国人在悼念仪式上点了32根蜡烛，为32个生命祈祷（包括了凶手赵承熙）。这是一种超越了爱恨情仇的神爱。美国人没有选择仇恨，而是选择了宽恕。在他们看来，害人的凶手也是人，也是受害者，也值得同情，最后这校园里立了32个石碑来铭记这个事件。

回教是杀异端、杀异教徒的邪教，直到被侵略民族投降愿意做臣民、做奴隶才停止屠杀，然后就是对异教徒征收重税，甚至可以抢占、强奸异教徒的女人。阿富汗的塔利班炸毁所有的佛像并发起了回教恐怖主义，近年的伊斯兰国的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充分说明了回教的邪恶性。层出不穷的伊斯兰的极端分子，向西方文明社会发动了无数次的“9.11”进攻，滥杀无辜成千上万；可是，美国并未掀起反伊斯兰运动。因为：美国法律禁止仇恨教育。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其孩子从幼儿园起，到小、中、大学……从来听到过“谁谁谁亡我之心不死”，“谁谁谁是我们的死敌”，“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病态价值观。美国的下一代充满爱心，高度警惕任何歧视，身体力行《独立宣言》所说的“人被造而平等”，在上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标志是火和熟食，人类由野蛮人进化为文明人的标志超越了帮派思维进到了逻辑思维的正义价值观阶段。爱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恨并不能帮助人类解决任何的事情！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要以善胜恶”。当彼得问耶稣应饶恕人几次时，他以为7次已太多了，耶稣却说：要到“70个7次”即490次，这才是“爱你的敌人”。“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博爱价值观使人们超越了帮派意识而树立了全人类的公德意识，使人类由相互仇杀的野蛮人变成了相互博爱的文明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后说的，表达了他伟大的博爱精神！这种精神后来发展成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用爱去感化世界，最终改变世界。

这种博爱境界太高，但我们可以尝试拒绝仇恨对方。1992年和平奖得主、危地马拉女政治家里戈贝尔塔.门楚（1959-）就是实践“博爱”的典范。门楚一家几乎遭当局灭门：她的弟弟在经受16天酷刑后，当着整个部族人的面被活活割皮、火烤；她的父亲逃入西班牙使馆，却被扔进的手榴弹炸死；她的母亲被绑架，在遭受几个星期连续不断的强奸和酷刑后，尸体被扔在山边为野兽吞食。如果按照“杀人偿命”的古训，门楚要杀死多少凶手才能为亲人报仇？门楚在自传中写道：“杀害我母亲的人祝贺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称之为国家的荣誉。我意识到，说到底我们都属人类。我很平静地同他讲话，就像是同一个久已疏远的老熟人一样。”门楚没有把凶手当作敌人，未追求“血债血还”、“以命抵命”。

施明德曾经两次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坐牢25年，可谓苦大仇深，但他没有报仇雪恨。施明德指出：“一个受怨恨支配的人，不会有明天；一个让仇恨控制的社会，不会有硕景”。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文明的进程。”也就是说：一个充满仇恨和敌意的民族，不可能真正文明起来。

要塑造中国社会的博爱美德，就必须提倡“无缘无故的爱”。爱是超越功利的，爱是绝对不以这个世界也爱他来作为回报的。即便是整个世界都给他以仇恨，他仍旧要爱这个世界。因为，爱就是他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为了文明和民主，我们需要以逻辑的博爱思维代替野蛮的复仇思维。一些人为了推翻专制暴政，当然要打倒民主的敌人——专制。在民主初期，民主是有敌人的，古雅典的民主就被民主的敌人们消灭了；法国大革命后就遭到欧洲专制势力的反扑；西班牙从其国会起，经过900多年才实现民主，可见，民主敌人之顽固。但是，随着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民主的敌人大都转化成了民主之友；而且，在民主机制运行的时候，即使互有敌意的人也不能给对方以传统社会的“敌人”待遇。因为传统专制社会的“敌人”待遇就是：剥夺你的人权，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大刑伺候，诛灭你九族。民主社会是讲人权讲自由平等的，即使对有敌意的人也要平等相待，不能把对手当成以前的“敌人”。这就是基督教“爱你的敌人”的意思。因此，以博爱思维代替仇敌思维，才能纠正我们的思维偏差，才能使华人文明起来，才能开创华人的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