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废奴与东方奴工

每文提要：人们通常认为财产权是指物权，但往往忽视最基础、最重要的劳动财产权。对自身劳动力的绝对所有权意味着：人身仍是财产，只是自己的财产，决不是别人的财产，而且是不可让渡的特殊财产。在关涉到人身财产权的地方，人们可以从圣经发现如下内容：犹太人的法律与《汉漠拉比法典》的规定相比，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给希伯莱人做奴隶比给巴比伦人做奴隶幸福得多。在古代希伯莱时代，奴隶无论出于哪个民族，都被视为与希伯莱人同样的地位，每7天可以休息1天。“六日你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出23:12）。凡奴隶之逃亡者，在以色列先推定其受到了主人的虐待。而在巴比伦，奴隶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可言，也不享有7天中休息1天的权利；至于奴隶逃跑，仅仅经过主人证实后，可以割掉奴隶的一只耳朵。可见，亚细亚的东方使用奴隶的历史更为长久，对奴隶待遇更为残酷。

一，基督教不承认奴隶制

儒教学习厚葬而自愿当奴隶的董永，就是承认了奴隶制的正当性。犹太-基督教是不承认奴隶制的正当性的。这是因为，犹太人曾是埃及人的奴隶，在摩西带领下，他们才摆脱了被奴役的命运；摩西为此创立了犹太教，当然不会承认奴隶制。而基督耶稣更是反抗罗马奴役而死，更不会承认奴隶制。

废奴主义一直是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圣经宣告：“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利未记25：10）。在这一年，那些卖身为奴的人要全部得回自由，出卖地业的人要重新得回自己的产业。两极分化在这一年就会大大地缩小，社会再一次复归于公平，这就是禧年即“宣告自由”的年份。圣经还规定：在每7年末的安息年中，人必须复归于自由，“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事你六年，第7年他可自由，白白地出去。”信仰一神论宗教的犹太人社会不允许有奴隶制度的存在，这是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传遍罗马帝国并最后征服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奴隶制是罪的产物，与上帝的计划相悖逆。莱克坦修在《神圣法规》中说，“上帝眼里没有奴隶”。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对盗卖他人孩子为奴隶的人执行死刑。公元2、3世纪以来，基督徒开始大量释放和赎回奴隶；一些修会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不断将基督徒奴隶从摩尔人中赎回。欧洲的奴隶制随着福音的遍传而消失。“凡所交付我们的，应使他们自由。”一位自由人在释放农奴时说：“原始的时候，我们的上帝立一个乐园，放人在园里面，给他美满和完全的自由”(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第96页)。

1102年，伦敦宗教会议确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为非法。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分化出来的新教使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慈善救济，保护老人、儿童，提高妇女的地位，禁止酷刑、严禁株连无辜，作战不能伤及平民、也不能杀害或虐待战俘，消除古代遗留下来的奴隶制残余等。

法国1793年宪法第18条庄严地规定：“人人皆得将其服务及时间与人订约，但不得自卖或被卖。人的身体是不可以让与的财产。法律不承认仆人的身份；在劳动者与雇用劳动者之间，只得存在有关怀和报答的约束。”1794年，法国议会通过解放法国领地上的所有奴隶的议案。

从1788年开始，威伯福斯在英国国会争取禁止贩卖黑奴；1792年小皮特在英国国会中的废奴演说第一次赢得了多数议员的赞同。1807年初的伦敦，一位潜逃的奴隶被主人抓了，把他戴上铁镣交付给曼斯菲尔德法官。当时在英国有约15000名黑奴，每个奴隶价值50英镑。如果奴隶都获自由，奴隶主们将损失7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国家法律并未禁止奴隶买卖。曼斯菲尔德法官判道：“英格兰自由的空气不能让奴隶制玷污”，必须释放奴隶。

1807年3月25日，英国议会通过了禁止本国船只贩运非洲奴隶的法案。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欧洲各国同意禁止奴隶贸易。1830年，巴黎竖起古代奴隶起义的英雄斯巴达克的雕像；同年英属殖民地的奴隶制被废黜。1833年7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废奴法案（the Bill fo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宣布奴隶制为非法，并以每人27英镑，共付2000万英镑的赎金，解放大英帝国全境内的75万奴隶。 

