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世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外一种是中国逻辑。”说者不懂逻辑。因为这句话中的“逻辑”是属（大）概念，“中国逻辑”是种（小）概念，它们是从属关系，不能并列。正确的说法应是：人间有两种逻辑，一种是正确的逻辑即形式逻辑，一种是错误逻辑即强盗逻辑，强盗逻辑就是逻辑谬误，是病毒掠夺性本质在人脑的残余。所以，世上只有一种逻辑即逻辑思维，其他所谓逻辑都是负逻辑即逻辑谬误。
一，强盗逻辑是病毒掠夺性本质在人脑的残余
“强盗逻辑”是指以唯我独尊的强力为前提而作出的强词夺理、蛮不讲理的推断，是一种违反逻辑规则的谬误。儒家的“亲亲为大”，让血缘亲情压倒社会的正义规则；吴思先生让暴力压倒了一切，成了元规则。这些都是强盗逻辑的体现，犯了诉诸情感、诉诸暴力的逻辑错误。
病毒的本质就是损人利己、他肉己食即掠夺性。病毒极小，没有细胞结构；它们只能在宿主细胞内繁殖，在生命体外，它没有任何生命特征。病毒缺乏代谢必需的酶系统和能量，其增殖所需的原料、能量和生物合成场所均由宿主细胞提供。病毒表面的蛋白，能识别宿主细胞的某个膜蛋白并与之结合，结合以后便如同护士打针一样，将内含的DNA注射进宿主细胞去，让其在里面大量繁殖，导致宿主细胞裂解，让子病毒大量释放出来，再去感染其他细胞。病毒完全是个有条不紊的系统阴谋设计，整个程序就只有一个目的：入侵宿主，靠掠夺人家复制装配自己，大功告成后便引发定时炸弹，炸毁宿主细胞的墙壁，使自己能从里面逃出来，再去寻求新的牺牲品，简直是抢劫银行的惯犯。
错误的逻辑是以病毒的掠夺性为前提的。打着“最终目的”的旗号，最有可能把人当手段而不是目的，从而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危害。辩证法大师马克思说，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赤鬼们把自己当目的，把他人当手段。他们鼓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就是让那些弱者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吴思鼓吹：人类“文明”的起点不是商品交换，而是弱肉强食的抢劫。暴力统治集团和黎民百姓的关系是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的关系，统治集团掠夺人民即狼吃羊是在行使“合法伤害权”；那些掠夺来的财富叫“法酬”（有法律限度的掠夺）；统治集团的各种特权和享受，他称之为“血酬”；暴力统治集团对社会规章制度的决定作用，他称之为暴力元规则。吴思满脑子的病毒性胡言乱语，说明他中唯物进化论的病毒思想太深！新世纪以来，中国人为了自家经济利益把上百万的残疾儿和女婴抛弃，交给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抚养，显然是病毒的掠夺性行为，为人类文明所不齿。
病毒的掠夺性在人的思维上的反应就是帮派思维，帮派思维就是原始生物的掠夺性本能在人脑的本能反应！病毒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必须靠掠夺其他生物体的物质才能生存。这种原始弱肉强食的本能在初民思维中反应就是帮派思维——发展我（家、国）这个小圈子，掠夺我之外的世界。这种思维路径突出表现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家人必须相互包庇罪恶，没有真相，没有正义。父子相隐，父子相互包庇罪恶而仁爱就成了儒家最高的善！这样，推责即甩锅就成了帮派文化之特色。什么“美国投毒”、“外星人投毒”就成了这次新冠病毒文化之特色。为什么要天方夜谭地推责呢？因为做贼心虚，不得不贼喊捉贼也。只要贼喊捉贼并父子相隐，就可以使我帮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了，这是一种死不认错的夜郎自大的病毒思维方式。
帮派思维的原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按照这原则是无所谓是非曲直的，只要认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如果认定是敌人，则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这是典型的感情用事的非理性主义！其实，“敌、我”都是“罪人”，“我”不一定比“敌”正确、正义；更不一定比“敌”高级、优越。可是，帮派思维始终把“分清敌我”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正义放在第一位。这就是病毒思维的原始性、落后性、野蛮性和残酷性。华人分清好人、坏人的帮派思维认为：我族是先进中心，时时刻刻不忘父母的恩情；非我族的他族他国（因为无君无父）就是非人类的蛮夷或者敌人，灭之不为过。这种弱肉强食的立场思维由于缺乏正义必然是拜物教的巫术思维。在中国高考考场外，家长们穿旗袍叫“旗开得胜”，拿支向日葵叫“一举夺魁”。国人在这种文字游戏上乐此不彼，这其实与象形文字的《易经》渊源有关，都属于“天垂象”巫术思维，通过人造“象”以满足个人愿望。巫术象形思维是国人普遍思维，在国学研究圈更加突出。别以为你生活在21世纪就“与世界接轨”了，国人的思维还处在蛮荒的丛林文化状态。
对于帮派思维者来说，不用思考，仅仅用感情，就可以建立敌视心理，企图致对手于死地。为了自己的帮派能克敌制胜，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没有争议底线！什么“斩草除根、诛九族、杀人放火、兔死狗烹……”，这种弱肉强食的做法充满了丛林的恐怖！可见，帮派意识只是一种原始病毒的本能反应，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就是辩证法的“一分为二”：它把人简单地分为“敌、我”两部分，把二者搞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排斥性关系，是一种病毒性的弱肉强食的原始生物的本能。这种病毒本能被尼采升华为“超人取代常人”的过程，被马克思描述为“共惨制新人取代私有制旧人”的过程，被华夏狮人们讴歌为“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过程，本质上都是反逻辑的病毒性思维。
二，何谓普世正义的逻辑思维？
正确的逻辑是以普世价值为前提的。在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人的生命永远摆在第一位！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是绝对重要的！除了上帝之外，人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人就是目的。康德说，“一切人都是目的而且一切人又彼此地都是手段。”在相互利用（“互利”）中达成自己和他人之目的。这种“互利”必须在有利于生命的范围内，而不是相互危害生命。凡危害生命活动如吃人肉、喝人血、吸毒等必须禁止。人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人就是人的最高目的。所以，顾准说：没有最终目的（即共产主义）；只有不断地实现或完善人的自由的经常性的工作。
正义的逻辑思维强调的是一律平等、一视同仁的同一律。普世的公平正义是超越了帮派立场后进行逻辑思维的结果。西方提倡博爱，就摆脱了帮派思维。为了能够公平、正义地生活，他们一定要由中立的、超越的第三方（司法）来裁决社会纠纷，并做到司法独立。中国一直无司法独立，从慈禧太后干预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中，就可以看到行政官员判案，司法未从行政里面分离出来，何来司法独立？而且习近平特别反对司法独立，这就说明：中国一直就是最原始的病毒社会。以审判例，两千年多年前的古罗马就实行无罪推定，定罪要翔实可靠的证据；而中国一直推行有罪推定，严刑逼供——扒皮、抽筋、滚钉板……冤案层出不穷，直到最近才考虑推行无罪推论。病毒社会无公平正义，而司法独立的西方就保证了公平正义原则的贯彻落实，使社会和谐安宁。这样，他们就跳出了小圈子立场意识而树立了公德意识。圣经说，收割的时候，不要割得太干净，要留些果实给穷人。可见，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对弱者的保护。希腊罗马的法律说：树木不要太靠边界或太高，以免影响了邻居的采光和通风。这种处处替他人考虑的博爱之心使人人向善，社会和美。
西方社会不搞分清敌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要讲维护人权尤其是维护人的自由平等权和尊严权！譬如：林肯总统的军队击败南方李司令的叛军，美国没有把叛军斩尽杀绝，而是让叛军解甲归田，李司令后来出任大学校长，李司令纪念碑依然树立在南方。这就是美国人的妥协博爱传统，双活双赢！而同时期的李鸿章在长江流域大杀战俘，太平天国战乱引发了人吃人。人吃人就是原始生命的病毒性本质。
形式逻辑是所有人共有的思维形式的规律，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公共理性，即：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幸福，那他就必须先使别人获得幸福。可见，市场的逻辑就是普世正义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就是人们理性思维的公约数，这些正确思维规则当然会被大家接受。
逻辑这个词来自英文logic，是指经过判断和推理得出结论的正确思维方式，而判断和推理是离不开由概念组成的命题（陈述句），因此有人把逻辑的定义简化为：通过概念来进行正确思维的方法。这种举世公认的普世逻辑就是我们平时所学的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中国人知道逻辑这个概念才一百来年。虽然古代中国人没有逻辑这个概念，但是他们也会判断和推理。例如《两小儿辩日》记载了两千多年前，两个小孩运用推理和孔子讨论太阳的远近。当然，古中国人逻辑水平很低。