与欧洲、亚洲、拉美各国比，美国的奴隶最少，只是因为奴隶制引发了美国内战，所以人们才特别注意美国的奴隶制。美国基督徒认为：无论奴隶制度多么温情，给社会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一个完全地剥夺了他人自由的制度就是邪恶的，与基督的“爱人”的精神相违背。正是基督的爱人精神，驱使美国废除了奴隶制。

早在7世纪，阿拉伯人就在非洲东部贩卖黑奴，比欧洲人早得多。有数百万黑人作为奴隶贩往阿拉伯世界。在欧洲取缔奴隶贸易之后，直到20世纪，阿拉伯人还在继续这一贸易。但至今没有看到非洲人要求阿拉伯人道歉。然而，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不仅向黑人下跪，还打算向美国黑人补偿14万亿美元……

二，“小康”社会的奴工现象

亚当.斯密是举世公认的近代经济自由原则的奠基人。他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它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地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

财产权实质上就是生命权。一个穷人仅靠可怜的一点财产活命，如果还会被任意侵夺，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圣经对于掠夺或侵犯他人财产(尤其是穷人财产)的行为是加以谴责的。“如果人偷了牛或是羊，无论是宰了或是卖了，他必须赔偿，以5牛还1牛，以4羊还1羊。……所偷之物，无论是牛、是驴，或是羊，如果发现在他手中仍然活着，他必须双倍偿还。如果有人在田间或葡萄园里放牲畜吃草，任由牲畜到别人的田里去吃草，就必须拿自己田间最好的，或自己葡萄园中最好的赔偿。如果火烧起来，烧着了荆棘，以致把别人堆积的禾捆、竖立的庄稼，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须赔偿。……任何争讼的案件，无论是为了牛、驴、羊、衣服，或是什么遗失了的东西，如果一方说：‘这是我的’，这样，双方的案件就要带到审判官面前，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双倍偿还给他的邻舍（《圣经出埃及记，第22章》）。

然而，中国的古圣孔子对穷人的财产权却漠然视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几只羊就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依靠；羊被偷掉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陷入了绝境。可见，儒家一直是以压抑或牺牲民间弱势者的正当人权和宝贵生命为代价的。

由于中国大陆对劳动产权的忽视，导致了人的价值的贬值。一般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偏低，而且其产权常常被“稀释”和侵害。如工资被拖欠，加班加点成为常事，劳动环境和居住条件恶劣等。《南方周末》上有个故事，一个打工者被老板扣了工资，怎么也要不回来。他饿了七天七夜，万般无奈，就趁老板不在家时，跑到老板家里，用一把刀子挟持小孩。后来警察把他抓走了。老板娘对警察说：“这个人没有任何凶暴之处，他对孩子非常温和，他如果能看到一丝公正的曙光，就不会这样铤而走险。”是老板先侵犯了他的财产权，逼得他走投无路。可是，这个社会只给他治罪，加给他更多的伤害。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弱者主持公道的起码机制，那么当我们批判弱者以暴易暴时，这种批判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的的霸权行为。

财产权就是穷人的生命权，它对穷人的意义比对富人的意义重要得多，其生死攸关的严重性质在穷人那里表现得更加直接、更加尖锐、更加没有回旋余地。37岁的罗贤汉因腿部残疾一直未婚，平时只靠一辆破三轮维持生计。衡阳市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30元，罗每月领不到130元，而且仅领了1年。因为市容“规定”，罗先后被扣过4辆摩托车。他到珠晖区政府要求归还，但珠晖区副区长邹传云说：要车，自己到废品站找去。此外罗还欠着他人的饭钱和房租。罗贤汉面对一次次的粗暴管理，终于在2004年6月10日中午，冲进珠晖区副区长邹传云的办公室，将汽油泼洒在邹和自己身上，然后点火焚烧。二人先后从二楼跳下，都烧成重伤，抢救无效先后死亡。可见，剥夺穷人的财产权就是剥夺了生命权。

2007年上半年媒体披露：在山西黑砖窑厂里，被拐骗被胁迫的工人们沦落为奴隶——没有自由、没有报酬、没有尊严、没有居所、甚至没有姓名的“黑人”——绝不比牲畜优越多少，比古希腊的奴隶制残酷几万倍！古代雅典城邦的常任吏员、警察就由国家奴隶（多为克里米亚的斯基泰人）充当的，他们有工资，可以自行觅取住房等……奴工不仅在山西，而且在河南、河北、新疆、福建、还有广东惠州也同样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