最著名的例子是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意思是：杨朱主张为自己，就是不要国君；墨翟提倡爱众人，就是不要父亲；不爱国君不爱父亲，那他们就都是禽兽。依此类推，胡适大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孙中山常题“博爱”赠人；按照儒家理论，胡适、孙中山岂不都是“禽兽”？孟子显然是把条件关系弄错了：“兼爱”与“无父”之间不能划等号，“兼爱”与“有父”是相容的。
现在我们学习了西方人总结出的有条件联系的因果关系（假言判断和假言推理），三段论等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思维方法和老外是一样的，只不过逻辑思维还不普及罢了。由于逻辑未普及，中国人很容易犯逻辑错误，譬如：东拉西扯，诉诸情绪。所以，中国人必须认真学习形式逻辑，以便克服逻辑错误。
三.逻辑思维与帮派思维的区别何在？
1.重心不同。逻辑思维强调思维要遵守逻辑规则；帮派思维强调遵守帮派规则，如分清敌友、拜老大为圣贤，把老大当神一样的崇拜。帮派思维的语言的本相是其反义词，如“先进性”其实就是落后性、野蛮性；“为人民服务”其实就是掠夺性、侵吞民脂民膏；“老大的神性”就是病毒的寄生性和强奸性。
一种文化的核心部分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信仰），二是思维方式（方法）。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中国人开会不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在密室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朝会就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中国人的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2.说理的有无。逻辑思维强调遵守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就是强调说理过程中的一致性。帮派思维强调等级和压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说服人的逻辑。这种拜权威的思维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违”，就是听老大的话，尚同老大。圣贤根本不屑于推理论证，直接把结论灌输给粉丝。如老子、孔子的书就只有结论，没有论证过程。利玛窦认定：华人没有逻辑的概念，即使在道德领域也仅是“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中华书局版《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1页）。儒学连最简单逻辑如定义都不懂，这导致了概念模糊，易引起诡辩。如“仁”就有多重含义且包含了矛盾，“仁者爱人”爱谁？“亲亲为大”爱血亲，“克己复礼为仁”爱帝王，没有公平正义“父子相隐”就是最大的不仁。
由于中文语词模糊，特别容易引起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逻辑。一个历史悠久的例子：白马非马。翻译成英文，A white horse is not a horse，逻辑不通。不要说翻译成英文，就是翻译成白话文，也逻辑不通：白颜色的马不是马。公孙龙的脑子出毛病了，不停地偷换概念。其他的如墨子的“杀盗非杀人”也是偷换概念的产物。
中国初民的思维是原始人的巫术思维。巫术思维的特点就是抓住事物相似进行类比，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感应”或者“天人合一”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圆地方，故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块骨头”……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挺有理，实际上这句话的前提推不出后面的结论。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逻辑思维能力差，不善于说理。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
3.科学的有无。中国最早的数学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大约成书于西汉时期，是“数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产物，全是为了实用，它写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既无“圆”的定义，又无“方”的定义，甚至没有“矩”的定义，谁能理解？这是因为：华夏数学没有逻辑学指导，没有“概念”的逻辑思维，所以，中国数学就毫无科学性可言。中国的实用数学的计算工具是“算筹”，主要是一些小竹棍。由于特别崇尚“位置”的贵贱（贵贱位矣），算筹自然要体现出“……万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等等尊卑贵贱秩序，算筹最终变成了僵死的算盘。
4.正义的有无。逻辑是超阶级、超党派、超国家政治的中立工具。而中立恰恰是公平正义的基础。西方的司法女神之所以要蒙上双眼，就是要摆脱视觉诱惑的偏差，倾听双方的辩词，然后经过逻辑思维依法做出公正的判决。可见，逻辑是社会正义的基础。“帮派思维”缺乏蒙眼女神的中立与公正，更易受视觉诱惑而偏听偏信而远离正义。这是因为帮派思维与象形文字有关联，象形文字的重心在视觉及其形象思维，拼音文字的重心在听觉及其逻辑思维。人类最初的形象思维就是在原始社会早期，当然是帮派思维。为本帮派谋利，哪怕杀人祭祀搞得人头滚滚，你也得执行；当然要隐瞒丑事“父子相隐”，没有公平正义。所以：帮派思维叫邪恶的仇恨思维，逻辑思维叫正义的博爱思维。
中国文化是强调“孝亲”的立场文化，看任何事情都是从自我（家）利益的立场看问题。由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人们只能以权威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逻辑上叫做“以人为据”的错误。其实，就是现代名人说的话，也不一定可以作为论证的前提，可文革时的中国人开口闭口都是伟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是一种拜圣思维，与逻辑思维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人习惯于拜圣思维，着是因为：中国人心中没有是非，只有对错。何谓“对错”？对者，队也，站队。和我站在一起就“对”了，如果“错位”了就是“错”了。因此，国人在公共讨论的时候，首先要分“对错”。一句话，站在什么立场，为谁说话？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不跟圣王一拨的，肯定是坏蛋。这就走向了二元对立思维。二元对立思维要求射人先射马，杀敌要诛心。不管对方说得是不是事实，关键是，你这样说，是什么动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你批评一位名人，其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为人格问题、立场问题。你道德败坏，所以不诚实，说话不可信。这便是抹黑对手，把对手打成品行低劣者。这种谬误叫“诉诸人身”，指的是攻击（或歌颂）提出论题的人。通过诋毁（或拔高）对方的人品，达到否定（或肯定）对方主张的目的。人身攻击者的目的，是激发情感，引发听众心理联想，诉诸非理性因素，达成否定对方论题的目的。用篮球运动中的“打人犯规”来比喻，正常的讨论就好比是“打球”；但有人不是“打球”，而是打带球的人，便是犯规了。因为，即使是人格有问题者，别人说的话，未必全错。不能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反对”。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事实就是事实，不在乎谁说出来。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人与事，应该分开考量。
逻辑规则至上的思维必然必然生出崇尚真理的科学，社会科学应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人类生活的最优目标，它应该是使所有人的幸福感达到最大化，其基本原则是公平正义。这个标准必须以逻辑学为根基。柏拉图的《理想国》有这么点意思，比如定义“正义”为各尽其能各司其职，比如由最不自私且智慧的哲学家来当国王。
帮派规则至上的思维必然生出种种拜人的迷信，是一种原始野蛮的病毒性思维。而儒学根本没有公平正义的观念：男人可三妻四妾，女人只能从一而终；皇帝可一夫万妻，太监就得割屌。《礼记》规定国王可以娶几十上百个妻妾嫔妃，并规定每晚都得和妻妾们轮流性交，这哪能有效治国啊？除非他偷工减料（儒学这方面的设计还不如伊斯兰）。诸子百家鼓吹的独裁王道违反了这个最优目标，甚至连公平、正义、自由的概念都没有，而当代华人鼓吹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和新权威主义，和旧王道专制独裁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病毒思维之产物。
处于原始思维的人群，不可能拥有平等的人格和互相尊重的逻辑自信，更无从产生正义的科学——法治科学。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违背逻辑的同一律，是思维谬误.
